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炼利：晚清著名立宪奏摺以讹传讹半世纪

王炼利：晚清著名立宪奏摺以讹传讹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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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炼利

但愿这则史料不要再传讹下去，这样的传讹真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大不幸——人云亦云、不求甚解、“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学界的通病
因为要写一篇有关辛亥百年的文章，就核实查对了一些晚清史料，于是发现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撰、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所列《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有重大失误。这个奏摺不是由载泽等所奏，而是由“出使各国大臣”所奏。“出使各国大臣”就是清政府驻各国使馆大臣，与“载泽等”差着级别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的该奏摺“误源”来自《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册）》（中国史学会主编，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所录同一个奏摺，《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册）》中此奏摺来源于《东方杂志》1906年特别增刊《宪政初纲》。是《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册）》编撰者在实录了《宪政初纲》中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也实录了标题的同时，在文稿责任者（作者）的版面位置上，添上了“载泽等”三个字！这一添加，“载泽等”就成了“奏请宣布立宪摺”的行为者，“载泽等”也就等同于“出使各国大臣”了！
应该是《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册）》编撰者误将“出使各国大臣”与“出洋考察各国大臣”等同了起来，才会将这份本是由清政府派往各国使臣们递的奏摺，误认为是出洋考察大臣载泽等递的奏摺。这是标准的“张冠李戴”。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有一份“出使英国大臣”写的奏摺，奏摺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出使英国大臣•二品顶戴•外务部右丞臣汪大燮跪奏”，可见，“出使各国大臣”的确是指驻外国使臣。
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的编撰者则是将误就误，并将此误“发扬光大”：自作主张将该奏摺标题来个大变换（卷首编撰者云“为了方便阅读起见，我们对每一件档案都拟了标题。”），将《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改成了《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这不仅将1957年的张冠李戴错误坐实，还传递了新的错误信息：这是出洋考察大臣1905年考察归来写的奏摺，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
以讹传讹的结果是后辈人因此被这两本书辑录的同一个奏摺所误导。如2008年8月《民主与法制时报》署名夏晓红的特约撰稿《史海钩沉：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内情》，谈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有这样一句话：“经过一大圈眼花缭乱、包罗万象的考察，1905年载泽领衔上奏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成为他们这一圈考察的政治报告。”该文所指奏摺，就是指《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所录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
但是，这一句话就暴露了特约撰稿人的史学知识也有欠缺——1905年12月20日前，载泽他们全都没有离开过国门！“一大圈眼花缭乱、包罗万象的考察”全部都在1906年进行，“这一圈考察的政治报告”怎么可能提前在1905年就出“报告”呢？！五大臣出洋考察明明发生于1906年啊！
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史实是这样的：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此五大臣本已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历1905年9月24日）启程出洋，因在北京火车站遇刺，才推迟行程。到年底就换了人马分成两批出行：十一月二十日（1905年12月16日）戴鸿慈、端方等到达上海，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905年12月20日）乘美国公司西伯利亚轮船“放洋”，十二月二十九日（1906年1月23日）抵华盛顿；对美、德、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三十日（1906年6月21日）启程回国；十二月二十日（1906年1月14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乘坐法国公司轮船离开吴淞口，二十二日（1906年1月16日）抵日本神户，而后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九日（1906年6月10日）启程回国。这份出行时间表是笔者根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所录载泽和戴鸿慈在考察过程中“报告行程”的奏摺整理而成。
其实，只要稍具阅读古文的能力，就可知道《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不可能出自五大臣笔底。奏摺第一句话：“窃臣等伏读谕旨，特派亲贵大臣，分赴东西各国考求政治。”如果这份奏摺是载泽等大臣写的，第一句话就读不通——臣载泽等伏地读谕旨，知晓皇太后皇上将特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自己称自己“亲贵大臣”，中国文人怎可能写出这样文章！？
那这份奏摺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貌到底如何呢？
清政府各国驻外使臣在乙巳年（1905年）八月二十日接到军机处电传 “上谕”：“前有旨，派载泽等分赴各国考察政治，该大臣等各至一国，著各该驻使大臣，会同博采，悉心考证，以资详密。钦此。”对于这份给各“驻使大臣”的上谕，“驻使大臣”当然要回奏摺，不仅要表明自己会与前来的考察大臣密切配合，更要阐述自己对“立宪”的主张和看法，这才有了在当时就震撼无比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说其震撼，是这些驻外使臣为了尽早立宪，“敢不避斧诛，合词吁恳”，他们建议皇室当下要做的工作是“宜先举行者三事”：第一宣示立宪大纲宗旨，第二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第三定集会、言论、出版之法律，并“迅即颁行”。 “以上三者，实宪政之津髓(原文是“津髓”)，而富强之纲纽”，因此，即使肝脑涂地也要奏请皇太后皇上知道：“臣等待罪海外，见闻较切，受恩深重，缄默难安，用敢不避斧诛，合词吁恳，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并请皇太后、皇上 “饬下考察政治大臣”（命令考察政治大臣），与各国宪政名家商讨出一个立宪文本，破格选用良臣编制宪法颁行天下，同时“将臣等所陈三端”（即“宜先举行者三事”）实行起来，“以树基础”。如果这样做了，“从此南针有定，歧路不迷我，圣清国祚，垂于无穷。”
《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的原貌就是如此，这是一份驻外使馆人员写的奏摺。如果要说是有人“代笔”，也未尝不可。毕竟这份奏摺是哪些驻外使臣参与写的，连当时出版的《宪政初纲》也未能告诉我们。但这决不是“载泽等”出洋考察大臣所写，这是铁板钉钉的史实，所以，即使“代笔”，也不是代“载泽等”出洋考察大臣之笔。所谓“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更是危言耸听——2008年11月《南方周末》登载有夏晓红《从新发现手稿看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真相》一文，断认“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足以成为定谳”， “坐实了梁启超为出洋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的说法”。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该篇明显不是“代五大臣而言”的语气。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是引用得很热门的有关近代立宪的史料，引用得热门却未见人发现其显而易见的错误，相反以讹传讹，不断将“讹”发扬光大，以致传讹了五十多年，但愿这则史料不要再传讹下去，这样的传讹真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大不幸。当然，也是中国大陆学界的大不幸——人云亦云、不求甚解、“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学界的通病！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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