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emmer 于 2014-4-5 21:58 编辑
随着狄仁杰电影、电视剧的热播，一句“元芳，你怎么看？”传遍网络，成为网民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位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在狄仁杰的侦探形象塑造上功不可没，正是他的一系列《大唐狄公案》小说创作，在译介回中国之后，影响了国内影视剧的创作，成为“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典范。4月20日，“高罗佩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学者们在会议中揭开了一位天才外交官、小说家和汉学家的神秘面纱。
从西方归来的《狄公案》
高罗佩第一次接触到有关狄仁杰的故事，是在1942年战争爆发后匆匆离开日本所乘的“龙田号”轮船上，当时他随身携带的书籍中有一本晚清无名氏写作的《武则天四大奇案》，尽管一年之后他才翻开这本书。
高罗佩当时在日本做外交官，他从中学时代便开始学习中文，并且给自己起了“高罗佩”这样一个中文名字。1949年，在中国待过3年，又从美国重新回到日本之后，高罗佩开始写作有关狄仁杰的小说。最初，他翻译了《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前30回，自费出版了这本书，没想到小说非常畅销。于是，他决定继续创作狄仁杰探案集，就像高鹗续写《红楼梦》一样。他最先写作的是《铜钟案》，却没有受到出版商的青睐，最早出版的是第二部作品《迷宫案》。《大唐狄公案》的创作几乎持续了高罗佩的一生，他先后共写作了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总共约130万字。1967年罹患肺癌之后，高罗佩依然在创作最后一部狄公故事《黑狐狸》，就在病情恶化的前一夜，他写完了最后一页，书在他去世后出版。
“高罗佩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间隙，对中国白话小说深有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威尔特·伊德玛告诉记者，《大唐狄公案》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非常流行，他高中时代非常迷恋狄公案，每出版一部，他都会迫不及待地一睹为快，“周五，我到图书馆把新出的《大唐狄公案》借来，必须要在一天之内看完，因为到了周六晚上，我父亲就催着我要看小说。”高罗佩的狄公故事虽然发生在唐代，但是从社会环境、细节刻画来看，小说更多反映的是明代的社会背景。伊德玛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文人普遍认为清朝文化受到禁锢、停滞不前，明代是个更为正统、也更理想化的社会，高罗佩受到当时文人的影响，对明代的历史文化投注了更多热情。”
高罗佩创作的“JudgeDee”形象令当时的西方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狄公案不同于西方侦探小说的故事套路，案中有案，环环相扣，富有异国情调。高罗佩在创作中参考了很多其他作品，凡是他认为合乎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容都会融入其中，比如说《三言二拍》、《龙图公案》以及一些晚清小说，甚至还有宋代刑律专著《棠阴比事》里的案例。
荷兰人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形象也不同于以往中国的公案小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施晔告诉记者：“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提到狄仁杰都是一个忠臣形象。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无论是包公也好，彭公也好，都是一个断案的官员，并不是侦探。高罗佩把‘探’和‘判’结合在一起，塑造出‘狄公’的形象。”在施晔看来，狄仁杰的形象不同于以往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形象，“他有七情六欲，喜欢漂亮女人，也会犯错。”这跟高罗佩本人的个性和经历有关，荷兰侦探小说家杨威廉·范德维特灵写了一本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和工作》，书中提到高罗佩经常会在喝了一点酒以后，在微醉的情况下说：“狄仁杰就是我”。
虽然上世纪50年代，高罗佩曾试图在台湾学者张立斋的帮助下，把《迷宫案》翻译成中文，但《大唐狄公案》真正译介回中国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国内，“狄公”尚且鲜为人知，最早在《读书》杂志上介绍高罗佩的“西洋狄公案”的是著名学者赵毅衡。之后，陈来元和胡明用了整整5年时间翻译这部巨著，中译本陆续问世之后，一下子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从此畅销了30多年。自从中译本问世之后，狄仁杰的故事被不断转载，并且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就完全以高罗佩的原著为蓝本，从此以后狄仁杰智勇双全的神探形象才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千家万户。
追根溯源，从一本无名氏的《武则天四大奇案》到家喻户晓的“狄青天”形象，荷兰人高罗佩功不可没。从狄仁杰的形象演变中，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清晰轨迹，中国文化是怎样风靡了西方人的阅读世界，又怎样回过头来影响了中国本土的通俗文化。在狄仁杰身上，交织了中国人心目中正直的清官形象和西方侦探的机智、推理能力，正如高罗佩本人也是半个荷兰人和半个中国人。高罗佩的小说中，并没有后来因热播电视剧《神探狄仁杰》而红遍网络的“李元芳”，但想起“元芳”理应想起高罗佩，这个大半辈子在远东任职，大半辈子用来创作《大唐狄公案》的荷兰人。
有“中国情结”的荷兰外交官
留着长发、瘦高个的罗布·龙布是一位荷兰独立导演，他来到上海是为了拍摄纪录片《高罗佩的足迹》。按照计划，他将走遍高罗佩到过的地方，上海、重庆、北京、哈尔滨、东京……拍摄和高罗佩有过接触的人。在罗布·龙布眼中，高罗佩“是一个神秘的人，他身上既有荷兰人的影子，也有中国人的影子，”这一点深深吸引他去追随高罗佩一生的轨迹。
作为外交官，高罗佩通晓15种语言，踏足过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很多地方。高罗佩唯一的女儿宝琳（宝琳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这次也来到上海，她向记者回忆道：“童年时，我们总是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我们在黎巴嫩、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居住过……我不停地更换学校，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在一起。每次搬家收拾东西，我母亲总是会抱怨说：‘Packing Lai（来）, Packing Qu（去）.’”
高罗佩第一次来中国，是1935年去荷兰驻日本公使馆赴任的路上，途中坐火车经过哈尔滨。当时他才25岁，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然而，初次的邂逅令他感到失望，他在自传稿中写道：“在‘满洲国’这个由日本人拼凑捏造的悲催国度，哈尔滨是最糟糕的城市。”他没有看到心目中“在自己雅致的小花园里挥笔写诗的儒雅中国学者”和他们纤细美丽的妻子们，只看到满大街中国流浪儿、贫困潦倒的白俄人和日本宪兵。
在日本，高罗佩和中国大使、参赞往来密切，并且向公使馆秘书学习中文。他的桌上摆着印章、砚台、毛笔和宣纸，渴望成为中国式的学者型官员。他在北京出版了《米海岳（米芾）砚史考》，并且找到机会去北京出差。高罗佩的外交官同事巴嘉迪和万莲琴撰写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中这样写道：“秋天阳光明媚……京城里的房屋和宫殿的大红门……轮廓清晰可见……人人都说中国北方方言，清楚而动听……来自蒙古的骆驼队载满货物，通过古老城门，时间好像停止了。”从北京回来，高罗佩开始痴迷于古琴，从北京买回来的漂亮旧古琴陪伴了他一生，很快他对古琴变得非常内行，不但天天弹奏，甚至能给朋友修理古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高罗佩离开日本来到东非从事间谍工作。这对高罗佩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旅行，他阅读了关于非洲历史的书籍，开始学习斯瓦希里语，并且开始练习阿拉伯书法，见识了非洲大陆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并且和埃及公主成为朋友。
虽然最初未能来华工作，但是高罗佩一直倾心于中国文化。很快，高罗佩争取调到重庆，飞机上的旅伴是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高罗佩在重庆度过了重要的三年，他在自传稿中写道：“重庆是一座灰蒙蒙的城市，因为日本空军把它炸平了几次，到处是破烂房屋。但它依然充满欢乐……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在那儿我遇到了很多于右任那样的知名学者和想‘信仰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那样的很有趣的人物。”这三年时间，高罗佩结交的文人名流颇多，如许世英、郭沫若、田汉、沈尹默、徐悲鸿等。
高罗佩在重庆认识了中国姑娘水世芳，他们很快结婚。水世芳的父亲是前清官员，也做过外交官，水世芳受过高等教育，是个热情开朗的姑娘。在女儿宝琳眼中，母亲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她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但她很少说中文，除了发火的时候。母亲教会我很多中国的事情，她总是让我安静、不要多说话，但在西方社会完全不同，你必须坚强。我们的家庭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父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我的兄弟，女孩必须听从哥哥，母亲总是教导我要成为兄弟之间的纽带。”宝琳是在日本出生的，作为唯一的女儿，很受宠爱。高罗佩的四个孩子中只有长子威廉生在中国，当时重庆正遭遇空袭，威廉出生后第三天，他们不得不搬到医院潮湿的防空洞里去。
离开中国之后，高罗佩短暂回到荷兰，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在各国做外交官，此后他先后待过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印度、黎巴嫩、马来西亚，他去世的时候是在日本的任期内。终其一生，他都希望自己成为狄公式的学者型官吏，尽管他是一个外交官，他用大量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即便是在黎巴嫩内战爆发期间，屋外枪声不断、空气中飘着火药味，他仍然在夜间不停地创作《湖滨案》。在宝琳心目中，父亲笔下的狄仁杰身上，总能找到他自己的影子“正直、平静、仁慈、知识渊博、懂得生活”，这次她来到上海，真切地感受到父亲为什么这么热爱中国。
迷恋“物质文化”的汉学家
在高罗佩的三个身份中，最不容忽视的身份就是“汉学家”，但是他并没有涉足学者通常关注的“经史子集”等重大领域，而是独辟蹊径、在大海捞针般的庞杂资料中，挖掘鲜为人知、但更生活化的知识。应该说，他是一个“另类”的汉学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告诉记者：“高罗佩选择的多半是物质文化研究，当时很少有人研究，他的特殊视角是超越时代的，他当时的研究都是非常边缘的，现在成为了主流。中西文化交流是21世纪的课题，而在战火纷飞的上世纪40年代，高罗佩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他能够走到时代的前列，这就是他重要的地方。”
高罗佩一共有十部重要的汉学著作，主要涉及古琴、砚台、悉昙、长臂猿、书画装裱，以及中国古代性文化等领域。高罗佩的研究并不简单汲于纸上，他的著作多半图文并茂，有很多实物依据，在他的外交官生涯中，他每天练习书法、弹奏古琴，和中国文人往来密切、吟咏唱和，他甚至痴迷于饲养长臂猿。高罗佩收藏过不少古琴和中国古代书画，如今多半已经散失，唯有藏书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有专门保存。哈佛大学教授威尔特·伊德玛这样告诉记者：“高罗佩和其他汉学家不一样，他对中国的知识并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他用心用力地和中国知识分子交往，和他们一起写书法、画画、弹琴，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他对语言很有天才，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实现的。”
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中，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古代性文化和春宫图。高罗佩的《秘戏图考》是一部开拓性著作，此前从未有西方汉学家涉足这一领域，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在上世纪80年代由李零等翻译成中文，迄今印了100多万册。几年前，在加州大学教授高居翰等推动下，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明朝的春宫图，把高罗佩及其《秘戏图考》推向学术研究的前沿。高居翰为会议发来的视频中提到，“现在重新受到重视的《秘戏图考》，1951年在日本出版时只印了50册”，供图书馆收藏。高罗佩的著述以庞大详实的资料，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性习俗的偏见，并且如他在《秘戏图考》英文自序中所说，在他所倾心的晚明文化中发现一种精致而短暂的美。
高罗佩的《琴道》是在战火纷飞中写成的，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但他能在枪炮声中，“蝉蜕尘埃之中，优游忽荒之表”，潜心研究古琴的艺术。自从在北京购得一把古琴，高罗佩便痴迷琴艺，一发不可收，他收藏了很多乐书，研究琴谱，还曾跟从琴师叶鹤伏、关仲航学习古琴，他演奏的“高山流水”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在重庆，高罗佩和同好组建了“天风琴社”，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他还多次在慈善义演中进行古琴演奏，音乐也成为他外交活动的一部分。他的《琴道》涵盖颇广，从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讨论中国古琴文化，此外，他研究古琴的论著还有《琴铭研究》、《论三种古琴》、《嵇康及其<琴赋>》等。
高罗佩对猿猴的钟爱，则完全体现在他的《长臂猿考》中。在吉隆坡的时候，他养过一只叫“扑扑”的长臂猿，还养过卷尾猴和非洲猕猴。但是，《长臂猿考》并不是一部动物学著作，而是系统介绍中国猿文化的专著。在这方面，高罗佩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说：“动物文化史的研究在西方兴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高罗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长臂猿的文化研究，在学术开创上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秘戏图考》。”高罗佩总结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崇猿传统，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猿”隐喻“君子与隐士”的象征意义，而“猿啼”也成为代表相思、离别和怀乡的悲鸣，与代表恶俗的猴类成为对照，形成一种审美的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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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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