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家范：孙皓晖式话语与“伪中国史观”

杜雅萍

上月我曾参加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出版座谈会，但没能畅所欲言。不少朋友劝我，没有必要与孙皓晖交锋。报纸上、网络上说他提倡“个人崇拜”、“军国主义”、“法西斯”的都有，他根本不在乎，依然南北演讲，口无遮拦。现在想当大腕、明星的，往往喜好招人干仗，不极端、不激烈，则无以成名。被骂得越多，知名度就越高。你这一来，不正中下怀？　　我确实犹豫过。孙氏志不在认真做学问，酷好“颠覆旧史观”，为此不惜割裂、曲解史实，游戏文明史，荒唐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当今研究“秦文明”、不断推出新成果的多多，他老家西北就是一个大本营，但于孙氏的外面“走红”却熟视无睹，不屑一顾，有这方面的专家出面捧过场的吗？然而，当我读到第三册最后部分“铁血风暴：秦帝国反复辟政治战”，如此的眼熟，不由自主地勾起了我对“评法批儒”时期极不愉悦的记忆。旧案完全可以覆对。我是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老人，敢于说：比起罗思鼎、梁效，孙氏这方面的“歪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结束，1978年1月，我和谢天佑合写的、登在《历史研究》上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驳法家“长期反复辟”论》。
　　孙氏多次自我表白，他不是一般地说史，更不是随便戏说，而是要“为铸民族新灵魂而作”。冲着这句话，我的心脏扑扑乱跳。有一个夜里，居然久久不能入眠。假如秦始皇式的铁血“法治”再临，“复辟”的帽子满天飞……可怕的感觉隐隐然袭来。不知是我的神经出了毛病，还是孙氏的书毛病不轻？这就逼迫我不能不认真加以思索。
　　这次改制包装为“史论”的《启示录》，三大册，前加“总序”，后添“结语”。偏偏就是这份别致的“添加剂”，加剧了药性癫狂显性发作。要说有什么特点，并非吹捧者所谓的“史诗”文笔，敢于“直面争议，推崇法家，批判儒家文化霸权”的大智大勇，而是充满指鹿为马、大破大立的血气，粗暴蔑视前人思想索求、横扫两千余年“停滞文明”的霸道。唯其如此，下断每每狠、绝，好说“始终没有”，例如：“我们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始终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体系”，“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是一片沙漠”……话语余音，似乎天下只有孙某人刚刚“开启”中国文明史的创作，建立起了唯一正确的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
　　孙氏由溺爱老乡秦始皇而对法家情有独钟，这本是个人的兴趣。孙氏崇尚的法家对人性看得最透，学得几分，也很自然。现今少女沉溺“穿越宫廷”，汉子喜好“酷斗暗杀”，稍有血性的崇拜“强人”，“让子弹飞过”，关心大事的梦系“强国”，期盼“伟人”横空出世……人情所至，皆为财源，全然不顾对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心灵会产生什么严重影响。没有想到生意做得越大，他经营的“野心”也越大，直闹到要由他来确立“国家话语权”，演绎“核心价值体系”的“正源”。我确实有点惊诧莫名——这明显超出了他自身的能力范围，怎么敢冒这样大的风险？！
　　先得戳穿一个谎言。孙氏多少摸过一点行情，知道“文明史”概念是一盆浆糊。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定的准星，谁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制造”。说白了，这原是一个大篮子，什么菜都可以往里搁。但当旁人说他“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研究，不摸底细的疏忽就被利用了，孙氏居然当仁不让。不说远的，1990年以来，已有数部以《中华文明史》命名的书，冯天瑜的、冯国超的，规模都不小，且一版再版，加制绘画本行世。它们大都仍以文化史为主体，有的扩展到更多精神、社会生活甚至物质文化领域。我猜测孙氏是看过的，至少对“文明”一词的古代用法，有过“借用”；对诸子学说的概述，也颇多“相识”。我大体翻过两冯的书，总体感觉学术正宗，没有孙氏那样的“撒野”。但这种尝试，也说明“文明史”目前最多也只能是“大文化史”的别名。
　　孙氏的“撒野”，先说浅层次的，用语实在很是轻率和离谱，太不学术。历史分期在史学上最需谨慎，标尺不易确定，不敢随意杜撰。孙氏竟说秦以前中国历史有七大历史超越，已经够雷人的了。待说到“大禹治水”，标题竟然是从“远古时代”跨越到了“近古时代”，没有词义界定。孙氏或许不知道，“近古”最初来自日本史界常用的词，往往与“近世”（前现代）概念互通并用。“远古”之后，中日史界都逐次称之为“上古”、“中古”，“中古”是从秦统一以后算起。孙氏直接越过“上古、中古”，称夏进入了“近古社会”，那么秦统一是不是就进入“近世”（前现代）甚至“现代”社会了，这不是很离谱吗？
　　再读下去，夏朝是“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朝是“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周朝是“精密的邦联制国家”——真是不得了，这样西式的政制专用词搬到四五千年前的中国，不够“野”吗？在一次出巡演讲时，被听众责问秦帝国是不是专制政权时，他马上说“不需要以西方学说定性”。这里不是西式得更厉害了？吓出一身冷汗的，是先前在讨论“部族国家联盟”时，我似乎说过“有点邦联的味道”。好在，我还没有他那样大胆，有许多限制词，说明也是不得已而用之。在“万国林立”之后，有许多“地区中心”式的“联盟”，东南西北中都有，没有被商朝捆绑在一起的还有许多部族（不少还不能称“早期国家”）或部族国家，而且商的这种“联盟”是松散的，不牢固的。西周王朝实施“大分封”后，已经不再以“联盟”为其发展目标。在中国，正宗的说法，这叫“封建王国”。周天子为共主的西周“封建王国”，与“精密的邦联制国家”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从整体看，孙氏的半截子“文明史”（到秦亡戛然而止），除了“总序”有些涉及以后朝代的“孙批”，都是人物事件史加上点文化思想史，人物事件的笔墨占绝大部分，更像是“孙氏新编上古历史故事”，夸张型的、漫画式的。我建议书友还是去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插图本话说中国系列》上古篇，平直谨慎，价钱还便宜。孙氏写的故事在这里有，还多出了一些被孙氏忽略或不写的内容，没有“乱点歪评”，可信任度较高。
　　孙氏的“上古史故事”用了不少神话、传说、“伪书”的史料，却不加年代考辨、甄别真伪，一锅煮，全然不知有无犯规的嫌疑。例如完全撇开由新石器考古揭示的“满天星斗”、“天下万国”格局，硬说禹成功发动、组织、领导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工程，禹开天下九州，夏朝时就有井田制等等。不说夏朝至今仍未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确切信史证据，不问前人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考证，不辨即使到了商朝，它能指挥的地域范围有多大（这时已有甲骨文字记载可考，其势力范围东面也仅到今山东潍坊以西），自然也无心思去好好阅读中国早期农业史、水利灌溉史的大量考证研究成果，无厘头地拔高，好大的泼洒“气魄”。
　　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誉称“大饼油条”的青少年读物《中华创世纪》，创作者态度的严肃和功夫的精深，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赵昌平说：“历代对史前神话谱系的筑构，都是以排列帝王世系的办法来进行的。到了近现代，虽然加进了考古资料，但对考古资料的诠释往往就有先入为主之嫌。当将数十种互相抵牾的世系对照以后，我反而坚信，排列确切的史前圣君世系，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读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少有的清醒，比专业还专业。他还很谦虚地表白：“不必把《中华创世纪》作为信史来读，而不妨视作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本溯源。”对照孙氏的出语狂躁，学风文品的高下，立见分晓。
　　孙氏以建立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自任，献策的整体方案是：“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对接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孙氏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法家的“大争”和“血气”。
　　在孙氏看来，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比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更没有前途。汉唐、宋明不在话下，明、清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直到成了“僵尸般的古老肉”。因此，在他的主张，必须返回到两千年以前对内“血性大争”、对外“有限扩张”的时代，像法家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再出一个实行过“铁血政策”的、秦始皇似的“伟人”，统率全局，君临“天下”。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这个命题“问题太多太多”。所不同的，他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孙氏的伪“问题意识”有好多个，其中核心的观点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明从此跌入“千丈深渊”，“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中国人被儒家害得全体得了阳痿病，缺少了强势崛起的胆略与血性。
　　挑战“旧史观”之所以说不容易，因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艰苦的史料辩驳与史实论证，正反、反正地反复进行，直到自己的立论不被证伪。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据说是关系中国历史全局“重大转折”、颠覆两千余年历史走向的“核心观点”，除了一纸简短的“死缓”判决书外，对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无一语事实陈述，更别说对朝代、制度之间进行过切实的比较研究，只有一种粗暴的定性：以儒家为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如果孙氏崇尚的“法治”就是这样粗暴地审判历史和人物，我只能说：恐怖。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还嘴，不准辩解，否则就叫“态度不老实”，一阵乱棍齐下，直打到你闭口为止。侥幸的是，目前孙氏尚没有这样的权与势。
　　我很怀疑孙氏究竟读了多少书，是怎么样读书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过系统的阅读吗，难道不知道“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外公认的历史常识？熟读二十四史的老人家，特地写下“百代犹行秦政制”的诗句，昭示全国。二十四史，你比他老人家还读得多吗？关于汉武帝是否完全“独尊儒术”，手下的人当时就说他言过其实，以后的专家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考证辨析。秦帝国设有博士制度，员额七十人，模仿齐国稷下学宫制，各家都有，儒生还随同始皇帝巡游祭山。王国维说过：“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在汉代存世的“六艺之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两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杂家二十家，四百零三篇，等等，公允地指出：“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更为紧要的，近三十余年来对秦陵、秦汉简牍等新史料的研究，人才辈出，成果赫然。专家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秦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既有商周的，更有六国的文化因素被包容在里面，也保存有原始巫术、原始祭祀乃至杀人殉葬等“野蛮”风尚；周公的礼制与刑治思想，儒、道、法、墨诸家既各各对峙又互有渗透，这些文化因素在秦国都被采纳、接受过，最后成就了前此未有的、寓有多样性、地域性的帝国“统一文明”；秦律受六国，特别是魏律、齐律的影响明显，但“轻罪用重”的法家原则使之变得更严苛、更细密。先秦以来，多种学说、多样地域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具有综合交融的发展趋势。诸子学说的综合，起于荀子，中经《吕氏春秋》，到西汉汇为大观。孙氏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种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对自称批驳、“颠覆”旧史观的题材来说，是一种极不老实的做法。
　　我曾经反复思索，孙氏何以会产生如此偏执的“历史观”，如此不通常识、不近情理？有些猜测，但没有把握。若从曲谅的角度辩护，他是对老乡秦始皇过于溺爱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恶过甚，失去理性。说他溺爱，根据还是有的。例如整整一册书，二十余万字，写“大秦帝国”，竟然没有一章、一节甚至一小节写“秦短促而亡”，似乎有不忍之心。
　　对秦始皇的死，孙氏在书里把事情说得非常诡异阴森：秦始皇的突然死去，“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引者小注： 五十岁在今天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是你孙氏荒诞，还是始皇帝荒诞）。接着又说：“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我们的民族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一不小心，孙氏得了心理狂躁症，变成中国的“尼采”。但不是喊叫“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而是叫喊“不得了，秦始皇死了”，全人类沉入黑暗之中。
　　我一直弄不懂他的秦始皇死了，会与中国“第三次文明大转折始终没有出现”有什么直接关联？时间差那么远，八辈子也搭不上界。要不，他的秦始皇“再活五百年”，“上升趋势”持续上升，或许早在公元前后，至晚到公元500年之前，中国早于西方多少个世纪就可以提前完成“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大超越？难道这就是孙氏说的，他梦中的“直接对接”？这种历史的大超越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条件（能源、科技的大突破），不需要历史积累性的进步，不需要现代智慧（不仅是少数个人智慧，更需要知识群体的智慧，普罗大众的智慧），只要继续有非凡“人格魅力”的“真实核心”，大力弘扬秦始皇的主体精神，什么奇迹都可以实现。若秦始皇不死，汉武帝不掌权，不必等到进入公元，要蒸汽机发电机就有蒸汽机发电机，要火箭导弹就有火箭导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太农业土气了。这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说梦或寻梦，白日说呓语吧？怪不得孙氏在大著第一册的扉页上特地写下：“献给——光荣与梦想。”
　先秦诸子是古代中国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思想文化财富。经历由野蛮至文明漫长的更化，总结商亡的教训，经周公的总结，中国文明的基础终于在西周时期宣告奠定。随西周王室衰落，官学不断散至民间，士人殚精竭虑，各展其长，形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争鸣局面。这种由“一”而“多”的学术创造运动，推动了西周文化内涵潜能的充分释放，丰富、扩充、发展了文化的多样功能，产生出应对政治不同需求的多元性，使中国古典政治学极富弹性。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或入世，或出世，或淡定，或狂狷，即使遭遇社会状况、生活境遇的动荡，也可以有许多种人生哲学方式的互补选择，中庸平和，不致一头走到黑。
　　越是变迁、变动剧烈，越是社会问题丛集，政治危机萌生，先秦诸子之学就会被当作不同的药方来诊治社会疾病，不须国家动员也能自然应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点。西汉后是这样，百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没有例外。因为孙氏的刺激，我花工夫摸了一下动态，才发现不仅有新儒家、新法家，还有新墨家、新道家、新佛家……各立网站，各有粉丝，活跃得很。一次会上，我提到新法家，孙氏紧张地连连否认，“我没有说过”，这何必呢？公开坦率地亮出自己的主张，是公民的权利；同样，批评你的主张，也是别人应有的权利。
　　历史不会、也不能在“相似”中轮回，重复老路，这是后人没有出息的表现。总结百年学术史上的教训，我好有一比。中医讲究辨证诊治，即使同一类型的病，根据病家的体质状态，必须采用性能不尽相同的药材组成某种药方。所谓药方，就是根据病情与病家体质特点，选择多种药材，巧妙“配伍”，绝不会单独用一种药材的。随诊治状况的进展，药方也在不断调整与增删。医家水平的高下尽在“配伍”得当与否，而其基础则是对数以百计、千计的药材性能了然于胸。不熟背《本草纲目》等等药籍，无以为良医。这就是今天出色的中医难觅的原因，咎在相关教育的放松。同理，无论是解决何种社会危机，单味的一种“学说”，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都不能成为有效的“药方”。更为重要的，时代不同了，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家庭状况、社会结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前此未有的新变化，正像吕思勉先生说的，“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病急乱投药，或是拒绝任何新药材的加入，都不足以治好病，还可能会害人。
　　对诸子各家“药性”的长短，早在秦亡之后，西汉前期，司马谈就做过出色的概括与检讨：
　　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孙氏看不起司马迁，更看不起西汉以来的所有前贤。扪心自问，我们今天有不少人拘守一家学说，排斥其他各家，甚至像孙氏那样以法家为尊，将儒家定性为“复辟”势力，比之于司马谈何如？
　　孙氏是误解了，其实我并没有把他当“新法家”看待，还算不上。民国时期“新法家”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陈启天。他对法家典籍的整理、诠释是很用功的，有相当不低的学术水准。今天撇开他个人的从政经历，单从“新法家”意义上说事，陈氏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一再说：“我们并不是要将旧法家的理论和方法完完全全再行适用于现代的中国，而是要将旧法家思想之中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陈氏特别强调：“我国现在已达到由旧的君主政治进到建设民主政治的新阶段。在民主政治之下，需要民主的法治与民主的形名，不需要君主的法治与君主的形名，因此必须超越旧法家，与民主和宪政结合起来。”
　　回头看看孙氏的议论。他在赞赏秦帝国的“统一文明”时，顺势发挥了一段很现实的高论，照原文抄录于下：
　　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什么“龙多主旱”？！君主“专制”下，臣民的生杀予夺，可以“唯一”地听凭君王“龙威”主宰，无任何人权、臣权可言，这是历史常识。这个“一”的权力，不受法制管束。孙氏有没有现代的公民意识，我在看他描述秦始皇为“始皇帝死而地分”反动标语查不出结果，因此“全部杀尽陨石周围数里人，并以熔铁炉燔销熔化了这块巨大的陨石”时，竟然说“这是秦帝国在整个反复辟过程中最为血性的一次镇压”，答案已经清楚。想不到经一位批判者的提醒，在小说里有更多骇人的议论，选择一段照抄在这里：
　　李斯，《性恶篇》之振聋发聩，却在于老师揭示的人世种种丑恶，在于老师所揭示的恶欲的无处不在的强大根基，在于性恶论给自己的惕厉之心。老师在《性恶篇》中反复论证的六则立论，一开始便深深嵌进了李斯的心扉：一则，人性本恶，无可变更；二则，善者虚伪，不可相信；三则，利益争夺，人之天性；四则，人有恶欲，天经地义；五则，圣人小人，皆有恶欲；六则，圣贤礼义，积伪欺世，效法必败。总归言之，老师的《性恶篇》在李斯心中锤炼出的人生理念便是：人为功业利益而争夺，是符合战国大争潮流的，是真实的人生奋争；笃信礼义之道，则是伪善的欺骗，结果只能身败名裂。李斯深信，师弟韩非若不是探刻揣摩了老师的性恶论，便锤炼不出种种触目惊心的权术防奸法则。李斯也一样，若不是以老师的性恶论作为立身之道，也不会有人生煌煌功业。在灵魂深处，李斯从来都坚定如一地奉行着自己的人生铁则。今日，有必要改变么？（《大秦帝国》第六部）
　　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说这些话，对我已经够痛苦的。规劝孙氏有意义吗？我以为没有。剩下的，只有我的无尽感慨，这就是：
　　经历过“文革”不等于就可以轻松地告别“文革”。
　　说痛恨“文革”不等于就能从思想上肃清“文革”的毒害。
　　如果不清理“文革”思维，“文革”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写毕于2012年4月15日深夜■

老木匠

王老师为这样的轻薄小人生气，不值得。

要警惕文革复辟，不过这种货色还没有那能耐吧

showcraft

《大秦帝国》的编剧吧，没看过不好评论，估计比《大明王朝》的刘和平差不少。

showcraft

转一段百度百科给自己扫扫盲：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刘芳 北京报道
　　“看了《大秦帝国》，更深刻地感觉到今天的台湾还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秦国⋯⋯即便近年来一直是‘法家’治国，却也到处充斥着贪赃枉法的事情。”台湾网友Elonia713在博客中写道。
　　由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今年2月起在台湾年代综合台重播。首播是在去年夏季，收视率良好。
　　《大秦帝国》全剧共六部，预计约240集，投资超过2亿。第一部《黑色裂变》围绕商鞅变法这一主线，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2006年底已拍摄完毕，但一直未在大陆上映，只在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播出过。
　　《大秦帝国》制片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已定于今年年底在国内四家卫视播出，目前第二部《国命纵横》正在剧本讨论中。
　　“算总账算老账”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今年60岁的孙皓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真地说。
　　他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孙皓晖的构思开始于1992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那年他去北京参加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评判不外乎两种理念：一是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一是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
　　“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他说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困惑。
　　为此，孙皓晖下决心“算总账算老账”，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
　　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孙皓晖，在古老的郑国渠畔长大。那时每逢灌溉，生产队就会派有经验的老人带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带头的老者常会说起许多秦汉的历史传说。
　　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关于秦帝国的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那时认为电视剧是最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不过当时因故没能拍摄。
　　却有出版社上门联系，希望将剧本发展为历史小说后出版。1998年，孙皓晖辞掉西北大学的职务，前往海南专心创作。那年，他49岁。
　　从1992年开始构思到2008年全套《大秦帝国》的正式出版，16年的创作历程，孙皓晖从不肯细说，他更喜欢谈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感悟。所以有报道曾这样描述：“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著地叙说他的理念。”[1]
　　求变图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
　　孙皓晖告诉本刊记者，在海外播出的《黑色裂变》共51集，而大陆版本为48集，主要是删减掉了一些关于法儒之争的戏份。
　　《瞭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主要描写商鞅变法，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孙皓晖：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变革，具有永恒的借鉴价值。一则，以非暴力的变法完成了革命性的文明跨越，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取得的历史进步最大；二则，恒定的法治精神与强大的政府信誉，最大限度地凝聚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从实际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社会法治及一系列经济民生文化制度，奠定了秦文明的根基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统一政权为轴心的统一文明体系。此后，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变化。很清楚，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瞭望东方周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现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只留下了保守之道。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于是，自告奋勇来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拍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一年前，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12000套全部售完。如今，这部定价近400元的书已加印4次，销售4万余套。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