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宇文所安:我想给美国总统讲唐诗

 唐勇

 宇文所安,本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以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耶鲁大学东亚系文学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1982年应聘哈佛大学,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哈佛东亚系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和比较文学系主任,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

  有些中国人可能会对一个外国人也能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感到不解,他们会问,“西方人怎能理解中国古诗?”对于这个问题,宇文所安最喜欢用一个反问回答:“你觉得你能理解《堂吉诃德》或莎士比亚吗?”

  美国人爱上中国诗

  日前,本报记者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见到了宇文所安。在宇文所安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很多还是线装的。一时之间,记者还很难将这些书和它们的主人,眼前这位高鼻梁、褐色眼睛的美国白人联系起来。

  宇文所安告诉记者,他14岁那年迁居巴尔的摩市,在当地的图书馆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诗。“我至今还记得这本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的名字——《白驹》,诗集收集了从东周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很多诗歌。那一刻,我开始喜欢上了中国诗,至今依然。”宇文所安说,当时他读的都是翻译为英语的唐诗,后来在大学里学了中文之后能直接阅读中文的唐诗,更感觉其乐无穷。

  诗歌可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幽深的门类了,连中国人都感觉很难把握诗歌复杂的内涵,更何况语言和文化都大相径庭的外国人!对于研究非母语文学的外国学者来说,语言的美感往往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富有语言天分的宇文所安则对翻译唐诗有另外的解读:“翻译诗歌的难处在于忠实传达诗人的风格。中国读者在阅读唐诗的时候,知道各个诗人风格的不同。王维的诗非常温柔节制,李白的诗则非常豪放飘逸。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会尽量把这种风格的差异反映出来,让英文读者也能像中文读者那样体会到每个诗人风格的不同。”

  记者让宇文所安现场翻译李白的《静夜思》,宇文所安很快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英文句子:

  Bcenter moonlight before my bed,

  床前明月光,

  Seems to me frost on the ground。

  疑是地上霜。

  I look up,I gaze at the moon,

  举头望明月,

  Then drop my gaze,thinking of home。

  低头思故乡。

  虽然翻译速度可谓倚马可待,但宇文所安显然并不满意。“像这样平白如话的诗很难翻译。”相比之下,宇文所安更喜欢翻译晚唐诗人李贺的诗。“他的诗很容易翻译,因为充满了奇特华丽的意象”。

  我并没有批评现代汉诗的意思

  宇文所安如此喜欢唐诗,那么他对现代汉诗(也就是所谓的新诗)如何评价?此前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过宇文所安对现代汉诗的批评,认为现代汉诗体现了双重不足:它一方面比不上中国古典诗,一方面又比不上欧美诗,失了根的现代汉诗注定只能模仿西方原本,变成不中不西的赝品。

  宇文所安对记者说,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是对北岛诗的书评。(这篇文章最近被重译,发表于《新诗评论》——编者注)“从此很多人有了误解,认为我在以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学者的身份来批评现代汉诗和北岛诗,实际上我的议论比这个复杂得多”。“首先我要声明我喜欢新诗,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并不比对现代汉诗更甚。”

  当记者说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现代汉诗时,宇文所安表示理解,他说:“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要知道,当你阅读唐诗的时候,你读到的往往是经过多次拣选之后留下来的精华。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都经过了数百年的考验,我们可以肯定还有无数质量低劣的唐诗没有流传下来。但当你阅读现代汉诗的时候,你读到的当然可能有精华,但大多数可能很糟糕,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

  宇文所安强调说,他在《什么是世界诗》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问题。在这一情况中,中国只是一个个案,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相同的处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新诗属于国际文化,就像很多国际文化形式一样(譬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一例),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交流的唯一方式。但是诗歌和体育竞技的不同处在于,诗歌需要翻译。如果一个诗人想获得诺贝尔奖,他的作品必须经过翻译,因此,翻译的可能性就成为新诗的一部分。”

  在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学者数量相当

  谈到英美等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现状时,宇文所安直言:了解不多!就拿哈佛大学来说,比较文学系的很多教授,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代人,都对中国文学了解甚少。西方人对诗歌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最大的障碍。比如说,中国的旧体诗主要用于社交场合,比如朋友之间互相赠送诗作作为情感沟通的手段。像诗歌朗诵会——面对一大群陌生的观众朗诵自己的诗——在古代中国绝对是没有的。

  虽然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依然很大,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崛起,美国人对中国这个遥远东方大国的兴趣正与日倍增,对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宇文所安说,在哈佛,无论是喜欢文学的本科生,还是美籍华人本科生,都对唐诗很有兴趣,而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师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说,在哈佛东亚系,讲授中国文学、历史、思想史等的老师差不多占了一半。除了东亚地区之外,哈佛东亚系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规模最大的系之一。“25年前,我们有两位中国文学教授,还有一位主要教文言文;现在,我们有五位中国文学教授和一位专门教文言文的讲师。中国历史专业也经历同样的发展和扩大。25年前,中国研究在哈佛人文学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和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学者数量相当。”

  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学开的课不仅仅是唐诗,而且涉及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当记者说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后继乏人,中文系的学生出来更倾向于实用的工作时,宇文所安并不表示忧虑。“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大多数人都非常实际,大多数学生也都是很实际的。不过,这恐怕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

  宇文所安说,在美国大学,本科生可以选很多非本专业的课程,毕业后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因此,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远不限于只是培养专业人才。“比如说,选过我的课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成为医生、律师、商人、政府官员。哪怕他们只是读过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也比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好得多。这会有助于中国和美国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如果美国政府官员中多一些曾经学习过唐诗的人,美国今天会好得多,世界也会好得多!至少他们会对中国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应该给美国总统布什开一门课,让他学习中国唐诗。不过,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不太熟悉汉学家,最近恰好读过些宇文所安译成中文的书,感觉他是一位与中国文学具有特殊亲和力的学者。当然,我读得不细,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感触。有一句话现在就可以说,拿宇文所安与我过去读过的一些研究中国古诗的汉学家相比,他优秀得堪称醒目。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叫《牧女与蚕娘》的书,就收集了国外汉学家的类似文章,感觉,他们独具一格的眼光,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本质隔膜,极不般配。

“给美国总统讲唐诗”,听上去总是美好的,就像童话一样。政治家出于政治的考虑,也许会特别钟情于一些可以为政治所用的诗句,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过去就一直被中国人拿来赞颂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这类玩意,我更多地是从“艺术外交”的角度去理解的。

我以前把网上的宇文所安文章打印出来看过,有些喜欢。下次可以买点他的书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