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忘记鲁迅？

tian295

傅国涌
一  
2001年也就是鲁迅诞辰120周年时，他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1957年发生在上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370—371页）
上海的王元化也对周海婴说“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此事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直到2002年12月6日，当年在场的黄宗英挺身而出，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我亲聆罗稷南和毛泽东的对话》之后，依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是“孤证”。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有成就的翻译家，他与毛泽东早年在瑞金的一段交情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伟大领袖提出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事过境迁，数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在毛泽东扫平六合、一统山河之后，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思想改造、批胡适、批俞平伯、反胡风、反右、“文革”接二连三发生的年代里，鲁迅如果还想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党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但他毕竟还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谁的恩准，没有什么可以剥夺他作为一个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虽然他的书不断地被查禁，他只能不断变换笔名发表他的杂文，但他的写作生涯毕竟也能正常继续下去。如果不是鲁迅死得早，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阶级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国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二十一年，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赢得了整个大陆之后，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是当年做梦也无法想到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泽东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然而只要他活着，他就避免不了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命运。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几乎都迎刃而解。也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二
“不是关在牢里还要写，就是识大体不做声。”依照鲁迅的性格恐怕只能选择第一种，以他风烛残年的病体，如果这样岂不是生不如死？退一万步讲，他选择了郭沫若方式的道路，“识大体不做声”，对现实的苦难熟视无睹，保持沉默甚至无耻献媚，那也只是他精神的死亡。所以我感叹——幸亏鲁迅死得早。小时候曾读过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常常认为，生命的意义有时候确实并不在于是不是活着，个体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而任何制度都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精神巨人，他孤军鏖战，以他晦涩的、常常是刻薄的甚至是无情的语言，与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与明枪暗箭斗，与各种不同意见斗，与朝廷斗，与文人名流斗。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始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保持了独立的批判。这是他最大的精神遗产。有了这一点，就永远不可能否定他这一个体生命在20世纪之后的中国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巨大意义。
至少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他还能做到这一点，而在“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民族灾难面前，不管是鲁迅，抑或任何一个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都将陷入无所不在的巨大恐惧之中，从思想改造到胡风事件，从反右到文革，无论党外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知识分子统统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要么关在牢里，要么不做声仿佛成了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我感慨幸亏鲁迅死得早，是庆幸他没有赶上这个全面虐杀人的精神、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时代。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精神史上的公开秘密无非就是一切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一切人都得无条件地低下高贵的头颅，——洗脑、改造、把钦定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把一切不服从的、怀疑的、独立思考的因子都清除掉，也就是把人变成精神奴隶，不容许一丝一毫的独立思想。人的生命只能是肉体意义上的活着，不能有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也即是低等动物式的生存权。这不是针对个别思想异端的，而是针对一切人的。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的上海才会对他的同乡知识分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这番话。在伟大领袖的眼里，“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在他取得天下之后首先就是对知识分子下手，不用说那些过去左翼阵营之外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纷纷落马，到“文革”几乎没有逃脱的，傅雷夫妇双双上吊、老舍投大明湖、储安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些都不是什么特例，而是普遍的。甚至连反右时率先跳出来指证罗隆基、左得厉害的明史专家吴晗，到了“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祭旗，下场同样凄惨。就算是那些青年时代就投奔共产主义理想，出生入死的人光是自杀的就是一连串长长的名单，以新闻界为例，范长江、孟秋江、杨刚、邓拓....那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几乎都没有逃出这个天罗地网，整人的人最终也被整，比如周扬等。
所以，毛泽东会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比焚书坑儒厉害一百倍”，其中洋溢着得意之情。为什么在他眼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非要把他们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关键是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能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并不欣赏他那一套源自二十四史的权谋、阳谋。再加上早年他年轻时代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时留下的心灵隐痛，一旦风云际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杀大权在手，他就会毫不留情，这里不仅有他个人的性情、创伤，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只不过到了20世纪后半叶、到了他手里登峰造极罢了。

三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的精神巨人，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将继续影响中国的未来。但他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他的缺陷，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如同有人已经指出的——这个民族的黑暗给鲁迅内心带来的伤害，而且伤害得十分“成功”，从而形成了鲁迅“石头般的冷硬”，使他“不敢抱着希望去努力，而只是给黑暗捣乱，给正人君子们留下一点不舒服和不完满。”一句话，鲁迅所选择的方式无助于用他自己内心的光明去照亮外部的黑暗，无助于改变黑暗本身。
与鲁迅不同，基督、释家牟尼、甘地、哈维尔，还有托尔斯泰与索尔仁尼琴等，他们选择了另外的方式。以索尔仁尼琴为例，他曾遭受过各种各样严酷的迫害，他所处的环境远比鲁迅险恶，可他的文风不像鲁迅那样“曲里拐弯”、“含含糊糊”，而是“明白晓畅”的。他们面对黑暗的方式即是以自己内心的光明去照亮身边的黑暗，不仅仅是跟黑暗捣乱。
和他们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缺乏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以鲁迅阅世之深，他早已看透中国的问题，从五四时代“救救孩子”的呐喊到1933年“以笔回敬他们的手枪”，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抗争，他无疑是个伟大的中国人，但他同样没能超越中国所给予他的局限，他也被黑暗所蚕食、所伤害，尽管没有最终被吞没。这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古老国度，一元化的专制文化给予他的负面影响，使他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他与黑暗抗争、与黑暗捣乱的同时，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也被黑暗所毒化了。他有的只是恨，以致他的爱常常被恨所淹没。他写过这样两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他的温情同样是包裹在冷硬的甲胄之中的。
鲁迅以其冷若冰霜的眼睛早已洞穿了一切卑鄙的人间伎俩，但历史已证明他并不都是站在正确的一面，比如他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著名论战，事过境迁，客观的说人性论显然比狭隘的阶级论更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他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当时梁只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的势不两立，现在也完全是另一种评价。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了解，他的一生论敌遍地，直到晚年他还反对“费厄泼赖”，临终之际对论敌的态度仍然是“一个都不宽恕”，固然因为当时环境的险恶，但他身上的确含有太多东方文明的因子，东方文明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元化，无论表现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绝对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相反，他所深恶痛绝的“新月派”代表之一叶公超却在他身后连写两篇文章，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曾痛骂过的胡适晚年也说过“鲁迅是自己人”这样的话。这就是鲁迅身上所缺乏的东西，一种来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文理想。
这些年来，网上网下到处充斥着批评或捍卫鲁迅的声音，在截然相反的不同观点的交流、对话和争论之中，一个接近真实的鲁迅已渐渐浮出水面。鲁迅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从不喜欢把他抛到半空中。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与“时弊同时灭亡”，还留下了忘掉我、管自己生活的遗言。客观地评价他的精神遗产，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他，也不是把他拔高到神圣不可批评的高度。今天我们谈鲁迅与其说是在讨论这位思想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巨人，不如说是在探索中华民族的现实出路。在精神层面，在思想言论的层面，毕竟鲁迅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因此，有关鲁迅的话题总是那么沉重，围绕着他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号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什么时候我们能轻松地忘掉鲁迅，我们才可以说鲁迅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我们赢得了自身的解放。当然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思想史上、文学史上的鲁迅依然会站立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今天对鲁迅的各种讨论，从积极的意义上都有助于我们最终忘记他。

铁骑横夺

确实是个孩子，而且，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WIND

确实是个孩子，而且，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铁骑横夺 发表于 2010-11-19 10:36

我有时候想，像傅国涌，林贤治先生这些人，确实没太多可圈可点的。可是，所有以汉字为第一语言的人，又有几个可圈可点的人呢？

铁骑横夺

我有时候想，像傅国涌，林贤治先生这些人，确实没太多可圈可点的。可是，所有以汉字为第一语言的人，又有几个可圈可点的人呢？
WIND 发表于 2010-11-19 10:54

你我的留言，正是一种圈点。

zoufeng_1234

傅国涌有段时间从鲁迅粉丝变为胡适粉丝，现在又有变回去的趋势。

WIND

你我的留言，正是一种圈点。
铁骑横夺 发表于 2010-11-19 11:17

呵呵。指责？苛求？
顺便问一个问题：因为前不久刚看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文章，将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和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并提，我期待有读过卢梭这本书的人，能否简要的说说卢梭的契约学说？

sunchuanzhao

傅国涌有段时间从鲁迅粉丝变为胡适粉丝，现在又有变回去的趋势。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11-19 11:21

鲁的圈子基本是个文学圈，虽然在大学任教，而不属于学院的学科学术圈，对社会的感悟、认识、阐释、敷衍大多凭借文学阅读和人生经验。其次，近代之后，每个社会最初的反叛者往往来自文学圈激进群体，文学要挣扎到社会权力限制圈之外，在鲁周围簇拥他的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激进而很容易误入歧途的群体。鲁晚年的倾向，今天人们看来的致命伤就在于此。他与萨特的失误，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萨特比鲁要负起更大的伦理责任，萨特看到了苏联的现状、萨特接受了西欧近代启蒙的教育。

傅的东西，我不太看，不能说什么。

我所理解林贤治先生维护鲁的根本原因：1，胡适是个“廷臣”，相比之下，鲁始终反权力，反体制，为蒋政权不容（始终也很难说，靠同乡关系教育部任职）。2，我们对于鲁文本的阐释、解读仍有现实意义，至少在国民性等问题上。林贤治注重的这两个要素也不是没有道理。林贤治先生本人只能隐微写作，鲁迅的文本超越时空的阐释也是一种写作手法，一旦使用这种手法获得社会认同后，自己也很难否认自己以往的写作。

胡适留美接触到的学术、社会环境与鲁青年时代在日本经验完全不同，鲁在东京搞文学，并非真正留学，日本的文学界激进群体，日本社会令人窒息的环境，这些原因，当年胡适比鲁大问题上有远见、深刻也是当然的。

sunchuanzhao

金雁最近两篇关于东欧苏俄知识分子的文章提出的问题，很好，值得深入讨论

童志刚

没读主帖先看跟帖。根据楼上几位的评论，主帖看来写得很不错，估计很值得圈点。

tian295

至少，在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忘记了！
在那传说的共餐社会，也许有可能，但那样的社会存在吗？
也许鲁迅终是不能忘记的，不管我们多么想忘记！

蝈蝈

　　如果鲁迅能活到1949年后，如果他真的被关在牢里还要写，甚至，如果他被杀了头，那么鲁迅这个名字就更响亮，今天也不会有什么胡鲁之争。
　　可怕的不是鲁迅坐牢或被杀头，而是鲁迅这个人没了，悄无声息地没了，查无此人。
　　

雨冷香魂吊书客

永远不会忘，我是从另外的意义说的。屈原沉水多少年了，被 遗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