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钱钟书打架考,点评版。

[小儿科按:钱钟书也会打架,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呢,真是喜欢他了,连搜了许多资料,贴一些上来,以飨同好,没有搞清这个胡氏是谁。]

胡氏评点版《钱锺书、林非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者:穆正平

[宇慧按:此文章是我从新语丝读书论坛摘来,我自己读着挺有意思,其中的“胡评”我也比较赞同,因此虽对穆文有异议,也就不再插言了。读此文,我有两个心得。其一是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人口中,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见所谓“历史真实”,真的是一件很难说的事,不外是人言罢了;其二是钱先生竟会打架,真是大快人心,因此又喜欢他多一点--谁规定文人就得长衫慢行?至于打架事件孰是孰非,又有什么打紧?抓着这个不放,无聊。]

 

编者按:感谢穆正平教授【所谓“穆教授”不知何许人,但至今教授也泡沫化了,所以不知
道也罢。】将他尚未在纸上媒体发表的新作交与本论坛刊布。穆教授所作《杨绛宗璞笔墨官
司的来龙去脉》一文曾引起广泛关注,此文描述的也是近期发生的热点,相信读者会很感兴
趣,并能以客观平实公正的态度来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穆教授特授权本论坛声明,凡转载
本文须先行征得其本人同意,不然将视为侵权行为。

二十世纪剩下一个来月,钱锺书逝世将近一周年,钱锺书生日前二日,钱锺书的遗孀、著名
作家杨绛把新作《从“掺沙子”到“流亡”》“特意惠赐”给著名大报《南方周末》,于19
99年11月19日发表在名为“解密”的版面上,一整版,近五千字,引起密切关注。由此,关
于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与人打架的事件,终于脱离知识分子私下里谈论以及报章上猜测
的朦胧状态,一夜之间得以大揭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欲知整个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还须一一从头道来。
且说1962年8月下旬,钱锺书、杨绛以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搬入位于北京东城干面胡
同15号3楼1室的中国科学院宿舍。房间四个,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
个套房为钱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一间则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朝北西尽头是钱瑗
和女婿王德一的新房,与杨绛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家的大
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一家人住在四居室内,摆上
沙发、钢琴等物,闹中取静,距工作单位又不远,论条件,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好的了。
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风云大变,1966年8月中旬,钱氏夫妇被“揪出来”,并于转
年5月中旬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劳动改造,不发工资,并遭揪斗辱骂和殴打,从
此,生活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又过两年,1969年5月中旬,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年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钱氏夫
妇房子也被分掉一半。于是,他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面积略大一些的客厅和
套间自己住。不久,另一家人便搬进来了。
住进来的是钱氏夫妇的同事濮良沛一家。
濮良沛,江苏海门人,1931年7月生,1949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入
文学研究所,专治新文学,后以林非笔名行。其妻赵翔凤,北京人,1937年11月生,1959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女作家,后以肖凤笔名行。需要强调的是,赵翔凤与钱瑗同龄,
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钱瑗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赵翔凤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
据杨绛讲,濮家初来乍到,钱氏夫妇主动“睦邻”,特别是杨绛,打小就接受父母“远
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美德教育,所以直到下干校,“两家从没有发生任何争吵”。
半年后,1969年11月中旬,钱锺书下放河南罗山干校。濮氏夫妇也先后下干校。1970年
7月,杨绛下放干校前夕,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因“五·一六”案含冤悬梁自尽,而钱瑗则未下干校。
1972年3月,钱氏夫妇由干校回到北京家中,濮良沛等人则留在干校。4月,濮良沛回北
京探亲,同事陈骏涛还托他给钱锺书带些花生。7月,濮良沛随同全体学部下放人员回到北
京。至此,从现有材料看,两家的面子上至少还是过得去的。

作家杨绛如是说
冲突爆发于1973年12月2日,星期天。
据杨绛说,那天钱家花钱雇请女工陈某来洗衣。赵翔凤也要陈洗,并且定要先为自己洗
。【有此情节否?】钱瑗不同意,赵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
。【有此情节否?】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杨绛护女,才出此无奈之举。应属正当防卫】。
钱瑗阻拦杨绛,拽不动,就急忙由大门出去找居委会主任。杨绛接着写道:
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
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有此情节否?】我不知道她是什
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
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
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这边正在一起撕打,而此时的钱锺书却还在房间里。据杨绛说,她当时“一声”都“没
叫喊”,而钱锺书尔后从房间里出来,“该是”由于“听到”了撕扯中“木架倒地”的声音
【有此情节否?】。钱锺书出来后,打架场景又有新的进展――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顺手抄的家伙,
合理】,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
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
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事情好像就此结束了,然而,杨绛却又“补”写了若干“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
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
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
(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
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
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
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
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
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
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
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
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
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
杨绛又说,当时她锁上门,濮氏夫妇在门外用粗木棍狠狠打门【有此情节否?】。这时
,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杨绛开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濮家去问,
并批评了他们。【有此情节否?】
一番疾风暴雨就此消停。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一抹说:‘
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杨绛继续写道,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棗我
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
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
事后,钱氏夫妇向“领导汇报”,“一处处汇报”,而“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
,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 【有此情节否?】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
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
接下去,“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又一个星期日到了,濮氏夫妇并未“下毒手”。【但是否“造势”,威胁恐吓?】钱氏
一家三口“逃”出居室,暂住钱瑗所在北师大一间宿舍。时为1973年12月9日。

  林氏夫妇如是说
以上便是杨绛所述打架事件的基本经过。那么,打架的另一方林氏夫妇又如何说呢?我
们还得两面都听听。
与杨绛文章中的称呼相对应,在肖凤【我见过赵翔凤(肖凤),不像善茬。现在以研究
萧红自居。】笔下,杨绛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目的岳母”,“是出了名的说谎话的
能手”,是“笑面虎”和“老妖婆”。她说:“在那黑白颠倒的十年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
受苦受难,可是也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炙手可热,无法无天,他们自以为很接近红太阳周
边的几颗星辰,而变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这是钱家还是谁人?】……我们从干校返回
北京之后,就被迫【林非夫妇并非受钱邀请,挤占钱家的。“被迫”搬进“资产阶级权威”
的大屋?这等好事,轮着几人?】与这样一个人物成了邻居。〖乱码:斦庀匀皇窃诎凳荆?
?摇白砸晕?芙咏?鄙喜阏?稳宋铩?/P> 〗
然后,肖凤着重描述了杨绛的女婿、“绰号‘刁德一’的精明青年”王德一,说他是“
北京一所古老的名牌大学里的造反派第二号人物,是第一号人物的智囊,而那第一号人物则
是经常出入旗手旗屋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且因她是女的,因此就显得格外著名。”肖
凤还说,钱锺书和杨绛原本都反对女儿钱瑗与王德一恋爱结婚,“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嫌
他出身于北京市的普通市民家庭。”王德一追求了钱瑗十年,杨绛一直反对,可是到了1966
年,王德一“成了造反派的二号人物”,杨绛也一反常态,急促地要求他们结婚。
肖凤说,杨绛是个“极有心机”的人。杨绛的一个老同事,著名的沙士比亚专家【?】
,曾经赠送给杨绛两个绰号――“笑面虎”和“老妖婆”,“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
而以当时的情境看,杨绛“攀附这个过去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做女婿,当然是为了分享那
种炙手可热的气焰,所以她虽然已经高龄五十,说起话来,仍然是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
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纯属人身攻击】。因为攀附上了这个造反派二把手,她的气焰一日渐
高涨,但是她对这位给了她底气的女婿,仍然是从骨子里看不起的。女婿在学校里可以说是
号令三军,春风得意,可是一回到岳母家里,就不过是个干体力活的小工,被岳母差遣着做
干不完的家务粗活。那时候雇保姆已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女婿自然而然地就填补上了
这个空缺。【前后矛盾,是以“家庭佣人”居然是“二号人物”而自傲吗?】也许是校内校
外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之后,这女婿就很少上门,宁肯住在大学里的集体宿舍了。”
肖凤还说,他们的邻居中,还有一位国际著名的红学大师【吴世昌】,是三年困难时期
从欧洲一所著名的古老大学里返回国内的,受到了官方、民众、上下左右的一致称颂。对于
这位大师所受到的多方礼遇,“笑面虎”杨绛觉得极不舒服,虽然她与这位大师伉俪也是相
识多年的老熟人了,可是她不能容忍别人“出风头”。【钱、杨对吴素来瞧不上,更烦他动
辄发“牛津脾气”,我听过钱先生的评议。吴是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的人文学科专家,所以
曾受毛的接见。但他的人缘并不是“一致称颂”,比如同为专家的吴晓铃先生,当年在燕京
大学时就曾因吴世昌对郑振铎的恶意攻击,而要与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拉吴世昌垫
话,不能说明问题。】现在杨绛终于又找到了政治上的靠山,可以发泄发泄早就存在的嫉妒
了。大师的一双眼睛是瞎的【谁说吴“瞎”,见过吴吗?】,于是“笑面虎”杨绛就借机辱
骂大师,指着他的眼睛恶骂:“瞎了你的狗眼!”大师的夫人不能容忍丈夫人格受这样的侮
辱,可是又畏惧“笑面虎”家里有造反派撑腰,不敢公开与他们对抗。
但是,随着那第一号女造反派的忽然失宠,“笑面虎”的女婿也受到了“涉及”。“于
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就跑到校园里的一棵白杨树底下,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学校发现了王德一的尸体,赶紧找到“笑面虎”的女儿,告诉她“快去收尸”
。而钱瑗“真不愧是”“笑面虎”“这样的母亲调教长大的女儿”,听了校方的通知之后,
竟然表态说:“这与我无关,他与我没有关系。”
“于是人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猜想:她的丈夫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就会走上自绝
的道路吗?还是他们的家庭给予了他无力摆脱的压力呢?
王德一死后不久,便发生了打架事件。【时间对得上榫吗?据前文,王死于70年上半年
,“打架”是73年底。“不久”竟然有这样的用法,匪夷所思。】肖凤说:
有一天,我和“笑面虎”发生了龃龉。【说得轻飘】原因是她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
,太不懂得别人也跟她一样是人。比如说,她的女婿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和丈夫的情绪很低
沉,每当他们特别烦躁的时候,她就立刻跑进我们的房间里,不由分说地抱走我的儿子,抱
到他们的房间去,把我的儿子当成他们开心取乐改变心情的工具。有时儿子正在我的怀中玩
耍,有时儿子正在床上或地上玩耍,她冲进房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
也不得到我的允许,抱起孩子来就走。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还有她
的丈夫,她认为其他的一切人都应供她享乐,为她服务,包括别人幼小的孩子在内。她根本
无视我儿子的人格,也无视我的人格,当然也无视作为母亲的我的存在。她这样霸道地对待
别人的孩子,常常会让我联想到目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她把我的孩子当成逗笑解闷的玩艺
儿的这种态度,当时实在刺伤了我的心。【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既是“逗笑解闷”的
祖母心肠,就不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亏她能够这样转圜,还是大学教授。】本来,我
也想,像红学大师夫人那样忍气吞声算了,但是,其他的一切侮辱也许我还能够忍受,唯独
对我儿子人格的漠视,令我心气难平。这样的积怨多了,当然就难免爆发,于是龃龉终于发
生。【因何事而起?过程如何?有保姆的事儿吗?】
在那些天天讲斗争的日子里,吵架斗嘴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稀奇,【平常
人家,相濡以沫,抄架也是稀奇。只有天天好斗的人,才会如是轻描淡写。】稀奇的是:“
笑面虎”在尖叫了若干声之后,忽然双手抓住了我的右手,将我的食指塞进了她的嘴里,狠
命一咬【如果此前仅限于斗嘴,这样的叙述显然不合情理,难道肖凤当时只用了“文斗”?
】,立时,鲜血迸流。她的这个动作是如此地突然,如此地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
我根本来不及躲闪。……想不到一向以“高级知识分子”自诩的“笑面虎”,却干出了这种
只有猫狗才干得出来的事情。
十指连心,我疼痛得立刻在叫,我的丈夫便从房间里奔了出来,出来解救我。而与此同
时,“笑面虎”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手里举着一根大木棒【家里何来棍棒,擀
面棍?棒球棒?】,朝着我丈夫扶着我的手臂上就抡了下来,他的大木棒立刻断成两截,【
似乎钱氏夫妇早有分头伏击的预谋,于理不合。而濮氏似乎练就金刚罩,铁布衫的上乘武功
,以肉身震断“大”木棒。惜乎金庸未能得识此位武林高人。】可见他用力之狠,用心之狠
。我丈夫的胳膊立刻红肿起来,我们忙去医院看病,当时的医生诊断书至今还保存在我们手
里。【有手指头的诊断书吗?“鲜血迸流”,“十指连心”,不看医生是要得破伤风的。】
他们打完了我们,咬完了我们之后,立刻【好一个“立刻”,仿佛濮氏夫妇当时呆若木
鸡】把他们家中所有霉烂发臭的垃圾――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纸片、碎布头等等,
通通故意地放到公用的走廊里,【家中竟然存有这许多“霉烂发臭的垃圾”,竟像狄更斯小
说《孤星血泪》中疯狂的老妇作为。看来钱家还有空地,应该扫地出门。】然后又立刻恶人
先告状,找到了一位过去也曾通天的高官【应指黄克诚夫人唐隶华,曾任文学所党委书记。
唐是维护钱家的】哭诉,当然不提他们自己的暴行。“笑面虎”一向都是出了名的说谎话的
能手,“打小报告”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们夫妇的这些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彻底地认清
了他们的真面目。
林非则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我原来只住一间狭小的房屋,从儿子诞生之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三代同堂挤
在一起,连转动身子的空间都剩不下来。有位在当时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谁?此
人可恶】,骑着脚踏车来探望我,[我]真从心里感谢他的关怀,想赶紧招呼他坐下,却腾不
出一席之地。他瞧着我如此可怜的处境,竟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的斗批改阶段
,不少人都被调整【说得轻飘,究竟是否是“沙子”?】了住处。这位批评家也让我搬迁,
跟一个爱说掌故的同事充当邻居。【你那位“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母亲呢?以“三代同室”
的窘状,获得“当时担任革委会主任”的“造反派”(这个帽子跑不脱吧?)的“恻隐之心
”,迁居大宅,本是希求“分房”所施之惯技,可以理解。这益发昭彰了乃妇所谓“被迫”
云云,纯粹瞎扯。】有位后来大名鼎鼎却有流亡海外的同事,也跟我同时搬的家。【拿刘再
复说事儿,证明“掺沙子”未必是“造反派”。但再复当时肯定是“造反派”】
开始还相安无事,[他]偶或笑嘻嘻地说几句《世说新语》里的掌故。不久之后,他的女
婿被学校里定成〖乱码:摲吹撤瓷缁嶂饕鍞〗的五一六分子,他就整天咒骂这倒霉的小辈。
驸马爷觉得走投无路,竟刚烈地悬在树上自杀了。【这种语式是坐实钱先生是迫害女婿的主
犯了。天底下宁有是理乎?在法理上这应该算作“诽谤”了。如林专家拿不出真凭实据,就
该告他诬陷罪。】这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们都看在眼里,却从不敢流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敢
去议论和打扰。可是他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奇怪,莫非林专家曾经阻止钱家迫害女婿
?】当我们经过他的门口时,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还念念有词,骂骂咧咧【形同疯颠。果
然如此,“打”你亦无妨,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只是果真如此,就不会有著作《管锥编
》的钱锺书了。显为污蔑。】。有一天早晨,他竟抡起棍棒【夫唱妇随。家里何来棍棒,擀
面棍?棒球棒?】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没有原因,没有事端,较之乃妻说法,更为突兀
。林非身为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文章竟如此不讲章法。可见是浪得浮名。】,我连忙抬起左
臂抵挡,当时就被打得红肿起来,接着皮肤又变成紫黑的颜色。我赶紧医院去治疗,一位善
良的女大夫细心地用药膏给我敷上,很心疼地嘟囔着,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打人?
这同事仗着大学时代的一位伙伴,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声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亲密【指乔冠华,以坐实钱家“仗势”】,还向〖乱码:撌敌形薏?准蹲ㄕ?〗的工宣队告
状,说我与他口角和打架,于是工宣队狠狠地训斥我,威胁着要遣送我去北大荒劳动改造。
【实在该去。真的去了,也许当时就有《忏悔录》表明悔改,而不是今日喋喋不休地为自己
贴金了。】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辜,不过在当时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只得让妻子缝好厚厚的
被褥,还买了一件兰色哔叽的羊皮大衣,等候着前往冰天雪地里去挨冻,甚或会在突然间去
迎接死亡。【该!】我这才清醒地懂得了,在当时基本废弃基本的法律,可以任意惩罚和蹂
躏人们的氛围中,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得罪别人的时候,锋利的宝剑已经悬挂在头顶。【为何
“没悬利剑”钱家举家逃亡了,可见钱氏一门毕竟无势可仗。而“悬有利剑”的阁下却鸠占
鹊巢,心安理得在华屋住了下来。分析事理逻辑,千万注意不要忘记以结果判断动机。“谁
是最终受益者?”也是法庭惯常究问的问题。】
林家的叙述有与杨绛相吻合处,如林非被打伤胳膊、肖凤手指被咬,也有与杨绛不合之
处,请读者自己去评判。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强调钱锺书的女婿是“造反派”,这是
笔者所仅见的【嗅出新闻点了,兴奋】;二、强调杨绛品性不好,这也是媒体上极罕见的;
【嗅出报复点了更加兴奋。】三、强调“钱家”仗势欺人,【如说钱家是靠女婿“造反派二
号人物”欺人,则女婿含冤已死,所“仗”何“势”?如说是依仗具有“炙手可热的权势”
的同学,则钱家正应乘胜追击,赶走濮家,何至于举家自我流亡?如此逻辑,也拿来说事儿
。】这与下面我们所要介绍的“别人的传说”恰恰相反。

回头再看“别人的传说”
其实,此事在知识界文人圈里早有流传,一直未断。
最早在报章上披露此事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社方丹。此人于
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后收入《钱锺书研究》第二辑、《写在钱锺书边上》)发
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一文。文中写道:
“造反派”不但把学者赶入牛棚,而且还抢占学者的“民居”。钱锺书的房子也进驻
了“造反派”。“进驻”就“进驻”吧,大势所趋,所有学者的房子都进驻了“造反派”(
但许多人还不是自己搬入,而是由机关行政处分配“进驻”――与“造反派”无关!)。住
在钱先生家里那一对夫妻不一定是坏人。但是“文化革命”使部分青年研究工作人员变成了
“流氓无产阶级”,不要说尊重老人、老学者,就是连起码的“平等待人”也不顾了,甚至
动手打人。钱锺书虽然当了“黑帮”,但并不认为自己就“低人一等”,人家动手打他他就
还手,绝不干“君子让人”的“儒家”勾当!他受过西方“民主”的教养,懂得什么叫人格
,什么叫人权;所以奉行“头可杀,士不可辱”的哲学,与“造反派”大打出手,闹得满城
风雨。钱锺书与“造反派”大打出手之后(把胳膊都打伤了),扬名千里,连“造反派”都
敬重他“三分”,认为“老头儿”有骨气!
方丹的文章有五点值得注意:一、与钱锺书打架的是“造反派”;二、对方不一定是坏
人;三、对方是青年研究人员(按林非当时42岁);四、对方先动手打人,钱锺书只是还手
;五、吃亏的是钱锺书。
尔后,方丹的文章被多次征用,还走了样儿。1992年4月,孔庆茂出版《钱锺书传》,
按他自己的想象改编了方丹的这段文字,并把方文发表的时间搞错。他发挥道:
当时,造反派组织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家中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锺书家中自然也不
能幸免,不久,便派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不仅不尊重这一对老
知识分子,不能平等待人,反而动辄打骂训人。钱锺书忍无可忍,于是奉行“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的原则,毫不示弱地予以还击,他懂得什么叫人格,什么叫人权,他奉行“士可杀
而不可辱”的信条,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这一下
,钱锺书名扬千里,申了正气,连“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认为钱锺书“这老头
儿”有骨气!
这里的瞎编乱改是显而易见的,其笔致足以上追魔幻现实主义【濮氏夫妇和教授此文亦
是,当不使孔氏著作专美于前。】,难怪钱锺书对此书要大加痛斥。而一年后的1993年,张
文江也出版一部《钱锺书传》,依据方文并据实加入了新信息,写道:“钱锺书回京后,原
来的房子进驻了造反派,那位造反派也曾是研究人员,后来以研究鲁迅著称……在冲突中,
钱锺书的胳膊被打伤。”
1995年,李洪岩出版《钱锺书生平与学术》,写道:“钱锺书曾与林非同住一套单元房
;两家合住,必然产生不快。钱锺书与人打架,当然占不了便宜。这事细说起来也无所谓理
亏理盈,根子在社会环境。”在语气上显然有变化。【不仅仅是“语气变化”吧?他显然听
信了濮良沛夫妇的言论了。这也同样是穆教授写此文的基础。】
同年,张建术在《传记文学》里发表长文《魔镜里的钱锺书》(收入《写在钱锺书边上
》),对此事夹叙夹议,大加渲染,海骂濮赵夫妇。张文是在杨绛之前叙述打架事件最为详
细的文字,但与杨绛本人的叙述颇有出入。由于张文偏长,我们只摘编其中最为精要的部分――
(钱锺书回京后,迎接他的)是寄居蟹般的同单元邻居。“寄居蟹”是一对比钱、杨年
轻许多的夫妇,男的P君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其妻Z女士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为
P君离婚后再娶的第二任妻子。P某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以后开悟,改唱“向左进行曲
”。P妻Z君呢,却更是个一言难尽的了得人物。
“文革”前分配给钱锺书家住的是四间一套的单元房,位于北京干面胡同科学院学部宿
舍楼内。此番的院、部领导实行掺沙子政策,结果反动学术权威钱锺书家的单元门里,就搬
进了一个不反动的家庭,这就是P、Z夫妇。……1972年3月回到家中的钱锺书……单元门的
钥匙,他有,P也有;厨房、厕所,杨绛用,Z也使用……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钱、杨二位先
生,虽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虽不碍人雅事,但却碍人风眼,岂不是煞人风景?叫人恼上
凌霄?就好比电影里常有的特务组织或黑社会“杀人灭口”的动机、理由,仅仅是因为对方
“知道得太多了”。钱锺书干校没白呆。近三年的摸爬滚打滚出了一伙年轻朋友。一日,几
个“保钱派”正在上班,忽然有人急急报:“钱先生挨打了。”忽拉一行人从从建国门大街
跑步赶奔钱家增援。进屋一看,满地狼藉,钱、杨二人挨了撕扯、拳脚不说,还遭了口咬。
钱老太太捂着一条胳膊呈忍痛状。钱锺书怒而不语。……真的遭逢泼男悍妇,他却既不会吵
也不会打。日后杨绛取笑他:“锺书不会打架,一急结巴。”当时钱锺书最强烈的反映,不
过就是把空锅一类自家家什掷在了地上。倘如此锅扔在了对手的头上,尚多多少少产生一个
碰撞球体的效果,碰在地板上谁疼呢?顶多把楼下人吓一跳罢了。
张建术在叙述中还把“朱德老元帅”的话、科威特、伊拉克等全扯上了,但值得留意的是,
他这里先杨绛而使用了“掺沙子”一词,并断定那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政策,暗示【本文“
暗示”的是什么呢?】打架原因是由于钱杨二人过多地了解了对方的阴私,而打人、咬人的
均是对方,钱锺书根本就不会打架。此外,张文中没有出现钱瑗。至于依据,张文没有出示。
到1997年,湖南《书屋》杂志第4期刊出署名“陵久”的《钱锺书浅识》,对上面所引方、
孔、二张诸家均未表示异议,唯独对李洪岩的讲法大加挞伐,认为李洪岩立场“左倾”,是
“各打五十大板”,并断言打架的原因是“革命左派仗势欺人”。
钱锺书逝世后,黄永玉在《北向之痛》(《明报月刊》1999年2月号)中写道:“听荒
芜【杨绛同事,显然不是那位“莎学专家”】兄说,钱先生有一个几乎像儿子似的学生,文
革时忽然翻了脸,揭发、斗争,甚至霸占了他的居室,任意使用他的书籍材料。”这当是此
事的另一个版本了。
1999年4月3日,《文艺报》刊出乌尔沁夫《走出围城的钱锺书》,依然断定是“造反派
夫妇打了钱老”,写道:“1968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
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
这里显然又强调了“掺沙子”。
1999年5月21日,石家庄《杂文报》刊出邵燕祥的杂文《李洪岩文读后》,引用了乌文
,发感慨道:“与钱锺书、杨绛先生打交道的,不尽是谦谦君子,发生一些纠葛也不限于学
术之事。”然后诬谤【也知道被人“诽谤”的滋味儿了吧?】“李洪岩是那打钱锺书的“造
反派”的后继者,挥刀笔【此语移送尊文,更为恰当。】写道:“对老人的态度,从打降而
为骂,对照三十年前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
邵文发表后,李洪岩立刻在《钱锺书评论》电脑网站上发表文章(将刊载于长沙《书屋
》2000年1月号【对李文去向如此谙熟,莫非“穆教授”是李的新化名?至少是沆瀣一气的
“道友”。】),回敬道:“对所引《文艺报》的话深信不疑,益可见邵大杂文家对治学的
基本规则毫无所知,对钱氏夫妇的生平更不了了。然而,他不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
是吗?】,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为什么?就因为他心眼里先就有了
成见。事实是,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是1973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
祖师鲁迅的林非研究员。林非是造反派【不是吗?】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说得轻
飘】,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
幸亏邵燕祥不是法官!而且,这种邻里打架【轻描淡写】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
具有什么关系?只怕精通中国政治的邵燕祥也会对此哑口无言吧!”
邵燕祥看到李洪岩的反驳文章后,未作正面回应,对打架一事也未作具体考辨,却断言
李洪岩是向着造反派讲话,在1999年8月12日《科学时报》发表《人五人六篇》,讥诋道:
“李某何以一屁股就坐到了××研究员一方呢?研究鲁迅不乏莫名其妙的人。”
至此,人们可以看出,涉及此事的文字大都是:一、认定濮良沛赵翔凤夫妻是造反派;
二、认定濮氏夫妇是仗势欺人;三、颠倒地认定是濮良沛打了钱锺书。只有李洪岩认为此事
纯属“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无所谓理亏理盈,根子在社会环境”。【是不是巴结上林非了?】

试提出若干疑惑
将打架双方的证词和这些“别人的传说”对照一下,其中的诸多荒诞不实之处不言自明
。但既然是外人的街谈巷议,出现各种走漏现象也就毫不足怪。正是有鉴于“别人的传说都
不详、不尽、不实”(当然也包括林氏夫妇),杨绛先生才作为当事人公开站出来说话。前
此,她在《丙午丁未纪事》中说:“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
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轻描淡写,连
打架的轮廓都看不出来。如今,杨绛先生以年逾八十八岁之身,亲笔写下《从“掺沙子”到
“流亡”》,虽是一面之词,但毕竟给人们提供了最为翔实的信息,补正了诸多“不详、不
尽、不实”之处:一、钱锺书不但未挨打反而痛打猛击了“革命男子”;二、胳膊被打伤的
是林非,而不是钱锺书;三、咬人的是杨绛而不是肖凤。此外,杨文未直言林氏夫妇是“造
反派”,只说他们是“革命群众”、“革命男女”,“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
功的人”。而钱、杨“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革命群众,因
相处多时”,“很亲善”。倒是肖文,不含糊地指责钱的女婿才是“造反派”。
那么,如何看待双方的陈述,到底哪一方才是“详、尽、实”?由于杨绛先生已明言自
己当时“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
有向他再提过”,濮氏夫妇的陈述只是在有关文章中附带提及此事,并非专门记述,因此无
从比较鉴别【濮氏夫妇先写此事,从上文看,更是“恶人先告”,怪不得杨绛先生要写文章
揭密。】,笔者只能依据情理和逻辑【此文还有“情理逻辑”?】,提出若干疑惑,不妨请
有兴趣的读者一起来分析分析。同时,我盼望林非、肖凤二位学者兼文人,也能像杨绛一样
,专门就此事作一长文,以便“负责”地“让大家知道这一段历史”。
首先,关于林非被打的具体过程,从杨文推测,当是林先突然挨了钱锺书一板子,卒不
及防,一下子倒地,然后被钱锺书趁势揪住衣领,然后一连被钱锺书踹了若干脚。如果不是
这样,林被钱锺书“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情理上也就不可能,说不通。濮良沛
个子高,钱锺书揪住他衣领不很容易。【钱、濮我都认识,濮只比钱氏稍高。“揪住衣领”
并非只有“打倒”才能。教授看过中国式摔跤否?在那种场合,个子矮的“揪住”个高衣领
的事儿,司空见惯。实不须教授惊诧“情理上也就不可能,说不通”,而作另外的推论。】
而据林氏夫妇的说词,一说是“朝着我丈夫扶着我的手臂上就抡了下来”,一说是“抡
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我连忙抬起左臂抵挡,当时就被打得红肿起来”。此外,
他们未说林非挨踹的事。【可见林氏说辞,是以医院证明作为凭据立论的。“踹”无法验伤
,只得暂付阙如。但推论事情经过,“有伤”并非一切。】
那么,实际情形到底如何呢?
其次,“锺书说这事不再说了”,“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对这场“一生难忘的亲
身经历”,杨绛因“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而“有些事确实没有看见”,为什么不问问丈夫挨
没有挨打、伤没有伤着呢?为什么不相互声讨或交流一下呢?【这奇怪吗?杨文以明言钱氏
对此“堕落”痛心疾首,不愿再提。此问多余,不要以教授的市井之心妄加揣测了。】
第三,“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
起,又摔下。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如此残酷的折磨,对于一个年逾花甲【与肖
文所述“五十”许人矛盾】的“瘦弱老人”,不但“没伤筋动骨”,而且还能有机会和余力
去咬人,还有能力忙回屋拿出手杖,还能“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这实在有
些出人意外!【杨文叙述甚明,“按下又提起”自然不至“伤筋动骨”。教授大概没经历或
见识过人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智力体能上能够发生多少奇迹,竟然有“意外”之想,实在是
少见多怪了。】而林家只字没有说钱家挨打。【“没有说”等于“没有做”?】
第四,“我锁上了门,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显然
是要继续打人,但如果是要继续打人,那革命男子又何必“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
”?又何以能提供时间让杨绛“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杨绛
当时又何必“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那么,所谓打门,是要请钱某出来决斗,
还是叫他出来讲理,抑或是吃亏后恼怒的发泄?而据林氏夫妇讲,他们吃亏后就去看伤了。
【林氏文章省略甚多,不独此节。】
第五,“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
顿。”打到这个分上,肯定无法同用一处水火一间厕所了,似乎大可不必“听到”“传言”
才“忽然”生出“逃亡”的念头。钱锺书那时写信给朋友说:“弟以避恶邻,举家赴小女宿
舍暂住”;杨绛在别处也说:“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可见是事实】而且,
逃走是得到了领导“准许”的。这无头的“传言”显然无法核实了。那么,逃走后,那“革
命男女”是否对钱家留下的东西有所企图或破坏呢?【继续鸠占鹊巢,彻底改变屋小不足转
身的现实,已是革命的伟大成果了,遑问其他?】
第六,打架发生在1973年12月2日,而杨绛却有意紧接着1972年7月事叙述起,两家都不
提两家前此一年半的相处,何也?【穆教授忘记了,请复按杨文。】
第七,从杨绛的文章看,上级领导在打架的问题上,既没有偏袒“为革命立功的人”或
曰“造反派”,也没有惩治“资产阶级权威”或曰“黑帮”,而钱锺书打架时似乎全然都没
有顾忌对方的“革命”身份,那么,“造反派”“仗势欺人”的“势”又何在呢?【群众。
文学所不尽是胆小怕事之辈,尽有血性汉子,足以制约对濮氏“发恻隐之心”,又在“当时
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批评家。穆教授如此大惊小怪,不知是当年尚不通世事,还是在其他地
方作更加威风的“造反派”?】岂不有悖于“掺沙子”之阳谋?而从林家的叙述看,仗势欺
人的恰恰是钱家,挨训的是林家。【“仗势欺人”者反而需要“逃亡”到办公室居住数年之
久?“挨训者”倒能独霸豪宅,任意“水火”?】
最后,据杨绛说,打架的直接导火线是赵凤翔与钱瑗的争执。赵与钱同龄同学,两人是
否在校期间积下宿怨?妇女嚼舌根的家常琐事【以王德一的死嘲骂钱瑗,只是“妇女嚼舌根
的家常琐事”?】,只是,与杨文里一口一个“革命”究竟具有什么关系【为何不提林、肖
文章中“一口一个”“仗势”呢?可见本文作者并非没有倾向。】,显然“也是应该让大家
知道的一段历史”。而据肖凤文章,矛盾似乎主要集中在她和杨绛之间。【“矛盾”和“导
火索”本为两事,杨文交代得清清楚楚。而含糊其辞的正是林、肖文章。穆教授的行文竟然
也如此不讲究逻辑,颇使读者质疑于他的真实水平和意图。】
1998年夏,有两位学者针对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发布质疑长文;同年秋,我也曾
刊布专文辨正杨绛《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都曾引起读书界的严重关注。如今,杨绛先生
又发表“杂记”《从“掺沙子”到“流亡”》,“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恐怕争议也不会
少吧!【貌似“兼听则明”,实则以濮、赵之不合逻辑的言论,来中伤杨绛。作者自己最后
道明了刻毒的原因,他和主持《钱锺书论坛》并加编者按的李洪岩,原来都是以“钱学”起
家立身,而曾屡为钱、杨先生批评的家伙。希图挑起“争议”,以便为他们的“钱学”添薪加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廿八日

 

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
       (林非,   3/26/00 6:43:16 AM)

若干必要的澄清

林 非

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譬如“杨文”叙述肖凤在“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经历过“文革”生涯的人们终生都会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工军宣队的任何一个指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虎豹的肝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肖凤是个在待人接物时很有礼貌的人,“杨文”的写法纯属是为了进行抹黑而向壁虚构。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

 
 
  读者回帖
  Killer, 3/29/00 9:34:37 AM
林非同志是个很有意思的同志, 钱先生去世的时候, 他一定在家里乐的跳大绳呢.吾窃以为, 林非同志的"反攻击" 言论, 更印证了钱先生是个人,不是神. 并且, 自己水平了了, 反说什么"七宝楼台..." 之类的屁话,整个一个不得志的酸秀才. 还有其妻肖凤同知, 夫妻俩一定处心积虑好九了吧. ----------- note: 死不认错, 是吾大中华人之一大传统德性也)不过, 如果能象日本人那样 死不认错且能自强, 那也算话.........对不起,喝多了...吾要去bathro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