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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8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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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 ——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 | | 标签： 文化大革命 上海 群众组织 | | ● 李逊 |
1967年的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无疑首推砸“联司”行动。这场闻名全国的大武斗发生在1967年的8月4日，其成因却可追溯到1966年的8、9月份甚至更早。本文试对厂内两派群众对立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上柴厂两大派对立群众组织的形成
上海柴油机厂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上，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也是直属上海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的大厂，有6千多名职工。1967春天，它成为上海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这家工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不但闹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个工厂内的分歧，逐渐引发出全市性的分歧。
上柴厂两派形成，最初源于对已经调往贵州柴油机厂任厂长的原上柴厂长朱文斌的评价。朱文斌较早参加共产党，但曾两次脱党，而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文革前夕的“四清”中，上柴厂的上级管理部门第八机械工业部（八机部）以及上海市委曾专门为此调查，结论不是叛徒
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中有人因对八机部有意见，就说朱是被包庇下来的，要将朱文斌作为批判对象；有人不赞成，认为对朱的历史，“四清”已有结论，没有新材料不应推翻。朱文斌管生产，平时平易近人，不但干部，工人们也都对他有好感。上柴厂就这样形成“反朱”和“保朱”两派。“反朱派”大多是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的政工系统干部，“保朱派”大多是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
上柴厂生产军用船用柴油机，和海军关系密切。1964年上柴厂为扩大规模，向八机部要干部，部里给他们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海军部队转业下来的营、团级干部，党员。这么多转业军人一下进厂，原来都是干部，但没有专业技能，厂里只能按他们原来的部队级别，相应地安排他们当了政工干部，大多数在各个车间当书记副书记，也有在厂部的；甚至还将原来的书记调去管生产，将书记之职空出来安排这些转业军人。就这样，上柴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那些转业军人大都资格老，许多人1949年前就参军了，进厂就因自己在军队的相应级别担任车间干部，而不是由厂里培养提拔，所以他们与厂级干部的关系，就不会像一般从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干部那样多了层个人感情色彩，贴领导大字报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关系的干扰；而且又由于当初他们是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转业而来，本来就有共同经历和来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厂更容易抱团。他们工作作风简单，而且不懂业务，工厂和车间的生产干部有问题不愿找他们，因为找他们，他们听不懂也没有能力处理。上柴厂政工系统的干部，与行政和生产系统的干部就这样工作和感情上沟通不畅。这两个群体的隐形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资料引自《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驻上柴联络站1967年6月中旬印，以及《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中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下所有引自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都属“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
上柴厂在1949年前，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有部分职工曾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这些职工在建国后长期不被信任，反复受审查，心里自然有不满。而“四清”，正是由政工系统负责的，那些部队转业干部整了不少职工；对青年工人，也得罪不少，尤其因“KO反革命小集团”事件结下许多怨。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厂最后一批“四清”工作队员刚离厂，“在图书馆、阅览室、理发室同楼男厕所里，发现有四张用蓝墨水写的反动传单……污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并恶毒地说我国‘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后的非洲相并列，国弱民穷！’这些反动家伙还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立即开放舞会！’”（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中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这些传单署名“KO直属”，撰写者都是青年工人。他們下班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女人和时尚；有几个人还在自己的裤子的皮带头上刻上英文字母“KO”，标新立异。上柴厂党委马上立案，不久破案，一个“KO反革命小集团”被揪出，“核心成员4人，外围3人。处理的情况是：首恶分子一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处分3人，免于处分3人”。不久又抓“KO集团发展对象”，结果补充交待出来的“发展对象”共有30名（“KO集团”人数及处理结果的资料引自《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那些“KO集团”的“发展对象”，或多或少受到批判或审查。
文革开始后，厂部的转业军人干部跟着厂党委的一些人贴朱文斌的大字报。车间的转业军人干部也大多成为“反朱派”。就这样，政工系统的大多数干部都成了“反朱派”。受他们影响，许多党、团员和复员军人也加入了“反朱派”。
上海市委1966年9月间曾派马天水前往上柴厂处理过朱文斌问题。“反朱派”要求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马天水等市委领导先是不同意，表示朱的历史1956年的审干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结论；后来实在顶不住，让朱回上海，但还是想方设法保护朱。“反朱派”于是认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参加了反对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为国务院分管农业机械的八机部是上柴厂的业务主管上级，八机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都曾经不同意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上柴的问题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级党委”，即机电一局党委（上柴厂在上海的上级主管局）、上海市委、华东局、八机部，“阶级关系特别复杂”（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大事记编辑组[包括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工总司上柴大队、上柴红色革命指挥部、上柴东方红曙光兵团]1967年4月编印）。
“反朱派”于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全称“东方红总部”），成员一千人左右。
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联司”（全称“上柴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员三千人左右，负责人是上柴厂技术员杨仲池。（两派的资料引自《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
就这样，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又参加了“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之列，然而，“东方红”又偏偏是造反派组织。
“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17年受压制者”，应该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于是被对立派指为是“老保”。（“联司”参加过“赤卫队”的资料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是“老保”，完全颠覆了1966年底的造反派“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完全不同于上海其他单位的独特之处。
“联司”和“东方红”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
1966年12月2日，王洪文为负责人的“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这个日子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而“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虽然不久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成是老保组织。
其实，“联司”12月底后，也加入了“工总司”，“联司”与“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杨浦分部的直属大队。但“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某，不久因轧进反“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被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状况时，“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潘国平此时已失势，“杨浦区分部”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切断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她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百分之八十在柴革会（即联司。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引自《东方红》1967年3月22日第20号所载《“上柴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结的产物——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党团员多、干部多、“五好工人”多、积极分子多；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是“中上层干部的大本营”，“彻头彻尾”的“铁杆保皇”（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载1967年2月16日第2期《东风》，“东风”编辑部编，”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引自文革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1966年12月23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表1 全厂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各群众组织统计表
表2 领导干部基本群众百分比的对照
（以上两个表格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
“联司”又公布自己总部常委等人的情况：“19人中党员7人、团员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业主外其余均为工人和贫下中农”。所以“联司是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联司负责人是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联司及负责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引自《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陈国康文革资料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则他们组织成员中文革前的干部比“东方红”少得多；二则他们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压力大，风险也大；三则他们是“17年受压制者”。他们对“东方红”把他们称为“保朱派”不以为然，说“我们保这些当权派干什么，我们头上又没有乌纱帽！”（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
1966年12月22日，“联司”以党委将“黑材料”转移至“东方红”派的“红卫兵指挥部”为由，砸了“红卫兵指挥部”以及“东方红战斗总部”，两派冲突开始尖锐化。
1967年1月10日，“联司”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上柴厂的两派冲突于是又升级，今天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过最初还属于一家大厂内部两派摩擦。
上柴厂独特的文革两大派阵线曾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还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红卫兵进驻上柴厂进行调查，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都曾经组织调查组去上柴厂。以后，各路红卫兵调查团进驻上柴厂不断。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例如陈国康在“人民网”上的《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中，《上柴“联司”资料1》中指出：“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支持“东方红”，不过清华“井冈山”的几个战斗队支持“联司”。因为“东方红”中党团员多，且又反对上海市委。一个当年参加过调查团的红卫兵文革后回忆：“我们进去调查后觉得，全国只有上柴厂文革的阶级关系是清楚的，因为这个厂和别的厂不一样，党团员是造反派。我们认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就应该是党团员组成。”（李逊1989年对宋永毅的访谈，宋1967年初曾参加过一个进驻上柴厂的红卫兵调查团。）
红卫兵的观点直接影响“工总司”尤其是王洪文。王洪文对红卫兵的意见一向比较重视。这使“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又升级为与“工总司”的矛盾。
去上柴厂的学生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令“联司”很恼火，“联司”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联司”与去上柴厂调查的红卫兵以及上柴厂“东方红”连续摩擦，双方都有人被打。（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学生向社会呼吁要求支援，上柴厂的两派斗争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上柴厂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21日，上柴厂两派发生冲突，“东方红”称自己一派先后有200人被打，向“文保会”（“上海市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参加者多为公安人员）控告“联司”。第二天，“文保会”派专门调查组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
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停止。1月24日清晨5时半，“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闻讯赶去调停的二百名“文保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和“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人员，一进厂也遭包围扣留和殴打，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领章。（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东方红”向“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求救，杨浦区联络站调来近万人，控制了上柴厂周围从闸北电厂至翔殷路之间的地区，将上柴厂团团包围，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联司”的人关紧工厂大门，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爬上房顶反击。但最终还是没有守住，晚上7点，六千多人冲进上柴厂，当场抓走“联司”方面许多人。
这次冲突造成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一些厂房设施被破坏。“东方红”方面说自己一派多人被打；而“联司”则说自己方面二百多人被绑架。
事情发生当天晚上，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兴国路宾馆，要王洪文出面调停，去上柴厂让两派坐下来谈判。王洪文和陈阿大赶去上柴厂，找到在场的黄金海及杨浦区联络站的人，说服他们撤人。武斗终于暂时平息。（《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但是，上柴厂两派积怨更深。“联司”不服“文保会”对上柴厂武斗的处理。第二天，一千五百多名“联司”成员及家属，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身挂“我是反革命前来自首”的牌子，往“文保会”所在的福州路游行示威和抗议，要求释放被抓人员。（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这是“联司”将厂内冲突推向社会的开端。
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冲突中，“联司”始终占着上风。他们人数比“东方红”多得多，厂里的广播台也为他们控制。每有摩擦，“东方红”都不是对手，被打得几次全体人员撤出工厂。对此，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多次说过: “‘东方红’头头很无能，被‘联司’一打就跑出来了”， “‘东方红’太软，被‘联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厂里的阵地都让给了‘联司’。‘东方红’的活动能力太差，不如‘联司’会造舆论”。（前一句话转引自王秀珍1979年9月1日供词，后一句话引自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均刊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市革会和“工总司”总部，一开始想将“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捏在一起，希望两派联合。但多次努力，没有成功。
三军宣传队和“工总司”都支持“东方红”
市革会几次向张春桥汇报上柴厂情况。3月，张春桥决定派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上柴厂，因为只有军宣队才可能被两派组织都接受。但派什么部队去，颇费考虑：“张春桥决定在上柴厂派‘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张春桥讲过，上柴厂海军转业干部多，再派海军不太好，武装部是支持东方红的，派警备区联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后决定派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柴厂的问题在市革会碰头会议上议论过很多次。”（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派海军去会被“联司”怀疑有倾向性，因为“东方红”中海军转业军人多，而且上柴厂原来的军宣队就是海军，是支持“东方红”的；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区、县武装部都属上海警备区管辖，而陆军是由警备区派出的。于是陆、海、空三军都派。这样一支由三军组成的宣传队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
3月23日，军宣队进驻上柴厂，受到两派群众欢迎，双方都希望军宣队表态支持自己这派。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
经过一个月调查，军宣队在4月1日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4月24日下午召开全厂广播大会，明确表态支持“东方红”，再一次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引自《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坚决支持上柴东方红》，载1967年5月1日《工人造反报》，“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这个表态是经市革会讨论的：“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一段时间之后，对上柴厂运动表态是经过市革会碰头讨论过的。并且为了支持‘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总司表态支持，还安排上海的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三军宣传队还于4月6日，让市政法指挥部抓走柏和卢两人。市政法指挥部让“公革会”执行抓人。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三军宣传队还是向着“东方红”，4月22日，砸了军宣队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4月26日又组织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北上告状。杨仲池1967年8月后被关押8年，文革后平反。
三军宣传队抓柏、卢二人的理由是此二人“一贯打人”。这个本来意在抑制“联司”的行动，却促使了“联司”的进一步行动。
5月20日，回上海的杨仲池带队，“联司”二千余人前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抓的柏、卢二人。还成立接待站，争取社会同情。“联司”通过静坐示威，将活动场所从上柴厂搬到了人民广场，福州路的一头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头是人民广场。上柴厂内两派矛盾于是又在人民广场展开。
张春桥最初对上柴厂的两派没有表态，至少到5月初前，张春桥对“联司”还没有下定论。他在5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说：“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6年版）
张春桥还要再观察。
“支联站”使“联司”走向社会
“联司”从一个工厂内的矛盾成为全市性矛盾，是从全向东和陈卜昌的加入开始。全向东，真名汤福坤，文革中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师，1967年8月后被关押多年，文革后平反，2007年在美国逝世。陈卜昌，1944年生，文革中是上海汽车配件厂工人，1967年后被关押，判20年徒刑，1978年11月被释放并平反。
全向东那年32岁，任上海交通大学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前往上柴厂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他和杨仲池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杨仲池1962年自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进上柴厂，任铸工车间技术组长。汤、杨二人交谈非常投合，全向东表示支持“联司”。全向东擅长演讲，讲话很会抓住听众的情绪。他的加盟，理清了“联司”的思路，放大了“联司”的声音，为“联司”争取到许多同情者。
陈卜昌是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24岁，参加过“安亭事件”，当时担任厂革委会主任、虹口区革委会（筹）委员。他是在6月4日与“联司”开始联系的，陈卜昌提出将全市的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即“支联站”）。（ 引自《“支联站”内幕种种——“支联站”坏头头陈卜昌供词摘录》，载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报》；以及《反逆流战报》1967年9月6日第6期中所载《“联司”和“支联站”累累罪恶内幕目击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筹）红旗总部联合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陈卜昌的加盟，将“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从上柴厂扩展到整个上海。
6月14日下午4时，数十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联司”的“誓师大会”。用4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然后“联司”的支持者们纷纷上台发言。
虽然6月14日这天的大会，并不是“支联站”成立大会，但大会后，全市许多工厂支持“联司”观点的团体纷纷去人民广场表态、发言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援。全向东和陈卜昌串联了一百多个“支联站”，开展对“联司”的声援活动，到7月全市“支联站”更发展到627个。（这个数字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
“支联站”的兴起，使“联司”力量大增。上柴厂两派矛盾就这样发展到社会上，在全市形成两大派。所有对市革会、“工总司”或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满者，终于找到一个代言人。一时上海大大小小“支联站”成立。
“支联站”是过去的反对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挨过整受排挤的造反派群众，那些被打击的保守派群众，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们；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成员，那些受张春桥打击的“红革会”、“炮司”成员，那些被排挤出“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组织，还有许多对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不满的人们，都集合到“支联站”的旄下，结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阵营。
“联司”被砸后，《工人造反报》上曾登出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作者戴祖大是原“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随戴祖祥参加过“工总司”的早期活动，后来又随戴祖祥反对过“工总司”。虽然这篇交代是他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但反映出参加“支联站”成员的心态。戴祖大说，他哥哥戴祖祥因为成立反“工总司”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3月被关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载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又如《解放日报》社的“支联站”，后来被揭发就是当初《解放日报》被夺权时，拒绝印刷“第一张新生的《解放日报》”的工人们，也即都是当初的“老保”（引自《支联站必须解散》，载《反到底通讯》1966年8月5日第46期，上海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兵团总部第一动态组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在一些反对“联司”的小报上，更不时可以看到文章揭发哪个支联者过去曾经是老保、“赤卫队”，或什么“兵团”的分子。
“联司”开来二十多辆大卡车，在福州路口人民广场排开，又从厂里运来了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辆卡车都装上大喇叭，只要车上的人一说话，全广场都能听见；晚上柴油发电机将广场照得通亮。过了几天，江南造船厂的“支联站”又拉来了厚木板和三角铁，以几辆卡车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讲台。每天晚上，人民广场上不是“支联会”，就是辩论会，或者是声讨会；讲演、辩论、撒传单。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群众中的种种不满情绪在这里找到了宣泄之地。所有的不满情绪在这里受到鼓励，并传染放大，人民广场成了反对派的天下，广场集会每天到下半夜才散。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联司”原来反对的只是自己厂里的对立面组织“东方红”；自从全向东等加入，“支联站”兴起，“联司”的对立面扩展到市革会和“工总司”以及“公革会”、“财革会”等。因为这些组织都是坚决反对他们的，而且市政法指挥部抓“联司”的人都是由“公革会”出面；还有驻沪海军，因为“联司”认为驻上柴厂的三军宣传队中，海军最坚决支持“东方红”。
下面是全向东的部分言论，可以看出全向东矛头指向：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对这些山大王估计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为所欲为的促成条件之一。”
“安亭事件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历史估价。既有初期推动运动好的一面，更有它带来破坏性的一面。”
（以上引自《全向东的黑话必须严加批判》，原载交大反到底兵团的传单，《工人造反报》1967年7月15日转载，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上海市在1967年以来，‘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借着造反的名义纷纷建立，山头较大或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吓唬别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成为‘新形式’的工作组和新型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四大’得不到发扬，运动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绝不应该成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政治资本的聚宝盆，应该把这些山头解散，把种种新型工作组解散。”
“我认为这些靠所谓‘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从数月来运动的实践，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必须重新改组，把这些人清洗出去。”
（以上引自《把“联司狗头军师全向东的黑话示众》，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7月尼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在3月份王洪文集团掌握工总司大权以来，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上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上海工总司的司令部和基层组织、基层群众是分离的，在广大革命工人的心里并不承认这个烂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领导。”
（以上转引自《亡命之徒在嚎叫——把全向东潜逃武汉期间写的黑文章“上海告急”、“红色上海发刊词”、“鲜血不会白流”揪出来示众》，载《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全向东反对 “工总司”独覇造反派天下，他称“工总司”为“某些大牌组织”，他尤其对王洪文不以为然，认为王洪文不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的理论根据仍是阶级斗争学说，他所有的言论不是反对造反派，更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是讨论谁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后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全向东认为市革会必须改组，把王洪文、徐景贤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转引自1967年7月28日《工人造反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已经垮台了，上海你们等着看好了，历史会证明，要把革委会中的著名人物一个个揪出来。”“上海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上转引自《全向东罪恶活动丑事记》，载《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主办）
几乎就在全向东说这些话的同时，以北京大学生中的“四三派”为代表，提出“权力财产再分配论”，立即遭到主流话语批判。上海的《文汇报》也马上在7月24日发表批判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后来“联司”被砸之后，全向东的这些讲话被与“权力财产再分配论”挂上钩，遭到批判。
“解福喜事件”
与此同时，两派冲突不断升级。从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厂又发生连续武斗事件。这次武斗中被打伤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伤。（引自《上柴“六•二九事件”真相》，载1967年7月1日《工人造反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上柴厂两派长期武斗，“东方红”一派几次被打出厂，“联司”一派也是无心生产。据当时一份小报报道统计，在这个6000职工的工厂中，仅“联司”方面：“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联司成员旷工人数达6143人次。平均每天旷工人数达409人，而且还不包括每天报到后又外出的，和不作统计的非生产的科室人员。铸工车间6月1日至5日的旷工人数也没计算在内。”（引自《上柴“联司”头头在干什么》，载1967年7月20日《解放日报传单》，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这个统计没有将“东方红”方面的旷工工人数计算进去，否则人数还要多。
在整个“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工总司”都态度明确地站在“东方红”一边。王洪文多次召开“工总司”总部会议，商量如何对付联司，以“工总司”的名义在《工人造反报》上发表声明谴责“联司”，还要叶昌明去“工总司”所属区、县、局联络站联系，要他们也公开支持“东方红”，谴责“联司”。（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
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会领导人身份，与“工总司”的潘国平、叶昌明、陈阿大等，还有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的军代表刘政委，联合接见慰问“东方红”被打伤者。以探望行动作为不是表态的表态。
7月1日，市革会在人民广场组织十万人集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挑起的武斗”。
7月18日，上柴厂局势又进一步恶化，再一次发生武斗，“东方红”一派的群众解福喜被打死。
解福喜是一个车间的工段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武斗的起因是7月18日那天上午，“联司”认为“东方红”提前覆盖了他们刷的大标语。两派群众发生争执，4个“东方红”工人被20多个“联司”工人围住。解福喜见状，上前劝阻，被“联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东方红”认为他是被“联司”打死的，因为他身上伤痕累累。事件发生后，“东方红”派认为在厂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厂。
从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厂先后发生几十起武斗，上柴厂的生产几乎停顿。“支联站”的兴起又将上柴厂的矛盾推向社会。本来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武斗冲突激化升级着仇恨，直到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王洪文在会上发言。会上宣读市革会政法指挥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判。”（引自《东方红报》1967年7月27日第2期所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通令》，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东方红工学革命造反兵团合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会后，与会者分乘上百辆卡车游行。
市革会一方面在上海所有报纸上开展政治攻势，彻底孤立“联司”；一方面让两派代表都到市革会来谈判（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关于上柴问题》）。解福喜被打死之后，市革会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以及三军代表，与“联司”负责人坐下谈判。但是，谈判没有成效，“联司”不接受市革会要他们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解福喜被打死之际，正是武汉“7•20事件”发生之时。7月23日，市革会召开声讨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以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事态已经发展到打死人，而且在武汉，被中央文革反对的一派群众组织正遭到压制和解散。“联司”却没有察觉局势变化，仍没有降温或改变策略，不但继续反对以市革会及“工总司”为首的主流派，继续在闹市区和人民广场宣传，辩论，而且还进一步筹划更大的行动，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支联总站。
事态继续扩大
市革会一面倒的表态不会使两派对立的局面缓和，相反，事态还有扩大趋势。从6月底到7月底，光是人民广场及附近地方就连续发生多起武斗事件，虽然不一定都是“联司”或“支联站”所为，而可能是围观起哄者干的，但起因都是由于支持或反对“联司”引起：
6月29日晚上12点，西藏路江西路口的市青年宫被冲砸，玻璃打碎，一人重伤。起因是“联司”的人说有人从青年宫内楼上往下洒六六六粉（一种杀虫剂）。（引自1967年7月7日《工人造反报》载：《戳穿“联司”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关于上柴厂“6•29“严重政治事件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3、4、5日晚上，吴淞路海宁路上的市北区邮电局被连续冲砸，一人被打伤。起因是那里有个广播喇叭在播放《工人造反报》上批判“联司”的文章。（引自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报》载：《又一出丑据——上柴“联司”和“支联站”一小撮混蛋冲砸市北区邮电局调查记实》，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饮食公司大楼被冲砸，所有广播器材被砸毁，2人重伤。起因是“财革会”在那里设了一个广播站播放批判“联司”的文章。（引自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报》载《“联司”和“支联站”一小撮人唆使暴徒砸毁“财革会“广播站，财革会就此发表严正声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学被冲砸，校门被捣毁，门口所有玻璃被砸毁，光明中学的门房间被火烧毁。起因是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散发反“联司”传单，在校门口悬挂反“联司”大标语。（引自1967年7月15日《工人造反报》载《革命的组织是冲不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业局办公大楼被连续冲砸。起因是一辆卡车上的红卫兵对着另一辆卡车上的人员高呼“联司必败”口号。红卫兵的卡车因此被对方拦下，所乘人员被殴打，其中一个女中学生被侮辱。事发附近的手工业局值班人员见状出面制止，与打人者发生口角，也遭殴打，累及所在的手工业局大楼遭冲砸。大楼的大部分大小玻璃共一百四十七块被砸毁，而当时一块大玻璃就值五百元；二十一间办公室被砸，打字机、速印机等办公用品被毁；底层产品陈列室被抢，手工业局机关文件被烧。还波及对门和附近的和平饭店、春雷童装店和益众商店也遭毁坏。手工业局内六人被打伤，其中二人被打至重伤。（引自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报》载《南京东路“7•31”“8•1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市手工业局门前这场袭击连续3天，到8月3日半夜，更达到高潮：一辆卡车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会召开的声讨“联司”大会，行至手工业局门口被拦下，车上人被拖下殴打，多人因此被打伤；一辆“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车在手工业局旁边的和平饭店门口被拦，骑车者被打成重伤，摩托车被烧毁。（引自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报》载《南京东路“7•31”“8•1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这篇文章说骑车者在送医院途中就死了，但笔者查阅其他传单，说是送医院后重伤抢救，头部缝了好多针。笔者觉得后一种说法更可信些。因为如果死了人，应该还会有后续传单或文章，但没有查到。）
闹事和看热闹的人群整天拥挤在马路上，搞得途经人民广场的49路公共汽车只能改道，光明中学附近西藏路上的公共交通17路无轨电车无法通行。
与此同时，在上柴厂内，从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武斗就有三十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冲突中被打死的。（引自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报》载《同无产阶级专政为敌者必将粉身碎骨——上柴“联司”一小撮坏头头阴谋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可耻下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市革会向“联司”送《公开信》
面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日益壮大，“工总司”利用自己手中的《工人造反报》开展猛烈宣传攻势，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联司”。
8月2日，市革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联司”群众“反戈一击”，“起来检举揭发，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
这封信是市革会的王承龙等人极力主张写的，王承龙主张“先礼后兵”，先以市革会和政法指挥部名义发“公开信”；而王洪文则主张快刀斩乱麻，不主张发什么信。（王洪文和王承龙的主张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张宝林1979年11月25日供词，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最后，市革会同意王承龙意见，给“联司”送公开信。
8月3日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卡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和扣留，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据“联司”后来说，扣押他们是打算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将这些人作为人质提条件。
下午5时左右，《公开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传到市革会。
“联司”根本不把市革会放在眼里，连市革会代表都敢打甚至扣留，显然是对上海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公然挑战。市革会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8月4日凌晨1时左右，全市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市革会领导们：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出席大会，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并讲话。被打死的上柴厂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抢了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都上台控诉；“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大会开得很短，半小时不到就结束。
8月4日早晨5点，市革会接到消息：上海柴油机厂已经被几万人团团包围。
上海文革中最大的武斗——“8•4砸联司”大武斗，就这样开始。
结 语
从“联司”和“东方红”的早期轨迹，可以看出文革前的社会人际关系是怎样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动员梳理出派别意识。这是文革初期派别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别意识不只由文革前与主流政治的亲疏，而且也由人际关系的亲疏决定。而以后，政治因素又不断激化着派别的矛盾。在上柴厂，干部问题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开端。对干部的争夺，就是对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干部问题是夺权的关键，正是夺权和对于干部的评价，激活造反派组织的欲望以及组织之间的分歧。谁都希望夺得这个能够显示自己组织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坚持不懈地不断证实自己的正确及对方的错误，因为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盘皆输，不只是自己这派组织的溃灭，而且更是组织中每个个人尤其是领导成员的彻底垮台。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之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传统，又一次发挥强大的影响。
整个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过程，反映出文革对上海造反派角色转换的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文革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因夺权而成为或即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们，角色的转换要求责任的转换。此时的造反派的职责，必须从“炮打”、“火烧”“走资派”，转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于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右派”的标尺是“造反”还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动力，必须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许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后，衡量“革命派”的标尺因文革新政权的建立而改变，以是否维护革命新政权、新秩序为标尺。
可是“联司”和“支联站”却没有悟出这个变化，他们的标尺还是“造反”与“保皇”，还在纠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全然不顾他们所反的对象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全然没有觉察文革话语已经改变，“革命派”已经以是否拥护市革会和新秩序为准则。“联司”指责“东方红”是老保，既然是老保，就没有存在权利；市革会支持“老保东方红”，所以市革会也必须改组。他们挑战文革新秩序，挑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以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动力，就必然应该掌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原教旨造反主义已经使自己成为文革发展的新阻力。
“联司”和“支联站”将“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口号“上海必须大乱”，稍作修改，重又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口号：“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是已经成为文革强势集团的“工总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报》上的话来说：过去乱，是乱了走资派，现在再要乱，就会乱了自己。反映了已经跻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对不同阶段秩序的态度。
砸“联司”是上海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和外地死人无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这场大规模武斗要克制得多，只死亡1人。而且，这场武斗与外地同一时期发生的动辄动刀动枪的武斗相比，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没有动用枪枝弹药。上海几次著名的武斗，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武斗”只是拳脚相加；以后包括这一次上柴厂的大武斗，都只是以长矛、铁棍、弹弓、燃烧瓶和高压水龙为主要武器，杀伤力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方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对生命的相对尊重和对法律的相对敬畏，另一方面，也与驻上海军队没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区文革有关。上海地区的矛盾都由张春桥表态定夺是非，军队对上海的是非没有发言权。向上柴厂派军宣队，是上海市革会派出；军宣队进厂后的倾向，实际是市革会的倾向，代表的是市革会，而不是驻沪三军。这就使驻沪部队领导部门与上柴厂的两派都拉开了感情距离，避免了直接介入。
在全国一片武斗烽烟甚至真枪真炮战争之际，砸“联司”行动却是上海文革中最后一次大规模武斗。砸“联司”的两个月之后，除了郊县，上海的两派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海就这样以稳定的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这个代价，不仅是两派群众大量伤亡，不仅是上柴厂厂房设备财物严重损坏，而且更是对本已混乱的文革理念的彻底摧毁。
文革初期。造反派之所以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批评干部却受到压制。解决强权国家中民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和监督权，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但毛泽东没有从制度层面将这些权利法制化永久化。而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更是没有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出手甚至比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更强硬和无情。
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更是早有端倪。他们对“赤卫队”，对“红工”，对“二兵团”等，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动不动就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动不动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走资派”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作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醒悟。
但是，即使他们中有人尝试，也不会被允许。事实上，不久红卫兵中异端思潮纷涌，都是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体作进一步讨论探索，但无一例外都被批判镇压。
这是造反派的必然悲剧，更是文革的必然悲剧。
说明：本文是笔者正在撰写的《革命造反年代——文革时期的上海群众运动》中一章的部分内容。引用资料大部来自陈国康先生搜集的上海文革时期的传单小报，在此对陈国康先生的无私而热心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陈先生已经将自己多年搜集的上海文革资料全部赠予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经数字化后，将全部向社会开放。
(原文载于网上刊物《记忆》2010年11月15日20期总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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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1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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