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在台下张望和聆听

1981年3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因为有过经久的繁华，城市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但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在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1982年的5月29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海报和主持人都把此类讲演称为“学术报告”。陈白尘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现代文学史的作家。陈先生从后台入场的方式很特别，他先是挥手，然后双手作揖走到台前，在持续的掌声中入座。陈先生是那种一讲话就能够给人震撼的作家，他的从容、大度和无拘无束都是我后来很少见到的。陈先生开场白云：我不怕讲错话，我也不怕有人给中央写信。他好像还说，有人写信了，但王震同志肯定我。他尚未进入主题，我们在下面就开始死劲鼓掌，会场气氛异常活跃。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演中，陈白尘先生介绍了雾都重庆的剧运，又点评了新时期的戏剧创作情况，举重若轻，幽默风趣，不愧是一代讽刺剧作大家。当时的校刊新闻说：“他在谈到近年来的戏剧创作时，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党正确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剧坛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又严肃批评了文艺界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文艺领域里的其他一些不正常现象”，陈白尘是在二十多年前讲演的，他怎样歌颂又如何批评，我完全记不清楚了，记忆犹新的是他的气度与开场白。
　　八十年代初很少人有照相机，我也就毫无可能站在陈白尘先生边上合影了。我对陈先生的敬重，还源于我对他的散文集《云梦断忆》的喜爱。我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和《询问美文》的写作中，都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述的对象。陈白尘先生“文革”期间曾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放鸭，散文集《云梦断忆》记叙的就是他在向阳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2003年的4月，我特地去向阳湖考察，还特地去了陈白尘先生在干校的旧居。12日上午我先到原文化部干校总部，现在的向阳湖奶牛场。这地方设有“干校”生活展室，照片、实物均有。冯雪峰和郭小川的故居都在总部。随后去《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所在连队的住址。十里长堤，在雨中一片泥泞，这就是当年的“五七”大道，到“红旗桥”时雨更大，这座桥是当年“五七战士”自己所造。上工时，战士们举着红旗从这里过去。陈白尘先生所属的十三连在一个村子里。一进村，无数的狗在叫。墙上有不期回报的歌词。我找到陈白尘、绿原、李季的故居，商务馆的集体宿舍、食堂、阅览室等，都是红砖瓦房。陈的故居已有乡亲居住，屋里一群自由自在的鸡和鸭子。我在屋檐拍了张照片，雨水顺着屋檐直下。我后来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大雨，返回。我听到了鸭子的叫声。这不是错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田边，在湖中。看不到放鸭的人。当年那个在这里放鸭的剧作家陈白尘已经故去，这些鸭子大概也有些是他放养的鸭子的后代。”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伤痕”来形容陈白尘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而新时期文学却是从写“伤痕”开始的。说来也是凑巧，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见到的第一个讲演作家是刘心武先生。在钟楼的外语系阶梯教室，刘心武作了《关于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及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的讲演。会议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卜仲康教授主持的。我印象中，刘心武先生穿的夹克衫，讲演时的风度如同我们在后来的“百家讲坛”上见到的一样。听报告的人很多，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刘心武刚从联邦德国、法国等访问回来，他的报告自然结合了域外的见闻与观感。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自己工作笔记本中找到了当时听报告的记录。刘心武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引以为自豪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但是，就小说创作，特别是当代小说创作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一定的距离，被国外翻译介绍的作品不多，在当代国际文坛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刘心武说，世界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绝不能自以为是，凭主观想象来臆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必须正视世界，正视生活，正视自己，冷静观察，深入思考。我们的作家必须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作一些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梗概就这些了。
　　这是1985年的11月1日，苏州的秋日和往年一样美丽。而这一年，中国的文坛则是天翻地覆，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的小说“革命”了。
　　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出去，是一条叫十梓街的路，顺着这条路走五六分钟的样子就靠近了陆文夫的住所。临近马路的苏州沧浪区实验小学南面，有一处在苏州已经算是很高的楼群，那里面有一套房子，住着陆文夫一家。——这个方位是一个熟悉陆文夫的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贸然造访，倒希望有哪一天在马路上走的时候能邂逅散步中的陆文夫。我们见过他的照片，如果遇见，一定会认出他来，但这样的想法总是落空。
　　终于有一天，我爬上了去陆文夫家的楼梯。1983年暑期开学后，我送一篇习作给我的老师范培松教授，请他指正。范老师说，我们一起去看陆文夫吧。我小心翼翼地跟在范老师的后面，敲开了陆文夫家的门。我当时非常慌张，在范老师和陆文夫交谈时，我站在客厅里东张西望，有两顶书橱但书很少，桌上放着一盒香烟，是“琥珀”牌，这是当时很普通的香烟，我们同学偷偷地抽烟，常常是到后校门的小卖部买这种“琥珀”牌香烟。我大概除了叫一声“陆老师”外，没有说第二句话。等过了几年熟悉他之后，他因为患肺气肿已戒烟，而“琥珀”这个牌子也消失多年了。
　　1984年3月，“陆文夫作品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我以为会见到高晓声，但他没有与会。会议开始的时候，有人读了高晓声的书面发言《与朋友书》，这篇发言后来发表在1985年的《雨花》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陆文夫越来越熟悉，但只在台下看见过高晓声先生一次。前年有朋友编辑出版高晓声小说选，提出用拙作充当序言，我自知文章浅陋，但还是答应了，只是想以此表达二十多年前一个学生在台下听高晓声讲课的崇敬之心。高晓声是1999年7月去世的，同年第5期的《收获》便发表了陆文夫的《又送高晓声》。我在读《又送高晓声》时，想起了高晓声的《与朋友书》，想到了他们这一代作家的人生、友情和境界。陆文夫说他和高晓声从相识到永别算起来是四十二年零一个月，而他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1957年的6月6日在叶至诚的家里。1957年以后的中国，把太多的磨难给了陆文夫这一代作家，此后“探求者”各奔东西。我无法想象高晓声、方之和叶至诚他们在“文革”后再次相遇的情景，但在1984年3月2日，当陆文夫、叶至诚和因为“探求者”案而受牵连的艾煊等几位一同出现在学校大礼堂的台上时，我坐在台下，已经体味到云起云落的历史况味。
　　高晓声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是1985年11月4日至7日的某一天晚上。在“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召开的空隙，高晓声和陆文夫联袂出现在学校大礼堂的台上。
　　在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的榜上，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名列前茅。因为“陈奂生系列”，高晓声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是在他还不断写着陈奂生时就确定下来的。当时高晓声的声望如日中天，很少有人能够企及。那天高晓声先生穿着毛线衣，罩一件外套。我在台下看高晓声，感觉他就像我们村子上的一位长辈，有一种亲切感。批评家吴亮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不管高晓声今后的小说将产生何种变异，他的裤腿上将永远有着使人难忘的乡下佬的泥巴。——高晓声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高晓声的普通话带有比较重的常州武进口音，声音比陆文夫洪亮许多。他在讲话中说到了身上穿的头绳衣，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的方言中也有“头绳衣”这样的说法。高晓声显然是会讲话的那类作家，很沉着，热情但不洋溢，透着轻松和幽默的气息，如果记录成文，应该是《陈奂生上城》那种叙述口吻。一个人讲话的腔调是会影响文字的。在我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他当年讲话的具体内容，但他的神态、语气和简洁的动作始终挥之不去。高晓声讲完，轮到陆文夫。在已经被高晓声逗笑以后，陆文夫的讲话仍然不时赢得掌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主题可以先行”，并作了自己的解释。如果说高晓声是明亮的幽默，那么陆文夫则是冷峻的幽默，他们俩的小说其实也是这样不同的风格。讲演结束后，我听范伯群教授和范培松教授议论，说原来担心老陆讲不好，高晓声太会讲了，但这次老陆讲得不错。
　　张弦第一次出现也是在1984年3月2日讲演的礼堂。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是1980年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这样算起来，张弦和高晓声、陆文夫是“同科状元”。1984年的讲演，是几个作家合在一起的，每个人的讲话都不长。八十年代初苏州的街道、宾馆、礼堂还不像现在这样亮堂，印象中他瘦，而且黑，头发留得比一般人要长。当时我们都不能留长发，留了长发的同学在去中学实习之前照例都要剪去。坐在礼堂前排的同学回到宿舍还有人议论张先生留长发的风度。张弦先生的声音深沉，特别有磁性，语速、节奏轻重缓急有度。我工作之后一次在南京听人闲聊，说到张先生的声音，在场也有人说张先生的声音富有磁性，而且特别容易打动女性。我们这样议论张先生的时候，他已谢世。
　　一年半之后，参加“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期间的第二次讲演，张弦发挥充分，台下的学生提问不少。讲演结束后，我随车送他回招待所。在路上，我问：张老师，你觉得我们同学提问的水平如何？张弦顿了一下回答我：感觉一般，没有想的那么好。我随即说：时间太紧了，有些同学来不及提问。
　　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和张弦在车上的简短交谈。他的回答，对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个很大的打击，我随即补上的那句话潜台词很明显的：提问的未必代表我们同学的水平，没有提问的同学中也有水平好的。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从十梓街往道前街的路上已经空空荡荡，商店关门了，行人稀少，我觉得自己也空空荡荡。
　　那时，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无法理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奖背后的争议。2006年冬天我因做“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去访问崔道怡先生，他借给我一本他的大著《方苹果》。书中有《小说评奖琐忆》，记录1981年评选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讨论。我读后方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争议最多的作品。主持会议的张光年提名了这篇小说，说自己：“看了两遍，开始很感动，认为它写得相当有深度”，“两个月后重看，又觉得作者写的是角落的角落，没有接受一点新生活的光照，取材太从稀少事物着眼了。”冯牧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得深刻，有点儿近似《祝福》，但有一点格调不高，迎合社会上的小市民趣味。”所谓“格调不高”主要指的是小说的性描写，比如草明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强调生理本能，表现性欲冲动，会在青年人中起不好的作用。”唐瞍则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意图好，但效果不好，社会效果与其艺术意图正好相反。我们应该把裸体与黄色分开，不足为训。”反对这种批评意见的王蒙说：“我认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是黄色，完全不牵涉到性不可能。”袁鹰肯定这篇小说“写几千年封建的压迫，写清了，写得深，是物质的贫乏，精神的荒芜。作者并没有迎合低级趣味，如果去掉，也成禁区，连这一点都不成了吗？”孔罗荪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看了两遍，没有感到动物性的东西，艺术上也是好的。”见仁见智的都是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但八十年代文学的成长历史及其复杂性，却在这些争论中呈现出来。崔道怡先生出版这本著作时，张弦也已经成为古人。如果当年就获知争议的内容，以我读大学时的性格，一定会冒失地问张弦先生：您怎样看待这些争议？
　　陆文夫在我们学校出现最多的一年，就是在他的作品讨论会召开期间的1984年3月。在有了《美食家》这样的作品之后，陆文夫已成为新时期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讨论会召开期间，陆文夫两次到学校讲演和座谈。他在讨论会上有一发言《却顾所来径》，回顾自己的创作，这篇文稿可以在他的文集中找到。
　　在学校讲演时，陆文夫说了三点“秘诀”，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点“秘诀”是：一要看得清，二要想得清，三能写出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尽写“小人物”？陆文夫说：有人说我写的“市民文学”，不算什么重大题材；也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小说中尽写那些“小人物”呢？这只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苏州，平时接触的人大多是“小人物”，我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是其一；二是写历史的人总是把少数“不平凡的人”写进历史，众多的“平凡的人”就只有作为作家的我来写进小说中去了。从早年的《小巷深处》到《小贩世家》再到《美食家》，陆文夫大致写小事写小人物，因此被称为“小巷文学”。当年如果有“底层文学”这一说法，估计他可能被推为“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了。
　　在1984年3月的讨论会上，艾煊先生说，他看了陆文夫的《美食家》一夜未眠，他给陆文夫写了一封信，说当年韦应物被称为“韦苏州”，你可以称为“陆苏州”了。在《美食家》发表后，陆文夫的名字和苏州，也和“美食家”的名号连在一起，有不少熟悉陆文夫的人写过他和美食的话题。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流行给企业写报告文学，饭局也多起来。一次在得月楼用餐，我和陆文夫同桌。席间，饭店的经理出来敬酒，把掌勺的厨师也叫了出来。这两位站在陆文夫的身边，经理指着一道菜问：这道菜做得怎样？桌上的人都放下筷子，只见陆文夫从容地夹菜到嘴中，过了片刻说：好。大家这才松了口气，跟在后面说好，好。经理微笑，厨师鞠躬。
　　学校的大礼堂不断翻新，各色人等从这个台上走过，如演出一般。我也从台下到台上，台上到台下，有时还恍惚在台下看台上讲演的作家们，我对文学世界的张望还留在那个不大不小的台上。2001年和林建法先生主持“小说家讲坛”时，也曾想过请陆文夫再返学校讲演。我每次陪来校讲演的作家去拜访陆文夫，看见他的身体状况如此之差，就不好再开口。
　　2005年6月，陆文夫病重时我曾去医院探视。他侧卧在病床上，好像睡着了。我和管阿姨轻声说了几句话，陆先生可能感觉到有人来，睁开一只眼睛看我，很快闭目，又无力地摇头。过了两周我再去看他时，照料的人说陆先生脱离危险了。
　　我离开医院时想，我们或许还有长谈的机会。2004年春天，北京的李辉约我为陆文夫编一本图文并茂的画传，收入他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我想了一些问题，到先生府上请益。我问他用了宗福先推荐的药效果如何，他觉得很好。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次谈话改变了我对当代文学史上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在条件允许时，我想发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谈话录。我迟迟没有写好这本书，一是陆文夫的照片很少，有待收集；二是被“聚焦”的人物多数是作古的文化名人，我想到曾经动员莫言配合出一本，莫言说：不行，要折杀我。我不想“折杀”陆先生。我和李辉的计划是2005年上半年出版陆先生的这本画传，只是陆先生一过上半年就走了，这本画传最终未能写成。
　　在南京开追思会，我们向陆文夫遗像默哀后一坐下，遗像便从白色幕布上落下。
　　陆文夫先生真的走了。
　　在我们学校讲演过的陈白尘、高晓声、张弦、艾煊、叶至诚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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