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大苗：那，或许是历史的一个情境——谈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 那，或许是历史的一个情境——谈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 | 李大苗 | | | 罗曼罗兰决定将《莫斯科日记》封存五十年，当然其结果并非仅仅封存了五十年。 |
| 纪德看到的其实罗曼罗兰都看到了，而罗曼罗兰想到的，未必是纪德都想到了。揣摩起来，纪德的很多看法是对现象的推测，有很强的直观，可罗曼罗兰呐，其《莫斯科日记》中不乏从人性侧面的摸索。看起来，纪德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对苏维埃社会作出的判断更在于政治性。而罗曼罗兰呢？
我很难相信在谎言中生活可以很是从容，从莫斯科归来的罗曼罗兰似乎并非如此。从他和纪德反目，以及其后直至他故去，在意识形态上，其实也就是在苏联问题上，可罗曼罗兰毕竟能依旧那么从容。一个人可以两面地活着，在公众面前他是正义的化身，在内心中他依然可以自觉在正义中。正义和真实两立，不是可能，也不是可以，而是事实。不仅仅在于事实，不仅过去的是事实，而且今天依旧可能为事实，也可以为事实。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罗曼罗兰就是正义的代表，社会良知的化身，属于全人类的，直到今天他的文作不依旧还是那个时代的证明么？他正是说了人们愿意听的，说了人们喜欢听的，说了人们需要听的，所以人们愿意于他、喜欢于他也需要于他。人们需要真相么？关于苏联，人们并不需要真相。特别是人们认为揭示真相有着恶毒动机暗藏其后的时候，人们厌恶，从内心从直觉都厌恶真相。罗曼罗兰知道，真相对欧洲和世界千千万万民众远不如正义有效，讲述真相就意味着变节和唾弃。
一九三二年，全世界都在议论乌克兰发生饥荒，伏尸遍野人相食。这些消息从逃亡国外的白俄和白乌的人群中传来传去。《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当时去那里做了采访，他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后来又在另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但杜兰蒂是在说谎，因为他转过身就对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外交官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１０００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
其实，罗曼罗兰和纪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受邀到苏联访问的，有着很深刻的政治用意，虽然表面上是假高尔基之手。他们都感受到其所受到的精心照料和豪华款待，并非高尔基能力所为。甚至，罗曼罗兰都看到高尔基本人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配置如此庞大的警卫、秘书、厨师、内勤，享有如此荣华富贵的侍候。罗曼罗兰还明白，我以为他应该明白，生活在如此尊荣的环境中，作家不可能再有思想、再有社会洞察、再有源源不断的创造能力。
革命时代的高尔基有勃发的创造力，革命时的罗曼罗兰也是如此。当这些作家成了革命权贵或革命代言人的时候，他们再也没有以前的敏锐，任何一个谎言就可以蒙骗他们，即使目睹到事实，他们也愿意视而不见、观而不语。苏联就是所有革命家的终极的大同世界，他们的信仰需要这个世界来体现。对这个世界的任何诋毁都意味着对自己赖以存在的颠覆，都意味着否定而且是彻底地否定自己的价值，自己追求的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崇高信念。
罗曼罗兰决定将《莫斯科日记》封存五十年，当然其结果并非仅仅封存了五十年。为什么是五十年而不是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一百年？他们造访苏联的时候，那个共和国尚不足二十年，就算做一个二十年的故事，难道还要多上三十年来隐瞒么？当然或者来证实么？后人以苏联解体来证明什么，其实呢，或以为大家忘记了，当时的历史期待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是在一个国家胜利之后，正在向全世界进发的世界革命。我以为，这才是罗曼罗兰的蓄意所在，五十年，世界革命成功之后，一个思想者的先行批判。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罗曼罗兰病倒在瑞士的历曼湖畔，圣雄甘地探望时对他说：“俄罗斯所发生的是个难解的谜。我深深的怀疑其实验最后能否成功。即使表面上看似成功，可是成功的背后里却是暴力”。那时包括罗曼罗兰和更多的人的心里，都把苏联革命作为人类未来的希望，而这制度的黑暗面(恐怖、暴力)还已经或有所闻地泄露出来。相比甘地对以暴抗暴有着独到迟疑，对以恶惩恶，罗曼罗兰无疑有着自己的乐观。
为了崇高的目标，暴政有着历史的合理性，这是那个时代发自直觉的政治感应。其实，斯大林如此，托洛茨基也是如此。当罗曼罗兰决心掩埋自己困惑或注见五十年的时候，有没有关于暴政会在历史过程中自己平息下来的想象呢？犹如“面包还是会有的”，革命的残酷仅仅在于其艰辛时刻的过程性想象呢？或者说是革命的明天是美好的那样的惦念呢？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抑郁的、走投无路的乃至令人激愤的年代。“一战”的后遗症令欧洲经济和社会异常沉重，本来就是在造就乱世英雄的气氛中。特别又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萧条，社会精神当然更是雪上加霜地困苦不堪起来。列宁式的国家主义、墨索里尼式的国家主义、希特勒式的国家主义，乃至庇隆式的国家主义都受到强大的捧喝，都是对社会幸福的暴力探索，甚至都自诩为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的光明大道。罗曼罗兰和其他更多的人只是选择了阶级专政，对民族优异有直觉上的恐惧。
《约翰·克里斯朵夫》，看起来他个性解放并非为罗曼罗兰所信服所寄望，没有对社会解放的由衷的话，罗曼罗兰当然看到俄罗斯的克里斯朵夫们麻木的、众口一词的、丧失个性的和浑浑噩噩的样子了。但在宏大叙事的历史情怀中，罗曼罗兰还是愿意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困惑于人类社会要获得什么就会失去些什么的犹豫中。当他和纪德奔赴苏联之前，他或已经为了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世界里愧疚愧疚自己做好了什么准备，挑剔无产阶级的不纯洁，罗曼罗兰自己也会觉得令神志很羞涩的了吧。
不由得我又想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有被回顾到的人物都是从公众的视线中真实地消失的，所有的案件都是堂而皇之地发生的。人们就是如此地生活在其中，恐惧地、懦弱地、毫无反抗地。这些事情都曾经被意识形态的敌人揭露出来，并大声谴责过、抨击过，但是人们就是认定那些是恶意诽谤和造谣，还悻悻然地喝道“我们不再受骗了”，扮演着历史大彻大悟的模样。真话，说了，你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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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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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4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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