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研究曾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门显学，单凭他拍案而起舍身取义的壮举就足以成为在鲁迅先生之后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旗帜性人物。不过近些年来，国学大师刘文典却似乎有取闻先生而代之之势。刘文典，安徽合肥人，生于1898年，殁于1958年，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1906年入安徽公学后曾师从于陈独秀、刘师培。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日时曾随章太炎学《说文》，深受其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后回到国内，宣传民主思想并发表了大量反对袁氏独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在场，手臂中枪，幸无大碍。之后，刘一度返回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成为孙的秘书，后因看到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弃政从文，27岁时经陈独秀介绍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历任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教授等职。 说刘文典会成为显学，并不是因为当代研究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而是因为喜欢听故事的人多了，而用今天的话讲刘正是一位有故事的人，且他的故事可非常人所遇。由于本文并非想写刘文典的故事，所以这里只能举几个很多人都听过的事情。最早流传他的故事该是关于他和沈从文的，能够流传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前些年的沈从文热。西南联大时期，刘与沈同在联大授课，在一次跑警报中，刘看到沈从文向防空洞跑去，便和沈说“沈从文你替谁跑警报啊！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你替谁跑？”沈真是性情温和之人，这种挖苦也未与之计较。吴宓曾经是学衡派的领袖人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为学生开过《红楼梦》的讲座，刘一直对吴的观点不以为然，。刘上课喜欢像古时的老学究一样闭目，一次刘正讲到独到之处，睁眼突然看到吴宓正在教室后排听课，随后便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 吴宓立即起来，边点头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提问，那时恐怕也并不多见。还有一件更能突出刘性请之事，颇被后人传诵。1927年刘文典受邀出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因学校里闹学潮，蒋介石以民国首脑身份来学校视事，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不称蒋为主席而称先生引起了蒋很大的不满，蒋让刘交出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并严惩肇事者，刘对此很不以为然。蒋介石大怒，大骂刘文典为“老封建”，而刘则以“新军阀”回敬，蒋随即将刘关了起来，要将刘枪毙，后经蔡元培等人求情才被释放。事后刘文典的气节得到了众多文人的赞颂，恩师章太炎甚至为刘题写了“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的对联赠之，不过据说后来有人请刘文典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贺表，他竟也写了。 说起刘文典与闻一多的明争必须要提到西南联大的组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先是在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后经长途跋涉于1938年5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曾留学德国，深受蔡元培影响。他到任后对学校进行了彻底的整改，本着“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的思想，在中国文学方面聘请了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刘文典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被请到国立清华大学的。而闻一多则在1932年8月与梁实秋一起回到清华任教的，此时的清华校长已为梅贻琦。闻与刘先后又随清华大学去了西南联大，其中闻一多更是与部分学生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由于旅途上的诸多不便，闻甚至连胡子和头发都来不及剪，以至后来的照片中常给人以一种邋遢之感。事出有因，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到昆明请人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在巨额酬金和鸦片的诱惑下，刘踏上了赴普洱之路。其实此行实数无奈之举，当时后方的物资紧缺，教工的生活异常清苦，连闻一多自己也以为人刻图章度日，何况刘本人还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此时闻一多已经接替了胃病较重的朱自清出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对于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显然不会置之不理，正巧清华又在未与闻一多打招呼的情况下把聘书寄给了刘文典。闻一多先是找了清华文学院院长兼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商量对刘的处罚，在得到冯的支持后即写信与刘，称将收回已发的聘书，言辞中也有讽刺之语。对于闻的信，刘不能不重视，马上去信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信中云“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不过刘文典普洱之行终于还是断送了自己的清华教职。尽管保证了立即返校并增加课时。闻一多说到做到，清华果然停聘了刘文典。被停聘后，刘文典曾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除了为自己的普洱之行开脱外，还质疑道：“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既发聘书，何以又令退还，纵本校辞退，典何以必长住磨黑（即普洱）。”（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不过与刘并无深交的梅校长只是在事后委托秘书长沈履以梅的名义回了一封不长的信函，全文内容如下：“日前罗莘田（即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黄延复：《刘文典逸事》）据说后来刘曾找到闻与之当面理论，后经在场的朱自清先生劝解此事才作罢。 出了这样的事你若怪就只能怪刘文典的擅离职守，当然如果他能遇到性格平和的系主任，自责一下或是找人通融通融是能保住教职的。可 闻一多先生并非性格和善之人，在中国的文人之中他的怒容是堪比贝多芬的，否则就不会有他在美国的种种不乐，与徐志摩的分道扬镳，更不会有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的拍案而起。还是谢泳说得好“闻一多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人，这样性格人的特点是容易冲动，同时也有些自负，处理事情常常易于激动，因而也多有简单的倾向。”（《重说闻一多》） 明争确有其事，暗斗则实带有明显的笔者个人揣测成分了。曾记得笔者早年曾读过某专家著《闻一多传》，其中似乎有一段是写闻一多与陈寅恪的。具体的描述已记不太清，主要说的是在一次为躲避日军轰炸跑警报途中，闻一多主动去搀扶有眼疾的陈寅恪先生。这样的话放在文章中确实起到了丰富闻一多形象的作用，可现在笔者很怀疑此事主人公的真实性。在《清华大学演义1911—1998》（向祚铁、侍卫华著，黄山书社，1998年版）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两件事如此相似，很让人以为是有一位作者将事情的主人公写错了。那么究竟哪位的记叙更准确的？笔者以为后者更为真实。首先刘从不掩饰对陈寅恪的赏识，他本人就曾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元的工资，而自己则只配拿四十元，当然还有后两句，朱自清该拿四块钱，而后来成了大家的沈从文他则不会给四毛钱。一个自称世上两个半懂庄子的人之一的人能如此重看陈，并做出上面的事情并不为过，查史可知陈寅恪还曾为刘的《庄子补正》第十卷作序，应该说二人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的事情在二人的身上同时发生过，不过读起来似乎又过于巧合了些。 生前的明争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暗斗的存在，暗斗的情况肯定不是死者造成的。写史，应该尽量去避免这些暗斗事情的发生，无论你笔下的主人公是闻一多这样的旗帜还是刘文典这样的狂徒。曾记得韩石山曾在他的《徐志摩传》序中说过要把此书当成史书来写，这是一种暗示，可惜《闻一多传》的作者当时还看不到这样的话。 | 
发表于 2006-10-29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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