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莫名其妙的错误

孟庆德

我记忆力不好，但毕竟还有一点，有些事竟还记得死死的。

不记得是哪一年，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不记得是看了哪本杂志，也不记得是看了哪本书，脑袋里装进了一个故事。一个古希腊人，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深更半夜不睡觉，露水户外，仰头观察天上的星斗，太投入了，忘了身后有一口井，不小心掉了进去，被他家的女仆看到了，笑话他说，还研究天文呢，身后有井都不知道。

这故事装到脑袋里，扎了根，扎得死死的。日前得到一本电子书，《世界五千年智慧故事总集》第四册，在《泰勒斯智斗商人》下面，看到了我记得的那个故事，却和我记的不太一样。书中是这样写的：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公元前547年），出身于统治米利都的贵族家庭，既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又很有钱。但他为了求知而到东方的埃及去旅行和学习，回来后又继续钻研科学知识。这样一来，他所继承的家产花费得所剩无几。某天夜晚，泰勒斯仰面朝天向一个广场走去，他正一心一意地观察天上的星辰，没注意前面有个土坑，一失足，整个身子都掉进坑里了。有个商人走过来奚落说：“你自称能够认识天上的东西，却不知脚下面的是什么。你研究学问得益真大啊，跌进坑里就是你的学问给你带来的好处吧！”

夜观天象不小心失足，是发生在家产花费得所剩无几之后，泰勒斯可能已养不起仆人，也许这个故事本就没有女仆什么事，再说，人不是很结实的东西，真若掉进井里，怕不会像掉进坑里那样还能爬上来。那么，我脑中那故事是怎么回事？是我记错了，还是讲故事的人弄错了？讲故事的人的故事应该也是听说或是从哪本书上来的，另外的人另外的书又是从另外的人另外的书来的，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从哪里出了差头，怕是说不清了。

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有人说这话是伏尔泰说的，又有人说伏尔泰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后人对伏尔泰的总结；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有人说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又有人说马克思引的是但丁的话，又有人说但丁的话不是这样说的。不知是谁第一个弄错的，一个人错了，许多人都跟着错，而且错得相当结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2 11:55:28编辑过]

鲁阿丁

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正确。

周泽雄

盗亦有道，错亦有理。且不说有些学者（如布鲁姆）还认为，没有误读就没有阅读。误读，当然包括误引。

“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有人说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又有人说马克思引的是但丁的话，又有人说但丁的话不是这样说的。不知是谁第一个弄错的，一个人错了，许多人都跟着错，而且错得相当结实。”

——别的不知道，至少这句话，庆德兄说得不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末尾说得清清楚楚：“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书中有注解，解释了马克思这句话是套用了《神曲·炼狱篇》第五歌中的一句话。马克思没加引号，所以套用是可以的。我查了一下，在我手头的译本中，应该是这句话：“你随我来，让人们去谈论吧”。——呵呵，看来是庆德兄“错得结结实实”了。

孟庆德

02年，在“天涯·闲闲书话”读了风过耳朵兄一个帖，我的脑子从那时候乱了，外文一点不懂，求证也不敢想了。找不到风过耳朵兄，不敢转他的帖，在这里发个链接吧。

http://cache.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books&idArticle=18870&flag=1

周泽雄

庆德兄：看了你提供的链接，不说明问题呀。这句话该怎么翻译，那得问精通意大利语的学者。但中国人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在这个问题上本身是没有疑义的。我手头的这本《资本论》，还是文革时期的产物，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的。当年那些翻译家，虽然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说到态度的认真和学问的精湛，那可真是没话说。他们是不能出错的，是必须抱着“完人”的态度从事工作的。在那本书里，你所提到的问题，全都不存在。注解中说得很清楚，马克思是“套用”而非“引用”。注解中惟一不地道的，是没有指出“套用”的是哪句话，但指出了原诗的所在地。

孟庆德

　　谢泳《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湖北程朝富先生有一天给我打电话，问我记不记得胡适在哪里说过“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这样的话，我一时还真没有想起来，他说要问一下耿云志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这句话流行极广，可谓妇孺皆知。尽管引用者多数按自己的记忆来复述这句话，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大体是这个意思。程先生为什么要问我这句话的出处，我没有再细问，事情也就过去了。
　　
　　前不久我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因为边看边查书，就又想起了这件事。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这部书，可以说是近年胡适研究中的一个大收获，因为披露了许多新材料。胡适留在大陆的遗物本来在一处（东厂胡同一号），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当时科学院的近代史所调看过一部分，侯外庐《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一文中，就使用过这些材料。后来其中的善本书到了北图，还有一部分留给了后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几年耿云志先生编辑《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要是东厂胡同的材料，北大这部分就没有收进去，这部分中数量较大的是胡适的英文往来书信。因为查阅时翻了一些关于胡适的书，就又想到了程先生前次提到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好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原意，但多数作了故意的曲解，如李达、孙定国等人的批判文章中。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胡适在文章的前面本来已经讲清楚了对实在的理解，他这里只是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胡适说，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一是感觉。二是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三是旧有的真理。可以看出来胡适原话是讲哲学的，与历史毫无关系。但这句话在很长时间内却变成了胡适评价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好多人写文章一上来就是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份的小姑娘”。
　　
　　其实，胡适是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认真，最提倡说话要有证据。他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但在批判运动中，人们是不敢也不愿意去搞清真实情况的。这句话是如何流传开来的，一时不好查考，但可能与冯友兰当时的一篇文章有关。
　　
　　冯友兰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写了《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81页，三联书店，1955年8月）当时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了解胡适，不是通过阅读胡适的著作（那时胡适的著作已不可能公开出版了）。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来认识胡适，所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改变了。顺便说一句，就在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中还收有一封1934年6月20日冯友兰给胡适的信，信写得极为客气，对胡适充满敬意。

孟庆德

　　未来“地球村”的文化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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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叶廷芳 ? 来源：文景
　　 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惰性思维，即习惯于纵向承袭前人成就，而不善于超越前人。他们总喜欢如鲁所说的“摸前有”，而不善于像方人那样喜欢“探未知”。一旦发现自己的欠缺，首先不去反思自己，而是马上寻找口实来自我安慰，就像鲁迅笔下那个阿Q，一听到人家说他寒酸，他马上就说：“我祖上比你阔多啦。”他们一听到“反传统”，就像挖到自己的祖坟，视之为大不道！须知，“反传统”并不是不要传统或不尊重前人，而只是不重复前人而已。因为重复乃是匠人的习性，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本色。只有反传统的勇气，才有突破传统的可能。这就是“不破不立”的道理。西班牙的毕加索、米罗、达利和迪，都是在反传统中成了世界第一流的杰出艺术家，从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西班牙艺术的。
　　
　　 近几年来，国人中一些创造力衰弱的人利用鲁迅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即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一封致木刻家陈研桥的信中说：“现在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这句话无疑是对的，人们将其改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也未尝不可。上面说过，世界是个由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世界艺术宝库必须包含各民族独有的艺术品，我们的戏剧艺术如昆曲、京剧等；我们的建筑艺术如天坛、应县木塔等；我们的园林艺术如北京颐和园、苏州拙政园等；我们的窟艺术如敦煌、龙门石刻等都是带有中华民族独特标记的艺术瑰宝。然而，世界艺术宝库中不仅仅包括这些带有民族印记的艺术，还有大量不带任何民族标记，而属于人类共享的作品，如丹麦人设计的举世公认的杰作悉尼歌剧院是个民族的？美籍华人贝聿铭设计的卢宫扩建工程即玻璃金字塔是哪个民族的？刚才提及的毕加索、高迪等人的作品是哪个民族的？而我们中国人现在所缺的正是这些东西。如果不懂得把这些没有民族性别的艺术当作我们的追求，而仅仅满足于祖先有过的成就，就超不出只知重复的匠人的眼界，就难于跻入真正文化大国的行列！
　　
　　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100377&cid=285822

孟庆德

　　纸版《鲁迅全集》不在手上，从电子扫描版找到了鲁迅的那封信。
　　
　　
　　
　　鲁迅《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昨天才寄一函，今日即收到十六日来信，备悉种种。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我曾经看过MK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1]的《木刻集》（那书上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前回说过的印本[2]，或者再由我想一想，印一回试试看，可选之作不多，也许只能作为“年刊”或不定期刊，数目恐怕也不会在三十幅以上。不过罗君[3]自说要出专集，克白[4]的住址我不知道，能否收集，是一个疑问，那么，一本也只有二十余幅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四月十九日
　　
　　又前信谓先生有几幅已寄他处发表，我想他们未必用，即用，也一定缩小，这回也仍可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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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无名木刻社　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员为刘岘、黄新波。《木刻集》，即该社自编的《无名木刻集》，署“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鲁迅曾为之作《〈无名木刻集〉序》，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　印本　指后来印成的《木刻纪程》。
　　
　　[3]　罗君　指罗清桢。
　　
　　[4]　克白　即陈铁耕。参看信注331204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