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非师也：从谭嗣同《狱中诗》被篡改的后两句谈戊戌变法
一．一、为康有为“翻案
初中学到戊戌变法这一章时，垂首顿足、热泪盈眶。感慨着：若是当初大业能成，今日又当如何翻天覆地之光景，又何必如此积重难返？可其实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那一段历史都是根据康梁后来编纂的《戊戌政变记》来书写的。从这一点看，这段历史就必须被质疑，因为康梁毕竟是变法的主导者，又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们不可能去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遭遇和错误，也不可能理性地去评价自己的敌人和对立派。那么这段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1894年甲午战争后，光绪帝和慈禧都觉得窝囊不已，尤其是光绪，有皇帝之名却无皇帝之实。慈禧将军费又挪来修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在甲午一战中溃不成军，所以甲午年后的中国内外交困、积弱不堪。当时的慈禧太后确生了归政之心，很大程度是为了扔掉眼前这个烂摊子。而且当时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国内杀李鸿章的呼声愈发激烈。可毕竟轻戮重臣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朝廷让他的直隶开了缺，只剩了一个大学士的空名。这时在西北窝了二十多年的荣禄回到京城顶了李鸿章的缺，并成为军机大臣，这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决定。当时全国1300多名举子在都察院门前请拒合约并请杀李鸿章。这时康有为的一本万言书使他成了这批爱国青年的领导。他提出的爱国四项主张也确实诱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大家都签了名，可这万言书到了翁同龢那里却没了下音。康有为就这样在野三年，中间不断上奏折，却一直没有回应。直到三陈皇上的折子被荣禄看到。荣禄和翁同龢本是政敌，想借机让皇上看到翁同龢的私心，并且他认为康有为也确实有维新之才，便将奏折直接呈给了皇上。光绪也被康有为的“满腔热血以报皇上”的话语感动了，当即决定召康有为来京。所以今日所说的公车上书一事并非事实，因为光绪并未看到万言书，而荣禄，也就是康党所谓的十恶不赦的罪人却是他们的举荐者。至于后来为何荣禄会对康党产生疑心，这实在是还要从康有为这个人的个人品质谈起。康有为的胞弟，也就是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这样评价自己的哥哥和变法：“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举行太大。”其实康有为并非横空出世，突然产生了变法的思想。他几年前就写过《新学伪经考》等关于变法的书，也确实对君主立宪有了深刻的研究。但他和后来张謇同科春闱会试，只考得了工部六品主事，内心自存不满。而且他本人又狂傲不堪，他觉得那章句小楷考不出自己内心的锦绣文章，又自以为是旷代逸才，所以谁都不放在眼里。他在第一次被皇上接见时，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儿说出“请杀几个一二品大员”的话，这自然引起了一系列老臣的猜忌。尤其是徐桐、刚毅这样的守旧派，本来就对变法心存不满，又被康有为的狂悖气息压了一头，自然对他更加恨之入骨。而荣禄此时又闻得康有为曾在来京前见过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所以心里就多了一份提防。当然，这也是正常的。
二．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慈禧当时已将权力大体上交给了光绪，并对变法维新表示支持，当然大前提是不能动摇国本，不能乱祖宗章法，但有些重大决策还得她自己亲自做主。她听了荣禄汇报的情况后，自然也起了戒心，于是让皇帝下旨把荣禄派往直隶，以历练的名义去监视袁世凯的小站新军以防止其谋反。同时新政又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着，在那一百多天的新政里，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共上了二百六十多道折子，光绪帝亲政后办事又非常急切，一夜间下旨，增设经济特科，并废除四书五经，康门弟子们上的折子他几乎也是道道应允，这些一系列的维新之举在大清都是能捅破天的，虽然还没有建立议院、改变制度的大手笔，但他们却要求除旧迎新，把原来的闲差、散差都给裁撤，这显然得罪了一系列的王爷亲贵们，以刚毅为首的守旧派也闹得更加厉害，处处阻挠新政，光绪帝一气之下撤了他们的职。1898年9月5号，光绪帝任命了军机四章京顶替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军机处的老朽们，而且其中谭嗣同的刚正不阿更加惹怒了这些守旧派。于是，这一群人便整天跑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哭诉。慈禧确实内心生了疑虑，但也没有插手去管。可就在此时，康有为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新政之诚心，又上了一道废李鸿章的折子，要把李鸿章唯一的闲差给撤了。这个折子彻底激怒了慈禧太后，因为李鸿章毕竟是她的人，如此轻去老臣，岂能让他们如此放肆？而且另一方面，本来就嗜权如命的慈禧也想借机开始收权。就这样，变法遇到了第一个波折。
三．三个“被杀人”的刽子手
我们所学的历史，总喜欢给一个历史人物一个绝对的评价，非好即坏，非黑即白。在谈到荣禄、袁世凯、慈禧三人时，我们至今仍然咬牙切齿：三个刽子手斩了戊戌六君子，如此作恶，大清该亡！可事实是怎样的呢？慈禧本来就对康有为存了一百个提防的心，又发现他们不断上奏折要求罢免老臣，所以开始要插手变法的事了。光绪皇帝看到“亲爸爸”的举动后，自己判断到慈禧又要开始收权了，这样一来新政怕是举行不下去了，于是颁了道密诏给杨锐，原文是：“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在密诏中只提及“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康有为的名字提都未提。从语气上可见光绪当时的心态只是想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而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杨锐属于维新派里的右翼分子，与康有为的急躁冒进式的变法有诸多不和，而且杨锐也是张之洞的弟子。杨锐把这密诏给康有为看了之后，康有为却不这么想，他觉得只有将慈禧彻底铲除，才能将自己的亲信擢拔为朝中大员，才能继续实施变法。于是他派谭嗣同带着皇上的密诏去法华寺找袁世凯，要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至于袁世凯的态度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大多数人持“袁世凯当场答应然后出尔反尔向荣禄告密”一说，也有人说袁世凯是被谭嗣同胁迫而不得不答应。但不管怎样，袁世凯早就被荣禄盯上了，即使那时他没有向荣禄告密，荣禄也会告知太后康党的谋反之心。所以袁世凯的告密行为也确实是为了自保。于是袁世凯荣禄二人当晚赶往北京告知慈禧，太后拍案而起，她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竟会这样对待自己。但是在荣禄、李鸿章等人的劝谏下，她并没有废帝，而只是重新训政。当晚慈禧决定捉拿“乱党”。可到了康有为的住所时，却发现康有为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他的胞弟康广仁。其实说六君子是替罪羊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康有为早在一天前就已望风而逃，没有知会一个徒弟，而是自己携家眷跑到了日本，而他的徒弟还在京城等着老师做决策呢。这一点可能也是后来康梁分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而梁启超对于生死是不大在意的，只是捉拿乱党的当天，日本领事馆提出给予梁启超保护，梁启超要谭嗣同和他一起走，可谭嗣同拒绝了，而是回到了浏阳会馆，静静地等待清兵的到来。从这一系列行为来看，康有为的确不是个识时务之人，这从他后来帮助张勋复辟的愚蠢举动也可得以证明。他不知道对于中国来说，大刀阔斧的改革是永远行不通的，而他的目的又不单纯，私欲膨胀，急于求成，到后来却又畏首畏尾，独自脱逃，而不管徒弟的生死，这样一个人怎能领导一次如此规模巨大的政治改革呢？所以从一开始，这场变法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四．还记得吗？那被篡改的后两句诗
康有为跑到国外后拿着皇帝的奉衣带诏开始招摇撞骗。为何说他招摇撞骗呢？因为这道密诏早已不是当时皇帝颁下的那一份，这道伪诏是这样写的：“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这显然是在挑拨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因为字里行间都在透露出是光绪暗示维新派谋反。对于老师的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梁启超自是多有不满，但却不敢言，因为毕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至于谭嗣同为何没有逃走，康党官方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唤后人，复生愿以一死以成天下之治。不可否认，谭嗣同本人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谭嗣同有妻有子，何不逃往国外再图将来？这样做岂不是更明智？其实谭嗣同那被篡改的后两句诗告知了我们真正的原因：“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何为公罪？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变法？其实不管是哪个，都会将维新派颜面扫地，都会将康党的谋反之罪公诸于世。的确，杀荣禄、杀慈禧可能确实会为维新扫清道路，可这毕竟是谋反，所以是公罪！李鸿章早已知道这次变法不可为，所以变法前就离开了大清去了西洋周游列国；张之洞虽远在南洋，可也早就洞穿了新政急躁的气息，所以未雨绸缪地写了一本《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面有些话确实说的好：“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衆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这段话的意义浅显易懂，看了这段，不得不佩服香帅的先见之明，他早就预知这种急躁冒失的变革不可为。其实若是维新派能够按照张之洞的一些建议去行新政，也就不至于后来这样了。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老成谋国啊！其实辨别那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否是梁启超所改，这很容易就知道，因为在梁启超早期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混江龙中写到过：“坦荡荡，横刀向天笑；颤巍巍，旁人何用惊。”所以，那被修改的两句明显就是梁启超的作品风格，这很容易看出来。
从一开始就注定着要失败，不怕做错事，就怕用错人，一个那样狂悖不堪又私欲膨胀的人怎能来为一个国家主持大计？但不怕做错事，不能不做事，一个国家要通往进步与民主，就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手笔却又是万万不能缺少的。这场一百多年前的失败的运动是否能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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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30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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