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羽戈：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

兮兮

引子：《笑傲》的政治书写
　　
　　
　　《笑傲江湖》在金庸先生十五部繁复离奇的武侠小说中，是最接近政治寓言的。1980年5月，金庸特意为这部小说补加了一个后记，其间大谈小说、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接下来，他便论及《笑傲》中的人物：“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这段话虽然是出于辩白与推避的用意，却也未尝不是金庸的自得之言。对同时代大陆的十年政治浩劫，隔岸观火的姿态成就了小说家的冷漠和清醒，或许还给了他蓬勃灵感，才使得黑木崖上口号震天的一幕，能在往事已付云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猛然唤醒一个神情落寞的中年人对文革的回忆，令他热血沸腾，同时又无限恐惧。当然，《笑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可能有着乔治·奥威尔的《1984》之于西方世界的那般辉煌，而作为后来者，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它当作政治预言——不如视之为一声长远的警钟，提醒我们政治的触手必须回缩到人性的斑马线之内，也必须用一道制度的钢索束缚住痴想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圣教主们的身体。这样读来，倒是能延展小说对政治的冒犯力量。
　　《笑傲》中的人物占据着两个极端，一类是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等，拥有超强的权力欲望，为着个体理念的实现，不惜血光盈空、万骨枯灭；一类是令狐冲与任盈盈，用金庸的话说，他们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毫无兴趣。更多的人夹杂于两者之间，被强弱相异的权欲鼓动刺激，挣扎在一个又一个的伦理光圈，却永远冲破不出。这便影射了我们的江湖，我们的世俗生活。陆大有是晚间街头最无厘头的青年，曲非烟让我们想起童年时的邻家小妹，林平之却成了我们屈辱的影子……金庸的一句旁白让我无限感动，他说他“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这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我要承认，正是在这一种意义上，我愿意将《笑傲》的主角令狐冲解读为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金庸抹平了小说、政治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并营造出绝佳的角色与场境，使解构的锐利刀锋得以顺利探进。
　　
　　
　　简朴的出场
　　
　　
　　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小说风行于世之后的谈话里，小说家不止一次表示，令狐冲的生活境界是他至为向往的。转引一位朋友的说法：“令狐冲这个人物，恐怕是最能反映金庸本人的精神养分，探讨令狐冲的隐义就少不了参考金庸其人其事。”我不打算在金庸的生平枝节上做太多的纠缠，无论他的商人头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有传统文人的士大夫心态，都不妨害他被处于后殖民氛围的香港都市的自由民主文化气息所浸染。的确，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追寻这一矛盾剧烈激化的痕迹，但这并不能说明矛盾的非存在，我更愿意理解为，是金庸信奉而且身体力行的“中庸之道”，将此矛盾巧妙地化解。而《笑傲》的书写，以及这个金庸最心仪的令狐冲，正可以作为寻觅化解药方的一次精神试探。
　　所以，令狐冲不会在初一出场，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确实能展现小说家一贯的精神追求，但也压缩了主角的上升空间，从而显现出小说家在技巧上的僵硬与拙劣（这也正是古龙不如金庸的地方）。金庸自然晓得这个道理，他别出心裁，等到读者们以为身负悲惨家仇的青年林平之是故事主角之时，才安排真正的主角令狐冲登台亮相。同样的虚惊还在后面，当众人口中谈论的令狐冲已经给读者们刻下一个放荡形骸的印象之时，金庸才缓慢推出另一个更真实和本色的令狐冲，他外表洒脱不羁，内里却执礼谦恭。他对华山派门徒身份的看重，他对师父“君子剑”岳不群的敬服，他对小师妹岳灵珊的苦恋，这些细节所映照出的令狐冲的清晰面孔，却是金庸依凭传统侠士的精神模式描摹出来的。这里，他与萧峰、杨过、张无忌等并无显著的歧异。
　　
插曲：为什么是令狐冲
　　
　　
　　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也许能窥见小说家曲折而良苦的用心：令狐冲是个孤儿，他没有明确的父亲，所以，他无须如萧峰、杨过、张无忌那样，要为父辈的苦难承当沉痛的原罪。甚至，我们可以说，在金庸几部重要的小说中，只有令狐冲和韦小宝，是没有背负惨痛的仇恨叙事而进入江湖的。郭靖有父仇，杨过有父仇，张无忌有父仇，袁承志有父仇，而萧峰，几乎一直生活在仇恨的河流里，甚至直到死亡之时都无法全身跳出（他的自杀导致了暂时的和平，却难以消解积压的仇恨）。复仇是传统武侠最显明的特性，金庸走的依然是这条路子，惟有到了《笑傲》与《鹿鼎记》，他才算得以脱离。这便使两部小说沾染了一些现代性的思想杂质。
　　金庸提早弑去了令狐冲的父亲。我们应该如何领会这一富有深意的镜头？小说家理应不会对西方流传的《俄底甫斯王》感到陌生，那场最初的悲剧衍生出一个经典教谕：弑父标志着一个人的成年，无论弑去的是实存父亲的肉身，还是将精神父亲打翻在地。如此说来，金庸送到我们面前的令狐冲，已经是一个心理上的成年人。他已不同于先期的郭靖和杨过们，这些人在为作为亡魂的父亲报仇之时，自由意志便被一种叫父权的权威沉重压制——父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如此强横，个体的自由权利根本无法出头，更不必说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然而，令狐冲没有父亲，不用为维系父权的庄严意义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所以，他才可以在一出场就无所顾忌——尽管黄药师和杨过也有此个性，但这两人的放肆，更多的是出于对世俗法则的反叛；之于令狐冲，却是一种正当的自然天性。无父的他先天滋长出一种自由主义的内在气蕴。这可能是金庸的故意为之，让令狐冲成了他的小说中最具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顺带要说的是，韦小宝的精神，应该归属于极具颠覆意义的后现代解构队列）。

令狐冲的难题及终极归宿
　　
　　
　　叙述完这一插曲，我们便可以注意到，令狐冲面对的冲突还是相当严重的：他的自由天性，与他所生存的情境，以及由此限定的他的现世追求，终究会将他抛入一种格格不入的多难状态。这是他的难题，或许也是小说家的难题。金庸虽然让他生长于无父的国度里，却又给他加了一个师父，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知礼君子——尽管“君子”是岳不群的美丽画皮，他在本质上是个有着强大权力欲望的小人，但他给予令狐冲的启蒙与教育，却仍是儒家文化的正统一脉（在岳未曾露出本来面目之前，他一直被武林同道认定为中国古典士大夫的代表）。这便决定了令狐冲的文化背景，甚至决定了他的部分心性，借用时下异常流行的说法，令狐冲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还必须注意一点，当时的江湖，即使存在着少林寺（佛教）、武当山（道教）等各大割据势力，可主流力量依然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教思想，这一格调，在金庸的小说里从未发生过改变（说到底，这源自于武侠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它必须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蛋壳内才能健康萌芽与成长）。同样，另一个事实是，武力高下是决定江湖至尊宝座终极归属的重要标准，但这并非意味着侠客们闯荡江湖的时光都耗费在拼杀打斗的过程中，江湖自有它运行的规则和机制，动乱与失范只是它的假象。如果不怕被指责为“文化决定论”，那么我可以说，正是江湖中流行的强势文化，决定了江湖这一社会团体的性质。也就是说，令狐冲时代——乃至金庸所有小说中——的江湖，都是一个儒家思想笼罩浸润下的宗法社会——它肯定不会是一个公民社会，不然江湖早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冒险乐园。这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证实了我们对令狐冲身份的判定。
　　所以，披着文化保守主义外衣，心性里一半是儒家观念，一半是先天的自由主义气质的令狐冲正式出场之时，便已预定了他的两种结局。最可能的一种，是将内心的自由意志全然祛除，重新认信传统的父权图腾，努力成为一个标准的儒家侠客——他的前辈，是郭靖；他的江湖征途，就是如报完父仇的郭靖那样，去找寻一个新的精神父亲。郭靖最后在华山的巅峰上聆听到洪七公教训裘千仞的那番话，才算找到生存下去（即杀人——否则就是被杀，就无法生存）的根基，他的师父洪七公又飞升为他的精神父亲。而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小说家的一念之差，令狐冲没有成为新语境下的郭靖，风清扬、方证大师、任我行等也都没有成为他的精神父亲。他身在江湖漂流，最终寻回的只是自我——这是他的第二种结局，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第一个敌人：文化保守主义
　　
　　
　　但在一个秩序森然的宗法社会里，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何其艰难。令狐冲所要直面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刚猛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这种势力所加给他的最直接——也是最脆弱——的一重束缚，就是他的江湖身份。金庸可能不太清楚黑格尔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可“承认的政治”到了他的笔下，却实现了最精彩的虚构抒写（最绝妙的是《侠客行》，那是一个少年找寻身份的行旅，艰辛而壮美）。《笑傲》到了第十八章，令狐冲在少林寺养伤期间，岳不群通令天下，以擅自结交魔教匪徒的罪名，将他开除出华山森严的山门。令狐冲成了华山派的弃徒。当他接收到这一消息的瞬间，他是真的心如死灰。来看小说中的一幕：
　　“令狐冲双手……见信封上盖着‘华山派掌门之印’的朱钤，上书‘谨呈少林派掌门大师’，九个字间架端正，笔致凝重，正是师父岳不群的亲笔。令狐冲隐隐感到大事不妙，双手发颤，抽出信纸，看了一遍，真难相信世上竟有此事，又看了一遍，登觉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摔倒在地。待得醒转，只见身在方生大师怀中，令狐冲支撑着站起，忍不住放声大哭。”
　　令狐冲尽管是性情中人，哭笑皆形于颜色，可也是个坚强的好汉子，除了受伤之外，又有几次这般悲痛得昏厥？身份的回归，即重返华山岳不群先生的门墙之下，可以说是小说后半部中最让他揪心的牵念。哀末大于心未死，这句古训真的应验了，它是如此残酷，仅是一个华山门徒的身份，便让令狐冲一再承受着被岳不群蒙骗的苦痛，却又一错再错：少林寺三局大比拼，嵩山上五岳剑派商议是否合并……直至小师妹岳灵珊身死，师母宁中则亡故，令狐冲才算从这一重身份的迷梦中走出。但这代价的沉重，即使不乏小说家的夸张用意，也委实让我们警醒。
　　回头说少林寺的那一幕，少林方丈方证大师因与任盈盈事前约定，又加上自身的慈悲，还有对令狐冲的爱惜和怜悯，便决意收已经成为华山派弃徒的令狐冲为少林派弟子。这看似平淡，实则惊险，令狐冲逃离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桎梏，又将面临佛教徒的安然诱惑，他该如何抉择？再看金庸的描写：
　　“……便在此时，（令狐冲）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腼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甚么英雄好汉？江湖上千千万万人要杀我，就让他们来杀好了。师父不要我，将我逐出了华山派，我便独来独往，却又怎地？’言念及此，不由得热血上涌，口中干渴，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甚么生死门派，尽数置之脑后，霎时之间，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
　　这一场在佛门的幻灭与顿悟，完全可以视为一次惊艳的转折。这标志着令狐冲与文化保守主义决裂，向着自由主义行进的开端。对于一个生活于分裂情状的青年，这正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良好契机。身份失落了，旧的价值理念体系即将崩塌，他必然要找寻新的皈依。多元的抉择总要胜过一元的死寂。这时，隐伏在他体内的自由主义本性终于苏醒，并生发出一种极有冲击力的价值，冲垮了陈旧的观念堤坝。心魂最终归往何处，令狐冲必须作出取舍。

第二个敌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小说过于宏大，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也经受着多重破关的风险。而在这里，我最想谈论一点。这或许正是对一个修行不够深厚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最具诱惑的一道关口。这是绝对权力的吸引，一种说不上什么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加上中国本土化的专制主义（确实很接近文革色彩）——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圣教乌托邦。小说中至少有明确的三个场景，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也就是令狐冲未来的岳父，邀请或者强迫令狐冲出任副教主的高位，并许诺在他百年之后，令狐冲就是神教的继任教主，就可以跟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一旦令狐冲不从，那就很可能落得身首异处的命运。一面是死，一面是生，并且是异常荣耀的生，有着美女与无尽权力的生，令狐冲如何选择？
　　令狐冲宁可去死。来看这一段心理争斗：
　　“其时令狐冲坚不肯允，乃是自幼受师门教诲，深信正邪不两立，决计不肯与魔教同流合污。后来见到左冷禅等正教大宗师的所作所为，其奸诈凶险处，比之魔教亦不遑多让，这正邪之分便看得淡了。有时心想，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才肯将盈盈许配于我，那么马马虎虎入教，也就是了。他本性便随遇而安，甚么事都不认真，入教也罢，不入教也罢，原也算不上甚么大事。但那日在黑木崖上，见到一众豪杰好汉对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两位教主如此卑屈，口中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不由得大起反感，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后，也须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当真枉自为人，大丈夫生死有命，偷生乞怜之事，令狐冲可决计不干。此刻更见到任我行作威作福，排场似乎比皇帝还要大着几分，心想当日你在湖底黑狱之中，是如何一番光景，今日却将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人不像人，委实无礼已极。”
　　他拒绝的理由很是简单，握有无上权柄的教主，过的是“这等奴隶般的日子”，这便丧失了自我的本性；而这种日子成立的代价，是“将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人不像人”，这便让他人也丧失了本性。这种本性全无的奴役生活会有什么正向的意义？当一种统治建构在谎言的基础上，建构在扭曲甚至剥夺人性的基础上，这种统治是否又会“千秋万载”的稳如磐石？一个虽然怀有绝世武功，但很容易冲动，经常犯错的青年令狐冲用自由主义的眼神稍一打量，便看穿了这场贴满金纸的骗局。所以他宁愿选择快速的死，死是对自我的一种保存，尽管肉身将要化为冰冷的灰烬。

收场：末人的上山
　　
　　
　　但令狐冲终究没有死，整日倾听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整齐划一赞颂的东方不败却死了，他的岳父，“东方不败第二”任我行也死了，梦想着变松散的邦联（五岳剑盟）为坚固的一统帝国（五岳剑派）的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死了，他曾经的师父、工于心计的伪君子岳不群也死了；日月神教的领袖换上了性格乖谬但却没有野心的向问天，这个明白人大概不会相信“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鬼话，如果足够幸运，一个邪恶横行的圣教乌托邦可能会转化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这总是件好事；五岳剑派将陆续推出了新的掌门，华山山洞里的一场黑暗屠杀让各派势力都大为减弱，估计一时没有复原的希望，武林又修得短时期的宁静。自由主义者令狐冲终于可以拥着娇妻，品着美酒，听着琴声，漫步在杭州西湖花香扑鼻的梅庄，过起很小资的退隐生活。这是现代自由国家中小人物们最素常的样子。已经没什么后话好说。
　　但我们又能否这样结论：《笑傲》中的令狐冲成功完成了从文化保守主义向着自由主义的转型，并且抵制住了激进主义浪潮的猛烈侵袭？如果将武林调停得一片宁静的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他的退隐，是否暗示着自由主义在一个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必然归宿：以不作为的形式，来维系自身的自由气质？这些恐怕连小说家也无法答复的疑问，却促使我将两个距离遥远的细节牵系起来。其中的一个，是小说中令狐冲的“上山”与“下山”——可以说这是中国武侠的一个传统，即遇难、奇遇、悟道、下山（或者出狱，从洞穴或石林中闯出等）的叙事逻辑——每一次下山都意味着又一层武功的长进与精神的突破；另一个，是尼采口中的查拉图斯特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主角也有着三次上山下山的历险经验。虽然前者可能是无知的勇士，后者是智慧的先知，但在各自语境中的隐喻意义却无悬殊的分别——都是为了战胜体能或心灵上的魔障。所不同的，却是两者的终极价值取向，如金庸所言，令狐冲是那种毫无权欲的隐士，他下山上山，只是要找回本原的自我；而如尼采所言，查拉图斯特拉，正是那种承受着超强的“权力意志”激荡的“超人”，他下山上山，却是为了将所信仰的理念转化为现实，以及寻觅更多的“超人”同道。我不能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这一对比之中完好展现，但我却可以断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果跑到金庸的作品里，注定逃脱不了任我行式的宿命；而躲在梅庄喝酒的令狐冲，也即是不折不扣的“末人”，为尼采所厌恶鄙弃。
　　末人选择了退隐，这是再一轮的“上山”——如果山下大乱，危及山上之人的自由，令狐冲应该还会迈出梅庄的大门。关于这一点，他的前辈郭靖已经上演过了一幕壮烈的悲剧：本来可以逍遥于安宁的桃花岛，最终却战死襄阳古城。当然，我们可以说，令狐冲未必会有郭靖那种敢于担当的勇气，还有，以身赴死的郭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等。是的，我无法否认这些。但在我承认自己表述牵强的同时，我却愿意将目光投向另外一面：金庸小说的主角，特别是那些他寄予期望的青年，大多都接近于尼采定义的末人——除了慕容复，他的下场是疯癫。这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沉淀，还是其它原因？这些末人对世事的逃逸，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我们却清楚地看见，已然转向自由主义的令狐冲适时收住了步履，他拒绝跟随任我行的圣教乌托邦主义，而有着“超人”梦想的慕容复却以发疯收场，这是金庸的悲悯情怀。他知道一个受“超人”支配，只能喊“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时代是极为不幸的，而末人充斥的社会里，至少还能听到桃谷六仙在新婚的令狐冲和任盈盈的洞房里大叫“千秋万载，永为夫妇”——到了这里我才发觉，这居然是政治话语铺天盖地的《笑傲》整本书中最人性化的一句贺词。
　　
　　2005年3月29日于宁波

绿骄阳

阅毕，没太看明白，还要再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