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奚学瑶：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
我辈在青年时代，赶上风狂雨暴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是被称作“文革”群众运动发源地的北大的“文革”，真可谓三生有幸！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所经受的跌宕，终生难忘。雁过留声，人过留迹。四十年后，回顾过往印迹，或可供后人饭余笑谈，或可供后人冷静沉思。究竟作何用途，已非我自左右，我只是真实地留下我们这一代人中一分子的“文革”印迹。
一．风云乍起
１９６５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北大文科的教学便开始脱轨。学校让学生们关注由批判《海瑞罢官》引发的学术课题，诸如“清官”、“道德继承”、“让步政策”、“退田”、“平冤狱”等等。师生们的观点，随着形势的激化而日益左倾，以上诸学术问题，几乎都趋向极端化。在“道德继承”课题上，我做了一些思考，认为道德虽有阶级性，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与劳动人民的道德之分，但岳飞等开明人士受到劳动人民道德的影响，他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可以继承的民主性精华，云云。我与同班同学、上海老乡成少安在校报上发表了《也谈道德继承》一文。现在看来，观点颇“左”，但依然遭到更“左”的观点的批评，历史系某写作组随后在校报发表“商榷”文章，认定我们思想右倾，谓道德一入统治阶级范畴的雷池一步，即不能继承了，意即岳飞的爱国主义也要彻底否定。
进入初夏五月，学术讨论便急转直下，成为严酷的政治斗争。人们不但批判《海瑞罢官》，更进而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是副市长，廖沫沙是统战部长。如此地位显赫的北京市的当权派，居然遭到无情的批判，想见北京市领导层有了问题。当批判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刊辞的信息传达时，原有的猜测已经证实，看来北京市委确实出了大问题，市委书记彭真也该打一个问号。这种形势，让人十分震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头脑十分简单，党的位置高高在上，从来没有想到过共产党内会有如此严酷的政治斗争，北京市委有问题，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随后，则引起我们的一些联想，听说彭真在北大社教中支持陆平，那么陆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北大大饭厅东墙南侧，贴出了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上纲甚高，言辞激烈。我闻讯前往观看。此时，尚未引起多数人的注意。同学们匆忙经过该处，照常背着书包和饭袋，赶到教室去上课，没人停下来注视这张大字报。此时，站在大字报前阅读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周培源副校长。他没有理会我的存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这张大字报，脸面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后来，在反聂斗争中，我与他相识，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撰写他的传记。从中得以知道，他在那段期间，正在城里参与筹备亚洲科学家会议，他表面是平静的，但心里在沸腾。因为他对陆平很有意见，认为陆平“乱想、乱说、乱干”，把北大搞乱了，为此，他在北大“四清”运动中，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告了陆平一状。因此，当他返回会议筹备处时，便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向同事们说道：“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大字报确实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了！到了傍晚时分，北大沸腾了，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贴满了大、小饭厅周围。文二（四）的男同学，颇为活跃，扛着贴在木板上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喊着口号，游行到了大饭厅。晚上，气氛骤变，反对聂元梓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占了主导地位，其中尤以法律系为甚。约九时，时任华北局书记的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主任的张彦来北大办公楼礼堂讲话，强调“内外有别”，要求把大字报转到室内。第二天，第三食堂内则被拉上了许多铁丝，大字报便粘在铁丝上。我亲眼看见，校办的工作人员周韵，在铁丝上粘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聂元梓是个好同志！”。粘完大字报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之后几天，第三食堂就成了人们观看大字报和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对北大的政治是懵懂无知的，只是，在大批判中，似乎找到了感觉，认为陆平和彭真会有某种瓜葛，这是其一；其二，本人思想历来崇尚自由，对主流的正统管制，其中尤其表现在班主任孔辰光老师的“左”的态度上，有一种逆反情绪。尽管觉得北大比中学自由得多，但依然有种种政治禁锢。因此，有人出来在这个沉静的水潭里扔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几朵浪花，心里是颇为兴奋的。尽管自己没有贴大字报，却关心学校的动态，常到学三食堂去看大字报，并不时参与围观者的表态和评论，甚至是辩论，为此而遭到了他人的批判。一个西语系的女同学便曾对我警告道：“你当心成为右派，五七年也是你们中文系的右派最多！”五七年反右的紧箍咒影响深远，人们往往以此作为教训。可是，今非昔比，“文革”已经不是当年的反右了！
六月一日晚，中央广播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和评论文章。播音员字正腔圆，声调激昂，显然是在播送一篇声讨檄文。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北大的火山喷发了！于是，北大的整座政治大厦哗然坍塌。各级领导大多成了黑帮，基层的班主任、辅导员之类也成了黑爪牙。一些政治上走红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变得灰头土脸，有的甚至推开各宿舍的门，一一向大家检讨认错。于是，控诉批判陆平黑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的鼓动下，人们步步升级，很快将文斗上升为武斗，从批判变为人身侮辱，由局部发展为全部。北大每天接待数万的取经参观者，北大也向外输送“革命”。第一站自然是姐妹学校清华。只是，清华师生开始还是不以为然，当我们游行到清华园时，清华同学似乎无动于衷，有的人在夜幕中依然谈情说爱。有人甚至写了这样的大字报回应北大，他们说：“你们的校长姓修，我们的校长姓马。”他们对蒋南翔颇有好感。谁知，没有几天，蒋南翔即被清华师生拉下马来，后来，清华“文革”波翻浪涌，其武斗力度要胜过北大。看来，工科学生要么别干，一旦干起来了，便不像文理科的那么斯文了！
那段时间，我们的思想处于亢奋状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道，反对基层党组织不等于反对党中央。这将“文革”与五七年“反右”进行了鲜明的区分，这等于摘掉了孙悟空头上的箍，人们可以在局部领域造反了。当时的舆论也在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早期语录：“造反有理”。于是，全国上下，人们都以造反派为荣，以造反派自居，谁都不愿意当保皇派，保皇派成了人格丑陋、政治落后的代名词了。在这种政治风潮下，谁的调子愈高，便愈革命。中学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们的调子往往最高，行动也最激烈。于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观点便首先从他们那里流行，打死校长和老师的事件首先从北京一些中学里发生了！大学生们也不甘落后，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经常念着这样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也学当初湖南农民的样子，给“黑帮分子”戴上高帽，有的甚至将装便纸的铁丝篓扣在他们的头上。６月１８日，一个批斗“牛鬼蛇神”的高潮掀起来了，各系纷纷将本系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拉到学生宿舍区批斗，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当晚，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发表了一个声色俱厉的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师生们当天的行动，认定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内外勾结的反革命事件。此事被工作组写成简报，上呈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又由党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工作组在校内追查反革命，给一些参与６月１８日的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压力，我班的一位干部子弟便曾为此不思茶饭。这么一来，北大便出现了冷冰冰的局面，似与初期的火热大相径庭。７月１２日，大饭厅东墙北侧，以陈必陶为首的几个地球物理系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对北大冷冷清清局面持有异议，矛头直指工作组。几天之后，又有历史系王海治等人贴出大字报，为陈必陶等人大字报推波助澜。后来，我与陈必陶有交往，此人老实憨厚，不是锋芒毕露的人物，却在北大反工作组运动中充当了反工作组的急先锋，人真是不可貌相！
此时的中文系，热点不在学校问题上，而是陷于“高吕之争”中。高即高运安，文四（三）学生，吕即吕乃岩，是该班的班主任，中国文学史教员。高运安来自农村，为人质朴憨厚，文革前，受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感召，出于淳朴、天真，多次要求下乡当农民，遭到吕乃岩等人的反对。为了此事，他们班同学分为两派观点，一派拥高，一派支吕，两派之争中又蔓生出诸多枝节。一时，大字报，大辩论，颇为热闹，从班内扩展到年级，从年级扩展到全系。我与高运安、吕乃岩等人素无瓜葛，并不了解他们之争的真相所在。只是因为在辩论中，拥戴吕乃岩的同学表现出咄咄逼人之态，而高运安则显厚道老实，引起了我的同情。于是，我在感情上便站在了高的一边，并在系里的辩论会上表了态。“高吕之争”，影响了中文系同学的注意力，使中文系同学视角“向内转”而无暇顾及学校里的大事。“高吕之争”也影响了中文系后来的政治生态。此是后话，留待后边再叙。
７月２５日与２６日晚上，在东操场，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姚文元等人来北大主持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反工作组的态度。附中的女孩彭小蒙年轻气盛，锋芒毕露，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反工作组的立场。生物系６３级学生樊立勤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表明了反工作组的态度，在北大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中文系６１级学生李杨杨则代表全校三十余名高干子弟，表明工作组是延安而非西安，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否定。于是，宣布了张承先时期的终结，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开始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
二．快意四方
聂元梓和一些左派们，在北大忙于改朝换代，进行权力再分配。我们一些普通学生，兴趣则在于外出串联。８月１０日，我即与同班同学马西沙赴天津，去了南开、天大、河北大学、十六中，以及其它一些单位。十六中有许多干部子弟，其中天津市长的女儿是学生的头头，甚为活跃。河大中文系有一个学生叫刘力里，是河北省长刘子厚的女儿，她是当时河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马西沙亦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北京某大学的党委书记，此时还未被打倒，故革命热情颇为高涨，许多活动、演讲，大多由他出面。我们年轻力壮，精力旺盛，不分昼夜地参加各种活动。有一个中学生叫刘玉山，形影不离地跟随我们，成了我们的向导。在天津，我们活动了一个星期，苦干了半个晚上，写了一份大字报，谓之《奋起千钧棒，砸烂黑市委》，贴到了市委楼前，算是大功告成。后来，回到北京，我们又向国务院接待处反映天津运动情况，出面听取汇报的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孔原的夫人，人长得颇清秀，精明干练，给人印象深刻。后来，听说她自杀了。
回到北大，整天在宿舍里讨论学习，而北大校园里如汤似沸，全国各地的消息接踵传来，举国上下，风雷激荡。“上海有问题”；“西北告急”；“哈尔滨出现流血事件”……北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年轻人血气方刚，多次请示校文革筹委会，要求外出串联，聂元梓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提包就走。８月２６日，我和郭建模、潘泰泉来到北京站，买了几张站台票就上车了，列车员也不要我们补票。于是，一天一夜便顺利抵达上海。他们四处串联，我则回到了虹口中学。虹口中学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整那些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都是一些有学问的教员。我认为校领导违背了运动大方向。于是，串联了部分老师和学生，和一些返校的校友们一起，把火点了起来，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
此时，潘泰泉等人搞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云南是我神往的地方，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于是，潘泰泉、郭建模、成少安和我结伴上了去云南的火车。……
（略）
三．点火上海
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们返回北京，顿觉情景殊异。空旷、清冷的街道上满是大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这些标语显示北京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充满了刀光剑影。北京秋日的清晨，寒气逼人，沁人肺腑，不禁使我们全身的汗毛都紧竖起来，
回到北大，经过了解，知道这场政治暴风雨已经过去，刘少奇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目已暴露在大庭广众之间，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也随之声名狼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北大风云变幻，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已经成立，物理系的路远、周闯贴出了《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劝其自动退位，当一个普通的积极分子。北大此时成立了许多个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正统的“新北大红卫兵”组织已完成了招兵买马，我便自行寻找了一个名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落脚安身，参加了该组织的一、两次活动。其中一次是上街游行，与全市许多群众组织一起到市里到天安门，游行、喊口号，发传单，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已经不多了，我们对学校的运动也不感兴趣。２５日，陈伯达来北大讲话，鼓励同学们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调查，认识中国。此时，社会上也正掀起步行串联热。于是，应文二（一）班张瑜琯同学之邀，我与同班的成少安、董汉河、中文系一年级的成忠锦、俄语系的杨闯（乙财）、初少华、历史系的徐育敏、陈家和等同学，组成了“火种”战斗队，南下上海，然后准备以上海为出发地，步行去井冈山。
上海已非昔日，形势风云变幻，如火如荼，运动掀起了三个高潮：一、抢“黑材料”；二、安亭事件；三、解放日报事件。很荣幸，遵照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的教导，这三个风浪，我都亲身经历了。
第一个风浪，由于当时中央军委下达了清查和销毁黑材料的指示，而上海一些权力部门拒不执行，激化了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在这非常时期，造反派便以毛主席的“造反有理”为理论依据，开始冲击档案科室，动手抢夺“黑材料”了。作为外地来的客人，我们的角色便是传达中央指示，进行鼓动宣传。我们亲临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市计量局，参与了他们这一行动。在学校里被人们视为反动学生的文四学生陈一谘，离开北大，释放了他的能言善辩的能量，起到了强烈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第二个风浪则是安亭事件。大约在十一月中旬，上海成立了以潘国平为首“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委拒不承认该组织。于是，他们结集了数万人的队伍，一边喊着“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炮打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冒着蒙蒙细雨，向北站进发。我骑着自行车，跟随队伍行进。在广场西侧的邮局里，我替他们打了电话、电报，打给铁道部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上海工人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天清晨，许多工人强行冲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以为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北京，也由于上海还有其他事情，便未随他们一起北上。后来，听说火车停在上海郊区安亭，被人拦截。工人们没吃没喝，又冷又饿，但仍坚持要求北上。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派了张春桥前来处理，才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在其过程中，听说，因张春桥对工人的激情反应冷漠，引起部分工人的反感，他们喊出了“火烧张春桥”的口号。
第三个风浪则是《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喉舌，不如《文汇报》在文革中表现积极，上海造反派们对它意见很大，早就酝酿要造它的反了。一次，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传部门的人，拿了《红卫兵战报》，要求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拒绝。于是，几百个红卫兵大学生便于十一月三十日进驻汉口路的《解放日报》报社，官方便组织了一些工人和学生从门窗往里冲，里边的则往外推，造成了激烈的冲突，以至有些人流了血，眼睛被撞伤，围观者越来越多，事情越闹越大。
进驻报社大楼的人组成了火线指挥部。指挥部起初由上海“红革会”的头头——上海师院的贺学军、复旦大学的劳元一、以及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个代表，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江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李金凯，还有该校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也忝列其中。后来，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代表也参与到里边。我在这里见到了王洪文——他因未刮胡子而显老成剽悍。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在上海市委的策动下，“保皇派”向报社发起了总攻。他们从正门、边门往里撞，从窗口洞口往里钻，许多勇敢分子，架了梯子爬上了二楼。眼看，守楼的学生即将败退，工人造反司令部派遣了一万多工人冲了过来，冲散了“保皇派”，揪出了已经冲进大楼里的人员，大楼终于守住了。
上海市委先后派了副市长李干城、副书记王一平来报社做工作，而指挥部内部七嘴八舌，意见不一，因此也没有取得结果。
工人队伍入驻报社之后，几个工人头头主张撤离，并且鼓动“红革会”的头头与他们一起行动。三日早晨，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辩，未有结果，只能以投票来解决，七比六，主撤者占了上风。此时，我不在现场，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到会场，表明我也有一票之权。于是，七比七，仍然没个结果。中午，指挥部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外地和北京的同学增多，坚守派便占了上风。会上批判了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江涛为首的“投降主义路线”，又学语录，又喊口号，气氛很是热烈。到了下午四点，楼外又响起了一片吼声，包围的人群密密麻麻，形势又趋紧张。指挥部内部便又产生了分歧。工人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又主张撤离，上海师院“红革会”的贺学军，曾表示“红革会”不坚守便退出组织，此时有感于一个工人的眼泪，不忍阶级兄弟流血牺牲，便转而坚决主张要求撤离了。
会议正在激烈争辩中进行着，形势则十分危急。外边在猛烈地进攻，大门被冲毁了，后门也岌岌可危。此时，前线的群众逼上门来，把开会的人员一个个拽了下去。“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坐而论道？到前线听听群众的声音吧，让群众来做决定！”到了第一线后，主张坚守的头头便趁势宣传鼓动，使得工人们群情激昂，又是喊口号，又是唱歌，军心为之大振。
第二天上午，又是一场大反复。工总司头头决定撤走工人，“红革会”头头也不反对。但是，下边的工人们不干了，来到指挥部要揪几个工人头头，要找他们算账，要造他们的反，“要罢他娘的官！”在工人们的逼迫下，指挥部只得撤销了这个决议。
“红革会”头头在去留的问题上朝三暮四，犹豫不决，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其他的一些学校和工人们便一度成立了一个叫做“战到底”的联合指挥部，与以“红革会”为首的指挥部分庭抗礼。就这样，“造反派”内部群龙无首，意见不一，十分混乱。见状，我也无心恋战，退出了《解放日报》。进驻的第九天，听说上海市委答应了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七条意见，于是他们便借坡下驴，退出了《解放日报》。一场震惊全国的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后来，“火种”战斗队内部，也分成了两拨。杨闯、初少华、张瑜琯等人住在华东师大，而我们先后住在南京西路与巨鹿路，由于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我们则趁虚而入。
（略）
在巨鹿路，只有成少安、成忠锦、董汉河、徐育敏和我数人。成忠锦的中学同学梁全宝，还有徐育敏的弟弟，成了我们的编外成员，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我的表弟小炎，小学六年级学生，无事也带几个同学帮我们贴传单。成忠锦个子小，被我们戏称“小日本”，但是他却能写擘窠大字，我们在静安寺贴了这样的大标语：“火烧张春桥，炮轰陈丕显，打倒曹荻秋，砸烂黑市委”，署名“北大火种兵团”。调门很高，架势很大。我们还屡次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要求与曹荻秋对话。市委可能错以为我们是聂元梓的什么南下先遣队，曹荻秋没有出面，而让徐景贤登门与我们交谈。他显得比我们老成得多，劝导我们不要率意而为。我想，见到我们他一定心中暗笑，这哪里是什么“兵团”，只是几个散兵游寇而已！成少安为了表明我们坚定的革命立场，一不做，二不休，还将这几个口号，写在明信片上，寄到了北大的文二（三）班，以便让班上同学知晓。
与此同时，成少安、成忠锦，将收集到的许多毛主席早期文章和内部讲话，汇编成《毛主席文选》，送到新华印刷厂，印刷厂免费为其印刷装订。褚水敖的毛笔字写得好，便由他题写了书名。此时，我则为歌剧院的一个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女演员写申诉状。我认为他们单位打击一大片，把普通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因此而认识了歌剧院的一些人。他们后来与北大也建立了联系，并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进行过一场演出。
我们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观看大字报。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了院长李培南。我们得知，李培南是上海市委最早登报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了解到，李培南是七级老干部，为人俭朴，没有官架，在社科院民望甚高。他的司机，给我们介绍了他一些俭朴的生活习惯和关心群众的动人事迹。还有一个历史所的戴眼镜的学者，为我们分析了打倒他的各种政治背景，从而激发了我们探查这桩政治公案的好奇心。
我们打听到李培南家的地址，是在东湖路附近的一座花园洋房里。一天晚上，夜色朦胧，成少安、徐育敏、成忠锦、董汉河和我，敲门进入了他们家。起初，李培南与夫人戴朋对我们甚为惊讶和怀疑。当我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意图，他们才逐渐平静了下来。戴朋还试探性地打听起在北大工作的老战友张侠。张侠在北大是个名人，国际政治系的干部，极有个性，是北大“社教”的积极分子，“文革”中又很早起来批评聂元梓。对于她，我们自然有所耳闻，便将我们所知情况对他们作了介绍。一些细节证实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彼此便有了信任感。过了几天，戴朋前来我们住处，随身带来了有关李培南的一些材料，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冤案，说着说着，涕泗横流，失声痛哭。她也向我们谈了对张春桥的看法，认为张是李培南案的主谋。我们在此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我有一个舅舅，也是老干部，解放军进上海，即随部队进驻《解放日报》，是张春桥的下属，对张颇为了解，知道此人阴险霸道，１９５８年曾写过一篇取消货币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文章。舅舅的介绍，使我们对张愈为反感，再联系到安亭事件中他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冷漠的态度，多项印象叠加在一起，使张春桥在我们头脑里产生了负面印象。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呢？毛主席、江青了解他吗？这样的人，在中央谋得高位，中国革命将遭到何等影响？于是，在我们几个同学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返回北京向中央反映张春桥的问题，以期引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张春桥的警觉。
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又生长在“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文革”氛围之中。我们说干就干，众人委派徐育敏与我两人，代表大家，返京状告张春桥。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回到北大，即四处设法，试图找到告状渠道。联系未果，只是找到了当时走红的左派、《红旗》杂志的林杰，以为他可以通天，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天，我们俩人应约来到《红旗》杂志，事关重大，心情颇为紧张。我不能放松地讲述，只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文字稿，一字一句地念给林杰听。林杰听是认真地听了，但并不以为然，也没作记录，随意地问了几个问题，就打发我们走了。显然，林杰要比我们成熟老到，他所知道的情况也比我们多得多。他一定看出了我们在政治上的单纯稚嫩，出于保护年轻人的心理，他很可能就此“贪污”了我们的材料，终结了我们的告状，没有向上反映，也没有与外人道。因而，此后，我们也并未为这次政治的莽撞行为而招来横祸，事情就到此不了了之，划上了句号。
四．山海逍遥
此时的北大，与寒冷的天气一样，一片肃杀景象。
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显示了政权的威力。他们在军训部队的帮助下，把批评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井冈山”、“红联军”打成了反动组织。俞启义、赵丰田、魏秀芬、马洪路、张志握等领头人物均遭到了批判。以数力系杨作森为首的“红联军”成员“虎山行”，因其对中央文革与聂元梓的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杨作森被捕入狱。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乔俊礼）思想活跃，与杜文革（杜文忠）一起，写了一份大字报，谓要“造三个大反”，即：“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这种出于革命激情的空想社会主义式的书生议政，成了罪恶滔天的反革命罪行。乔兼武此举，再加上他对聂元梓言辞责问，便无可逃遁地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也被送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铁杆保聂的红旗兵团则成了响当当的左派组织。而红旗兵团的许多成员，当年都是死保陆平的所谓“老保”，现在则依附在聂元梓这面旗帜下，成为新的“老保”。从思想取向上，显然，我们不是一路人。我对聂元梓行为，开始产生反感，而对她的御用军红旗兵团尤为鄙视。在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新政权的镇压下，因“革命”与“造反”而带来的北大“文革”初期的思想活跃的新气象，已经荡然无存。北大上下，出现了“反聂即反动”的新的政治秩序。人们大树特树聂元梓的权威，并且声称北大“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此时，正是聂元梓们最得意的时刻。他们写了关于打倒邓小平的所谓第二张革命大字报，并进而攻击朱德为“大军阀”，妄图彻底否定共产党建军的老元戎。与此同时，他们还派“新北大公社”许多成员到中央各部夺权，聂元梓本人则在北京市委革委会成立过程中争权夺利。如此种种，聂元梓在校内外为自已到处树敌，种下了日后败亡的祸根。
北大人似乎沉默了。
但是，北大是不会永远沉默的。正当此时，一个奇人——北大百年一遇的个性极强的奇人，在反工作组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生物系三年级的学生樊立勤。他与生物系的学生冯德荣两人，到各楼宿舍四处散发串连会的广告。并在大饭厅发表了演讲。樊立勤，北京密云人，颀长瘦弱；冯德荣，来自上海，虽然戴着眼镜，但结实粗壮。俩人一高一矮，颇像塞万提斯笔下形影不离的唐•吉诃德与桑科。冯德荣长于实干，而樊立勤则擅长演说。他在大饭厅的主席台上抨击了北大的政治现状，借用鲁迅语录，颇有煽动力地说道：“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此时，我正站在大饭厅里，听取樊的演讲，对北大的形势，我已有了自己鲜明的倾向。
这段时间，我也正在忙于另一件事。
在陪同上海工总司进京告状的那个晚上，认识了上海跃龙化工厂的工人。后来，他们来到了北京，找到了我，反映他们的工作状况。这个化工厂，位于黄浦江口，厂里充斥着许多放射性物质，而又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使得工人们深受其害。工人们脸色枯黄，有着各种各样的疾病。我找到了以前曾在上海一起活动过的陈一谘，陈亦十分热心。我们接待了跃龙化工厂的工人，并一起整理了一份材料。一次，陈一谘听说江青去了清华，便携上海工人与有关文字材料去清华找她，居然见到了江青，并向江青反映了情况。江青听了以后，很是激动，表示自己以前曾遭受过放射线的危害，十分理解跃龙化工厂工人的处境，答应一定会把这封信转递毛主席。此事有了眉目，我们十分高兴，但是，事后杳无音讯，不知有何结果。
上海工作尚未终结，听完樊立勤演讲不久，１月７日，我即与文四（三）的张向华一起南下。张亦上海人，与陈一谘同班，亦是高运安的支持者。此次坐车，居然搞到了卧铺票，在当时甚为难得。一路上，我们两人海阔天空地神聊。同行的，还有上海京剧团的演员们。于是，一路便不觉得漫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即与清华、北航、北邮、北体等校同学参与筹备上海批判刘邓大会。批刘邓是虚的，实际矛头则对准上海市委。即使参与一个会议，各校代表也往往意见不一，在会上经常争吵不休。大家推举清华建筑系的竺培植与我俩人分头撰写批判稿。因我掌握材料不多，内容空洞无力，于是便由竺培植代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发言。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与会者有数十万人，当曹荻秋被押解上来时，由于他的白发，使人们错以为是刘少奇，会场顿时引起一阵波浪似的骚动。
（略）
五．初涉政坛
三月二十日晚上，我们返回北大。
此时的北大新贵聂元梓，自以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便在校内开始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左与右，以对她的态度为分界线；是与非，取决于她的表态。她成了北大说一不二蛮横专权的“老佛爷”（慈禧的称谓）。北大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
此时的北大，正忙于整风。所谓的“整风”，便是要把北大纳入新轨道，纳入以聂元梓为首的新政权的新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便要“整”那些批评过聂元梓的人，就是“井冈山”、“红联军”，就是在“社教”中一起反过陆平的“老左派”，后来对聂元梓表示不满的杨勋、张侠、孔繁、杨克明等人。杨勋被抓进了监狱，张侠挨了残酷的批斗，孔繁、杨克明等成了“政治扒手”、“假左派“，被清出了”校文革“。学生中参加”井“、”红“的许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一些思想活跃者也成了新的反革命，早被揪出来的所谓的”反动学生“，则又一次遭受批判。我们班吴世炎同学，是天津某作家的儿子，曾因精神疾病休学一年，后随我班一起学习。他这次也因参加反聂活动而遭到了批判。因压力过大，便供认游行走过天安门前时，曾产生某种意识：“要是有一把枪的话……”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言行，于是，他便成了反动学生。文三（一）班冯隆、郭庆山、袁建民等几个同学在２２２房间，曾议论过“文革”及几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于是便成“２２２反革命小集团”。陈一谘曾于１９６３年，给中央递呈过万言书，陈述自己对如何防修反修的见解，于是，便从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沦为反革命。在这次整风中又翻出了陈年老账，把他拉到二教２０１大教室，重新进行批斗。我虽然没有亲自见到批斗场景，但听说其状甚惨，几个同学硬扭着他的胳膊，强按他的脑袋，使陈一谘不堪忍受而发出一声声尖叫。批斗者不仅加害于肉体，同时施以精神猥亵，找出了他给女友沈达力的信件，其中有自比马克思，而将对方比作燕妮等语句。批判者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使台下听讲的沈达力，内心受尽煎熬。沈达力是上海姑娘，父亲系华东师大教授，开朗活泼，多才多艺，是系里的活跃人物。她参加过“红联军”，在“反聂即反动”的政治高压下，本来压力已经很大，又经受了这番羞辱，精神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于是，在当晚夜深人静时刻，她服了“敌敌畏”，在红湖边经受了一番惨烈的挣扎后，终于告别了花一般的青春年华，离开了人世。她死后，该班某女同学，兴奋地跑到三十二楼文四的男生宿舍楼道，大声嚷道：“资产阶级小姐沈达力自杀了！”
聂元梓整风，整老师，整学生，但她自己也挨了整。哲学系教师，同为社教左派的郭罗基贴出了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这是对聂元梓的当头一棒。校文革常委俄语系的研究生徐运朴、图书馆学系的研究生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元梓、孙蓬一从此背道而驰。校文革内部开始出现了裂痕。于此同时，一些激烈批判聂元梓的同学，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便是樊立勤、张景元等人的“东方红”、“五•一六”，胡纯和、马洪路等人的“井冈山”，牛辉林等人的“红旗飘”。他们先是在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处开展活动，并逐渐由校外转移到校内，由地下上升到地上，并于五、六月份亮出了旗号。
回校后，我并未投身学校的运动，搞了大半年运动后，政治热情一度消退，空虚、惆怅，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这种情绪我只是与中学好友同有文人情结的戴人坚在通信中流露过。人坚回信中说道：这是“造物主安排我们扮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通病同命”。一度，我埋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几本经典名著，也读毛泽东的”毛选“之外的一些文章讲话。毛的未经删削的民间“毛选”生动活泼，个性鲜明，较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有趣鲜活，更有文采。因此，从文章学的角度，我喜欢毛泽东而非刘少奇。从思想上讲，也反感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思维，喜欢毛泽东的自由、倔强个性。在读书的同时，我亦跳出班与年级，与外年级外系同学交往。我从他人手里见到了一本小册子，是北大五七年右派分子的言论集。这本原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犹如迷茫的脑海闪入了一道天光，使我茅塞顿开。原来这些所谓反动的“右派”学生，这些长我们十年的老学长们，思想竟然是如此解放，才华竟然如此横溢！他们的思想精神不也体现了“文革”的造反精神、怀疑精神么？而且，他们的许多观点，已被历史证实是先见之明。他们的政治视野、知识底蕴、思想深度，显然超过了我们这一代北大学子。我尤其钦佩北大的第一号右派分子谭天荣，赞美他的锐气、勇气、傲骨、才华，头脑中深深铭刻了他的言辞：“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最后一场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
我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产生了疑问。
我的自由的天性在五七的回音壁上得到了回应。
自然，我的思想个性无法适应班里循规蹈矩的新秩序，我追求自由解放。我在外广为交游，并曾经野心勃勃，想和法律系的董立坤等同学一起筹办一个有关教改方面的刊物。于是，班里的整风整到了我的头上，我被谓之班里“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就算是吧，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四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学院“东方红”发生了武斗。当晚，孙蓬一在大饭厅激烈地煽动新北大公社成员炮打谢富治，公开了在北京市革委会内聂元梓和谢富治的矛盾。会场上“上上下下，万众一心”，十分狂热。
我的思想，不属于学校当时的主流系统，但是，亦并非激烈的反对派——如“东方红”、“井冈山”等。我只是认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有错误，但还不能全面否定。我的观点与化学系０３６３北京公社的思想相近。因此，便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０３６３，是化学系６３级的代号，其代表人物是陈醒迈（守中）和齐菊生等人。他们在１９６６年秋冬曾是聂元梓的支持者，反对老“井”“红”的观点，但逐渐背离聂元梓，对聂元梓提出了批判的口号。他们的思想在反聂的营垒中颇具代表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得到了周培源、郭罗基等北大闻人的认同和支持，因而是反聂派中人数众多，最具影响力的派别。有一次，郭罗基在大饭厅抨击了聂元梓的专制并追随者的奴性：“她显得高大，是因为你们趴在她的脚下。站起来吧，可怜的人们！”
中文系持反聂观点者，起初为数甚少，且无十分激烈者。参予０３６３活动的仅有张普、邵敬敏、石定果、赵国忠，以及我们班的施友佃、陈承潘和我等人，以“太阳升”、“红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等战斗队为名，写过几张大字报，在学校里并无多大影响。四月下旬，０３６３联合了数十个战斗队，在学校里公开发起串连会，讨论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看法。在四月二十七日大饭厅召开的串连会上，我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在北大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第二天，由主流派组织的二百多个战斗队发起串连会，与反对派唱对台戏，试图制造声势，压倒反对派。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分歧逐渐尖锐并公开化。
六月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不知道哪根神经触动了他，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他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北大是死水一潭”。于是，蕴积在人们心底的火山，“唿啦啦”一下猛然喷发了，“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纷纷亮明了反聂的旗帜，新北大公社内部也冒出了一个“革命造反总部”，公开与聂元梓切割。于是，“团”（新北大公社战斗团的造反总部）“０”（０３６３）”飘”（红旗飘）”井”（井冈山）”红”（东方红），以不同的音色音阶，组成了一场反聂大合唱。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了！聂元梓被突如其来的形势闹懵了。孙蓬一等校文革的鹰派人物，立即组织了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１６个战斗队，成立了“六六串连会”，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反聂与保聂两大派斗争迅速激化。
北大两派斗争的局势日趋明朗，学生们冲在前头，教员、干部们则紧随其后。北大上下，除了被抓进牛棚，或由于出身不好、有所谓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打入了另册的人之外，全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各自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站到了不同的阵线。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侯仁之、赵宝煦等名教授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反聂的阵线之中。七月一日，以周培源为首的１３４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３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尽管这份声明，对强烈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持保留态度，但它已明确地宣示，１３４名干部已否定了聂元梓的领导地位，站到了聂元梓的对立面。
以周培源为首的１３４位干部的讨聂声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聂元梓为首的钦定的校文革的统治地位，使中央文革为之震惊。七月十日，陈伯达再次发表讲话：“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掉转矛头，对反聂派威胁道：“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伯达在北大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他成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妖魔的石碣，顿时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冲天而起，把北大搞得硝烟弥漫，飞沙走石。陈伯达后悔了，他还想扶正聂元梓这块石碣，镇住”妖魔”。然而，“妖魔”一旦飞升，你怎么还能镇得住呢？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井”、“红”、“飘”、“零”、“团”，五方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并查抄了校文革的保卫机关“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群众为反革命的“黑材料”。尽管一方说对方“右派翻天”，另一方说对方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但是双方都奉毛主席为九天至尊，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参予批判刘少奇，到中南海西门静坐要求“揪出刘少奇”，也参予了部分省市“揪斗军内一小撮”的活动，都把陆平、彭佩云视为万劫不复的“黑帮”。
六．七纵生涯
中文系在北大文科是个大系，五届学生５００多人，加上１００多名教职员工，堪称人员众多。虽然，中文系的老师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涉足较浅，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中无足轻重，但是，面对“文革”新形势，师生们各自怀抱自己的观点。除了少数年龄较大，所谓历史有问题或出身不好的人之外，都各自自动站队，或坚守聂元梓主流阵营，或挺身而出，走进反聂队伍，加入O（零）派北京公社。教师中带头反聂的有工人家庭出身的费振刚，和烈士子弟唐沅，参予者有严家炎、季镇淮、沈天佑、闵开德、袁行霈、陈松岑、徐通锵，以及陆俭明、马贞夫妇等人。另外，尚有乐黛云、倪其心等所谓“摘帽右派”，虽然反聂态度明朗，但碍于身份，则无法参加组织，只是作为外围的同情者而已。“高吕之争”中的吕乃岩，明确表态反对聂元梓，但又不愿加入反聂派队伍。中文系反聂学生中多是高派人物，他便认为中文系反聂队伍是“痞子队伍”。而高派学生，对吕乃岩十分反感，也不愿意吸收吕乃岩加入中文系反聂组织。聂派阵营中中文系的干部领导人物是邵岳、华秀珠，他们却是高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反聂派同学对他们颇有好感。当时，中文系的政治棋局便是如此阴差阳错，盘根错节。
中文系学生中较早反聂的同学，都没有参加激烈的反聂组织“东方红”、“井冈山”、“红旗飘”，几乎都持O（零）派北京公社观点。因此，当北京公社一成立，这批人便成了中文系的北京公社骨干。此时，张普、石定果已堕入爱河。出于各种原因，大家便推举我出任中文系北京公社的头头，我也义不容辞地应承了。不久，中文系反聂组织——北京公社０７纵队便成立了，纵队除我出任纵队长之外，尚有五年级的傅信，四年级的祁茗田，三年级的张联荣，一年级的黄洲等人担任０７纵队的勤务员。教员的代表则是费振刚，他不但出身好，还是党员，是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编修《中国文学史》的学生代表，光荣历史，无可挑剔。后来，领导班子曾有变动，我班的吴天麟出任纵队政委，三年级的高以诺等人进入纵队领导班子，等等。
……北京公社０７纵，是北京公社内几个战斗力较强的骨干纵队之一（其他如０３纵、１６纵、０５纵、１０纵等）。０７纵内，《战地黄花》、《齐声唤》、《驱虎豹》、《指点江山》、《长缨在手》、《凌云志》等战斗队经常书写大字报，嬉笑怒骂，文才横溢，展示了中文系的长技，在校内颇有盛名。不但如此，每次实际行动，也不示弱，常常召集人在３２楼宿舍的三层楼道里吹几声哨子，便有数十人到楼前集结，参予各种活动。抄“二组”，截彭真，抓崔雄等学校重大活动，都有我们身影。五年级的老大哥，似乎少年老成，不太喜欢写大字报，而对各种行动则颇有兴趣，很是积极。
我们不但参加全校性的活动，亦有系里的自主活动。我们曾组织人员，抄过中文系教员吴小如的家。吴小如，又名吴同宝，是中国文学史的授课老师，虽然当时还只是讲师，但学识渊博，教学严谨，讲课一口京腔，声如洪钟，能唱京剧，教学效果甚好。他曾给我们讲过宋诗与元曲，有时晚上还到宿舍给我们辅导，很受我们欢迎。但是，“文革”之后，听说他在解放前曾发表过许多反动文章，大家便认定他思想反动，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且，在“文革”中，他站在了保聂的一边。于是，０７纵便在我的带领下，组织了二三十人，在一个晚上，抄了他在中关村的家，翻箱倒柜，没有发现什么反动证据，又怀疑他把东西藏到炕堂内，就把他家的炕刨了几个洞，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后来，我们得知参予抄家的五年级某同学，在抄家时，私藏了吴家的一本书。此事，我们认为有失基本人品，于是报告总部，将他除了名。他曾苦苦向我求情，但事关“井冈山”名誉，我又怎能答应？２０多年后，我返回北大进修，在校园里邂逅吴小如老师，他骑车与我迎面而来，我迟疑片刻，正踌躇着想向他说些什么，他似乎看了我一眼，即匆匆而过，不知道他还认得我这个学生否？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
还有一次抄家，也是我组织的。文四（三）班，是高吕之争的发源地。该班张明非同学及其男友黄介山是聂派兼吕派的骨干，高派同学与他们十分对立。张明非的父亲在解放前曾在某教育社团工作，该教育社团有国民党的背景。因此，我们便认定张父有历史问题。揪出张父，就能打击中文系的聂派与吕派，打击中文系的对立面。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来到了城里张明非家，未搜查出什么于我们有用的东西，于是，便把张明非的父亲押解到北大，拘禁到２８楼里，由文四（三）高派同学看管并审问。拘押了几天，也未审出个所以然来，便把他释放回家了。
还有一次抄家，抄的是崔庚昌家。
崔庚昌是中文系的会计，由部队转业来北大工作。解放前他曾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或许由于自己的历史原因，在“文革”中，他成了北大当权者聂元梓格外忠实的追随者，参加了聂的嫡系组织红旗兵团。他的派性颇强，常利用自己的职权，克扣“井冈山”中文系同学的助学金，或者拒发大字报纸和浆糊之类，从而激怒了“井派”同学。在我们眼里，你是一个符合公安六条的历史反革命，居然气焰还如此嚣张。于是同学们将意见反映到０７纵队队部，最后由我拍板，并带了三十多人来到了蔚秀园他的住处，抄了他的家。他的妻子是学校里的工人，见面给人一种朴素老实的印象。她看见这一伙气势汹汹的学生，不吵也不闹，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边。这一来，倒使我一时产生了怜悯之情。然而，对崔庚昌的强烈怨恨压倒了我们，数十人将他家弄得乱七八糟，据说有同学砸了他家的器物，还把闹钟扔到了水缸里，然后把崔带回了学校。途中，遇到了井冈山兵团青年工人组成的战斗队“小海燕”成员，其中几人会点武术。他们见我们押着一个人，便问：“这是谁？”“他是中文系的田加林！”田加林是校文革负责后勤的头头，积怨甚深，为“井冈山”人所痛恨。这几个小伙子未听清田加林前边的定语，错当成“罪大恶极”的田加林，于是，便不由分说，上去对崔庚昌一顿暴打，致使他腰部受伤。他被我们押送到了“井冈山”总部所在地２８楼，审问和关押了数天，才将他释放回家。崔庚昌从此与我结下了怨仇，怨怨相报，且待后面再叙。
学校分成了两派，校内的事分庭抗礼，上边指示学生下乡支援麦收，北京公社也抽调了部分人员下乡劳动。施友佃为了让我全力投入学校运动，便主动要求带队下乡，而他的肠胃一直不太好，经常闹肚子。割麦子又累又苦，一些同学还是主动报名参加了。聂元梓禀承中央文革旨意，把彭真拉到北大批斗，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我们试图拦截彭真，自行主持批判会。但是，由于情报失误，拦截未能成功。
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所谓的“七•二０”事件，陈再道组织人员围攻殴打“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声讨陈再道的大会，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央文革”一声号令，北大两派闻风而动，会后第二天，反聂派大部分成员都上街游行，以响应“中央文革”号召。午后，反聂派数千人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半路上，便下起了大雨，人们都成了落汤鸡。这份革命热情却未熄灭，依然一路小跑，一路喊着口号。参予这次活动的还有一个小家伙，他是一直在学校里待分配的工人女作家吴长英的儿子，此时只有七、八岁年龄，居然也和我们一起冒雨跑步游行。跑了大半路程，才被一个北京同学哄回自己家。队伍经清华园、学院路，从豁口入城，来到了中南海西门，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喊了一阵口号之后，然后回返。新北大公社成员，纷纷登上“校文革”派来的汽车返校，而我们则只能靠两条腿徒步回家。一路上，又累，又饿，又凉，于是，便一路走，一边大骂老佛爷，大骂“校文革”。来到海淀镇老虎洞饭店的时候，已近晚上１１点钟，饭店虽未打烊，只是服务员已准备歇业了。我和褚水敖，以及五年级的段思等人，要求服务员卖我们一点酒和食物，借以解乏和充饥。服务员不理不睬。于是，我便本着毛主席的教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把柜台上的啤酒和白酒倒来喝了，然后，要向服务员付钱。服务员不干了，拒不收钱。我们三人便与服务员争吵起来，饭店报了警，警察便把我们双方带到了派出所。因为疲乏、空腹且喝的是两样的酒，在派出所时，我已经迷迷糊糊，一言难发，只是听任双方在警察面前争执。警察知道了怎么回事，也就放过我们，让我们自行回校。一路上，水敖扶着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学校，进了宿舍，我倒头便睡着了！此事，成了新北大公社０７团攻击０７纵的材料，有人将之演绎成了章回小说，其题目谓：“奚狗头大闹老虎洞，褚水敖逞意才子风。”
七．东北历险
学校里两派斗争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东北三省传来激烈的枪炮之声。辽宁“八三一”，吉林长春公社，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处境艰危，受到了“保守派”的武力攻击。他们纷纷到北京来告状并请求声援。“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着这种书生意气，不少北京和北大的大学生，纷纷到东北去声援当地造反派。消息传来，北大的魏秀芬等人到长春声援长春公社，被对立派人员的手榴弹炸伤，于是更激怒了北大的同学。我与同班同学吴天麟相约去东北串联，声援东北的造反派。我心知肚明，此行有几分风险，但年轻人天生有几分好奇，几分冒险精神，且东北造反派危急，心中的热血沸腾，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悄悄地去了一次海淀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照片，背后给自己的至爱亲朋留了一行字，以备不测之需。
同行的尚有哲学系的赵丰田、林建初、方小早、方小早在石家庄军校学习的弟弟，以及沈达力的妹妹沈达菲和她的一个中学同学。我们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则分别行动。第一站是沈阳，住在“八三一”的根据地辽宁大学。当时辽宁分成三派，各地市串连在一起，成为跨地区性的群众组织。“八三一”与另两派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武斗，兵戎相见。为了在武斗中取得优势，在沈阳的“八三一”总部常常调集外地本派人员参予武斗。当时，我们所在的楼里便集结了来自抚顺的武斗队。一次，抚顺武斗队在武斗中死了一人。来自抚顺的一个小伙子，是死者的朋友，闻讯嚎啕大哭，哭着哭着，便腾起身子，拿起一枝短枪，试图冲出去要与对方拼命，为朋友报仇，被左右的人牢牢摁住，不让他舍命冒险。那小伙子见报仇不成，便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嚎叫……。还有一次，“八三一”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人员站在卡车上，向对方占据的地区进发。北京来的学生也都站在卡车上，一边走，一边喊着口号，表示坚定地声援“八三一”，“和‘八三一＇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对方的楼下，对方在楼里架上了机关枪和其他枪支，虎视眈眈地瞄准游行的队伍，只等一声令下，一片枪林便可发出倾盆弹雨，洒向人间都是血。万幸，对方作了忍让和克制，血腥的一幕终于没有发生，我们总算平安地回到了住地。
第二站是长春，这里正是魏秀芬们受伤的地方。我们认定的造反派长春公社的根据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我们在那里落了脚。学校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在它的旁边，则是一片新辟的坟地。每座坟上都竖着一块墓碑，上书死难者的姓名。死难者中大部都是高校学生，正是二十余岁青春年华。他们为了自己认定的政治观点，作出了生命的奉献。
（略）
八．“山”上风景
回到学校，“团”、“０”、“飘”、“井”、“红”已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任井冈山兵团的总勤务员，大家戏称为“寨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老校长，受人们拥戴，担任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这在“文革”之中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既反映了周培源为人的正直无私——因为反聂本身有某种政治风险，聂是毛亲自竖起来的“文革”旗帜，反她无疑有一种逆鳞之意。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北大反聂派的大阵营中，意见不一，群龙无首，而唯有周培源这个“太菩萨”才可与“老佛爷”相抗衡。也许是周感到不宜坐上寨主这把交椅，仅担任了一个星期的总勤务员，便辞职下台，由牛辉林接任。只是，老牛刚接任一个星期，江青便发话：“‘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矛头直指牛辉林。为了“井冈山”的利益，只能让牛辉林赶紧逊位，急召当时在上海家中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侯汉清返回北大，由他接替牛辉林的工作。侯汉清原是“校文革”的常委，因对聂元梓不满，而与徐运朴等人一起在“校文革”内高扬反叛的旗帜。他的观点不太偏急，为人诚恳，善于团结人，因而在“井冈山”内颇有人缘。从此，“井冈山”便在他的领导下，直至寿终正寝。
我回到北大，北大正热闹非凡。“井冈山”反聂得到了地派高校的声援和支持，北京各界，中央各部，以至部队文艺团体都纷纷登门庆贺。（今年，我们在深圳见到韩爱晶，他说北航“红旗”也曾派代表前来祝贺，而遭到陈伯达的追查。）胡松华等明星演员登上“五四”运动场的主席台表演祝贺，“井冈山”人沉浸在胜利的盈盈喜气之中。至于中文系，我的北京公社０７纵队长自然升格为井冈山兵团０７纵队长，整个领导班子都没有变化。然而，由于高吕之争与学校两派的交岔，则颇使我伤脑筋。唐沅是中文系教员中反聂的骨干之一，他的爱人亦是地质地理系反聂的铁杆，这样的人，我自然要倚重和信任。只是，他亦与吕乃岩相善，吕持反聂观点，与唐一起组织了“万山红遍”战斗队，却与０７纵许多学生骨干对立，我不能为吕而遭到同伴们的反对。为此，唐沅一度扬言，如果不让吕乃岩上山，他们全部不上山。他曾为吕乃岩上山的事，给井冈山兵团组织部写过一封信。尽管如此，考虑中文系的大局，吕乃岩上山的组织问题，始终未能给予解决。只是，老师们该上山的照样上山了，学校的大道理毕竟胜过了系里的小道理。天下事了亦未了，就这样，拖了下来，不了了之。
我除了忙于中文系的事情外，亦经常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活动。”井冈山”的一些大事小情都离不开各系的纵队长，纵队长会议成了家常便饭。有时，我们也列席总部的会议。因为强调民主，往往为某一件事情，大家各抒己见，难得能够集中一致。会议往往一开半天一天，却很难开出一个结果来。“井冈山”的许多行动，往往是凭着群众自发自觉的高涨的热情，人自为战，战斗队为战，纵队为战，或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单位为战。“井冈山”广播台，便集中了各系数十个志愿者，他们之中，或长于朗诵广播，或长于舞文弄墨，或长于摆弄广播器材，大家在台长李国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高效的战斗集体。此外，”井冈山”内还有一个文艺团体，称作“毛泽东思想万岁”纵队，简称“万岁纵”，由各系长于文艺的一些同学自动组成。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极富创造性地编排了各种节目。他们不但在学校里演出，还到兄弟院校和社会上演出，甚至离开北京远赴津门。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北大公社亦有一个文艺团体，称作“毛泽东思想胜利团“，简称”胜利团”。一个”万岁纵”，一个”胜利团”，互比高低，互不相让。他们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青春热血，同样拥有狂热的派性拥趸，台上倾心演出，台下山呼海啸……。这是“文革”之中北大的文艺奇葩。
此外，“井冈山”尚有美术组，称作“枪林逼”战斗队，金观涛、唐又山等人都是该队成员。他们创作的木刻版画，很有特色。”井冈山”还有自己的报纸《新北大报》、信息快讯《北斗星》，同时还有一个专事摄影的战斗队。
（略）
九．武斗岁月
两派斗争，趋于相持状态，我身心渐觉疲乏，“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又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１９６８年２月，我将纵队长工作交付三年级的张联荣，自己便开始逍遥了起来。想家了，便买票南下，大约在三月初回到了上海。虽然在家安居，但心里并不踏实，北大两派的大标语都贴到了南京路上，使我的心里更为惦念。北京的亲戚亦来信劝我“返校复课闹革命”，于是，我决定回校。我与成钢（成少安）一起，带着亲戚家的两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回北京了。
三月二十九日晚，我与成少安坐着出租车，从东南门进入北大，北大一片黑暗，给人一种不详的感觉。车子摸黑来到了三十二楼南门，我们提着行李下了车，正要往楼里走，只听楼上有人在喊：
“你们是哪的？”
“我们是中文系的！”
不由分说，几块砖头、瓦片砸了下来，我感到不对，连忙改口：“我们是０７纵的。”场面才平静了下来。看来，有人把我们当新北大公社的了！
到了宿舍，才知道，当天凌晨，北大刚刚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突然袭击，攻进了３１楼，“井冈山”的许多同学或被长矛扎伤，或跳楼受伤，伤者甚众。并且，还听说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要抓所谓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井冈山”告急，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在了我的头上。我终于明白，刚才为什么有人在我头上砸砖头了——那是被逐出宿舍的化学系“井冈山”同学，他们气愤填膺，已经杀红了眼睛！
聂元梓、孙蓬一们挑起武斗，使“井冈山”伤人失楼，非但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井冈山”反而成了惩治的对象。黑白颠倒，正义何在？天理何在？“井冈山”上下，流布着一片悲愤肃杀气氛。四年级的王涛，是个温和忠厚的人，他把负伤的朱殿庆送到外校治疗，回来说起有关情况，忍不住嚎啕大哭，四围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满腔悲愤，怎能到达如此地步？！后来又听说了樊立勤的事情。樊被“公社”抓去，遭到了严刑毒打，膝盖骨被钉得粉碎，小腿骨被打折，手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被钉进竹签。即便如此，公社一些人还不解恨，试图将他置于死地，幸亏被新北大公社成员化学系６２级的田健行阻拦，才侥幸留得一命！“井冈山”将抓获的“红九团”团长郑雄与之交换，张景元、冯德荣两人把樊抬回到２８楼，此时的他已奄奄一息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来校，在２８楼前恰好见到了樊立勤的惨状，围观的人们纷纷声讨控诉聂元梓，李钟奇无言以对，只得吩咐左右将樊立勤赶紧送医院抢救……
面对这般情况，我便无暇顾及他事，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第一件需要做的事，便是写文章，说明“３。２９”武斗事件的真相，向社会申诉，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我眼含着热泪撰写了一篇文章，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强烈控诉“聂孙之流”，也点了李钟奇的名，对他所谓的“刺杀聂元梓凶手”一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认为这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式的政治欺骗。这不是以前坐在课堂里编造出来的作文，也不是引经据典的学术论文，它是蘸着血泪写就的文章，是我有生以来感情最强烈的一篇。张国祯对文章做了部分补充删改，然后刻成了传单广为散发，并拿到“井冈山”广播台广播。
同时需要做的事就是战备，武装自己，防止“聂孙之流”再次挑起武斗。一是把一楼窗户都用桌子、椅子堵上，还用铅丝一一扭紧，确保一楼坚牢安全。二是自己武装自己，柳条帽、盔甲、护腕，全副武装。三是到外边设法偷取铁栅栏，锯下来当做武器。后来，则就地取材，用钢锯锯下暖气管，再在头上焊上磨尖了的螺纹钢，用以当作自卫的长矛。张联荣性格面软，为人忠厚老实，但是，他做事十分踏实勤恳，且任劳任怨，做这些具体事要比我强多了。我虽然名义上不当纵队长了，但事无巨细，依然过问。张联荣与我都无军事才能，江山代有才人出，四年级的小个子赵山岗对“文攻武卫”颇有一些道道，于是，他被大家推举为０７纵的武斗指挥，有关这方面，大家都听他的。
食堂不能去了，大家便以年级为单位，自己办伙开小灶。张树藩在广播台当广播员，回到３２楼给我们年级的同学炒菜做饭。他做的菜有滋有味，颇受人欢迎。原来，这门手艺来自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即是一个厨师，子承父艺，果然不同凡响。张树藩忙不过来，赵志文便上去显身手。他的坛子肉做得颇有特色，堪称一绝（若干年后与他的夫人谈起往事，夫人惊讶，他居然还会做什么“坛子肉”！）。所有费用，都是大家自动掏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床板桌椅则遭了秧，它们成了我们炒菜做饭的燃料。后来，“井冈山”成立了炊事班，由生物系的冯美芸（冯德荣妹妹，一个泼辣能干的上海姑娘）牵头，我们的战时小炊才止水熄火。
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政治活动并没有止息。“井冈山”一方面软泡硬顶来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的压力，拒不交出所谓“刺杀聂元梓”的凶手，另一方面加强了与北京市高校地派的联系。地质学院“东方红”与我们的关系尤为密切，该院成了我们的大后方。部分撤出北大的同学，在地质学院从事宣传与后勤工作，一些伤员亦在地质学院养伤。北大的两派斗争也延伸到了外地。驻扎在石家庄的６３军站在老聂一边，而驻扎在保定的３８军则与我们心心相印。一次，３８军的某侦察排长，来到了２８楼，给我们分析华北地区的政治形势，为我们“井冈山”打气鼓劲。陈伯达在河北支持６３军，打击“狂人公社”，从而引起了我们的反感。朱孔富、张国祯在２８楼召集了部分同学，召开了几次形势座谈会，矛头直指陈伯达。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会议。
两派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浓。如何应对学校的形势，“井冈山”总部召开了多次会议，意见分歧，争持不下。最后，“鹰派”的意见占了主导的地位。“公社”当时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的形势，一旦袋口收紧，“井冈山”便将与外界隔绝，不但断水断炊，而且生命堪忧。历经多次争执，终于形成决议。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以谋求自身的生存。４月２６日下午，“井冈山”派遣了几个纵队的兵力，进驻了３６楼。“公社”此时似乎才醒悟过来。他们派长矛队从３４楼几次冲击过来，“井冈山”一度溃败，但增加了援兵后，终于稳住了３６楼东端。于是，他们便从３８楼向３６楼进攻，砸开了３６楼西墙，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向楼内推进。眼看多个房间的墙被打开，形势十分危急，“井冈山”人则用大铁锤砸开了二楼水泥地板，砸出了一个大洞，然后用长矛截击对方。“公社”的势头被扼制住了，但“井冈山”的一些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张景元守在洞口，用长矛往下捅，不料，自己的手臂却被“公社”下边的长矛捅伤，鲜血淋漓。见此情况，我从四楼爬上了屋顶，沿着屋脊，爬到了楼的西侧，面对３８楼，从屋顶上揭下瓦片，向下撇去。我趴在屋顶上，自然看不见楼下的情况，不知道这些瓦片的威慑力究竟如何。很快地，我便感到自身的威胁，一旦被他们发现，用弹弓射来，身处人字形屋脊，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撇了几片瓦片之后，我即赶紧往回爬，从屋顶上下来，事后颇为后怕。
３６楼被我们占住了。这样，２８楼、３０楼、３２楼、３５楼、３６楼、３７楼便连成了一片。我们又从３７楼面对马路开了一个口子。这样，“井冈山”保住了一口气，“公社”再也不可能围死我们！但是，这样一来，使北大的武斗加剧，双方敌对情绪进一步激化。“公社”全面地包围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打开３７楼前的围墙时，一度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那天晚上，我们便断了炊。后来，还是四年级的华侨女同学施旭东从海淀买了几斤米饭，放到锅里煮成了粥，每人喝一小碗，才得以缓解饥饿。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武斗气氛越来越浓。双方都安装了高音喇叭，几乎全天候地进行政治恐吓与轰炸，其宏大声音，晚上十几里地外都能听得见。每有重要新闻，“公社”广播台的前奏必是毛主席语录歌：“擦亮眼睛，投入战斗……。”听了之后，使人毛骨为之耸然。为了表明自己的泰然镇静，“井冈山”广播台则播送毛主席词歌曲《 西江月。井冈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如此，双方都在窗口或屋顶安上了强力弹弓。弓带是用自行车内胎或医用胶管做的，杀伤力很强，化学系的张曼平就被强力弹弓打掉了门牙。“公社”弹弓几乎威慑到“井冈山”所在的各个角落。后来，我们在各楼之间，竖起了两排木床，木床边上再罩上麻袋，这样一来，便安全多了。我们称这样的通道叫做“胡志明小道”。
面对此种形势，绝大部分同学都离开了学校，留校的是一些铁杆，“井冈山”上大约有三、四百人。少部分仍在地院从事宣传与后勤援助。只是，回家亦非安全，“校文革”和“公社”利用其执政的优势，从全国各地，抓回了一些“井冈山”骨干分子，如徐运朴，牛太升、韩琴英（何青）、王忠林等人，抓回即严刑拷打，逼他们认罪。韩琴英为此被打得流了产，彭秋和则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不但挨了打，还被录了音。 |
发表于 2012-4-26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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