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公司三号人物：常熟人金立群

李旧苗

金立群，1949年8月生，江苏常熟人，2008年9月任中投公司监事长。



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文



　　他被同业人士称为学者型的高官，是文人雅士，但他又是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而不只是一介书生；他永远在向历史学习，却从不停止往前看；他是金融界的一位实践者，但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以其广博的知识作为坚实的铺垫。
　　为国争光 荣登亚行副行长宝座
　　金立群成为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称：亚行)首任中国籍副行长，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像亚行这样一个国际多边金融组织，人才济济，自不待言。要当上四位副行长之一，更不容易。亚行的传统是，作为并列第一大股东的日本和美国，一个永远当行长，一个永远占据一个副行长的职位，而欧洲诸国则共推一位副行长。这样，亚洲地区除日本之外的其他成员只有两个副行长的位置，要在这两个里面争得一席之地，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中国在过去20年中一直为此努力但却未果。究其原因，除了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将中国籍候选人拒之门外。而中国政府推举金立群去竞争这一位置的时候，亚行可以排斥他的理由都不复存在：他有在世界银行这一国际金融机构工作过的经验；也有在中国政府担任金融要职的经验和领导能力；同时，还在国外大学读过经济学，而且还著作甚丰，并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写得一手漂亮的英语好文章……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他。
　　但金立群认为，他到亚行当副行长是水到渠成，运来难挡，这是国运，不是个人的运道，没有祖国，无以有我。
　　2003年，亚行的韩国籍副行长任期届满后，亚行继续按过去的规则招聘接任副行长，53岁的金立群在激烈竞争中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亚行自1965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亚行副行长。
　　1983年，在中国财政部工作的金立群随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田一农一起到菲律宾参加第11届亚太地区审计会议，并因此和亚行有了首次接触，这也是中国和亚行首次接触。当时，他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和亚行的关键人物商讨关于中国加入该机构的问题。
　　此后，中国加入亚行的事宜交由中国人民银行接手，金立群也因此再无与亚行有更多的联系，一直到1998年机构改革时人民银行将此项业务转交给财政部。但因有了这首次接触，他与亚行之间就多了一些“因缘际会”的成分，20年前，他与亚行初次接触，20年后，成为了首位中国籍亚行副行长。
　　金立群到亚行任职之前，有在中国财政部工作23年的实际经验，其中包括在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6年的经历。作为主管世行和亚行在中国贷款业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他担任世行和亚行的副理事，因此，几年来和亚行高层有比较密切的来往。但要进入亚行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业务，从重点关注中国的发展到面对众多国家，这依然是一个重大转型，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他有决心圆满地完成使命。“亚行的工作就是我所有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别无任何个人的事务。”在首次媒体见面会上，金立群这样表明了自己将全力以赴的心迹。之后，他即迅速开始了自己的崭新人生，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满怀自信地走进了这个国际金融大舞台。
　　金立群于2003年8月1日正式在亚行上任，职务分工是担任主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亚行的贷款业务由两位副行长分管，他负责南亚和湄公河，同时主管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贷款。美国籍副行长分管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局。2006年地区业务局重新组合之后，他分管南亚局，中西亚局和私营部门业务局。四年多来，在他的领导下，贷款业务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对私营部门的贷款量从原来不到3亿的规模，一路飚升，达到近20亿的规模，且资产质量大大提高。
　　作为高管人员的副行长，最重要的工作是要管人，这是金立群要面对的第一大挑战。虽然他之前就已官至财政部副部长，而且也在世界银行的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过，但那都是中国人管中国人，是自己人管自己人，而在亚行，他要管的大部分都是“洋人”。尽管亚行里很多职员已久闻金立群大名，甚至有人如此评价：“人未到马尼拉，名声已振亚行”，但要使学历高、专业能力强的国际职员把这位来自中国的副部长，中国籍副行长放在眼里，并真正做到心服口服，没有实际能力是不可能的。
　　金立群一上任就以勤奋、认真、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了他的名声。对于管人，他认为最主要的是建立起与下属之间的互相信赖关系，中、西概莫能外，为此，他总是尽最大努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亚行有一半以上的专业人员来自西方发达国家，金立群却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一向都不在意，这可能跟他熟谙这两种文化有关，“反正他们都是人”这是他最简单的答案。他在亚行的办公室里放两套书，集中了中西方文明和智慧，一套是有毛泽东批注的《通鉴纪事本末》线装影印本，另一套是《大英百科全书》，当然是英文原版，他风趣地说，有了这两套书，治亚行恐怕足够了。
　　大凡新官上任，下属心里都会忐忑不安，不知这位领导秉性如何？将来能否共事？所以安定人心，十分重要。一见面，金立群首先对手下各位局长表示充分信任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干，不会束缚他们的手脚。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暖洋洋。他主张抓大放小，不过多地干预细枝末节，但从不放过关键问题，文件细细读，表格行行看，错漏一一挑出来，然后和言悦色地请工作人员拿回去修改。他这种处事的方式，使手下人对他敬而不惧，心悦诚服办事，更加认真，不敢有丝毫马虎。
　　除了处理与亚行工作人员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处理与亚行成员的关系。亚行借款成员都面临着各种挑战。亚行如何做好这些工作，让他们真正接受亚行的政策建议，搞好项目的执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金立群对待发展抱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他认为，发展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决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所有答案，建立良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是保证资金有效使用的前提。但是，做到这一点，要讲究艺术和技巧。对于亚行来说，为发展中成员国家设计和执行开发投资项目就技术而言并非难题，关键是如何在宏观上保持这些项目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它们相得益彰。金立群在亚行工作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所谓“良政”(governance) 和反腐败。
　　腐败问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发达国家对每一笔贷款，总要强调亚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公共资金落入私人腰包，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关键是如何和借款国家合作，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越俎代庖，粗暴干涉主权国内政。金立群访问有关借款国家，拜会领导人时，总能平心静气和总统或总理商讨反腐败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提出的措施，总能得到对方的理解。
　　他认为，采取极端的手段，比如切断资金来源作为对所谓腐败问题严重国家的惩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提高资金管理和监督的力度，更要帮助这些国家提高机构能力，打破“贫穷——弊政——贫穷”的恶性循环。为此，他和有关国家的高层领导进行坦诚的对话，并促使地区局积极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提高管理能力，控制腐败的滋生。同时，他指示工作人员对这些国家的贷款申请进行严格的审核、监督，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这一过程中，金立群还坚持不懈地向这些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他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负责大湄公河次区域和中、西亚贷款业务的工作中，他以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介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己任，乐此不疲，既宣传介绍了中国，又使当地增强了改革的信心。
　　打铁还需自己硬，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些国家的“良政”改革，金立群从进入亚行开始，即积极主张亚行本身要实行全面的改革，以求更好地为成员国提供服务，并树立亚行高效、负责的形象。他表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亚行只有自己带头改革，才能有理由说服其成员国去进行改革。同时，亚行自身的改革成功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扶贫工作的成效，因此，改革这一目标决不能动摇。为此，他上任后鼓励工作人员认真听取借款国的意见，适当缩短某些项目的循环周期，设置合理的产品以适应借款国的需求，减少过于苛刻的条件，以使借款国更好地得到亚行的帮助等等，进而提升了很多开发项目的效果。
　　亚行的使命是要减轻贫困，促进发展。金立群认为就事论事谈减轻贫困，不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金融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应着力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从根本上增加国力，提供就业机会。他说：“一个国家只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辅之以良好的社会发展政策，才能从根本上减轻贫困。而减轻贫困，目标要远，路子要宽，不能就事论事，舍本逐末。济困扶危，可解一时之难，但从根本上减轻贫穷的关键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使落后地区融入区域经济。大多数亚太地区的发展中成员国的经济规模都比较小，难于获得规模经济的效益。当今世界，即便是大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和印度，都必须融合到全球化的经济体当中来维持和提高他们各自的竞争力”。
　　如何协助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融入区域经济呢？金立群是两手抓，两手都硬。
　　一是促进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能源、交通、通讯、供水部门等都存在着根本制约，不解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想解决贫困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金立群到亚行之后，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老挝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是亚行和世行等合作的大型项目，建成之后可给该国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使他们停止砍伐，保护森林和水资源不被破坏。为此，他深入项目基地，在深山老林里转了3天，和当地农民交谈，在工地附近的客栈下榻，他戏称这些客栈为“万星级旅馆”，因为可以透过门窗看到天上无数星星。
　　二是开放促进这些国家开放。针对因缺乏资金而无法落实开发计划的现象，金立群多次指出和呼吁，资金来自于改革，经济活力来自于开放。比如，他一直积极支持和提倡中国边陲省份和自治区参与到区域合作中去。2003年9月，金立群在大理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第十二届部长会议时指出，云南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又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成员，应抓住机遇，通过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而走向世界。同时，他也推动亚行对有关贷款作了很多规划，比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开发等等方面开展合作。此后，他又协调各方，使广西顺利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
　　金立群认为，在多边国际组织工作，所作所为都被国际社会所瞩目，因此要更加不戴有色眼镜，更要一碗水端平。他将这种理念贯彻到在亚行工作的每个细节中，他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强调要认真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避免操之过急。他深知，加强沟通对于亚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为此，在亚行的头3年中，他访问了南亚和中亚诸国，拜会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向他们介绍亚行的改革方案和进一步改进贷款工作的举措，还借机推进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2005年，南亚地区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海啸和地震灾害。灾难发生之后，金立群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实施救灾项目，并亲临灾区慰问和考察。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等国家的战后重建工作中，他也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督察重建项目的实施。
　　走访了南亚、中亚以及西亚等地区后，他感慨地说：“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去帮助那些无助的民众。”面对阿富汗人民充满期待的目光，金立群仔细听取了当地政府关于战后学校修复工作计划后，强调一定要做好战后人民的安置工作。在阿富汗南部，当他看着阳光照耀下刚铺好的新公路时，感觉颇为欣慰，鼓励当地居民，一定要对生活充满信心，亚行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
　　事实上，他的这种努力，不但增进了人们对亚行的认识，也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友好。当他关心当地贫困人民的疾苦时，让大家体会到的，不只是亚行一位副行长的关怀，也是一位中国人对他们的赤诚之心。他的工作作风和精神，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好评。
　　中国人，中国问题，这也是金立群在亚行不可回避的事。比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持久性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他经常会利用出席国际会议的发言机会，进行澄清或阐述。
　　金立群应邀出席许多国际会议，并作主旨演讲，或作为专家(Panelist)对某些热点问题发表意见，他在很多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汇率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贬值或升值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体与其贸易伙伴相对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变成了一个和某些国家的双边政治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竞争力的提高，其货币升值是很正常的。相反，其货币不断贬值肯定不是好兆头。
　　他建议中国的广大企业逐步适应新一轮的竞争。他说，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低水平投资、低技术劳力和低技术含量的产业来维持出口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和其他地区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力将会很快占据上风，许多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将会向这些地方转移。”对亚洲国家产业经济有深入了解的金立群特别提醒：“如果国内企业不是向高附加值产业进军，而是停留在低水平上压价竞争，以保持国际市场的份额，无疑是饮鸩止渴。未雨绸缪，方为良策。”

李旧苗

　　夯实基础，成为杰出外向型金融高官
　　金立群始终认为，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为他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和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立群取得在亚行的地位和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中国财政部20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从科长到处长、司长、部长助理直至副部长，他一步一个脚印，不断丰富自己，积累经验，提高水平，而且得到历任财政部部长给予他的机会、信任、指导和帮助。至今回顾在财政部的20多年，他还感慨地说：“没有这些老领导的栽培和关怀，自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1980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的金立群，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财政部，因而进入到财政金融领域，而且第一份工作就与“外事”有关。一到财政部报到，他就被派到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进入其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国际金融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美国，这对一个脱胎于中国计划经济和传统教育制度的研究生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冲击。中国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使他一头扎进了工作和学习中。“从1980年到1982年，头两年是当学徒，当时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初期，尽管当时国内还不直接提倡搞市场经济。有太多东西值得去学习，需要去学习，所以，来不及多想其他东西，只想搞好工作和学习。”他回忆说。
　　在世行，金立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汲取世界各国的金融理论知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研究生，逐步成为一个有国际视野和国际金融经验的年轻财经干部。
　　1983年，金立群奉调回国，进入财政部外事财务司负责世界银行贷款工作，担任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副处长。当时，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利用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银行的贷款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这些资金，除了支持农业、教育、卫生事业之外，还大量用于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公路、铁路、港口、发电和输变电、到水利设施等等，涉及的区域和部门十分广泛。金立群负责了很多项目的准备和谈判工作，这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经济和各地情况的了解。
　　1988年，金立群被任命为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副司长，并立即被派到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1993年初回国后，担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副司长，司长。这一时期，金立群的国际金融经验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这让他成为“国际金融”的行家，也让他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金立群说：“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切身了解，再纵观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势和挑战，就能更好地代表中国政府行使股东职权”。因为有对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切身了解，金立群在世界银行的每一次董事会及其相关的委员会的会议上，他都能针对其贷款政策、方向、条件、贷款业务的管理、内部审计、监督等提出很多极具建设性意见，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被采纳施行。
    世界银行是发展机构，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提供长期、优惠的资金，而且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机构发展。这给了金立群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收获。“我担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的一颗耀眼新星。那时候，中国可以让其他借款的发展中国家分享她的发展经验。同时，我个人也很幸运有机会得到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发展经验的信息，而且能够比较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各方面专家提出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型。”他回忆说。
　　早在1990年代初，金立群就开始协助财政部长代表中国政府活跃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国际舞台上，1995年出任财政部部长助理，1998年出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他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奔走，多次代表中国在重大国际场合旗帜鲜明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赢得广泛好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冲击波使东亚很多国家的经济发生强烈震荡。从“东亚奇迹”到东亚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某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扬言：“亚洲无钱可赚，早日撤资乃为上策。”面对这种悲观的论调，金立群的观点掷地有声。他在1998年率团到亚行出席大湄公河区域合作会议上发表演讲：“东亚经济今天固然遭受重创，但是，20多年来东亚国家呕心沥血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并没有被摧毁，因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而培养的优秀人才也没有流失，东亚经济必将重振雄风。”他这番话，使在场的各国代表精神为之一振。而如今，这早已成为事实。
　　亚洲金融危机，对当时担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主管国际融资业务的金立群来说，也是一场重大考验。回想起1997年7月那几天的情景，他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危机发生时，泰国首当其冲，泰铢大幅贬值，资金外逃，股市一泻千里。当时，他参与了相关的国际紧急会议，积极配合国家政策，从容开展工作。这也是他多年“厚积”之后的一次“爆发”，凭借前期对亚洲金融市场的了解和丰富的国际金融，他在各种场合所表现出的深厚金融理论功底、果断沉着的处事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精准分析和判断，树立起了专业而且值得信赖的形象，也为中国赢得了更多信心。这也是他当时最重要工作。“那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国际资本市场树立起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说。
　　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无法以合理成本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之时，中国政府却于当年12月在纽约成功发行了10亿美元全球债。这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一笔独立依靠自身信誉发行的亚洲国家主权债券。已于当年9月升任为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亲自操刀了这次发行。
　　回忆起这次发行债券的经历，金立群记忆犹新：“这次发债的意义十分特别，甚至可以说走了一步险棋。我选择了感恩节之后、圣诞节之前的12月中旬进行路演，这也是当年最后的一个窗口机会。”之所以说是险棋，是因为当时穆迪公司正准备给中国主权债信用等级降级。但是，中国必须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成功筹资来展示其经济实力。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饭店的第一场路演上，金立群在席无虚座的大厅里的主席台上，环视全场，首先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发债？因为你们是投资者，我们相信你们更有判断力！”这句话无疑打动了投资者，中国财政部高官的自信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金立群把中国宏观经济的全面情况介绍完毕之后，按常规程序要回答投资者的提问，但是只有一个人象征性地提了一个问题。显然，他的周全解释已让大家觉得没有再多发问的必要。于是开始纷纷表达赞许和支持。金立群见状微笑着说：“你们对我非常仁慈，祝你们好运！”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尽管这一步走得很惊险，最终结果证明金立群的判断是正确的。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以及专业能力和演讲水平，他极大地激起了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他用西方最能听得懂，最喜欢听的方式和语言告诉国际投资者，中国政府给了你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而国际投资者，则以对中国投上一张信任票，回报他的良苦用心。
　　在金立群和财政部同仁的努力下，这次筹资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这也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成为世界各大财经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华尔街日报》1998年12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成功发行大笔全球债显示新的信心》的文章，评论说，这次成功的发行使国际投资者看到中国经济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伦敦《金融时报》则评论说，这次发行表明中国的信誉处在高于亚洲其他筹资人的档次上。
　　出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主管“对外”的金立群，更加马不停蹄奔跑和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竭尽全力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期间，他着力最多的是两个重要论坛，即亚太经济合作财长会议(APEC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简称APEC财长会议)和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
　　APEC财长会议是由APEC领导人倡议而在1994年成立的。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为财长提供一个论坛，供他们讨论亚太地区面临的经济问题，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非通胀性的可持续增长，为基础设施融资，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金立群也是这个会议成立、成长的见证人之一。1994年APEC财长会议举行首次会议时，他就陪同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先生到夏威夷出席了会议。
　　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财政部参与的国际多边活动主要是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会(20世纪后半叶，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肇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而后两者则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APEC财长会议之后，财政部则开始代表中国政府积极活跃在其他国际多边经济舞台上。而此时，中国经过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已有相当的实力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为了在这次会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金立群为刘仲藜部长的发言和其他活动作了精心准备，并亲自修改英文发言稿。期间，他陪同刘部长会见了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并且详细地记录了会谈的内容。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已经是这些国家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的力量了。2001年，中国成为APEC财长会议的东道主，金立群受项怀诚部长的委托，负责筹备了这次会议。会议安排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金立群作为副部长会的主席，主持了预备(副部长)会议，讨论了会议的公报和有关文件，然后凭借着丰富的人脉、经验和能力，驾驭全局，斡旋各方，争取与会各方就公报和文件内容达成一致。预备会议非常成功，为此后由项怀成部长主持的财长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的铺垫。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是另一个重要的国际论坛。该论坛于1999年由七国集团(G7)正式发起成立，金立群同样是其成立、成长的见证人。当时，他陪同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这个论坛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成立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这是一个协商机制，而不是决策机制。换言之，20国集团的宗旨是通过讨论，对国际上的重大经济问题形成一致意见，特别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为重要目的。七国集团在磋商成立该论坛时，始终把中国放在名单上。金立群认为，中国不仅在此国际舞坛上应有一席之地，也更应一言九鼎，发出强音。和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一样，20国集团会议也要先由副部长做准备。为此，金立群每次都认真细致地阅读有关文件，从不满足于“急就章”，不打无准备之仗，在会上发言力争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表达得体，争让有度。
　　在这些会议就会议文件的准备、磋商、修改和定稿的过程中，金立群始终慎重把握基本原则，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深厚的英语文字功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各国代表常常为了公报中的一个词争执不休。金立群总是很有耐心地和各国代表“磨”，提出自己的表达方式，直至会议文件中尽量充分体现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和原则，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参与这些世界性重要国际会议的同时，金立群也把相当多的力量投入到亚洲地区之内，这实际上为他日后出任亚行副行长奠定了基础。
　　1998年11月，第三次马尼拉框架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时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率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与会国家介绍了中国近期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并有力地表示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问题，金立群强调，应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作用，并指出，应对短期资本的流动加强有效的监管，在促进国际资本回流的同时保证资本流动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其简短而周密的发言，再次在世人面前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决心，坚定了与会国家对中国的信心，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评价。在金立群和中国代表团的持续努力和贡献下，1999年3月于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四次马尼拉框架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反复磋商并确定了马尼拉框架基本原则的真正实施，使这一机制开始在区域经济及金融监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9年3月18日，金立群带队出席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9＋3”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他代表中国代表团进行主旨发言。他指出，诱发亚洲金融危机与随后发生在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从而使对冲基金等高杠杆率的金融投资活动过度，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冲击，而国际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为了保持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包括要求对冲基金等高杠杆率金融机构披露信息，规定对冲基金的最高杠杆比率，严格限制国际对冲基金在新兴市场融资，规定商业银行向对冲基金的贷款最高金额和对其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余额的最高比率等。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样不仅能保护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最终也将保护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金立群说，在国际舞台上，要维护祖国的利益，就必须做好多边和双边的工作。在财政部期间，他除了参与这些“多边”会议和斡旋外，也长期参与“双边”的工作。比如，1983年开始，金立群就参与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这是中美两国财长之间的对话机制，而且有双方其他主要宏观部门的官员参加。金立群协助中国历届财政部长参与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以加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以后，这个委员会为重新恢复中美之间这一重要的对话渠道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其中，尤其让金立群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的联委会，他回忆说：“1999年在兰州召开的中美经济联委会很有纪念意义，当时，中美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中遇到了障碍。财政部和外交部、外经贸部等有关部委一起商量对策，和对方协调。时任财长的萨莫斯借来华开会之机把克林顿总统的书信带给中国领导人，经过双方努力，最终使僵局得以解脱。这次中美联委会在客观上为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排除了一些障碍。”
　　中英财经对话的启动和成功，也都和他的努力有关，这些交流无疑增进了这些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金立群不仅主管财政部的金融业务，特别是国际金融经济工作，而且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代表财政部参与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工作，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转股，帮助银行清理呆账、坏账，健全银行体系。1998年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议案》，根据这个议案，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8%的水平。此举有力地增强了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和国家宏观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金立群作为主管金融司的副部长，全过程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让他成为一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见证者，更让他成为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参与和实践者。“没有什么能比为我的祖国和人民谋幸福的特权给我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他自豪地说。
　　如今，有些国际言论片面强调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却无视改革的卓越成果，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表现。但中国的金融改革确实也面临着成长中的“烦恼”，对此，这位见证者和实践者颇具发言权。
　　金立群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确保全球金融系统在全球化条件下有序发展；以及如何在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巩固和完善国家金融体系，使之正常、稳定地运行。他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过于依赖银行系统，债券市场和股市规模还不大且尚不成熟，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对任何经济来说，银行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个重要性。
　　金立群认为，事物的重要性都是相对的。一个因素有其相对重要性，该起它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超出了合理的正常范围，那么，这个因素就不只是显得过于重要，而且会走向反面，成为潜伏的危险因素。当一个系统的存在维系于其中的某一个因素，我们就应该得到警示了。所以，既要重视银行的发展，也要重视债券市场和股市的发展。只有当银行、债券和股市有了合理的比例，融资的效率才会高，经济运行的总体安全性才能得到保障。“一个国家，动之甚易，安之甚难。金融稳定是市场稳定的基础，其作用决不可低估。”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金立群认为，银行固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提高效率，防范风险，但是，凭心而论，银行有银行的苦衷。中国的信用体系、信用文化、征信系统都不健全，银行客户的信誉不高，基础素质较差，再加上中国的法律系统也不健全，执法难度较大，这些都对银行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还提到，普通民众对企业上市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上市了，企业的管理和受股民监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其实不然，上市公司逃避监管的例子不胜枚举，光看看华尔街的丑闻就知道了。认为上市就意味着解决公司管理问题是十分天真的想法。金融监管机构固然要加强监管，但是，银行自身健全的管理和内控制度也非常关键。他强调，银行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在追求利润和商机时决不能置风险于不顾。他说：“金融界人士都明白，坏账都是在景气时大量放款形成的，而在不景气时，一般都不敢轻率放款。所以，急功近利，侥幸心态，是银行业的大敌。”
　　历尽艰辛，与祖国一起成长
　　金立群始终坚持一个信条：只有辛勤的耕耘，才会有丰硕的收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有人说，与共和国一起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似乎有着特殊的荣誉感，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祖国的感情也格外深厚，对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独到体会和感悟。祖籍浙江镇海，1949年8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市的金立群，就是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金融家，他的人生和事业道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金立群风华正茂之时，“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1968年，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奔赴农村，到江苏省常熟白峁公社插队落户，而且一去就是10年。这10年间，他和农民打成一片，先是种地，后来在乡镇企业工作，还当过中学教师，生活十分艰苦。
　　在漫长的10年中，很多有志的知识青年，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学习深造，但也有很多人放弃了对知识、对理想的追求，自怨自艾。金立群属于前者，他感到求知是人生第一需要。他有一个信念：“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现在大家都不读书，那我就读书，将来国家必有需要之时。”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论调对很多年轻人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但他10年坚持不懈，他说：“学习不能急功近利，求知当不问回报。”
　　这10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在他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造就了他务实、真诚的性格。在那里，他感受着当地农民的淳朴和善良，为他们与贫苦生活作斗争的精神所感动。回想这10年，金立群坦言，自己经历了最艰难的磨练，但也得到了丰硕的收获。
　　天道酬勤，他的这种“不问回报”的学习还是终于换来了回报，虽然这回报很晚，但足以慰籍人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金立群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成为他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回想当时，他还说：“其实当时考的不只是考场里的那几张考卷，考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考的是意志、毅力、理想和抱负。”
　　金立群考入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回想起重新走进校园的情形，他感慨万分：“回到校园与此前在农村插队的生活不仅仅只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我能真正实现我的梦想——用知识振兴祖国。”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老师们的悉心栽培下，金立群为自己日后的国际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少年来，他始终对自己的两位恩师——王佐良教授和许国璋教授——充满由衷的钦佩和发自肺腑的感激。“他们总是教育我们，必须首先学会做人，接下来才是做学问。”
　　凭借着自己坚持多年打下的良好基础，再加上名师的指点，他在学业上因此取得长足进步，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在校期间，金立群就已经在国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于是，1980年毕业时，他还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留校工作的机会。这很符合他的理想，金立群说，他一直很想从事教育工作，开展学术研究，“留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但就在此时，恩师许国璋教授却给他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中国在1980年加入了世界银行，财政部请许教授推荐一位毕业的研究生到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
　　当时的金立群颇为犹豫，但是许教授的一番话，让他终于明白应该如何抉择。许教授说：“我们国家也许需要上百个英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更需要的是懂经济、懂金融的人才，我想你可以转到新的领域，从事经济工作。”有了恩师指点迷津，金立群才最终选择到财政部工作，从此开始面对全新的挑战和生活，并且取得卓越成就。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金立群努力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中国人。1987年至1988年，金立群还曾作为汉佛莱学者(Humphrey Fellow)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攻读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凭借这个优势，金立群还在此后的岁月里发表了很多译著和专著，满足了自己要从事学术和研究工作的部分心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他组织翻译，并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此书再版数次，发行量达到数十万册，远销东南亚各国，在华语读者中广受欢迎。同时，他还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ErnestStern)合作，撰写了《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一书，旁征博引，点评诸论，很受欢迎。2001年11月，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金立群倾心著作了《新国际金融体制与中国》一书，书中详细介绍和总结了他对国际金融体制的理解和看法，以及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些认识，使读者能全面地了解国际和中国金融界的发展状况，便于他们更好地把握世界和中国金融走向，出版后很受欢迎。
　　金立群读书做笔记，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他有各种读书笔记，中、英、法三种笔记，分门别类的，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再加上电脑上做的笔记，内容及其丰富。他从很早开始学习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以后又学习法语，他在攻读研究生课程时，法语课程还取得免修的好成绩。金立群的英语写作水平使很多英、美母语写作高手折服，语言是工具，金立群正是凭借着这种有用的工具，以其娴熟的技巧，为祖国争利益，争荣誉。
　　金立群勤于读书，知识渊博。他在财政部当司长时就要求司里的年轻同志认真学习，每年工作之余必读5000页“严肃读物”并做笔记，他本人至今读书不倦，文，史，哲重要名著他都尽量阅读，之外自然科学，天文，地理，生物等都广泛涉猎，他有很深的中国古汉语功底，各种古籍读来全不费力，他对祖国语言，文字，历史的热爱丝毫不因他对西方语言的努力而遭削弱。
　　除了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之外，金立群也是一个对家庭充满责任感的人。工作之余，他都尽可能地把时间留给家人。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独生女儿是金立群夫妇的骄傲。她14岁时获得纽约一所名牌私立中学的全额奖学金，只身一人赴美求学，3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她在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又继续在本校攻读了经济学博士。金立群说，他的夫人对女儿的教育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教育方式上，他们一直提倡并采取开放式的教育，尽量让女儿去探索，去发现适合她自己的事业。从小时候起，就为她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她学习的兴趣，而不是逼她死读书。在家的时候，金立群夫妇还经常和女儿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并在学习之外，培养她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弹钢琴、吹黑管、游泳、溜冰、打网球等都是她课余时间的爱好，她在音乐方面的修养还令美国老师深为赞赏。
　　同时，作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对共和国充满赤子之心，而且曾经是共和国高官的金立群，自然也少不了对女儿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对其服务祖国事业充满期待。他的努力也收到了良好成效。“她虽然在美国学习多年，但是始终关心祖国的发展，热爱祖国，对祖国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金立群认为，加强对下一代的培养，也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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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进去？

李旧苗

金融危机和监管改革讲座举行

常熟日报2009-09-03

    本报讯（记者 陶胜）9月2日，市委、市政府举办“全球金融危机和监管改革”主题讲座，分析和论述当前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改革情况。市领导王翔、惠建林、张永泉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各经济板块和各部门负责人听取讲座。
　　本次讲座由中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金立群主讲。金立群详细介绍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深刻分析了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情况。讲座过程中，他与听众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就常熟在金融危机中遇到的一些情况作了进一步解释，提供具体指导。不少听众表示，讲座牢牢把握住了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导向，对下一步科学调整发展思路，积极抢抓现实机遇坚定了信心，对本市今后加强金融改革，正确运用金融工具，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本市发展层次水平，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立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曾先后担任过中国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是亚洲开发银行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常务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