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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3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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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蕴晖：我的2010年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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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0年书单
林蕴晖(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何方著:《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
本书对人们不太熟悉的张闻天在中共历史上的贡献(尤其是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叙述,澄清了很多历史上不确切的传统说法；也介绍了李一氓、宦乡等外交界人士有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建言对中央决策的贡献；孟用潜不赞成粮食统购统销的“上书言事”,及其在“文革”中的命运；书中收录的《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一文,向人们展示的中共历史上另一种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可谓是“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未言”,是当今难得的求真辨伪、秉笔直书的佳作。
《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周晓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9月
作者曾任我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他以亲身经历和翔实的史料,详细叙述了诸如中苏关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论战到八十年代的解冻,经历的曲折复杂过程；双方高层或学者对大论战的反思；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历史性会见的场景；应对苏联解体的决策,以及苏联解体后,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过渡和发展等中苏中俄关系重大事项,披露了许多外交内幕。
黄道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间地带的革命》,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
本书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内外因素,将中共革命放在世界大局范围内考察,认为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这一视角有助于摆脱身在庐山中的局限,拓宽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该书资料翔实,论证充分,是近代史研究中难得的上乘之作。
刘绪源(《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小玩意》,［美］加里•克罗斯著,郭圣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
这是一本别出心裁的人类学研究专著,也是一本极为可读的纪实文学,翔实介绍并论述了自1892年至今玩具业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变化。过去,玩具是让儿童体验世界的益智工具,也是父母与孩子共玩的最佳交流用具,但因观念的变更和商业的推动,孩子现已被眼花缭乱日新月异的玩具所淹没,父母除埋单外则已无缘介入。这有打开儿童眼界与开放儿童自由天性的好处,但正如电视会导致“娱乐至死”,玩具的疯狂发展也会造成可怕的异化。作者警告:“不能让玩具箱独自塑造童年。”
《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石湾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8月
本书写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的辉煌与沉沦,着重写了萧也牧的冤案。萧的《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发在周扬管辖的《人民文学》,丁玲管辖的《文艺报》遂发起猛烈批判。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作家从此被整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后,编了大量好书(其中有《红旗谱》和《青春万岁》)。萧于“文革”中惨死。书中还记录了张晓天编《风雷》、《李自成》的故事,写了《红旗飘飘》、《红日》、《红岩》的成书经过。
《真假鲁迅辨》,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不是因为这本书,不会想到在鲁迅的照片、手迹、电稿、回忆录中,竟有那么多造假!当然,有些是由于缺乏材料,造成研究上的误判,这是可原谅可理解的；有的则是人为、故意造成的,本书对后者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和清算。如唐?的《琐忆》,就是一篇杜撰的回忆；如《鲁迅茅盾致红军信》,就是一篇不可能由鲁迅执笔或过目的文稿；鲁迅诗稿书法44幅,先后被改动的竟有18幅……这样的清算,不仅有助于鲁迅研究,也是对国内史料学、博物馆学和历史研究的一帖清醒良药。
朱正琳(书评人)《犹太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张缨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
布鲁姆说过:“施特劳斯的思想绝不是学院式的。它来自一种严肃生活的真实问题。”这个问题被称为“犹太问题”,产生于近世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犹太问题’是启蒙运动的儿子。它蔑视启示,并且确信,政治问题一旦如此提出,就能够解决。”施特劳斯的进一步追问是:“一个抛弃了《圣经》启示信仰的犹太国家是否还有意义?”换到个人层面来问则是:接受了启蒙(理性)因而拒绝了启示(宗教),“为什么我们仍然是犹太人”?从这个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开始了自己“一去不回”的“精神远游”,一步步走进“主宰了他余生的伟大课题:古代人与现代人,雅典与耶路撒冷……”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楚渔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本书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所在,尖锐批判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说法,直言中国人思维方式不改,中国的任何进步都只能是一时的和片面的,永远也赶不上西方。在作者看来,中国人的根本问题出在思维模式太过原始,只注重感性和实用,距离理性和科学甚远。这一判断和认识亦可对照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一书中对西方科学文化进步原由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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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4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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