[转帖] 作者：张耀杰，原题：《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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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1年3月22日，作者：张耀杰，原题：《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98年前的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回顾历史，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对党魁孙中山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的《与刘羹臣书》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在写给留守北京的湖南同乡刘白字羹臣的私人信件中，大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湖南桃源县老家为老母祝寿，耗费了十多天的时间。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或来北京，尚未定，尔时当再电告；如赴日本，则拟请兄同往，兄接弟电时，即请将弟衣物带齐，往沪会晤。”
　　
　　关于“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内阁：“俄库之事，想政府亦无善法，最良之结果，亦必至于承认俄人要求之三条，然此犹必须政府从速妥结。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约仍旧拖延敷衍为多也。欲救此种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后而已。”
　　
　　这里所说的“俄库”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着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在俄罗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驱逐了满清政府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并于1911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1月，俄罗斯政府又与外蒙当局私自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约》，全面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
　　
　　关于“政党形势”，宋教仁分析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在这封信中，应该为担任私人秘密的刘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专门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弟目下财政颇困，兄如需款，请暂借用，至沪后当另设法也。”宋教仁遇难之后，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于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纪元报》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5000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
　　
　　国民党方面对此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为了革命事业经常债台高筑并且欠债不还，才是包括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在内的职业革命家或前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常态，也是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向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捕风捉影地捏造虚构“宋犯骗案”的现实依据。
　　
　　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宋教仁围绕《间岛问题》所展开的未遂诈骗：他花费几个月时间写作《间岛问题》，目的是证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考虑到自己的“党人”身份，只好通过同乡许孝绶转送老上司李家驹。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人得到此书稿后，在对日谈判中赢得主动，便通过电报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于中日报刊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借机陷害，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他以政府必须“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为借口，打算从李家驹那里诈骗一笔公款用于革命事业。在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确表示自己“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令人遗憾的是，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在从胡韫玉编《南社丛选》中收录宋教仁这封《与刘羹臣书》的同时，还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一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书”：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等值的20万港币。孙中山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到的也只是每月3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反复谈判，争取到的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袁世凯的巨额馈赠的。
　　
　　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刊登了出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长沙抵达武汉的具体行程：“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
　　
　　其二，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内阁。”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显出来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架空虚置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的长沙演讲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宋教仁的汉口演讲
　　
　　据前述《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介绍，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除了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重点介绍同盟会及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的缔造之功外；又像此前所写的《与刘羹臣书》一样，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
　　
　　“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
　　
　　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第一次以当仁不让的排他性态度，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在1913年2月1日的《与国民党诸公书》中，刚刚抵达汉口的宋教仁，便开始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态度，迫不及待地为所谓“正式政府”的“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进行考虑。2月10日，宋教仁在汉口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发表演说，被2月13日《民立报》以《宋遯初之危言》为标题公开刊登。宋教仁在演说中所阐述的，正是《与国民党诸公书》中的主要观点。
　　
　　关于内政，宋教仁基于候选总理的立场批评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孙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议：“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功勋，实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对此事以迁延为第一办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中山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对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1913年4月2日，谭人凤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介绍说，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公开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在《石叟牌词》中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回忆说，由于宋教仁迟迟不肯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于1911年10月8日带病前往，等到他与居正赶到武昌时，已经是10月13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第四天。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早在三天前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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