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论坛 > 史学 > 史林杂识 王一樵 作者：Kai-wing Chow
出版項：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一．内容简介：周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本书为周启荣讨论前近代中国印刷、出版业如何在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传统中国的商业文化转变中，开始扮演文艺文化生产角色的学术专著。本书除導論、結論外，共分成五章，集中探讨明中叶以来文化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al）的过程，以及整个明代商业化的文化出版业日渐成长所带来的诸多效应。(注一)本书由出版业的物质层面来展开讨论，进一步论及明中叶以来日益扩张的文艺菁英社群与国家政治力间的互动。作者回顾历来有关中国印刷出版文化研究，提出前人的研究多有研究上的障碍之处。
周氏认为这些障碍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取径，基本上造成一定误解。第二，过度依赖西方方法论与词语，使研究出现障碍与误解。第三，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 )、历史主义( historicalism )、现代性叙述造成的研究困境。由以上三者的误解出发，前人的研究多半呈现出将中国出版业以编年史的方式处理。本书的特出之处，正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周氏利用文化研究的许多概念、如场域、准文本等等，来定位整个前近代文化生产的体系。周氏的论见中不仅是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的与社会学者布厄迪(Pierre Bourdieu)、法国思想大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以及阅读史学者Roger Chartier等进行对话。(注二)
当讨论到近代早期中国文化、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情形时，科举考试是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作者周氏在本章的开头，即引用艾尔曼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的看法，认为科举考试形成关键作用的机构，此机构提供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秩序。周氏由此点出发，强调艾氏的认知忽略经济层面的影响，而这种经济层面的改变，多方面的促成了文化生产过程的改变。
明代商业出版(commercial publishing)的繁荣创造出一个经济活动上的位置，因此经济活动得以对文化生产加以重新构造。而明代政府所采用的科举制度仍延续着一个实践与建构政治中心的模式，地方菁英透过家族的联姻，培养家族子弟参加科举的能力，藉以维系家族的社会地位。周氏认为艾尔曼的研究，虽说明官方促使受教育的菁英在科举考试的同时，也参与国家秩序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但事实上，由于明代科举额度的有限，加上官员生涯的开销庞大，菁英们能够经由科举投入官员生涯的比例渐渐减少。许多参与科考者，在相当的程度上都向商人大量的借贷，这亦造成参与科举在经济上的困难。而本章所处理的商业写作与出版者，例如陈洪授、徐渭、唐汝询等人，即是在科举考试失利，又或者是在等待下一次科举的期间从事商业活动的文人，他们的生活有赖于「卖文为生」的职业。周氏的立论即在分析这些落第文人的另一条出路，也就是参与商业出版与文化生产的诸面向，并试着与西方前近代以来的出版文化开展的过程相比较。
周氏的立论一如其在导论中所阐明的，他强调「士」与「商」两个形象的结合。但周氏的研究提示的一个重点是:「士商」的形成中，其认同的倾向是「士」，而非是「商」，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士商」的认同。而另一个没有形成「士商」认同的原因在于，这群投入商业活动中的文人时常自愿遗忘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有的位置，而这种认同的倾向性与对经济领域身份的遗忘正是周氏研究中利用布厄迪社会文化理论的衔结点。布厄迪的研究认为在文化生产中可以区分成两个历史( two histories)，其一是占据「主导的位置的历史」，其次是「不占据位置的历史」。布厄迪在讨论这个概念时，指出认识作家与艺术家的实践时，不只是经由认识他们的作品，而需要明白他们是两种历史的产物。
周氏的研究正在分析讨论明代文人对于经济生活中自我位置所占有的，与所不占有的论述。而实际的研究对象，则是对照着英国文学史中头一位正式以卖文为生的作家Samuel Johnson(1709-1784) 而产生的论点。相对应而言，陈继儒这位在明代江南享有文名的文人，依靠为人写序为生的经历正成为一个相应的对比。透过陈继儒的生平，一个职业的文人利用文学的技能为生，为人写序，最后晚明大量的书本都可见到他写作的序文。周氏成功的利用文人自明中叶以来至晚明，参与商业化出版的过程，分析出一个「士」与「商」的认同之间的游移不停。
二．周氏讨论的案例之一：明清时期的书价
本书作者于本书第一章中，藉由解决以下问题，以便了解16-17世纪商业出版扩张的特质。周氏试图解答为何明代木板印刷的发展，最终仍未被活字板印刷所取代。周氏提出的主要问题为：此时期的书价贵吗？书的成本是否妨碍官、商、科考试子成立小型藏书室？工资劳动者是否买得起书？
1．周氏估算书本的出版成本:决定书价需考虑纸张、木板和刻工三项成本。参见周氏书中附表1.2罗列的价格多是各类官方使用的较高材质的纸张价格：其中竹纸最受商业出版青睐。竹纸的价格在17世纪时每百张0.026两。此外，枣树和梨树为当时出板业刻板最常使用的二种木料，附表1.1是各种尺吋的木板价格。其中较贵的要0.1-0.4两，如枣木即是；梨板则较便宜，每块0.03两，最适合大量出版时采用。周氏认为晚明时期由于次级官僚扩张，1620年代地方政府的抄写员增加了10倍，而这意谓雇请抄写员的成本降低。一般而言誊写20-30页的文章需要0.02-0.03两。也就是假设每页200字，每百字需0.005两（据页36，实应0.0005两才对）。然而印刷制版的刊字匠平均日刻百字得0.02或0.03两，但0.05两的也有可能。周氏估计明末清初长江下游地区的刊字成本为每百字0.02-0.05两。周氏以1620年代宗教出版品《林子全书》为例，说明晚明时期刻工成本300两，平均每百字在0.02两以下。因此当时每页（木板）平均成本0.1-0.15两，周氏此处的讨论为有规模生产的价格。周氏指出商业出版的平均生产成本水平，含木料和刻工不超过0.1两，应属合理。（当然此时刊字匠工资有地区差异，黄河流域地区低于江南）
2．明清时期的书价：一般而言作为收藏家典藏用的书，其版本段版时间较早或十分罕见稀有，即便是每本1200两的价格也不算贵。但也有平价型的印刷书，例如言情类的书本，单册可能只卖0.1两或更低。至于考试用范文之类的书并不在收藏品类，其价必在一两以下。即使科举用书《四书》也有0.3或0.5两的廉价版。周氏书中引用1608年的例子，说明当时刊印捐资建祠纪录共24页，共印单册560本，总计6.72两。以此计算成本。也就是若印580册，其纸张0.008两/本，而加上木板和刻工共2两。那么当时木板刻工与纸张印墨之间花费的比例是1:3，刻工并非是印刷出版中最大的开销成本。而类似的书在建阳、苏州、南京生产，每本34页的书定价将少于0.011两，若加上100%利润不过是0.022两。周氏认为这样的价格下，那么江南家家户户都买得起书。换句话说，含利润100%定价1两的书，即使当时普通的城市劳工也有能力买。
3．书籍与其它物品相对价格的比较：究竟白银1两、0.12两或0.5两银在晚明的价值如何，特别是相较之下，书价与日常生活用品孰高孰低？本书中周氏详细整理当时物价以作为参考。本书附录4中收有16、17世纪各类物项的价格可参照。0.12两在当时可购得6斤猪肉、8斤牛肉、5斤鲤鱼，但不够买一只大鹅及家具。而0.5两则可买1张书桌或羊毛毯，基本不同区域的商品价格有很大的差异。
4．书价与所得水平衡量之间：首先谈士商所得，明代七品官的名目年薪100两，但还有别的附加收入至少在200两以上。万历时期淳安知县杂项收入可能可以获得至少500两。清代知县的养廉银，一地一地不同，福建江西800-1600两、贵州四川400-600或700两。卖文收入、润笔费也是为官者常有的额外所得。有生员当私塾教师年薪40两、也有较高功名者以写作收入，每篇文字的润笔约在100两之间。此外，另有专靠撰写各式文字或写书法维生者，写扇面有0.1、0.03两等价位，撰墓志铭、祝寿文的价码约在0.1-1两者。至于劳动工资，根据本书的附表1.4，其中列出的是明代晚期的每月工资。由于刊字匠是技术劳工，工资低于丝匠。非技术劳工工资要低于技术劳工，例如：供应水的水夫其月支0.8两。而有些服务业应属较高收入，如插带婆（美容师）为富家妇女服务，一次可收0.2-0.3两。而《水浒传》说书，每讲一个章回可得银1两。其它，如医生到府诊断一回拿3两（《金瓶梅》所见），一位苏州名医开出处方笺则要5两之多。对于这些人来说，大都能买得起价在1两的书。然而，一个刊字匠每日刻百字的所得0.05两，他的收入究竟可购买什么？根据本书的统计显示，他存一个月可买到价格1两的书，工作不到10天可买0.3两的《四书》，而品质较次级的书一年也可买个5-6本。周氏推论当时书价对于一般人而言，大都能够负担得起。
三．周氏讨论的案例之二：明清出版业中的经济因素
本书在第二章中探讨中国书籍出版的状况，主要分析木刻版与活字印刷两种技术在明代的发展。本章中透过出版商的经营策略、书籍的流通分布、以及各个重要出版中心的特色进行探讨。作者详细的说明出版者、书商、文人、刻书匠等出版活动网络中，不同身份的参与者构成的来往关系，并以此勾勤一个完整的晚明出版文化的景像。第二章周氏讨论的问题，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出版技术的经济因素；明代出版业的规模、速度、组织；书籍出版的地理分布。
1．出版技术的经济因素：
周氏讨论明清时期活字印刷未能取代木刻版印刷，成为当时主要的出版印刷技术。学界一般的看法认为主要可分成经济成本、语言形式、技术层次与文化美感几个方面来讨论。基于木刻能概括以上各层面的问题，具有成本低、技术层次较易、版面编辑灵活以及木匠人数众多等优点。而且在实际出版的执行上，木刻版印刷的经营方式非常的灵活且多元，例如:分批印刷、预先订购、灵活停印等好处。此外，与欧洲相较，中国的出版者与木刻匠人的身份往往是分开的，透过雇用刻匠即能具有出版的能力。基本上，私人刻印与商业出版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也源于出版的目的多半是多重的。
2．明代出版业的规模、速度、组织：
周氏在第二章中详细分析明清时期出版业的作业流程，并统计其人力分配的比例。周氏认为刻板印刷在出版上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可将工作按时间、地点上进行分配。由于刻印店多、刻匠人数众多，又加上有督刊人确保质量。刻板印刷具有竞争上较大的优势。作者评估明清时期刻板印刷的劳动人力比重，印、刻、装订的工作人力比数，约为1：8：1。周氏推论此时期的出版技术，指出四个重点。第一．两种印刷技术、刻板印刷与活字印刷都有被使用。第二．刻板印刷由于具有成本低的好处，成为当时出版业保守经营下的主要选择。第三．此时的活字技术仍有新的发展。第四．此时的金属活字技术并不普及，而且成本过高。
3．书籍出版的地理分布：
晚明的书籍出版流通于全中国，经由书商流通，甚至连出版日期都受书商贸易的行程所限。书籍交易的地点众多，包含在许多不同的场所，不一定在书店。游行、寺庙、集市、贩摊等等，各地有不同的书籍贸易网络。这些网络，例如北京的慈能寺、江南的水路书船等。而书商与各地藏书人间的往来，也表现出各地的特色。
四．周氏讨论的案例之三:「山人」的多样性
周氏在本章中讨论的个案，集中于十六世纪中国开始出现的一批具有专业化的文字工作者，他们从事于诗文集的出版与编辑，同时也负责民间文书的代笔(通常在地方的土地公庙中为人代写书信)，更在某一方面参与地方政府中的行政事务(如幕友)与法律争讼中的代理人(讼师)，也有些具有医学知识的成员会从事「行医」的工作。在进一步的商业化生活中，这些以文学专长为生的工作者，更在艺术鉴赏领域与书籍版本校勘上建立自已在地方上文化生产中的声名，并进一步利用这些声名，取得在商业化出版事业中的利益。当然周氏也注意到这些「卖文为生」的文人，例如唐汝询等人，会利用科举考式制度的本身来获得维生的条件，依靠出版考试用书来为生。而唐汝询(松江人)的例子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唐氏出售其诗集给顾正谊，顾氏最用以将此集以自已的名义出版(即《顾氏诗史》)。唐氏出售他在文学上的作者身份，一如他出售他在文学上的劳动与作品。基本上唐氏的收入来源是多元的，虽然他在参与科举上是失利的，但是他仍主导着围绕在科举考试的文化生产，例如主持着为准备科举考试而结的社团(例如治城社)。而唐氏正是本章讨论的一个主轴，也就是一个「山人」的身份，具有一个专业化的工作，但却企图表现出一个暂时性的外表，一个事实占有他大多数生命的商业化工作身份。
周氏试图说明在一个商业化的出版市场中，作为文化生产的这些文人，无论是具有「山人」，又或是被冠以「名公」与「名家」的声誉，事实上都是在形成印刷商与书商的信用。特别是处在前近代，一个缺乏书评与广告机制的出版市场中，作者的作用与校勘者的名声，又或者是序文、跋文的作者，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网络。有名望的大师，又或者是自称的「山人」们，透过多元的方式所形成的声名，都会投入文学文化的市场之中。而这些名望的来源，正是由于他们作品在市场中的名气，无论他们如何的试图用「山人」的身份来表达自已的认同，事实上，他们的名望，已然成为一种商品，一种在书市中流动的商品。
由于有文名作家的名声，时常被视为印刷品宣传的一部分。是故，「名声」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本」，很容易就会被出版者侵占。周氏的研究指出这类型的侵占分为两种：伪造与盗版。明清时期书籍出版在外部形式上，作者署名有真名、笔名与匿名的形式。由于透过笔名与匿名的形式，使作者能避免法律的责任。除此之外，晚明的出版业则时常利用「误名」作为出版的策略。但「误名」的情况，也并非不能解决，例如可透过告官、摧毁刻版，或者在出版前告知官府书籍被偷等等。周氏认为此时期的中国仍是「处于控制的历史」，对于创作文字的个人权利维护有限。相较于欧洲出版业中，出版权约束在有执照的出版商的手中，此时中国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而且当研究者在思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时，得将下列因素考虑进去。此时的中国处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实践上，一方面文人偏好投入政治领域，但另一方面经济事务亦日渐出现文人的参与。但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运用出版业表达不满的团体，也没有敌对性的批评，又或者是世俗印刷者的增加。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呈现的是自已独特的流行与发展的方式。
五．周氏讨论的案例之四：印刷中的权力－印行权、文评与组织
周氏在本书第五章中主要讨论的是明代出版两个重要部分，即「坊刻」与「官刻」间的互动。周氏利用布厄迪有关文化产业的理论，强调「象征资本」的竞争。周氏认为文体与文类中，坊刻与官刻正统间的竞争反映出一种由文艺鉴赏向权威建立的过程。这其中展现的是万历中期以后，专业的文选辑刊出版日渐取得地位，挑战官方的主导权。换句话说，也就是坊刻的评注，主导了文化生产与艺文审美的标准。周氏巧妙的将布厄迪讨论中产阶级品味变化的模式，转移置入晚明文论的论域中。本章中坊间的品味与官方政治的场域，两者内的建构与解构的过程，透过科举活动中出版业的竞争，形成讨论的主调。科举时文的文风与品评，渐渐被市场机制中的艺文生产者所取代。
其次，由于文学创作者身兼政治与经济场域两方面的角色，一方面为受尊敬的官员，另一方面为具有文名的学者。渐渐地，由于具有影响力的作者，时常被出版商假托以伪作出版。坊刻透过市场，认可其评论与影响。第三个造成坊刻日渐取代官方出版的因素，即为科举文。由于科举程文一方面成为官方范定的标准，但自万历开始，三科中仅选一篇作为程文，造成公信力的丧失。随着官方标准日渐失去影响力，十六世纪后，「坊选」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帮助科举士子参考与猜题之用。而「选文」、「墨卷」、「房稿」、「窗稿」、「社稿」等，开始透过坊间的组织提高其影响力。许多社稿的作者，会藉社友的名声提高名望，形成群体的评选团体。
周氏认为透过坊刻的作者群们，经典的诠释权(即象征资本)被移转。士子的文釆高低，经由坊刻的评者更被认同。被坊刻选上付梓印行的士子，也就被官员(亦是评论者)主导的文坛(也就是官方标准)认同。当其通过科举后，这些士子又成为新一代的评论者(官员)。周氏透过一系列对「坊刻」、「文社」、「读书社」，分析士子组成公领域言论的企图。周氏指出「坊刻」造成一种新的文化权威。而士子透过「社」，形成出版与评论的文化网络，进一步与官方儒学正统解释进行挑战。由于士子在文化出版上的特殊专业化形式，士人的活动涵括了政治与经济层面。
六．回应与思索：
笔者还记得初次阅读《当西方遇见东方 : 国际汉学与汉学家》此书时，对于书中外国汉学家的提问，深深感到无比的惊奇。(注三)西方汉学家为中国的文化深深的着迷，同时也问着些独特的问题，例如明代的书价是多少？一般人能够买得起书吗？初入史学研究的我，心中充满好奇，但只能把这样有趣的提问放在心里，并没有能力处理它们。直到阅读到了周氏的新书，透过书本中的详细分析，以及各类型的史料文献，这些问题开始有了解答。并且在心中，又开始回想起当初看见这些有趣问题时，心中所生出的许多思索。
更进一步，这些有趣的疑问，透过书中的论证与分析，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疑问。它们串连成了一个庞大的问题意识，那就是明代以至于近代早期中国的商业出版文化，究竟是如何的运作，而文人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周氏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一些独特的想法，以及有别于以住的互动，提供了研究者一些在思索上的新启发。特别是文人的角色，以及文人与书本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商业出版文化的本质如何在传统中国中相互作用。其次，本书中所呈现的十六、十七世纪传统中国商业文化出版的种种众声喧哗的现象，让人为其中各类型的社群而深深着迷。这些充满文人雅士、山人隐逸的团体，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何如此迷人的商业化文化出版，充满文人声誉竞逐的场域，在日后没有进一步的在历史的长流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问题本就是另一个大问题的开始。这让笔者联想起阎步克先生近来在文章中提及的一个概念，阎氏在文章中写道：「进而我就有了这样一个看法：超越各种“分期论”、“变革论”，转而去解析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与“连续性”，应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注四)由同样的关怀点出发，在阅读完本书后，笔者也有同样的疑问，这些由文人雅士、山人隐逸组成的文化群体，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又是如何展现出“周期性”与“连续性”，而不仅是一个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断面式解析而已。由于专业领域并非是出版文化与书籍史研究，仅能就大范畴上对此书作一些读后感式的报告。介绍的性质较重，评论的部分只能就能力所及之处，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
当然周氏的讨论，也容或有需要补充之处，例如一些非商业性质的出版，善书、宝卷、功过格这类具有功德助印性质的宗教出版物等等。或许，这类书籍该如何纳入研究讨论的范畴中，值得作更进一步的探索。本书中，周氏在这方面的讨论上，较着重是商业出版本身与宗教的互动上，例如1627书商严九皋因为出版以三一教创始人林兆恩为主角的《三教开迷演义》一书，引起三一教信众不满。众人兴讼告官，最后严氏毁板以求息事，作候由此事为例来分析其时之出版。(注五)或许，由另一面向来看，三一教本身的出版又是以何种的形式，形成其自身的文化场域，也是另一种探讨的可能性。不过，这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可能只是扯出了另一个问题而已。总而言之，这本书真的吸引每一位爱书人，吸引读者走入山人的世界，也吸引着读者走入出版与书本的历史世界。
注一：本書的五個章節標題，分別是：1.Cost of Production and Book Prices 2.The Chinese Book and Late-Ming Publishing 3.Commodification of Writing, Examination, and Publishing 4. Paratext: Commentaries, Ideology, and Politics 5.Public Authority, Literary Critics,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注二：例如周氏延伸部分法国史学家Roger Chartier的论点，利用「识字公共空间」来讨论「意见」、「观点」如何经由印刷出版而被系统化。Roger Chartier的著作如下：Roger Chartier, Lydia G. Cochrane trans.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ger Chartier, Lydia G. Cochrane trans.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ger Chartier, Lydia G. Cochrane trans.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注三：王家凤, 李光真着，《当西方遇见东方 : 国际汉学与汉学家》(When West Meets East : International sinology and sinologists)，台北：光华画报杂志社，1991。
注四：閻步克，〈尊經、復古與尊君、實用：中古《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下)〉，《北京大學學報（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第43卷，第2期，頁102。
注五：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140. | 
发表于 2006-9-10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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