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大爱与大勇

楚寒

穿越时空的大爱与大勇——追念索尔仁尼琴

● 楚寒

        时光流走在永恒的河里，谁是在那幽昧的思想暗夜里，不屈不挠讴歌自由的旅人？

        8月3号深夜，有这样一位俄罗斯老人、作家索尔仁尼琴因心脏衰竭在莫斯科结束了一趟饱经风霜的人生旅程。清晨起来时，早间新闻的这一消息报道让我顿然错愕，一时间感慨万千。我想起普希金逝世前夕的诗作《纪念碑》里的名句：

    “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都会听到我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语言都会呼唤我的姓名
         因为我曾歌颂过自由
         我还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过同情。”

    这首原是普希金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或遗嘱的政治抒情诗，放在刚刚离世的索尔仁尼琴身上，真是恰如其分，也映现了俄罗斯独立知识分子传统的薪火相传。因为经历背景的相似，中国知识界对索尔仁尼琴格外亲切，把他看作精神上的父亲和兄长，年长者称其为索兄，年轻者称其为索翁。

    他可称得上是俄罗斯民族的父亲，在那残酷的年代里艰难记述这个国家倒下的人们的苦难，为这个史上最庞大的专制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图景的被抛弃，提供了充沛的精神支持与道义基石。今年盛夏，全世界各国媒体用不同语言纷纷出专号来纪念索尔仁尼琴，纪念他在往昔沉重的岁月里歌颂自由的苦辛。这些文字与他的作品一道已经定格在历史里，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自由思想的纪念碑。


个人与巨石搏斗的不朽传奇　　

    作家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通过描述真实现状，使公众不轻易听信于各种精神劫掠者。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尤其在那些封闭的社会里。1974年冬，在远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索尔仁尼琴谈到，文学是为人类的艺术，精神永远高于苦难的现实，文学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可以摧毁谎言构筑的世界。
    显然，在当时巨大的铁幕底下，这是一种危险的思维，但这却是自由的思维，解放的思维，其价值将不朽于时代的迁变。用索尔仁尼琴后来总结自己一生的话说，他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身为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没有背弃他的使命，他努力让全世界穿透层层遮蔽看到了苏联帝国真正的样子，和现实中真实发生着的事情。这一切与苏联当局营造的那副画面相距甚远。同时，他也促使全世界开发和动用大家头脑里潜在的另一套思维，因为黑暗的程度远超过善良人们的想象。他的这种描述让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帝国摇晃起来，从此出现巨大的裂缝。
        那些正式出版的与通过各种渠道在地下流传的，以及在西方国家先后发表的作品，使得他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并列为当时苏联地下反抗力量的精神领袖。这些作品，毋庸置疑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有着相当卓越的贡献，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文学遗产，也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这种对自由、对人道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追求，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对苏联问题的强烈关注。
        读他的作品需要不那么脆弱的心理承受力，那既是一次沉重的阅读旅程，也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探险。他从1960年代初陆续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病房》、《古拉格群岛》等中长篇小说，将极权统治的专制与暴政尽现在读者眼底，让无论是否经历过专制社会的人们都能产生惶恐不安与胆战心惊的感受。这些带着强烈真实印记的作品，在作家理性与悲悯的文字中，让人非常清晰地看到帝国内部一排排苦难的灵魂。而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任何时间都篡改不了的真相，因为人们已经看到苦难有多深，血泪有多浓。
    自人类有文学以来，对人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索尔仁尼琴可算是一个。他最有影响力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既是一部前苏联共产政权罪行的编年史，也是在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的历史重新安排归宿与命运。
    在20世纪的特殊时代里，在那个没有任何人能够正常呼吸的国家里，出现一个人把俄罗斯民族不幸的悲剧命运公布于世、道出真相，把那一片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劳改农场、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杀戮中的所有素材汇集起来，苏俄帝国的轰然倒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伟大光荣强大的巨无霸国家说，在国家政权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孤独敏感弱小的索尔仁尼琴说，这句话不对！他把这句话给彻底打破了，他让一个强盛的超级帝国，就这样坍塌在一位作家长与宽均不超过20公分的书稿上。
    这是个人与巨石搏斗并最终得以战胜的不朽传奇。这个故事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的智慧与勇气。他的反抗坚守在信仰层面与道德层面而不是只停留在政治层面。历时一千年之久的东正教信仰使索尔仁尼琴坚信并告诉世界，19世纪后期从西欧输入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征服有信仰的巨人般的俄罗斯民族，建立专制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绝对不能相容。
        同时，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也看清了尼采等思想家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观点主义所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笃信极权主义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动摇这一庞然大物的根基，需要重建信仰意识，以及道德意识的复苏。因为他信奉的准则是道德超越政治，永恒大于暂时。

珍重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

    观看从黄金时代到苏俄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从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20世纪的索尔仁尼琴，这是一条清晰的珍重人作为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的精神谱系。这是俄罗斯文学近千年来最优秀的文学传统。索尔仁尼琴的确是无愧于这一传统的优秀传人。
    正是从这样的文学精神资源出发，他以被捕、坐牢、被开除、遭流放的亲身经历敏锐地挖掘了苏俄不义的极权统治对个人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着力摧残的本质。他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激烈持续批判。
    索尔仁尼琴冒着生命危险来写的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等集中营文学，就详尽记述了极权对个体的蹂躏过程，同时又记述了人类的高贵精神如何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顽强不屈地成长。譬如群岛中的一个劳改营里，犯人们顽强不屈地进行创作，内心追求着真善美，通过文字表达对真理的爱。索尔仁尼琴让笔下的犯人们反复传颂着诗人沙拉莫夫的诗歌：“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这种哪怕面对死亡，仍要争取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的努力和抗争，一直以来打动了全世界各国无数的读者们。
        可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是见证的文学，是抵抗遗忘的文学。后世的人类要了解20世纪的俄国乃至全世界，就必须阅读他的作品。唤醒记忆并让人正视这种记忆，唤起人们久已麻木的尊严感和同情心，正是这些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是为了真相而写，是为了不遗忘过去而写。而终将成为历史的真相需要一双慧眼来发现并记录下来。
    正是从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出发，索尔仁尼琴发现整个帝国病了，它呈现出来的病状显示它患了晚期癌症，这将导致这个表面上强大的国家濒临死亡的边缘。这种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之所以能建造出来，据说是为了保障国民个人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可它却一再以幸福为由诱使每个人把自由交出去，最终自由不知不觉间消逝了，自由变成了奴役、国民变成了奴隶。
    索尔仁尼琴以自身肉体与精神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他的一系列集中营文学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国家、民族和集体等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一个个将人道主义踩在脚底下的“古拉格群岛”。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并不是暴君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专政并不是历史上人性历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中的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
    这种对人性、对人类的反思，达到了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个新高度。正如瑞典皇家学院在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的道德力量，藉著它，展现了“人道主义的精髓”。
        具有强烈宗教情怀的索尔仁尼琴展示出，无论专制统治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然在内心存在。也就是说，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良心比生活更有价值。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仅为一切死于非命的苏俄人建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还先知式地给其他极权国家的人们带来抚慰与启示。在人们的心目中，索尔仁尼琴不仅代表着俄罗斯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也代表着一切受冤屈的人类与被欺压的人类的良心。


向异议知识分子提出了一道道德难题

    自从1960年代开始，索尔仁尼琴逐渐在俄罗斯文坛成名并获得世界性的声誉。但作为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作品和本人开始被封杀、被作家协会开除直至驱逐出境，流亡西德、瑞士和美国。1978年他受邀在哈佛演讲时，却对美国道德堕落、玩弄法律、滥用人权等阴暗现象大肆抨击，此后在美国过着无人理睬的生活。苏联解体后，1994年他重返故国后，又孤身一人在全俄各地巡迴演讲，主张用道德情怀来拯救民族的堕落和民主的错乱，这些意见在当时的俄罗斯几乎引不起多大的回应和关注。
    继在苏联时代被关十余年后，他在美国又被冰冻近20年，回到俄罗斯后又被冷落10年。索尔仁尼琴一生大半的岁月都在孤独落寞中度过。但他却坚持做自己，冷落和诱惑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对俄罗斯民族的信念和对人道主义、独立思考的信念。这种对冷落和诱惑说不的风骨，对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的不屑一顾，显然有着强大的精神境界在支撑着他。这在现代社会里可谓是绝无仅有，世上仅存。
    索尔仁尼琴这种独立知识分子的风骨，可以说是向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各国异议知识分子提出了一道道德难题，也即如何保持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近的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就以索尔仁尼琴为封面，提出一个引人思考的观点，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论”的一个课题，那就是近年来无论在不民主或民主社会，由于体制改变，知识分子的角色早已边缘化。在尚未民主化的国家，由于追求经济目标已成了时代主流，出现知识分子与体制合作的潮流。而在富裕的民主社会，虽然不会明目张胆地压迫知识分子，但会对异议知识分子采取驱逐、冷落的态度使其日渐失去发言场所。
        这样在当代信息时代，各国异议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都变得越来越狭窄，难以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因此，由索尔仁尼琴的逝世，除了让人缅怀和追念他那种难得的学人风骨之外，其实也给各国的异议知识分子们出了一道道德难题，即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时代挺身而立，坚守住自己的良知阵地，顶住诱惑与压迫的重重吸引力和巨大阻力，敢于体验生存深渊并进入深渊揭底，接续自由知识分子的香火，以真血性和真情怀去把握时代的命脉并做真正的学者、哲人、思想者、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需要品读，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更需要传承。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打压与解压的交替中一直盛行不衰，他在世界文学之林最终创造出了属于他的美，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美就像一束强光，穿透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欲了解历史、欲欣赏文学的人们的心灵。这是一种撼人心魄的大美，而支撑着这样的大美的，是这位俄罗斯作家对人类的大爱和对人生的大勇。这种穿越时空的大爱和大勇，使得他那饱经磨难的文学作品和漫长人生，能够足以烛照未来。

写于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 本帖最后由 楚寒 于 2009-4-11 04:28 编辑 ]

李大兴

谢楚寒兄纪念索翁好文，《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甫出即译为中文，原是供批判用，文革里却地下流传，成为启蒙书籍之一。家兄大约七三年借得此书，只有两天功夫就需归还，于是彻夜速读。未必真明白其意义，但印象深刻。

tian295

朱大可

向索尔仁尼琴的背影致敬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病房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于人类狂欢的午夜。（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时标题有所改动）





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