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 1949-1950对华政策：英国、印度与美国的严重歧异
1949-50 年间，美国政府开始推行孤立、削弱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而这种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英国和印度是否予以协作。英、印两国是当时中国问题上最重要的" 第三种势力" ，是美国政府努力争取与之一致的主要对象。然而，英、印两国尽管同新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并且在许多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援助或谅解，但它们分别采取了与美国的意愿和要求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可以说，英、印与美国之间的此种歧异，构成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遭到的第一场大挫折，甚或构成了西方集团逐渐走向涣散和中立主义登上战后国际政治舞台的起点。本文将主要依据美国外交档案的有关史料，论述英国和印度各自在承认新中国、对华贸易、西藏、台湾以及朝鲜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上同美国的分歧，以弥补国内外有关研究的不足，文末并会论及可以从此项研究导出的某些较宏观的结论。
一
同美国的态度相反，英国倾向于承认新中国。这个海外市场和海外资产已急剧减少的国家相当重视对华贸易和在华投资。英国外交部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以前就估计，中国共产党的清明廉洁及其在重建国家方面的紧迫需要，可能使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得以维持和发展。华北和江南各大城市解放后保护守法外侨的政策进一步鼓励了这种观点。英国政府明白，只有承认新中国，并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才有希望从中国这个" 潜在的巨大市场" 中得到充分的好处1.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香港。1949年1 月，英国政府就开始担心中国共产党可能用军事和政治手段迅速使香港回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内阁急忙研究香港未来的命运，结果断定无法抵挡中共的大规模进攻。因此，要尽可能长久地保住这个重要的商业和金融据点，就必须同新中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至少要使英国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且，" 香港在供应上对大陆的依赖也确定了与北京建立官方关系的必要"2. 此外，英国面对欧洲的冷战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形势都要求尽可能避免与新中国敌对，否则英国及其盟国（特别是美国）会分散在欧洲对抗苏联的精力，同时不利于英国调整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体系。在后一方面，英国特别重视避免在对华政策上同印度分道扬镳，以免损害当时对它很重要的英印特殊关系3.
1949年元旦刚过，英国外交部就向美国国务院暗示：英国准备在比较灵活的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打交道。两个多月后，它又明确表示想过一段时间即予以" 事实上的承认"4. 英国的态度令美国不安。5 月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着手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 共同阵线" ，英国是他争取的头号对象。然而，英国外交部很快正式通知美国：英国在目前中国政府尚未正式成立的情况下赞同美国的政策，但" 要拒绝给予一个事实上控制一大部分（中国）领土的政府任何种类的承认，不仅在法理上站不住脚，而且引起严重的实际困难".7 月间，艾奇逊要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从对华遏制的角度重新考虑承认问题，并且和他共同组织对付新中国的多边磋商，结果被婉言拒绝5.8 月，人民解放军逼近广东，美国采取了更加敌视新中国的姿态，这就促使英国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是月23日，贝文向内阁报告了美国关闭驻广州、重庆、昆明等领事馆的决定，说英国不应尾随美国" 放弃我们在华的全部利益" ，而应" 实行我们自己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 和准备承认中国新政府 6.事实上，英国外交部在一星期前就向美国驻英使馆送交备忘录，主张在新中国正式成立后早日予以承认。美国感到问题严重，遂加紧阻挠。驻英大使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 ）约见贝文，陈说美英共同孤立新中国的必要。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W. Walton Butterworth ）则在华盛顿同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会谈，要英国追随美国，并以承认新中国特别对东南亚英属殖民地不利来恐吓7.9 月中旬贝文访美，艾奇逊当面施加压力。结果，贝文同意 " 谨慎行事" ，并和美国" 密切磋商"8.
贝文的让步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对中国愿与外国建交的表示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0月6 日，英国驻北平总领事覆函周恩来外长，提议先行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便促进两国贸易。英国事前不和美国磋商，事后也不通报，美国只是由法国相告才得知9.杜鲁门（Harry S. Truman ）对此颇为恼火，觉得英国人捉弄了他，艾奇逊也认为这一举动违背他不久前和贝文达成的谅解。于是，美英之间展开交涉。美国国务院指责英国言而无信，破坏西方团结，并且要求下不为例。英国外交部一方面解释致歉，一方面声称需要磋商的是" 法律上" 而非" 事实上" 的承认。贝文本人还颇不客气地要道格拉斯转告艾奇逊：事先磋商不等于取得他的同意10. 英国谋求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进程并未因此事停顿下来。10月间，英国政府宣布已就新生中国内地对香港的供应问题同中国新政府达成了" 非常满意的安排".与此同时，在广州的英国使馆办事处不随国民党残余逃往重庆。英国官方还公开否认了《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在10月中旬的一则报导：英国已向盟国保证不会早日承认新中国11.
随后，英国朝着与美国相反的方向加快步伐，其驻美使馆于11月1 日向美国国务院送交备忘录，表示英国准备 " 在法律上" 承认新中国。备忘录希望美国同英国一致，否则英国将自行其是。美国国务院对此大为反感。巴特沃思责难英国不提中国须遵守" 国际义务" 这一承认条件，艾奇逊则向贝文和英国驻美大使弗朗克斯强调，美国" 不相信急于承认会给采取这一行动的人带来任何长久的好处"12.英国政府不为所动，于12月15日决定翌年1 月初承认新中国。艾奇逊仍不死心，要贝文把承认时间至少推迟到越南保大傀儡政权粉墨登场之后，以免损害" 抵制共产主义蔓延" 的事业13. 此时缅甸已经承认新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几天后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稍事拖延也是英国所不愿意的14.1950 年1 月6 日，贝文通知周恩来：英国政府声明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5. 英国的举动影响重大。十天内锡兰、挪威、丹麦、阿富汗、芬兰、瑞典和瑞士政府相继承认新中国，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则于3 月底起而仿效。美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近于全盘失败。
二
在中国问题上，印度对美国的重要性仅次于英国。艾奇逊在1949年7 月间决定遏制新中国后不久，便设想由印度出面，倡导亚洲国家和美英法荷澳一起组成反华包围圈16.
但是，他的筹划失算了。虽然国大党政府惧怕中国革命影响及于印度，并且担心强大统一的中国会妨碍它维持和扩展境外势力，然而使印度新近获得独立的反殖斗争的领导者们，对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枷锁不无同情和敬慕。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认为，亚洲正处于觉醒的时代，印度独立和新中国诞生是这个新时代的两大标志17. 在他看来，美国敌视和孤立新中国表现了西方大国对亚洲人民的传统态度，印度不应当盲目追随其后。同样重要的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尼赫鲁当时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彼此接壤的国家，" 如果两国的关系不好，就将……长远地影响我国的未来" ，甚至造成毁灭性的" 反复的战争".要避免这样的危险，印度首先必须从接受" 历史重大事件" 的现实出发承认新中国。同时为了用外交手段保护印度在西藏的既得利益，也需要这么做17.
当1949年5 月艾奇逊着手组织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阵线时，印度的态度就令他头疼。印度外交部一会儿说" 完全同意" 美国的主张，一会儿又说希望保留自由回旋的余地，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则向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强调应当迅速承认新中国。虽然美国驻印使馆竭力谋求印度明确支持美国，但到9 月它已不得不认为 " 一旦中共政权牢固地控制了中国……印度政府就会准备承认"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个星期，印度政府便宣布：已通知中国政府印度正在研究承认和建交问题20. 这是走向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尼赫鲁访问美国。他在会谈中表示，承认新中国不可避免，而早承认比晚承认好。杜鲁门和艾奇逊十分不满，强调应当按照美国的立场协同动作，但尼赫鲁坚执己见21.11 月22日，印度政府通知美国：印度准备在年内承认新中国。对此，美国国务院向印度大使潘迪特（Vijaya Lakshmi Pandit ）夫人表示不满，告诫印度急于承认有弊无利22. 美国的阻挠鼓励了当时印度政府内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Vallabhai Patel ）为首的右翼势力。11月初，帕特尔就要求尼赫鲁在考虑承认问题时" 认真关注" 所谓中国对南亚的威胁，并且背着尼赫鲁和外交部同美国使馆商谈阻挠承认。在政府表明年内承认新中国的意图后，他又要求尼赫鲁拖延此事，但被婉言拒绝23.12 月30日，印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在亚洲的一次重大失败。
三
1949年3 月初，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解放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纲领— —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严格管制对华出口。管制内容为：对军事装备和其它所有直接用于军事的物资实行禁运；对输出非军用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数量限制；所有对华出口须经商业部许可，以便根据" 战略考虑" 予以批准和拒绝24. 事实上，非军用战略物资被规定得十分广泛，包括多种工作母机、精密仪表仪器、电子器材、机动车辆和车厢、化工产品和设备、钢材、有色金属、发电输电设备、石油产品等等。一句话，构成一国工业能力的一大部分物质要素25.
像在承认问题上一样，美国最关心英国的态度。英国是美国以外最大的对华出口国，又是一个有能力提供资本货物的工业发达国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一向起着西方对华贸易的重要枢纽和中转站的作用。没有英国的合作，美国的贸易限制就很难奏效。3 月下旬，美国国务院把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的精神以及管制对华出口的方法告诉英国使馆，要求英国采取同样措施，特别是严格限制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出口26. 但是，英国很不情愿这么做。早在两个多月以前，英国使馆就向美国国务院详细论证了对华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意义，并且认为西方国家和新中国贸易的前景并不暗淡27.4月初，英国外交部作出初步答复，强调英国将尽可能维持在中国解放区的贸易和其它经济利益，要求美国在" 共产党人开始对外国经济利益采取确凿的侵犯行动" 以前不施加经济压力。为了不过份得罪美国，它表示可以考虑禁运军事物资，但这必须以其它西方国家协同行动为条件28. 此后两个多月里，虽然美国方面多次劝说，但仍未得到英国任何明确支持29.6月21日始，美国国务院和商业部代表同英国政府官员在伦敦会谈。结果，英国方面答应禁运军事物资，但不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方面同中国大陆的转运贸易，除非法国、荷兰等国及其远东属地也这么做。至于非军用战略物资，除石油产品外，英国拒绝施加限制30. 艾奇逊对此大为不满，他要驻英大使馆告诫英国外交部：英国的态度将使西方丧失保护它在中国和远东利益的最重要手段。然而，英国政府非但未改变立场，反而于9 月中旬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备忘录，批评美国政策的指导思想，说把贸易用作对付共产党的政治武器徒劳无益31. 与此同时，艾奇逊和贝文在华盛顿会谈，限制对华出口是议题之一。会谈未使英国在这方面更接近美国，艾奇逊不得不承认两国的分歧难以弥合32.
在如何对待国民党1949年6 月下旬起对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进行海上封锁的问题上，英国也表现出同美国大不相同的姿态。美国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纵容和配合。美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斯普劳斯（Philip Sprouse）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封锁开始不久欣喜地说：对上海的封锁正在给中国共产党造成日益严重的困难，它们和其它方面的经济困难相结合，" 可望阻挠共产党巩固其统治，导致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多地用于维持后方秩序，最终削弱其南进势头，并且降低共产党在中国和东亚的威望"33.但是，英国的政策却相反。7 月下旬，英外交部建议英美合作向上海运送救济物资，以防该市发生可能危及外国人的经济崩溃或骚乱。它特别要美国方面考虑对国民党施加外交压力或派海军护航，以便载运救济物资的船只驶入上海。但是，这个主张立即遭到美国国务院拒绝34.10 月间，英国不顾美国反对，决定为驶往中国大陆港口（主要是上海）的英国商船提供护航。在杜鲁门看来，这是个" 最令人不快的事态发展"35.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决办法。噶厦对此非常恐慌。1949年11月2 日，它致函毛泽东，以独立国家政府的姿态，要求保证没有任何" 中国军队跨过西藏边界" ，并声称" 被兼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那些西藏领土" 应在中国内战后通过谈判回归西藏36. 两天后，它派代表向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 ）递交致艾奇逊函，请美国在人民解放军进藏时援助藏军抵抗。它同时还向英国和印度政府提出了类似的请求。12月，它又分别致函艾奇逊和杜鲁门，要美国转达并帮助西藏实现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并且希望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和派使团赴美求援37.
美国政府企望阻止西藏解放。美驻印和驻英使馆奉国务院指示分别与印、英两国外交官员协商，谋求他们的合作。但是，结果令国务院失望。印度当时虽然对西藏不无扩张主义图谋，但它更希望与新中国友好相处。亨德森向艾奇逊汇报说，印度不想为西藏问题损害中印关系，竟否认接到过噶厦请示军援的函电38. 英国的态度与此相似。它由于印度独立而丧失了在藏特权，支持噶厦分裂主义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实惠，反而将得罪中国，损害对华贸易和香港的前景。因此，英国外交部一边故作姿态地表示" 支持印度的任何旨在保护西藏自治的行动" ，一边却告诉美国，印度必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不会采取与中国对抗的行动。在西藏加入联合国问题上，英国向美国表示，苏联必定否决噶厦的申请，因而应当通过印度向噶厦说明申请加入联合国不可行39.
美国国务院仍不罢休。12月上旬，艾奇逊授权亨德森告诉西藏噶厦：美国将仔细考虑西藏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但无论在地理上或传统上西藏与印度和英国的关系都比美国密切40. 这是向拉萨方面暗示，应当对印度和英国做工作，而不宜由美国单独或直接出面予以支持。然而，新德里传来的消息继续使国务院感到沮丧。亨德森在与印度外长梅农（V. K. Krishna Menon ）和英国驻印副高级专员罗伯茨（Frank Roberts ）交换意见后，向艾奇逊报告说，他们都认为西藏不可能被接纳进联合国，而联合国就此进行的辩论反而会" 过份地激起西藏问题，可能促使中共更早地行动".至于如何对待噶厦派人赴英求援，梅农认为它可以通过印度与英国驻印官员联系，不应当直接前往英国 41.
鉴于英印两国不愿与美合作，美国政府只能暂时中止在西藏问题上的密谋活动。12月下旬，艾奇逊指示亨德森以非正式方法向噶厦示意，不要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申请席位。三个星期后，他又要亨德森敦促噶厦不要派人赴美求援。接着，他决定放弃向西藏派遣领事人员的打算42. 亨德森在当时的一份电报中道破了美国的难处。他说，支持噶厦的外交表示会使它以为美国将援助抵抗中共进军，而这是美国由于地理和军事限制所难办到的42.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噶厦则在昌都集结藏军主力准备决战。这一形势又使美国政府动作起来。3 月1 日，艾奇逊要亨德森试探假手印度向噶厦提供军援的可能性。亨德森回电认为，美印合作不可能令人满意，因为印度不肯同美国一起反对中国。他还说，即使印度愿意援助噶厦，也只会限于提供它自己的物资44. 艾奇逊还不死心。6 月中旬，他请英国政府敦促印度：" 悄悄地" 向噶厦提供军援。然而，英国政府强调自己" 在藏利益极为有限，没有必要介入中国内政" ，态度十分冷淡45. 如此一再碰壁后，艾奇逊又指示驻印使馆鼓动噶厦向印度施加压力，促其转运美援，或进一步提供印援。可是，印度仍不愿过多地插手46.10 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美国政府只能望洋兴叹。
五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且宣布了" 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即使在支持美国侵略朝鲜的国家中也引起了强烈不满。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它一再向美国政府表示，英国在朝鲜问题上支持美国并不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也予以支持。英内阁实际上接受了参谋总部于6 月底提出的主张：英国不应以任何方式介入保卫台湾和针对新中国的其它行动47. 英国政府担心，尽管美国已宣布将用武力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但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攻打该岛。而且，美国武装干涉台湾引致中国极为愤怒，加强中苏团结，这就有可能促使中国出兵朝鲜。在这两种情况下，中美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可能因此把主要力量集中于远东，削弱北约对付苏联的能力，从而损害英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48. 此外，保留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维护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利益以及与亚洲英联邦的关系等项考虑，都促使英国不赞成美国干涉台湾49.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里，台湾问题几乎是英美之间外交活动的焦点。7 月6 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约见英国驻苏大使凯利（David Kelly ），表示苏联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冲突，问英国就此有何建议。贝文得到汇报后十分重视，立即通报艾奇逊，并且向他强调应当积极、仔细地考虑苏联的试探50. 台湾问题被贝文当作实现和平解决的关键之一。他认为，如果苏联确实准备促成朝鲜恢复战前现状，那么它几乎肯定会把停止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作为一个条件，而英国应当促使美国作此让步。7 月7 日，他指示驻美使馆转达他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批评，请美国政府考虑改弦易辙，以便结束朝鲜冲突。贝文的请求使艾奇逊大为恼火。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 投降".他以强硬的措辞函告贝文：" 如果联合国允许侵略者插入其它问题并榨取让步，以此作为停止无法无天行动的条件，那么联合国和自由世界阻止侵略的能力将彻底丧失。" 鉴于美国顽固，英国只得向苏联表示不能提出和平解决的具体建议51. 但是，伦敦对华盛顿的不满依然如故。7 月15日，贝文致函艾奇逊，详细阐明并表示将坚持英国关于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公开澄清对台政策。主要由于英国的压力，杜鲁门于四天后发表谘文，宣称美国对台湾没有领土和特权野心，台湾的" 军事中立化" 不表示美国对该岛的政治问题有所成见52. 然而，这不能使英国放心。到8 月底，它还在警告美国台湾问题可能引起和中国的战争53.
新德里的态度和伦敦相近。印度政府一方面把武装干涉朝鲜当作" 抵抗侵略" ，另一方面认为美国与此同时用武力阻止台湾解放和加紧在印度支那援助法国人，是" 帮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力量"54.尼赫鲁在6 月底告诉美国大使亨德森：印度希望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如果支持美国关于台湾的决定，那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这么做还会加剧国内左翼力量的批评55. 对于朝鲜战争本身，印度政府也深感不安，担心它会愈演愈烈，甚至扩大为西方大国反对新中国的战争。这既可能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新成为亚洲大陆的支配势力，也可能使印度不得不放弃中立主义。因此，尼赫鲁在宣布接受要求援助南朝鲜击退进攻的联合国安理会6 月27日决议时声明：印度政府的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它改变和平中立政策，它希望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朝鲜冲突56.
7 月1 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提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苏联结束对安理会会议的抵制为前提，通过安理会内外的磋商谋求和平解决朝鲜冲突。随后，印度政府又对美苏两国进行了试探57. 印度的建议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如学者惠廷（Allen Whiting ）说，印度显然认为："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入联合国，连同朝鲜战争的解决，华盛顿就没有甚么理由继续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了。"58 7 月10日，章汉夫向潘尼迦表示，中国政府赞赏印度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和朝鲜问题分开考虑ft. 以此为基础，尼赫鲁于7 月13日分别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逊，正式提出印度的上述建议。斯大林迅速表示欢迎。中国报刊称赞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60. 但是，美国政府拒绝照此办理。早在7 月初，国务院就鉴于印度可能提出这类主张而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团：若有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迹象，即应坚决反对，并且可表示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更加反对中国席位改变61. 台湾问题则是决定这一立场的重要因素。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当时向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解释说：" 如果共产党中国成为安理会成员，它对台湾的要求权就很难拒绝，美国处境将变得极为困难。"62 7 月18日，印度外交部得到了艾奇逊给尼赫鲁的答复，内称结束" 北朝鲜侵略" 必须是无条件的63. 几天后，艾奇逊对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 G. Menzies ）说，尼赫鲁的行动造成了很大损害，其后果目前还无法估量go. 他所说的损害，无疑包括支持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国际阵线暴露出显著的裂痕。这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态。
六
从1949-50 年间英印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的严重歧异，可以导出某些较为宏观的结论，它们对于正确判断当时东亚甚或更大范围内的国际政治格局及其性质几乎必不可少，或者说可以为准确估量新中国成立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提供重要启迪。这一国际环境的主要构成无疑是美苏两个阵营及其对立。美苏在欧洲冷战早已形成，并且已经由于德国的正式分裂、东欧的彻底苏联模式化和北约的建立而进入其最高潮，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才步入局部缓和与冷战对抗两相掺杂的新阶段。此外，东亚冷战也已开始形成：美苏两国已在日本、朝鲜和中国问题上尖锐对立，并已拥有各自在东亚的联盟（特别是一方面的美日、美韩联盟和另一方面的苏中、苏朝联盟），不管它们是否已发展到正式的军事同盟形态。然而，像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那样，将这些当作新中国成立时所处国际环境的唯一（或唯一重要）构成，是不正确的。有如本文和其它类似的研究65所展示，美国在欧洲的盟国并非就是它在东亚所有重要问题上的盟国。或者说，在美苏冷战和非西方世界空前的变革大潮开始汹涌澎湃这双重的国际背景之下，在欧洲的英国并非就是在东亚的英国，有如同样可以证明在欧洲的法国与荷兰并非就是在东亚的法国与荷兰。不仅如此，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摆脱殖民统治的东亚和南亚新独立国家以印度为首要代表，并未在根本态势方面从属于世界政治的两极化，并未将对外政策完全囿于亲美或亲苏的狭隘限界之内，即使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在美苏两极间有这样那样不同程度的偏向。美国方面杜鲁门牌号的" 自由对极权主义" 世界政治模式和苏联方面斯大林- 日丹诺夫牌号的" 两大阵营论" 分别表明，美苏两国都没有准确地认识东亚国际政治中的这一重要新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当时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种种原因大体上也是如此。总之，东亚即使在欧洲冷战的最高潮时期，也不是像欧洲那样大致完全的两极格局，而是存在着对中国和东亚问题影响重要的其它多少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66.
这种与两极图景很不相同的1949-50 年的情况在中国问题上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将逐渐发展。关于如何对待新中国的英美歧异构成了英国此后在东亚同美国持续龃龉的起点。从何时和如何结束朝鲜战争，到是否应当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再到如何对待越南战争——20余年里英美两国政府在东亚重大问题上几乎难得一致。不仅如此，本文阐述的事态之后不久，美国与其西方盟国的严重歧异开始发生在联盟全球事务的核心领域，那就是斯大林去世引起的关于对苏外交基本态势的英美分歧。此后便有关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美国- 英法对立、戴高乐执政后的美法抵牾、乃至第二次柏林危机引起的美英- 西德疏离67. 同样从新中国问世时的印度外交开始，亚洲、后来还有非洲的新独立国家越来越表现为中立主义的、互相间大致团结的世界政治角色：取其大者而言，首先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亚洲阿拉伯国家结成主张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某种外交联合，然后是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再到不结盟运动的出现和壮大。冷战在欧洲以外越是扩展，世界政治中的中立主义潮流就越是显著。
新中国成立时的上述国际环境同其它类似的历史实例在一起，表明即使在一个两极化程度很高的国际体系内，即使是一个非常激进和业已站队的国家，在体系阵营之外往往仍远不是全然孤立的，仍有争取朋友和利用矛盾的外交余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世界政治观及其有关政策同这么一种现实之间有不小的距离68，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值得记取的教训。错误的原因固然包含各种应当理解的环境因素，它们要求对这错误予以公允的谅解。但是，不应当以环境因素来说明一切，因为特别有力的一项理由在于：同样在当时的国际总体环境中，有人（首先是铁托[Josip Broz Tito] 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比我们认识得更好，也做得更好，有如当时英国比之于美国那样。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4 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42-50.
注释
1 ； 2； 4； 5； 7； 8； 9； 10 ； 12 ； 13 ； 16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8 ； 39 ； 40 ； 41 ； 42 Department of State， U.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plomatic Papers， 1949 ， vol. 9 （Washington， D.C.： GPO， 1974 ）， 4-5， 59 ； 6-7， 82-83； 1-5， 11-12； 23 ， 26 ， 50-52； 56-57， 60-61， 68-70， 76-78 ； 81-85， 88-91； 103， 108， 118-19 ； 109-10 ， 118-19 ， 120-21 ， 134-35 ； 149， 150-54 ， 189 ， 219； 224-26 ， 241-42 ； 51 ； 29 ， 44 ， 70-71， 73 ； 127； 124-25 ， 127-28 ； 196， 213-14， 221 ； 165-67 ； 835； 857-59 ； 834-37 ； 817-21 ； 837-40 ； 846-54 ； 856， 861-63 ， 860-67 ， 870 ； 867-68 ， 857-78 ； 82-83， 880-85 ； 106， 1109-10； 1122-25； 1147 ， 1150-51， 1157-59； 1081 ； 1092-93； 1086 ， 1091 ； 1090-91； 1091-92； 1092-93.
3 D. C. Watt， "Britain and the Far East" ，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 ed. Yo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6-97.
6 Robert Boardman ，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1949-1974（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 1976 ）， 171-72.
11同注6 书，页24、35；Evans Luard ， Britain and China（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2 ）， 77.
14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杨格（Kenneth Younger ）后来就此说道：" 由于英联邦将在承认问题上分裂若干时间，政府决心不让这一种分裂沿种族界线进行。" 见同注6 书，页42.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页19-20 、122.
17 Jawaharlal Nehru ，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1949-1953（Delhi ：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17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4 ）， 137； K. Su17ahamanyam ， "Nehru and the India-China Conflict of 1962"，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 The Nehru Years， ed. B. R. Nanda（Delhi ： Vikas Publishing House ， 1976 ）， 107.
17 R. K. Jain ， ed.，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New Delhi ： Radiant Publishers， 1981）， 45-46；同注17Nanda ，页147.
37同注1 ，页1081-82 、1084-85 、1087-8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 vol. 6 （Washington， D.C. ： GPO， 1976 ）， 275-76 ；Joint Se27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ibet to President Truman， 22 December 1949 ， OF ， Box 635， Harry S. Truman Papers ， Harry S. Truman Li17ary， Indepence， Missouri.
42同注1 ，页1096-97 ；注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50 ， vol. 6 ，页275-76、 285 、286.
44；45；46注3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 vol. 6 ，页314 、318 ；330-31、264-365 ；386 、424-25、430 、440 、540-41.
47；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9 ； 61 ； 62 ； 6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50 ， vol. 7 （Washington， D.C. ： GPO， 1976 ）， 361， 369， 419； 397-98 ， 462-63 ； 361-62 ， 396-98 ； 312-14 ； 329-31 ， 347-51 ； 395-99 ； 464-65 ； 218； 235-36 ； 284； 284； 331 ； 412-13 ， 17.
56 R. K. Jain ， ed.，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Atlantic Highlan38， N.J. ： Humanities Press ， 1981 ）， 135-36.
57 Allen Whiting， China 27osses the Yalu ：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59 ；同注47，页283-84、310 、341.
58同注57 Whiting，页60.
60 New Times（Moscow）， no. 32 （9 August 1950 ）， appendix 1 ；《人民日报》，1950年7 月21日；《世界知识》，第22卷第2 期（1950年7 月21日），社评，页2.
64 Gaddis Smith ， Dean Acheson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72 ）， 195.
65 William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6参见时殷弘：《与复杂局势相违的简单化政策——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美国研究》，1997 年第2 期。
67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1994 ）， chap. 20 ， 21 ， 23 ， 24.
68见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中美关系（1949-1950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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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4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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