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教材的革命史——专访经济学家张军教授

李旧苗

本刊记者 邱恒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R.格伦·哈伯德和安东尼·奥布赖恩合著的《经济学》中文版2007年5月正式面市，本书英文版由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公司培生教育出版集团于2006年出版，首版在美国市场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效应，被经济学界誉为21世纪经济学教科书的典范，她将“带你进入真实的经济学世界”。经济学教科书在学科发展历史中能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可能就是为主流经济学下定义。经济学领域里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和革命，只有在教科书中沉淀和积累之后，才能有人追随，才能够有知识的增长和讨论的“范式”。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撰写初级经济学教科书成为他们回顾和反思自己的这门学问的一种途径。
    针对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不同版本的比较，它们又是怎样不断更新，并被广泛接受等问题，我们采访了哈伯德《经济学》的译者和审校，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翻译这套《经济学》教材之前，您推崇哪些初级经济学教材？
    张军教授答（以下简称答）：我觉得平狄克的书不错，帕金的书也不错。十年前我翻译平狄克的著作，现在在市场上影响很大，大家都在用，因为它比较符合中国的教学习惯，井井有条。
    萨缪尔森的书也在不断更新，恐怕要有16、17版了。我念书的时候很喜欢萨缪尔森的书。现在这个最新的版本是他的学生做的，对新经济，信息产业发展有着重的描述。这个人对网络经济做了比较多的研究，把他研究的东西体现在萨缪尔森合作的最新版本里。
    问：还有斯蒂格利茨的教科书？
    答：也更新到好几版了，不过，这个教科书我用得不多，我不是特别有体会。但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它的名字在中国的影响可能大一些。
    问：他更偏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
    答：对，他自己是左派经济学家，关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规范性问题，包括收入不平均的问题、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等等，也批评主流的经济学。我个人感觉，他的经济学教材在美国并不非常突出，也就是在众多经济学教科书的一部，也许在亚洲比在美国影响更大一些。
    问：曼昆的书呢？
    答：我用过他的宏观经济学，我在韩国大学里做了一个学期的特聘教授，我用的是英文版的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的书特点就是宏观经济学比较清楚，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对宏观经济理论讲得比较清楚，里面用了很多美国的宏观经济的故事。曼昆教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炒作得很热，出了很高的价，好像有140万美金。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逐那本书？
    答：我在国外也没有特别关注教科书受追捧的情况，这本书在国内算炒得比较火热。一方面，这套教科书出生背景比较特殊，有140万价码的前期炒作；另外课件服务、售后服务做得很好；第三，在当时来看写法也比较新颖。曼昆又是经济学的后起之秀，一个新星，本身有明星效应。曼昆年纪比较轻，作过总统的经济顾问，又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头上有光环。
    问：这本哈伯德的《经济学》有什么特点？
    答：在基本原理和经验材料结合上，做得比较好。这也是我个人在商学院授课时候的体会，把经济学原理和经济现状更好地结合是很重要的，这本教科书做到了。把一些很技巧的东西、数理的东西都拿掉了，比如这里没有需求弹性、点弹性等等较深的概念。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更好地做商业决策方面的重要东西都放进来。
    那些纯粹考虑到理论完美性、逻辑性，很多数学、定义，在这本书中都不被特别强调。
    问：你提到过，学习经济学原理，是要用来解释现实现象。
    答：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感受，不管在国内教书还是国外教书，慢慢都会到这样一个认识阶段。我们早期的经济学课堂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考试，老师教也是为了考学生，双方没有把注意力放到怎么把经济学变成我们学生的工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看到那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每天发生那么多故事，我们怎么理解？学来的经济学原理，就要运用得上。
    问：国内经济学教科书是怎样一个脉络？
    答：说起来也很简单，一开始没有教科书，课堂上8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西方经济学批判，都把西方经济学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课堂上基本上是以批判的视角讲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批判在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多，后来有转折。1986、1987年的时候，也就20年前，上海有个海运学院，现在叫海事大学，他们搞了一个班叫海洋经济。那时，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是和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合作搞的这个班，有外国老师教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海洋经济学。
    我们当时在复旦大学上学，骑着自行车，跑到海运学院听课。我记不得用什么教材，印象中是从外面带来的原版教科书。
    那时候我才慢慢地觉得经济学很有趣，逻辑性很强，而且它始终要解释现实问题，解释现实的现象作为目标，我很感兴趣。
    后来这个班的学生全部都离开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去了英国，读了经济学博士，现在在英国各个大学里当了教授、老师。这个班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早于我们的福特班就对西方经济学有了系统的学习（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两个地方举办经济学的高级培训班，把各个高校好的学生以及青年教师组织起来，放到两个班里培训）。我当年也在福特班里，是这个班里的助教。
    经济学教学体系和课程的改革与开放，重要事件当属“福特班”的创办和世界银行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的执行，后者的结果之一是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研讨形成的财经院校“核心课程表”。这个课程表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
    问：北京有没有类似的故事？
    答：我个人认为，在北京，一批灵活运用经济学原理的人活跃在政府机关中，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走得比较快。
    那时候大部分课堂上的东西跟现实没有关系，当时农业改革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北京有一批人在杜润生先生的领导下，开始跑中国的农村，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们接触到西方的一些东西，用最简单的供求关系分析中国的粮食问题、农业面临的问题，分析的可以说很到位。
    问：您刚才说的是80年代的事，那时候应该还是大力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时候？
    答：80年代中，那时候课堂上还是讲西方经济学批判。我们国家有个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这个学术会传统就是批判西方经济学为主，我就参加一次，当时还是学生，跟我们的老师去青岛参加这个会，大家都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问：后来有没有发现突然大家不忌讳谈西方经济学了，突然冒出很多这方面的教材了？
    答：我想还是在90年代以后，80年代有一些反复。
    问：印象中，是很自然的一种过渡？
    答：我觉得还是和我们国家的开放有关系，要实行更加深广的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向全球开放，我们提出建立市场经济。那时候不仅大学里很快把现代经济学慢慢地写进教科书，很多大学先走一步，把这些都写进课程表。那时候形成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普及日，大家都要学习西方经济学，甚至连搞政治经济学的老师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部分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背后还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大调整，经济学要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讲话，很难有今天的局面。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白婕女士的帮助）


    徐滇庆（加拿大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萨缪尔森的就不要看了，太老了
    西方是一个竞争性社会，出版教科书有很大利润，出一本就有2美元，教科书的出版量非常大，竞争也非常大。所以这种竞争就使得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看新出版的书发行量多少。
    所以每本书都要突出创新之处，所以R·格伦·哈伯德求实、斯蒂格利茨求新，各有特色。简单地说，萨缪尔森的就不要看了，太老了，现在的《经济学》都是在萨缪尔森的肩膀上又走了一步，除非是讲经济史的，否则不要看了。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福特班”的创办有着重要作用
    经济学教学体系和课程的改革与开放，重要事件当属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福特班”的创办和世界银行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的执行。
    邹恒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不用英文原版是误人子弟
    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这才是解决之道。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的东西让你觉得，学经济学是一种享受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刚一推出时，根本卖不动，后来是在上海、成都等地开讲座作推广才拉开了畅销的序幕，才成就如今国内最畅销经济学教材之名。现在包括很多EMBA班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想看什么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可见有些出版社还不懂得在销售上作文章。
    帕金的《经济学》（梁小民译）也备受称赞，沃顿商学院把这本书列为经济学第一本必读书。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为全面和深入。如果说曼昆的书更适合非财经专业和一般读者，那么这本书更适合财经专业和想对经济学有更多了解的读者。

    国内最受推崇的经济学教材
    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第4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格里高利·曼昆：29岁即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他的《经济学原理》为他赢得了大学教材首次销售逾百万的殊荣。曼昆的双亲都是从乌克兰移民至新泽西州的，并且都在该州的Bayonne和Trenton长大。他们属于勤劳的中产阶级：母亲是美容师，后来在一所职业学校任教；父亲则是当地电话局的工程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没有读过大学。原书出版仅3个月就被美国30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教材。《经济学家》撰文认为该书将取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48年问世以来，先后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风靡全世界，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不仅创造性地为现代经济学设立了框架和标准，而且50年来孜孜不倦，高屋建瓴，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锤炼得近乎完美。作者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在每隔三年左右刷新一版的进程中，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搏。
    自第14版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加盟，保证了这部经典巨著能够继续与时俱进，永葆青春。保罗·萨缪尔森，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部的创始人。他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0年）。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3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第三版继承了前两版的特点，重视不完全竞争和信息经济学，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等。第三版中最大的变化或许是关于“新经济”的讨论。作者希望读者了解，虽然“技术变了，但经济法则并没有变”。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年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荣获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该书第一版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被认为是萨缪尔森的同名教科书出版以来最具国际影响的一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成为全球公认的最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迈克尔·帕金《经济学》（第5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被国内外专家公认为最好的四本经济学教材之一。它以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逻辑严谨、论述详细而著称。被誉为最适合课堂教学，同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教学思维习惯的当代领导者的经济学教材。“一图胜千言”。作者帕金教授将萨缪尔森讲解经济学的方法进一步发扬光大，近千幅彩图把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形象生动，简洁易懂。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在英国埃塞克斯的莱斯特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现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任教。他在公众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不相信用工资与价格控制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研究。迈克尔·帕金是欧洲货币联盟运动的急先锋。
    约翰·泰勒《经济学》（第5版）中国市场出版社
    本书的译者，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绍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博弈论的导入，对经济学原理产生根本的变化。这本教材是在微观宏观经济学阐述之前，先阐明价格体制的形成并进行精辟的分析，而区别于其他教材，在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中讲述价格体制。这是他看中的一点。
    本书在注重学术性和培养学生经济学直觉的教学领域中拥有极高的采用率。泰勒教授的《经济学》旨在以直观、贴切且容易记忆的形式把现代经济学呈现给从未接触过这一学科的学生们。约翰·泰勒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宏观经济手册》的主编。他所提出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已经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所奉行。

李旧苗

张维迎：如何选择经济学教材



    《经济学》（2001年，第17版）是一本供初学者使用的经济学入门书，也是一本供经济学的老学生温故而知新的经济学手册。它可以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以供自学之用。当你在决定是否购买这本书之前，你需要考虑的是：你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收益？这种收益是否能补偿你为此付出的成本？（这种成本不仅包括你支付的货币，而且包括你读这本书所要花费的时间。一般来说，读书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货币成本，但许多人常常忘记了这点，所以他们在决定是否买一本书时，过多地考虑了书价的高低。）下面的问题或许有助于你作出决策。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你当然希望选择一本最好的教科书。问题是选择好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入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的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竽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新版的教科书？因为如同经济生活本身一样，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过去20多年里，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的引入，经济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20多年前，经济学理论还难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多少理论指导，而今天，博弈论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对公司融资几乎无话可说，而今天，信息经济学已成了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还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来弥补市场的失灵，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浪潮。或许，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教科书与21世纪经济学教科书的差别，类比于286计算机与奔腾计算机的差别，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书，你才能学到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过去，中国教科书市场上很难看到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一般滞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国内经济学家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其内容则更为陈旧，更不用说在有色眼镜透视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学图书市场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国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时引进，而且国内经济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内容上与国外同步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荐如下三本教科书：1.曼昆（N. Gregory Mankiw）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经济学》（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这三本书都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大师撰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入门书，是西方大学里最流行的教科书。
    曼昆是美国著名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著名的智囊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他的《宏观经济学》是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是一位多产而富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多种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开创性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气比他的年龄大得多。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为最畅销的教科书，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万美元的版税，创下了教科书版税的新纪录。这本教科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看的经济学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更多地强调的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说明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要”，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两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经济学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艺术学学士学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多种学术职务。他在产业组织、企业理论、经济增长、反垄断理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79年以来，Blinder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9年至1990年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Blinder发表有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在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国等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就我所知，本书有澳大利亚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叙述上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作者认为，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从问题到理论”，而不是相反。为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问题或现实问题开始，然后通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分析，使你走出迷雾。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读者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加强读者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如果你能记住本书作者所归纳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观点，你将终身受益。
    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是当代经济学泰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经济学》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内的数十种文字，风靡全世界，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教育和影响了数代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界领袖、新闻记者以及众多的普通人。难怪他自豪地说：“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并不在乎谁为它写法律，谁在为它起草条约。”萨缪尔森本人对他的《经济学》的修订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经济学》没有随萨缪尔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继续以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教科书身份畅销全球。你现在看到的是该书的第17版。
    尽管这三本教材所叙述的经济学原理并无大的差别，但由于每个作者的个人偏好和学术风格不同，在叙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还是各有千秋。不同书中用于说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为补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据悉，这三本书由18位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教授联合推荐作为中国MBA及经济学／管理学院的首选教科书。我个人学习经济学多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老学生了，但现在再拿起来读这些入门书，仍感有不少新的收获。事实上，当我在为博士生备课时，常常要翻一翻这样一些经济学入门书以在理解上“温浅而知深”，讲课时深入浅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说：绝大部分可用于指导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都在本科生的经济入门教程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许可，我建议你不妨同时拥有这三本书。我的经验是，读三本由不同经济学大师写的同一类型的教科书要比读三遍同一大师写的同一本书收获大。你可以从任何一本书开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对照阅读。特别地，当你对一本书的内容难以理解时，最好看看另外两本书上是如何写的。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见过一次面的人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场合再次谋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读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买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记住我一开始说过的话：读书最大的成本是时间而不是书价。要买好书，不要买便宜的书。
    现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策了。
    经济学（Economics）
    作者：Samuelson ＆ Nordhaus
到今天，这部名著已经跨过了53个春秋，出版了第17版。耄耋之年的Samuelson仍然是本书的第一位署名者，然而，正值壮年的Nordhaus教授已经承担了主要的编写和修订任务，我们甚至可以说第17版是两位亲密无间的作者完成接力的一版。本书集中针对经济学的核心原理，这些原理多年以来，几乎颠扑不破。同时，本书又适应当代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令人目眩的革新与日新月异的变化，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经济学的理论相应的变革与发展。毋庸多言，本书是经济学教材的里程碑。
    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作者：Mankiw
    曼昆是一位多产而富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家，被公认为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为最畅销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看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要”，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个读者在著名的图书网站亚马逊上曾经毫不客气地评价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令人乏味的。读者感受，见仁见智，但我们有理由猜想，他用的教材一定是曼昆的。
    宏观经济学：原理与政策（Macro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
    作者：Baumol ＆ Blinder
    该书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国等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叙述上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作者认为，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从问题到理论”，而不是相反。为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问题或现实问题开始，然后通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分析，使你走出迷雾。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读者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加强读者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如果你能记住本书作者所归纳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观点，你将终身受益。

李旧苗

中国经济学教材：在抄袭和本土化中间走钢丝



    “编著”
    “当时我的书是作为教材用，里面有一些内容是摘编的，但是在书末的参考书目里没有说明，这是我本人疏忽的一点。”复旦大学太平洋与金融学院副院长尹翔硕说。
    导致尹翔硕陷入一场抄袭风波的，是他所编著的一部获得“教育部推荐教材”称号的《国际贸易教程》。这本教材被指涉嫌抄袭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中的部分内容。目前，《国际贸易教程》已经出版了第二版。
　　尹翔硕告诉记者，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之处后，抓紧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并于半年前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尹翔硕坦承了自己的不妥之处，但他认为自己的处理是适当的，“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学者。”
　　学者涉嫌抄袭的事件，在高校中已屡见不鲜。经常有匿名信件投向学校管理者，要求处理抄袭事件当事人，同时，这些信件也开始扩散到一些学术网站，或学者们经常光顾的论坛上。
    消息人士称，国内一些学者在编著的图书中，越来越多地直接摘抄国外学者的专著，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强烈不满。2004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即为此到中国找相关部门投诉国内某著名高校大量侵犯其出版的图书版权的行为。
　　“抄袭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子奈说，“译、编、著三种方式，有着本质区别。译，就是翻译，这没什么可说；编，吸收了别人的内容，看上去和别人的差不多，但作者是经过把他人的内容理解了以后，自己写出来的，这种情况，我们不太计较你的理论的来源，以及模型的来源究竟是谁的。”
　　李子奈认为，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国学者处于弱势，一直处于学习状态，在学习中，理解了相关理论，再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教材中，这是合理的，中国学者要做的是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加以改进，并把其中的例题换成研究中国国情的例题，同时能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能够做到这样，也就算是创新了。”
　　对于“编著”和“著”的看法，尹翔硕认为，不管是编著还是著作，都必须在书中注明自己的参考书目，这一点是肯定的。
　　北大校长助理海闻认为，教材的“编”是一个边缘地带，“我写了编，你就没法说是抄的。”海闻希望教科书里取消“编著”，这样就能防止借助“编著”来进行学术抄袭。“在国外，学者出的教材都自己所著，但在国内，就不一样。”
    缺少刚性约束的“编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白重恩认为，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专著的分量很重，而真正的专著很难写，需要非常高的水平及深入的研究。但教材，尽管也可看作是专著，但在“编”的支持下，使得教材的编著变得很容易，于是学者们纷纷编写教材，随之带来的是教材市场的高度分割化。
　　“大家都在编教材，教材编出来，当然是给自己的学生用。”白重恩说，这样的结果，便是大量学生无法接触到业内最高质量的教材。同时，因为所编写的教材只在自己的学生范围内使用，很难获得向其他学校推荐的机会，其他效用并不大，于是学者们就会以东拼西凑的方式，以最低成本来编写教材，低质量教材充斥在高等教育教材市场上。
　　与此同时，因为学术界尚无一个既定的规范来约束学者的抄袭行为，只是在道德范围内有一个简单的约束。对此，李子奈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编教材的时候，要注明来源，但很难注明是哪一部分来源，只能在专著的前面，或者最后注明来源。在操作时，很难严格地说清楚有一个规范。”
　　白重恩告诉记者，即将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大型讨论会上，学术道德是这次会议的讨论议题之一，其中的讨论重点，就是制订学术规范。
　　如何与抄袭划清界限
　　在规范尚未建立之前，国内经济学界将提升教材的质量寄托于西方教材的本土化。海闻说，大约10年前，国内经济学教育处于无法和国际接轨的境况，但国内已有少量引进的国外教材，只是这些教材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这些教材翻译的时间很早，比较老；另一方面，它不一定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教材。”
　　1995年2月，已经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的海闻回到北大，随即参与主编了《经济科学译丛》丛书，开始全面、系统地引进国外最新的经济学教材。
　　“经济学的教育有几个阶段，第一步是引进，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引进；第二步，拿过来，进行本土化。”海闻说，《经济科学译丛》当时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是教科书，二是必须是3年之内的最新版本。
　　在回忆主编这套教材的经历时，海闻告诉记者，“这套译从让我们对现代经济学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并且带动了其他高质量翻译丛书的出版。”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为此撰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较重大的改变。从政治经济学为主的传统经济学教育，向西方经济学教育体系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国内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这其中，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转变。”
　　夏业良回忆说，“当时，不止是学生，连教师也争着购买《经济科学译丛》。”
　　李子奈告诉记者，1998年是中国经济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针对本科教育，教育部成立了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始系统地讨论经济学核心教材的编写，到2000年，这些教材陆续完成。几乎是同时，由于提倡引进国外高水平教材和提倡双语教学，国外大量高水平教材被引进，目前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两套并行的教材。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谈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时，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梁晶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王江在受聘于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时，多次回国讲学，通过这些积累，王江所著以中国经济现象为主要释例的《金融经济学》教材，将在本月出版。其后，陆续会有更多类似的教材出现。
　　海闻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是必要的，“我们有可能写出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把中国问题作为很好的例子，这需要中国学者来出教科书。”海闻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中国学者编写的教科书已经很多了，但目前是以汇编为主，甚至有抄袭行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为世界经济学提供很好的素材。”白重恩说，“教材市场有中国特色，高度分割化，自己的教材自己用。”他认为，教材的本土化是一个很复杂的事，“要有很深功底的人才能做，他要对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有体会，在研究的问题上是针对中国的。”
　　学生们则期待更多本土化教材的出现，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实验班研一的胡精神，他的本科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胡精神告诉记者，自己和同学们在平时的专业书籍选择中，主要选择国外书籍(或其中译本)，“只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材中，才选择国内学者的著作。”他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内学者以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专著的期待。
　　本报记者 李晨 赵杰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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