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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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写那篇《秧歌与大变动中的知识分子》（刊《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时，在披寻史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在延安文艺运动中“意外”登场的陈铨。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在1942年的“5月13日”条下有下列纪事：
　　报载重庆讯：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其中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戏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撤销原案。信中说：《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学，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抗战剧运正待开展，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
　　6月28日报载重庆讯：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的《野玫瑰》一剧，渝剧界同人曾联名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则说，《野玫瑰》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鼓吹爆炸”云云。《野玫瑰》仍在到处上演。〔1〕
　　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我当然是知道的，也知道在“战国策派”诸巨子中，他的理论建树远逊于雷海宗和林同济，而仅以“战国策派”中的创作家著称，但委实没有料到他的几部话剧居然还闹出过那么大的“动静”。
　　陈铨，名大铨，号选卿，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四川富顺。早年就读于清华，受其师吴宓重视和提携，后赴美留学攻读英文和德文，取得硕士学位，旋转赴德国主修德国文学，辅修英文和哲学，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学术著作有《中德文学研究》、《从叔本华到尼采》等，而引发政坛、文坛震荡的则是他的话剧创作，其中以《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为代表。
　　从这份简历看，陈铨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走着大致相似的路径。不过，陈铨之所以后来成为陈铨“这一个”，除了个人的因素，也有师长朋辈的浸染，更有时局的影响。师长朋辈当然要数到吴宓、贺麟、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吴宓对于陈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趣向上。吴宓精通比较文学，思考问题往往采取比较文化的立场。陈铨的学术道路也亦步亦趋，他后来写作那本至今仍被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经典的《中德文学研究》，实肇因于此；贺麟迷恋德国哲学，他出国后先在美国学习黑格尔哲学，感觉终隔一层，干脆转学于德国，这种选择直接影响了陈铨，他不仅也转学德国，而且从此更迷醉于德国哲学与文化，他后来喜用尼采的思想观照中国问题，其德国求学经历是重要的外因；林同济、雷海宗同为“战国策派”巨子，抗战中，林、雷和陈铨同聚于昆明，面对民族生存危机，因为大致相似的学术、思想背景，特别是基于共同的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因缘际会，三人渐渐走到了一起，利用昆明、重庆这两个战时文化中心的几个重要媒体，如《大公报》、《今日评论》、《民族文学》、《战国策》等，宣传自己匡时救世的思想。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学派“战国策派”就这样诞生了。
　　“战国策派”虽然一度辉煌，但经过被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之后，早已声名不佳，并曾经是一个犯忌讳的话题。他们为什么会被批判和否定呢？简言之，“战国策派”学人由于深受德国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的影响，推崇近代“尚力”主义思潮，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战国时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国在列国之激烈竞争中获得独立和生存，就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又因为“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曾经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们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翻阅重庆师范学院1979年编印的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之《战国派》，当年批判“战国策派”的文章几乎都来自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一个周刊《群众》，而且这种批判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一篇写于1958年的批判文章出于一位历史学者之手，从文中用词可以看出相关话题的严峻：“‘战国策派’人的主子——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雷海宗之流并不是真正在研究什么历史，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掇拾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歪曲捏造历史，倡导‘战国重演’论，反苏反共，为法西斯暴力征服世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辟道路……”〔2〕即使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模式几乎仍然被全盘沿袭下来，这是从国内几种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的。
　　关于“战国策派”的这种种批判有没有道理呢？这实非笔者这样的浅学者所敢妄议，只好借用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中的结论：“战时体制的集权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战时国家的必然选择。战国策派学人呼吁建立元首制度的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受辱于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在加强战时体制的基础上，希望国民党根治政治腐败、团结抗战而提出的。这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倡导，是战国策学人救亡第一、不满现实的选择，但不应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反民主的‘小丑’。……从战国策派学人对传统政治的检讨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上，从此后雷海宗主编《周论》杂志的基调中都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是战国策学人的一贯主张。”〔3〕
　　在战国策派的理论建构中，陈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雷海宗、林同济专向历史和政治入手不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陈铨依照战国策派的思想开始大力倡导“民族文学”。他创办并主编了《民族文学》杂志，以“民族运动”、“民族精神”、“民族文学”等为关键词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演讲。陈铨的所谓“民族文学”的理论内核就是把文学运动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希望文学以全体民族为中心，通过发展民族文学来培育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用他自己的话，“民族精神是维系民族民生的骨干，民族文学应该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原则”。〔4〕
　　当年陈铨意气风发地倡导“民族文学”，虽然其理论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左派文人的批评，但相形之下，还是陈铨的创作更为轰动，由此引发的国民政府文化部门和左翼文人的激烈对垒，也殊出人意表，更非陈铨本人始料所及。
　　陈铨的话剧创作中，以《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最为出名，而《野玫瑰》昔日尤其轰动了大后方，尽管这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吝言或者讳言的。
　　《野玫瑰》的剧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具有坚定民族主义意识的国民党女特工在沦陷区锄奸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剧本的艺术性并不高，有相当浓厚的“图解概念”的味道。什么概念呢？就是包括陈铨在内的“战国策派”学人多次宣扬的，国难当头一切应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剧中的女特工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牺牲爱情和家庭乃至生命，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民族解放。而被安排为女特工丈夫的大汉奸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对民族的背叛不同于一般的汉奸，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源自他坚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认为，“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背叛国家？”陈铨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有独特理论的汉奸之死，宣告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个人主义道路的穷途末路。
　　也许是以“女特工”为主角增加了剧情的传奇性，也许是《野玫瑰》中的大汉奸超越了一般的概念，总之先在昆明后到重庆演出的《野玫瑰》获得了巨大成功，据统计，它在重庆总共演出了十六场，观众达到了万人以上。《野玫瑰》的主演秦怡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空军官兵也来看戏，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军人买不到票，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持要入场看戏〔5〕。陈铨因此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942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杰出成就都受到奖励，陈铨的《野玫瑰》名列三等奖。关于这个奖项，后来的研究者评析说：“这次评奖并没有以政治倾向作为依据，体现了评奖委员会非常独立的立场。后来此类奖项，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作家的作品获奖。”〔6〕可是当年得奖的《野玫瑰》却遭到了来自左翼的猛烈的抨击，“糖衣毒药”、“炮制汉奸理论”等帽子都不期而至。据白杨回忆，以“革命作家”出名，实为中共在大后方的文化领导人之一的阳翰笙更干脆地断定“陈铨是文化特务”〔7〕。而国民政府方面针对左翼的批评声浪也作出了回应，几位重要的文化官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中央图书杂志委员会主席潘公展、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席张道藩等都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野玫瑰》，针对左翼人士要求取消对《野玫瑰》的学术奖励的要求，陈立夫等辩称这完全是“投票的结果”，并没有人为因素。
《野玫瑰》风波看似偶然，其实正透出国共两党对意识形态控制权的争夺。国民党一方希望通过对文艺的管理和统制，拒绝价值分歧，提升文艺界人士和公众对“国家”的认同，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国家”的具象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作为在野党的中共，当然对这种企图充满了警惕。本来一直与现实权力和现实政治没有什么瓜葛的陈铨，不论其创作《野玫瑰》的初衷如何，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名为文艺实为政治的纠葛中。
　　因为一贯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处在风口浪尖中的陈铨的反应十分平缓，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回应。1969年，陈铨去世前在应外调人员要求所写的材料中谈及“《野玫瑰》风波”时说：“在《野玫瑰》发表和上演的前后，正是我本人非常忙碌之时。重庆的许多事情发生，我本人不在那里，那还是半年或一年以后，我有机会到重庆，才有人遇机会补告了我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完全，也不一定真实，我不过听听而已”〔8〕。
　　“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在当年的语境之下，他们的受批判简直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被误解和抨击倒是不正常的了。
　　身处于国民党政权压迫之下的阵营不惬于他们，是不用说的了。“战国策派”学人张扬的“国家”、“民族”的符号，客观上很容易被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利用，借以打压“异己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后来，“最高领袖”蒋介石在抗战中的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不是也在借高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调子，否定五四启蒙的路径，为旧伦理和宗法制度招魂吗？
　　“战国策派”学人同样会被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所不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试读胡适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胡适这里，“个人的自由”是先验的，相当于一种“绝对律令”，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和“战国策派”学人相比，其中之距离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和“战国策派”学人的这种疏离感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陈铨暴得大名的时候，同在西南联大教书的“五四之子”闻一多还没有发生“转向”，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就不喜欢陈铨。据赵俪生回忆，“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9〕
　　“战国策派”学人的这种两面不讨好不能不让今人生出无限感慨。这些学人深受西方文明洗礼，他们（尤其是林同济和雷海宗）对中国的传统官僚政治有很深的认识和检讨，他们怎么可能会要求自己的祖国开倒车？也许他们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是意识到了自己将“两面不讨好”的窘境的，但结果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来，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国难的强烈刺激！他们批判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当然希望执政的国民党能引入西方的民主政体，但同时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面前，又希望全国的人心和各种力量不致分散，按陈铨的理解，如果“全国民众意见分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这就是文学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10〕虽然后来有研究者说：“以外族入侵为理由，要求所有的组织和个人，服从国家政权，全力御侮，在民族主义时代无可厚非”〔11〕，可是，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权”后来日渐腐败并最终垮台，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不论“战国策派”学人和现实政治有无联系，他们之成为陪绑者的命运是无可逃避了。
　　如果硬要追问“战国策派”学人错在何处，只好说他们的“救世之心”过切了！不仅是他们关于政治的看法，其学术研究中也往往贯注着强烈的救世欲望。雷海宗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占两周并且有可能经由抗战开辟第三周的观点当年颇为轰动，但以笔者愚见，其中多是套用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模式推演而来，没有多少实证的基础，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固然能激励士气和人心，而学术的独立性却未免要打些折扣。“以天下为己任”，即使将自己适度扭曲也在所不惜，这其实要算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了。
　　1949年后的陈铨从绚烂归于平淡，先在同济大学，后到南京大学外文系，1957年被下放到外文系的资料室。南大的学生已经很少知道这位“图书管理员”的来历了。翻译家杨武能当年就读于南大，他是这样回忆陈铨给他留下的印象的：“这宝山（指资料室）也有一位充当看守的小矮人呐！别看此人个子矮小，可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和借阅的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还能对师生的提问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我敢断言，像他似的既学识渊博又有求必应的图书管理员，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起初我对此只是既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日后我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陈铨。他虽然精通德语和德国文学、文化，却上不了讲堂，原因是据说不但历史有问题，解放前写过一部‘甚至得到蒋介石赞赏’的剧本《野玫瑰》，而且还是个‘大右派’！可尽管如此，我发现我的老师叶逢植、张威廉却异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对他直呼其名，而总是称他‘陈先生，陈先生’。”〔12〕
　　世界是一个舞台
　　人生是一本戏剧
　　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
　　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
　　这是陈铨剧本中引用过的一句台词。曾经“粉墨登场”过的陈铨终于不能不到“后台休息”。1969年1月31日，在时代的风暴中，陈铨孤寂地离开人世，永远地休息了。
　　
　　注释：
　　〔1〕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
　　〔2〕〔4〕重庆师范学院编：《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战国派》，第297、124页。
　　〔3〕〔11〕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5〕〔6〕〔7〕〔8〕〔10〕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鉴》，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1、88、93、99页。
　　〔9〕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
　　〔12〕杨武能：《“图书管理员”陈铨》，刊于2006年1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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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异邦的借镜》

北京出版社2005-08-27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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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学交流杰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陈铨长期退隐于历史深重的帷幕之后，少人问津。本书第一次系统地梳理"r陈铨的生平创作，试图清晰地呈现他复杂的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他在沟通中德文化、借鉴德意志哲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从而还原陈铨住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佗。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的熔铸
第二章 重构民族知识
第三章 残酷的浪漫
第四章 异邦的借镜
尾声
参考书目
陈铨大事年表
附录
后记

 

杜进明

俺不识字，一直不认识楼主的名字霌夨敻念啥？[em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