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特殊任务

老木匠

--作者：黄海

这是一次电视转播的特殊任务，经历者把它回忆了出来，对我们了解那一段特殊的日子，无疑是有帮助的。

197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同志。

为了人员和设备同时抵达，只能在特快列车尾部加挂一节平板货车，装载转播车。而这样做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第一，货车车厢的结构设计达不到特快列车的时速。第二，货车轻，挂在车尾会左右摇摆、发飘。第三，转播车本身较高，装在火车上，总高度超高，过隧道时不安全。不过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有危险也得上。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谢天谢地，10月29日我们总算平安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主席提供电视节目。毛主席当时正在长沙，沾他老人家的光，从车站到宾馆的沿途路上，我们的车队享受了国家元首一级的待遇；前面警车开道，后面工作车、备用车压尾，前呼后拥，一路绿灯，戒备森严，好不威风!沿路群众驻足观望，他们都不知庞大的转播车为何物，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和猜测。而我们却另有一番猜测，究竟要录制些什么节目呢?有多高的要求、多大的难度呢?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还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再就是组合式的所谓折子戏，也有少量现代题材的京剧、话剧等等。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搞电视文艺的整天接触“样板戏”。他们的一整套路数我们都摸熟了，演员一举手一投足，一句台词一段唱腔，甚至一个亮相一个转身我们都心中有数，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顺利。

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主席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很高兴，打电话要求马上再重播一遍。试想，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质疑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一个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革命化的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那就不只是几个质疑电话，说不定连电视台都会被“砸烂”。最后决定：重新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是抱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是后话。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主席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自不待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刚刚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1号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主席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主席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主席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以后，我们的工作量明显增加了很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任务(当时还增加白天)。我们的日程安排基本上是上午看演员排戏、走台，下午与导演一起谈镜头，分头准备，晚上正式拍摄传送。

说实在话，当时那一段时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工作压力不小，思想负担也不轻。因为第一，我们的观众不是别人，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精通历史又懂戏文，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对付”的。第二，因为是实况传送，没有半点后期加工的余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锤子买卖”，稍有疏忽，小有疵漏都将无法挽救。因此，对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要求极高，既要有过硬的专业基本功，又要懂得戏文戏路，既要反应快、应变力强，又要记忆力好（因为节奏快时根本来不及看镜头本，全靠事先记忆）。再加上有些剧目甚至连台本都没来得及整理出来就匆匆上阵。很多地方全凭演员即兴发挥，这无疑使我们的工作又增添了难度。

我们可以感觉到，1975年初，毛主席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这对我们来说不用担心观众打电话来质问了）。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记得当时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开始都互不认识，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单位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但是大家在工作的关键场合，想不到居然配合得如此默契，就连摄像机似乎也通了人性，它打破了机械本身一成不变的预热常规，居然也没出现过一次问题。不过说实在的，像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多，否则，人也受不了，机械也受不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主席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主席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六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这批节目大致可分为三类：消闲型、欣赏型、思辨型。通过这些节目的形式和内容，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些关于毛主席的文化素养、审美需求、情趣爱好、欣赏习惯的概貌，同时，对毛主席当时的心境、思绪也可窥视一斑。

毛主席当时的心境看来相当复杂：既有对自己毕生经历的回顾，又有对未竟事业的信念；既有对古人的缅怀，又有对人生的感悟和眷恋；既有对严峻形势的察觉，又有对自己年事已高的客观现状的莫大遗憾以及接班人渺无着落、国家前途未卜的茫然和无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老人家在欣赏这些作品时的那种击节和拍、浅吟低唱、心往神驰、老泪纵横的样子。正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场面何等激昂，何等壮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以如此心情面对如此作品的同时，毛主席却在以另一种恬淡、闲适的心情欣赏着侯宝林的相声小段，一种幽默艺术。这一前一后感情色彩的反差太大了，对比度太强烈了。不久，我们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可以窥视到毛主席那丰富、深邃、多层次的感情世界，那有如万马奔腾、大江东去的博大胸怀以及作为一代伟人那超人的睿智。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主席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我们使用的是两寸磁带，90分钟盘式，每盘带有二三十斤重，落地式的AMPEX录像机，设备虽然笨重，但画面质量十分优良。当时湖南省委主管文教的李振军书记对电视宣传很重视，对我们的设备也极感兴趣，他曾多次对我们半开玩笑又很认真地说：“我们湖南人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搞彩色电视!”由于这种录像机可以边录制边打点编辑，所有镜头都是现场一次性制作完毕，所以送到北京去的带子实际上就是原始母带，画面清晰，声音、色彩质量极好。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为了挖掘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剧团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翻箱倒柜，翻肠倒胃，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主席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

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当时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到1976年7月16日这一天，我们结束了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当时两年当中我们所承担的特殊任务，是我国电视界规模空前的、最复杂、最艰巨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一次特别行动。它最主要的功绩在于，从客观上讲，它以高质量的艺术和技术效果，保存了一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品，给我们乃至后世的文化戏剧艺术研究留下了一批丰富的档案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老艺人在我们录制工作结束后不久便相继离开了人世，因此，这批节目便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又是始料不及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档案局）

转自《文史天地》200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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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帝王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