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和普京有个约会

施国英

我和普京有个约会玛莎·格森 2012年09月25日

• 莫斯科——我暗中觉得自己编造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形象。我曾花了几年时间研究他的采访、发言和即兴演讲，发现他乏味无趣。有些人称他有秘密的一面，其他人说他很有魅力——我可没看出来。然而，我毕竟从没有跟他交谈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在普京开始执政时就显然被克里姆林宫(Kremlin)列入黑名单，我甚至都没资格参加新闻发布会。

然后，上周，我对着他大喊大叫。此前，作为受人尊敬的科普杂志《环球》(Vokrug Sveta)的编辑，我拒绝派记者报道普京驾驶悬挂式动力滑翔机给濒危的西伯利亚鹤群“带路”，因而被解职。次日清晨，我感觉很难受，有点晕头转向。
按图放大Alexey Druzhini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08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科学家维亚切斯拉夫·拉扎诺夫的帮助下给一只老虎安装卫星发射器。


我的电话响了，有个男人的声音说让我稍等。我等了2分钟都没人说话，这让我冒火。电话中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要挂断。我会为你接通电话。”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没有要求跟任何人通话！我为什么要等？你们要接通谁的电话？你想做个自我介绍吗？”
“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电话那一头传来总统的声音。
我匆忙构思着该说什么话来让对方承认这可能是一个恶作剧。他继续说，“我听说你被解雇了，而我无意间成了这件事的起因。但你应该知道，我努力保护大自然的行为与政治无关。不幸的是，对我这种地位的人来说，很难区分两者。”
这是经典的普京措辞：博得同情，同时微妙地贬低总统职位。他说，“所以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提议我们见面聊聊这件事。”
“我没意见。但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恶作剧呢？”普京承诺，我会接到有关会面安排的电话。
一周后，我在克里姆林宫里等待普京。他开会总是迟到——等4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等6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我带了一本书读。我本想带自己写的未经授权的普京传记来，但我的朋友和家人恳求我不要这么做。
我在读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有关鹤的出色著作《天堂之鸟：与鹤一起旅行》(The Birds of Heaven: Travels with Cranes)。马修森在前言部分引用了长岛邻居问他的问题，“谁关心鹤？”他解释说，“就像各大洲的许多人一样，我深深地关心鹤和老虎，它们不仅是神奇的、扣人心弦的生物，还是正在消失的一切的使者和象征。”
对于普京对鹤、老虎、北极熊以及雪豹表面上的兴趣，我感到不安的是，他之所以对这些动物感兴趣，是因为它们象征着他的权力：他选择最大的捕食者以及最大的飞鸟，以求拿出震撼的画面，显示他不仅是总统，还是丛林之王。
除了他本人感兴趣的拯救西伯利亚鹤、虎以及雪豹的项目外，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已经把无视环境的行为当成国家政策。普京亲自批准重启污染贝加尔湖的造纸厂，贝加尔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最深的淡水湖：普京乘坐小型潜水艇在贝加尔湖游览了一番，说他觉得湖水足够清澈。
普京在对话开始时告诉我，“我喜欢小猫、小狗、小动物。”我的前雇主、《环球》出版社老板也被召来参加会晤。他表示，他觉得自己为了保护濒危物种而付出的公开努力有助于吸引大众关心重要问题。“我自己想出了西伯利亚鹤项目。”
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新闻。恢复西伯利亚鹤数量的项目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普京还是克格勃(KGB)的一名年轻成员。普京解释说，他几年前听说过这个项目，并得知项目失去了资金支持，所以重新资助该项目是他的主意。
“所以，”普京对我说，“我确信，你会告诉我们你拒绝派记者过来的原因，但是你做错了。还有你，”他对我的前老板说，“也不应该那样处理。当然了，杂志社肯定有杂志社的规矩，就像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一样。”
现在明显是我传达信息的时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你认为引起人们关注这些事情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且国家元首也拥有影响自然保护项目的可能性，这些说法我都同意，”我说。“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国家的行事方式意味着，只要你参与其中，你这个人就会变得比事业本身更重要。你可能也知道，当你给那只西伯利亚虎带上卫星项圈的时候，那只老虎实际上是从哈巴罗夫斯克的动物园借来的。当你给那只北极熊带上项圈的时候，那只熊是提前几天抓获的，在你到来之前，这只熊已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镇静剂……”
“当然，会有些过分的行为！”普京乐滋滋地打断我。“我在这些事上追究了相关人员的责任。但是，我引起了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关注，这重要得多！没错，那些豹被注射了镇静剂，”他说（我没提到豹）。“但重要的是，是我提出了整个豹项目！还有老虎。我采取那次行动之后，其他20个有老虎的国家也开始应对这个问题。当然，会出现过分的行为，”他再次表示。“就像那次我潜水时发现陶罐那样。”
我不敢相信他自己提到那件陶罐闹剧，并用其进行类比。大约一年前，普京从黑海的水底现身，手里拿着两个古代陶罐，摆好姿势让人拍照。真相很快浮出水面：那两个陶罐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所以那时大家都开始报道陶罐是事先放在那里的。它们当然是事先放在那儿的！我不是为了让自己有鼓鼓的腮帮子而潜水的。”我想，他说的是一种与自我膨胀的人对应的海洋生物。“我在那里潜水，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当地历史底蕴的关注。之后，大家开始报道我像个傻子一样拿着预先放好的陶罐。但还是有一些人开始阅读相关历史。”
他又转向出版社老板，询问他是否愿意让我复职。出版社老板说愿意。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说。普京转过来面对我。“你说，管理杂志社就像管理军队一样。不应当是这样的。”
“这取决于具体的军队，”普京眨了眨眼睛。他很喜欢眨眼睛。
“不，不能这样。杂志社不应当和任何军队一样。”我正准备援引《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其中明确禁止出版人干涉编辑政策，然而，普京脸上淡淡的笑意突然消失，他站起身来。
“我在这方面有足够经验，”他冷冷地说。“我们另外找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吧。”
这次会面持续了20分钟。我学到了什么？我在自己的书中描述的那个人（浅薄、自以为是、感知力一般，而且明显不了解情况）的确是执掌着俄罗斯的这个人——在俄罗斯得到“掌管”的有限范围内。
难以置信的是，似乎没人警告过普京，我写了一本严厉批判他的书，这本书已经在世界各地（除了俄罗斯）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从自己控制的电视频道获得大部分信息的普京，似乎在不经意间为自己最敢言的批判者之一介绍工作。没错，这份工作原本就是我的，但是如果我现在接受这个职位，我就是克里姆林宫任命的人。这正是为什么我必须说不。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9月16日。
翻译：许欣，陈柳
©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jianmin

牛逼的编辑，

施国英

2012年09月27日

给记者打电话的沙皇普京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俄罗斯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最近因为拒绝报道弗拉基米尔·V·普京总统(Vladimir V. Putin) 驾驶悬挂式动力滑翔机给迁徙的白鹤引路而被解职，普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不少的非笑。上周，她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她在《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叙述了此次电话交谈。“我的电话响了……我等了两分钟都没人说话。”终于电话里说道，“不要挂断，我会为你接通。”她感到很懊恼，于是大喊道，“你想做个自我介绍吗？”这时，一个著名的声音回答说，“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听说你被解雇了，而我无意间成了这件事的起因。”总统还邀她见面。

格森感到很困惑，她问，“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恶作剧呢？”

有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可能会发觉这个电话与早期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和共产主义独裁者对作家生活居高临下的干预有着共同之处。它们都体现了俄罗斯领导人的一贯作风以及权力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备受推崇的俄罗斯，这个传统使作者感到荣幸。但这种意外之举也加强了人们对深不可测的沙皇的崇拜，沙皇就像上帝一样举动神秘。

82年前，小说家、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被苏联剧院解聘，他的作品也被禁。一天，他的电话响了，“布尔加科夫同志吗？……请稍等。斯大林(Stalin)同志要和你说话。”然后一个著名的声音开始说道，“我很抱歉……我们会努力为你做些事情。”事后，布尔加科夫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是恶作剧吗？那确实是斯大林。剧院很快又重新聘用了布尔加科夫。

1934年5月，诗人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因为写诗嘲讽斯大林而被逮捕。他的诗人朋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试图帮忙。他的电话响了，听见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正在复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天才，不是吗？”帕斯捷尔纳克说，“但这不是重点。”他说，他想要探讨“生命和死亡”。斯大林挂断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又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询问斯大林的秘书是否可以告诉别人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对话。答复是，他可以。

1949年3月，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拒绝代表苏联出国演出。斯大林打来了电话，肖斯塔科维奇说，苏联乐团不演奏他的作品，所以他不加入苏联代表团。斯大林说，“为什么不演奏你的作品？”审查员禁止演奏他的作品。斯大林说，“我们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我会纠正这些同志的错误。”

在更早的1826年，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镇压了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之后，邀请已经流亡的起义支持者——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交谈。这位沙皇亲自担任普希金的审查员，并宣称，“今天，我与俄罗斯最有智慧的人进行了对话。”普希金则向每个人诉说了尼古拉的魅力。

斯大林是在效法尼古拉斯一世，普京则效法了他们两个。尼古拉斯一世被称为“发电报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斯大林是“打电话的成吉思汗”。但普京却不是用黑莓手机(BlackBerry)的成吉思汗。当年的俄罗斯，处在东正教沙皇政权和草菅人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极权统治之下。 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威权国家，但还是较为自由一些。

斯大林天生其貌不扬、一只手臂略短，曾经发表过诗作。他一半是暴君、一半是知识分子，阅读不止。他酷爱文学经典：他浩瀚的藏书据说一半就放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普京的兴趣则看来更实用主义。他更偏爱展现自己人猿泰山般赤身伏虎的环境主义。不过，他仍有可能从那些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俄国的作家几乎享有无上的地位。曼德尔施塔姆曾回忆说，诗歌在俄国受到极大的尊敬，以致于“有人因写诗被杀”。他自己就死在劳改营。在斯大林统治下，艺术家并非异见人士，他们期望的无非是生存与写作。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危险，令人担忧：记者被暗杀、反对派被打、朋克抗议乐队Pussy Riot（一个因批评政府而被判入狱的女子朋克乐队，­&shyussy Riot意为少女暴动或小猫暴动，pussy同时有阴道的意思——编者注）被囚禁。因此，面对总统时，格森展现了勇气：当普京请她复职时，她拒绝做“克里姆林宫的御用文人”。

那么，这些统治者究竟为什么打这种电话呢？对话的结果无关紧要。关键不是电话本身，而是电话产生的神话效应会在知识界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传播（这就是为何斯大林的秘书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可以转述这件事）。这显示了，普京总统已经听说了格森的困境，并且带着帝王般的宽宏大量，屈尊降贵，接触一位抱有敌意的作家，来纠正一个不公正的安排。他还能证明，尽管他可能因为一些新奇举动受到嘲笑，但他并没有被蒙在鼓里。事后发现，普金“抓获”的一只老虎来自动物园，潜水“发现”的一只古陶罐是事先放在那里的。他愉快地承认“有时做得过了”，但那都是为了保护大自然。他的坦诚后来被格森报道了出来，消解了人们的嘲笑。这个开明沙皇展示出，他和普通俄罗斯人一样，蔑视那些曲意奉承、小题大作的官吏。

如今的反对派不是诗人，而是写博客的人。但这位互联网时代的独裁者仍然向老派的文字表达了敬意。正如布尔加科夫写下的话：“手稿不会烫着人”。


©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