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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9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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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邵燕祥：走出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许，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之前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他就宣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曾经令多少天真的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时起，言犹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打击下，中国人以每次不少于运动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大饥荒，致使三千六七百万中国人倒下去（接近真实的数字，一说是三千六百万，一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虐杀，到一九八九年仍以这个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实行武装镇压，一批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倒在血泊。
zhonggong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说已经被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决策、子弹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经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质疑。后来的zhonggong领导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力求挽回这个不堪的局面，但由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的长期缺失，党群关系即官民关系日趋紧张，民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维权斗争此伏彼起。“按倒葫芦起来瓢 ”，有防不胜防之势。于是戒备森严，防民之动，严控舆论，防民之口，其实都是在扬汤止沸，激化矛盾。仅在天安门广场，即使严密布控，仍然屡屡发生个体或小群体的抗议活动，直到坠楼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征，也是警号。他们已经不止于乞求式的上访，他们以一死表达的，是无权者对滥用公权者的不平与愤恨。
二十年来，在全国范围被逼出来的群体性行动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为例，公开报道的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等地的事件，都是长期来基层党政与民众严重对立，激起民愤的结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体虽为不良企业，却也是在地方和部门权力庇护怂恿下，蔑视并侵害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内不是没有健康力量，但他们往往倍受掣肘。各级党政实权干部中，相当一些人的官魂深处，还是-的“不把人当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不仅不会实行“以人为本”，反而会像-一样，以*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和行使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制造冤案，八方树敌，“与民为仇”。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当政者谋划一些防范的策略，应对的举措，而是直面历史经验的启示，从被侵权、被压制、被残害者的利益出发，寻找一条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从亿万中国人（包括执政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出发，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
历史经验从哪里来？我不是历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但作为过来人，回头看这六十年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千百万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实即史料出发，凭常情、常理、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上世纪末zhonggong十五大前，人们就曾呼吁执政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一次历史经验，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不应在近三十年前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官方决议前止步，而要进一步深入，做出民间的修正与补充。中国人为历史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有权汲取与惨痛代价相当的足够的民间经验。认清-现象的要害在于“不把人当人”，就是重要的民间经验之一。
“不把人当人”是-现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地回顾-时代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现象时，依照中国人传统的为人准则，普遍达到一个共识，即-这个人“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用来概括其食言自肥，“阴谋”“阳谋”，其不讲诚信，背离道义，印证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言行，实例不胜枚举。这一语可作对他的政治道德的评价。
道德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说法便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王国。他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在是“不把人当人”这一执政理念的实践。“不把人当人”也能叫做执政理念吗？是的，它是某种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历代的帝王都是皇权专制主义者，不管他们嘴里唱得多么好听，夸称“与民同乐”，“爱民如子”，其实都是把自家置于万民之上，区别只在牧民有术或牧民无术， “牧民”者，把千百万老百姓视为牲畜来驱使服役也。
-很少讲人类，更没有讲过“以人为本”，甚至很少单独用一个“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力避所谓“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从早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晚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当作他的斗争对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战术式的大跃进初起之际，他竟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大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仿佛极其重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在从上到下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后不久，却是正面把“人多”同“干劲大”联系起来，既符合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又紧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兵团作战战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百万人，如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兵源——战斗力一样，在此刻则是实现其超英赶美宏伟蓝图的劳动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帝王们居高临下，只见匍匐于地的百姓的黑发，故称之为“黎民”“黔首”，今天“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黎民”“黔首”们在权力者眼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外古代奴隶主看作“会说话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战争有战争的逻辑，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逻辑，-指示-，不惜牺牲五万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后来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指战员不算，围城期间饿死的千百万平民，绝大多数并非-词典中的阶级敌人。1949年后的和平时期里，-还曾宣称，即使打起核战争，中国死掉一半人口，还会有三亿人，女人照样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说，这样的奇谈，或许可以辩解为针对核讹诈故作惊人之语，但说到亿万人的死难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轻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铁石心肠莫办。
更现实而非虚拟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生日那天与文革亲信们餐聚，开头就笑说“庆祝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并挑动群众、干部互斗初见战果之后，踌躇满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动的信号。因为这时即将开展“全面夺权”行动，随之引起全国各地或有军队介入的群众组织间的武斗，运用从长矛到机枪诸种冷热兵器，造成巨大伤亡。如果说从这句恶毒的谶言已可窥见其变态心理的话，转过年来，“上柴联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决策者，王洪文之流不过是执行他的指令。而在现场枪杀的，正是-多年来口头上、书面上封为“领导阶级”和“基本群众”的工人！
无论是漫画家、诗人喻之为“斗蟋蟀”或“古罗马斗技场”的斗兽表演，都嫌规模太小。-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视“臣民”如土芥，无情地践踏。这是典型的“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稍有违拗，就“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干脆消灭之！”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斗倒，斗垮，斗臭”，直到肉体消灭。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还是针对地主豪绅，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文革当中，那就不管是他原来定性的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党内矛盾，转眼就可变成敌我之势。而借口则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后十几年发生的“**”屠杀（实际上从6月3日晚上开始的），也仍是-无视人的生命尊严的“把人不当人”的执政理念起了主导作用。所谓用多少万条生命换二十年“稳定”云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果然是高举了-“不把人当人”的旗帜！
“新中国”是依照“党国”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建立的时候，一度的确呈现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象。zhonggong的宣传强调这一次全国性政权易手，不同于三千年来重复多次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 “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大变革，让人民大众代替反动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
人们记得，-不止一次许诺过，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解释这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其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将由选举产生，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① 这些话出自他1945年7月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不但白纸黑字印在当时的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而且收入了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的《-选集》，显然不是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造谣。
然而，仅仅四年以后的1949年7月1日，zhonggong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 专政》，人们发现，原先所说的一套，不过是出于战争期间笼络国内人心以至争取国际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后来有人说的，宪法并不是为了实施，仅仅是订给外国人看的。只有书呆子才去较真你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端出来的才是“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性文件。
过去人们熟知的“国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权”的三位一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度，在这里只有顺从*的人才算人民，此外尽皆是反动派，阶级敌人。*与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党政不分，拥有军队、警察、监狱，是一部实施专政的“国家机器” 。以“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对阶级敌人加以专政，就体现了“人民民主”。对谁讲“民主”，对谁搞“专政”，最后裁决权属于*，甚至取决于-的一个批示，一句话（自下而上是简报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则是批条政治）。强国弱民，大政府，小社会，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并窒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产生。这样的国家里，*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从上到下的组织，*的干部，*的制度，*的政策，*遵奉的马恩列斯，都是只许服从不许反对，岂止不许反对，而且不容怀疑，不容稍有异见，甚至不容建言（-说“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岂止反动派、阶级敌人如此，被称作“人民”的，实际上也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你就丧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内的资格，归入另册。号称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绝不接受批评的讽刺，以致在毛身后没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这样的国家称得上“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这是不折不扣的“党国”。
“党国”体制的创议者并不是-，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有时抬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提出了党国模式，未及亲身践行就逝世了，这份遗产留给了蒋介石。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曾把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如实地叫做“中华官国”或“中华党国”。这一体制是孙中山政治遗产中的负面部分。不过，孙中山毕竟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让人看到“还政（权）于民”的远景。蒋介石不肯放弃独掌的大权，等到他匆忙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演出一幕行宪的戏，已是戎马倥偬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于形势搞立宪一样，为时已晚，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至于-，与慈禧载沣袁世凯蒋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和国家机器、政府事务的领导是“通过*”实现的，当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则*执政的政权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权，自然不存在“还政（权）于民”的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不仅是挑拨*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是企图推翻*，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无须论证，也无须验证，一切的论据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里。打江山的理所当然坐江山，这就是出发点，也是结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干部决定一切，“党管干部”，党内党外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人选，委任升迁，概由各级zhonggong党委说了算。原说由*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平等关系，不知何时暗转为*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党独大，垄断公权，嘴里说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要的只是一个声音，应者云集，应声虫而已。
*于是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而党的领导层则成为人上之人。zhonggong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语—关键词，民主是前缀—修饰语。其基本原则是从少数服从多数生发出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核心的核心之一人，这是在实践中必然的逻辑结果。据说邓小平晚年讲过，从前是-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完全符合-时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最后决定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经-1953年《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邓虽在名义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实际上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事实。这也是zhonggong组织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所共知，全国最高权力是掌握在zhonggong中央手里。各级人代会的代表，都是由zhonggong各级党委遴选，分配各选区投票通过的，俨然是“上帝的选民”，理应举足轻重了；然而从总体上说，人大也只是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罢了。至于本就由zhonggong主持各方“协商”产生的各级政协，不但不同于1946年时的旧政协，也不同于1949年建国前夕的新政协，入选的与会成员实际上都被剥夺了独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话语权，要他们不当“花瓶”“摆设”也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同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一样，都是在现行体制下仅有的被允许参政议政的人，但他们之所谓参政议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评，就会遭到反击，就是不安于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礼”。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遭到-的羞辱，不下于刘邦阶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样打成右派亦即“资产阶级反动派”，换句话说是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
苏联*在国际共运中是“老子党”，zhonggong执政后对各个弱势党派，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党”自居。-从来不畏人言，自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即使是“小权”也仍由各级党政干部执掌，草民不得与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一句名言，言为心声，对普世斥骂的政治独裁，大有以可耻为夸耀之嫌。这样的“反潮流精神”，唯后来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庶几近之。
①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转引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阎长贵文，其中有云：“‘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仍是皇帝，中国人仍是皇权治下的“臣民”
-自陈他于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取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革命论。其他则是后来的补课。“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后一半没有做到。中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后期，毛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号人物，并且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若问他的治国方略，对不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原装货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的头题，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他根本没考虑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转变变问题。仍然不乏大敌当前的危机感，仍然是为要对付敌人才去找朋友。落实下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敌人是划定了。当然，现在看到的“毛选”第一卷卷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敌人，已是建国后再三删改定稿的小名单。要知道1926年当时-目为敌人的大名单，还是要看最初的真迹②。那末，为什么后来不同时期-总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归入“人民”的人，特别是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打，就明白其来有自，一点不奇怪了。或曰，-“不把人当人”，是对敌人。革命的敌人，*的敌人，革命运动如农民运动的敌人。这些敌人如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一贯不把人当人，则革命者也不把他们当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此之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红色恐怖以对之。这就是-的逻辑。这方面不须赘述。
然而在敌友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常会发生颠倒，如以友为敌，这是左，或以敌为友，这是右。-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以敌为友的右倾，即使一时对敌虚与委蛇，也只是为了蒙蔽、麻痹敌人。而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事，屡见不鲜。因为丧失利用价值，把同路人一脚踢开，还振振有词，曰革命阶段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变化，甚至为了革命大局之类理由，可以随手抛出一大把。在-那里，革命的友军，同盟者，有用时，是人，礼遇之，形势变化不须借助时，就不当人了，弃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和平时期，对工商业和知识界，所谓“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按毛的说法，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归结到改造，对财产是剥夺产权，对人头是洗心革面，改造对象就是革命对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沦为敌人，便成异类，类乎贱民，人不人，鬼不鬼，还想让他们把你当人看吗？
不过，在-的理论体系中，工商业和知识界，本来就属于游移敌我之间的阶级或阶层③。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变成革命派，也可以变成反革命派；所谓知识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这就注定难免要挨打了。
但我们却还看到，在中国*的基干队伍中，在它的最高领导层中，在-多年倚为股肱的战友中，像彭德怀、刘少奇，不是也没逃脱-“把人不当人”的待遇吗？百战老将，开国元勋，在-的手指下面，不过是一只蚂蚁。虽然彭与毛几十年间曾有骂娘和顶撞的旧怨，毛对刘早在建国初期就令高岗查他当年被捕后的把柄，然而，于公于私，彭刘都没有应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记下账来，暂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人成千上万，彭德怀进言于前，说已民不堪命，刘少奇继之指出“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对前者发动围剿，对后者不发一言。但历史证明，随即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并不是号召青少年健康成长，而是要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报告”。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但他却不吝于频下加罪臣工的诏书。
按照-自己写来教育干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一条，叫做“树立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尚且要树立之，制造之，用来杀鸡吓猴，何况送上门来的口实——什么叫批评，什么叫建议，凡有不同意见，都是持异议者，是不甘俯首称臣，是不愿惟命是从，进一步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向党进攻还不是敌人？一定要打得你检讨求饶，打成全党共诛全国共讨，所谓斗倒、斗垮、斗臭是也。已经是“狗屎堆”了，遑论把人当人看不当人看呢？即使唯唯诺诺，全力紧跟，不惜做伪证，当打手，不过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时候还会当作替罪羊。
关键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天纵英明，唯我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因此容不得别人说话，所谓“一言堂”是毛告诫下级不可称王称霸的，但他却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别无分号。现在一谈党内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什么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固然所谓“让人说话”只能算是恩赐而非民主，而这种恩赐又何尝有过？真是对着一锅清水夸鱼汤。毛在全国范围最大规模的一次“让人说话”，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诱使成十万成百万人“帮助党整风”，然后一举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这样说，不过是在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浮皮潦草地承担责任后，故作姿态罢了。
因此，在决策层只有一个声音，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上，当然同样只许有一个声音。到文革时期片言只语也作为“最高指示”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厉风行，全国城乡，敲锣打鼓不过夜。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极，而早在文革以前，实质上就一直是对毛提出的路线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此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对不容质疑。发生了像反右派、大跃进这样后果极严重的错误决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层有所发现，所谓近臣权要也是三缄其口，在为毛揩屁股的同时，还要帮助毛文过饰非，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好维护毛的威信。党内有限的健康力量被挤压到无处存身的困境。
党外人士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是想夺党之权；党内高干要说话，“你比主席还聪明？”是想篡党夺位。普通民众要说话，则是反动言论，在文革中更是触犯了“公安六条”，随时随地可以绳之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唯恭唯谨上书-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百姓，属于第一代上访者，等于自投罗网，难逃被抓的厄运。冤狱遍于国中，形成了“偶语弃市”的政治环境。历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这样的独夫暴君以外，也都还受到一定的制约，他们须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为。而-的权力则膨胀到了完全没有制约的地步。他的后继者以党的名义继承了这份遗产。有郭罗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倡言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结果被点名驱逐，从北京大学赶到南京大学，不准开课，这已经是局于“新时期”的形势，没有从重治罪。至于以“导向”为名，操控舆论，压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不一而足，更不用说窒塞言路，对基层群众来信来访采取截堵抓捕，所谓“把……消灭在萌芽状态”，动辄动用暴力，通过公检法部门制造冤案，都是-“不把人当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剥夺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恶政。有人说，不求实现什么民主宪政，只要求按照现行宪法办事，放眼神州，又谈何容易？
如前所述，“党国”体制体现的特色就是中国积重难返的皇权专制主义，党国的领袖人物也就成为九五之尊。-自称“马克思＋秦始皇”，有人说应是“列宁（斯大林）＋秦始皇”；总之，为目的不择手段，用铁腕兼用权术，不让秦嬴政专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怜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做不了现代国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国家”权力者的“臣民”。想过像人一样的生活，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岂可得乎！
②③ -在《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等处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毛还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也当作“半反革命”的。毛对“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转引自王来娣《-的知识分子政策 》， 《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2期。
一定要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切人和事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口口声声的“翻身解放”，实际上多方设限，标榜老百姓“当家作主”，归根结底是*——-“当家作主”，民众则要“听-话，跟*走”，这是保证置身于“人民内部”的前提。-以政治态度为划分标准的“两种矛盾”理论，取代了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厘定，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国人中随意指判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打击的对象，消灭的对象，不当人待，似乎已顺理成章。那末，“人民内部”呢？
先看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发动的武装斗争从秋收起义起家，1927至 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毛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质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农民不仅是战时钱粮的供应者，又是革命军队的兵源。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中，各根据地首先是东北的土地改革，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以土地等实际利益，得以掀起“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支前热潮。这是zhonggong和农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广大农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向高级合作化飞跃，闪电般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公，实行对农民的彻底剥夺，切断了刚刚起步的“发家致富”之路（这也为后来大批市县一级党政和乡村基层干部勾结地产开发商廉价占用“集体”耕地伏线）。据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倾向，”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有力的“教育”则是改变他们的经济存在。于是，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证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几千年来沿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变身为劳动营里的一员，由生产队长组长支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双重剥夺。
全国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对*以身家性命相许，而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并不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负担，历史地落在他们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学家，过去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就农民生活处境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被自命农民利益唯一全权代表的-拉下脸好一顿训斥奚落谩骂。
农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国务会议上来发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没有代言资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干部或知识分子说了一句“农村苦”，就划成了右派。但不是还有土改时期红火一时的农民协会吗——农（民协）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意志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团体，早就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的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及其后的人民公社），毛认为成亿的农户过于分散，一旦“梳成辫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跃进，抓他们下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谁也别想逃脱，抓他们上山伐树，回家砸锅，土法炼铁，到公共食堂领粥喝，上河工时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员无异于奴工。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还以“清查瞒产”为名，闯入农家搜缴粮食，颗粒不剩。队长不开出村证明，谁也别想外出讨活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跟朱元璋时的农民一样，“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间”，他们被户籍钉死，不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请想一想，全国有多达三千六七百万的男女老幼，大部是农民，关门闭户在家中饿死！河南兰考农民感念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一条就是他到火车站制止了阻拦，放走死里逃生的乡亲（后来宣传焦裕禄，却说他是到车站劝阻逃荒的农民留下来“生产自救”）。待到经济情况经过调整略有好转，-又重提阶级斗争，指责人们刮“翻案风”、“黑暗风”，开始他新的“战略部署”。四清（所谓社农民如此，工人属于领导阶级，总会好些吧？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并不在九天之上。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不过是理论上的名义，它的“领导”须“通过*”，*才是执掌统治权的实体。而具体到每一户、每一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则不过是分属于工厂矿山工地铁道各个企业单位的个体劳动力。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单位中的党政工团，其中的“工”指工会。厂里虽有工会，却跟农民没有农会没有两样。工会主要是配合党政部门完成生产指标和政治任务，组织各项“中心工作”的，等于党委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会干部也都由党委指派。宪法上的集会结社自由，在这里是凌虚驾空的。正如宪法上曾经规定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都是空头支票。
工人与干部发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机关团体的一般工作人员与领导发生矛盾一样，很容易扣上“违反纪律”、“破坏生产”以至“反对领导”等罪名。厂矿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合“规格”的不顺眼的工人，也都有划成“坏分子”的危险。甚至在平时，说谁“顶撞领导”，“一贯捣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劳动教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确比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高出一头。在另一部分刚刚从农村进城换上工装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较受尊敬的师傅身份。且不必说，他们在少数沦入工人队伍的“将校尉，港澳台”（即曾为旧军警或有境外社会关系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领导阶级”的光圈虽属群体，但也赋予个体以荣誉感。建国初年，这成为工人群众热情投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zhonggong和工人的蜜月期。随着时光流转，许多厂矿企业中的党政工团迅速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特权化，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虽有“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中组织“工人-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发挥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和荣誉感。相反，几十年长期实行所谓“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牺牲（遗留问题如工人住房几十年一贯紧缺等，至今尚未解决）。④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里弥漫的消极失望情绪，也笼罩在两三代工人头上。文革是从上层建筑单位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武斗是从院校开始的，而工人造反组织成为派性斗争以至武斗的主力这一事实，反映了工人队伍的分化。这一高潮落潮时，不管是曾经紧跟党委的劳模、政治积极分子，是不满现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还是挣钱养家不愿掺合政治的逍遥派，都有受骗上当，遭到玩弄的感觉。“我自将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沟渠”，-口口声声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原来对普通工人也没把他们当人看。三十年间不但“涮”了为原始积累卖命破家的中国农民阶级，也“涮”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献了血汗产值的中国工人阶级。
广大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工农。不管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普通士兵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说有过一次选择，那是在朝鲜战争中选择回国的战俘，以为回到祖国怀抱，却不料陷入无穷的“审查”之中——成为了嫌犯，被责以不死。他们的境遇竟不如享受优待的敌方俘虏。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国战俘的遭遇，就如*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出狱时受到的质问：“好样的都牺牲了，你能活着出来，是不是当了叛徒？”至于以国防军介入国内政治，把枪口对准民众，所谓“快刀斩乱麻”，而陷军人于不义，那就是双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说的“人民内部”，且是政治优先的工农兵。但“人民”的“内”、“外”，只是一纸之隔。中国人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沦入“非人”之境的。 “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码的敌人。每次运动又都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打击面，岂不就要从“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击对象吗？运动中固然制造冤案，平时的冤案也层出不穷。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 或实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伪证；
或索性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执政二十八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没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实至名归，它管着同级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几十年一贯制。任你嚷嚷什么反对“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呼吁司法独立，无异与虎谋皮，司法部门若独立执行司法权，把名为“党的领导”的长官意志置于何地？司法权之大，莫过于杀人。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如果法律专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样复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国不仅有涉及高官显贵如刘少奇、潘汉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对普通民众草率定案，公审公判之间，无视人权，罔顾法理，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一人。有人说，经是好经，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说这些不值一驳，这些早已有人驳过了。
宏观地看，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视观察，今则坐镇指挥。以全国之大，人口之多，每次运动之中和两次运动间隙，除对身边“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亲自过问。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过的各级党委，还有国家机器核心部分的公检法部门。替他“树敌”，也替他打击并消灭敌人。凡是“称职”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得-之真传，“想-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小-”，从心所欲而中规中矩。他们在-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为阿斗，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不过，说句公平话，追随-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也终于难逃被他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乃至成为无以名状的牺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越是回顾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zhonggong地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纪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当人的人，如果没有“请君入瓮”的经历，有多少人能作这样的自责呢？
二 0 0 九年到来了。上距1949年已经六十年。-过世也已经三十二三年。-“一班人”都已消隐。但是-“不把人当人”的阴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脑袋里。前者与后者互相依存，双向运动，就如鸡生蛋，蛋生鸡，分不清孰先孰后。-身后，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来，“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和机制早就该逐渐改掉，却受到深受其“不把人当人”思想影响的人的阻挡，举步维艰。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有时舒畅一点，那是“不把人当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个方面改掉了一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进步。但不少时候我们发现，“又来了”，那就是体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当人”依然对现实发生着强大的作用。本文开头说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标志性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点。
-从哪里继承和提炼出“不把人当人”的政治理念，是传记、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们未完成的课题，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这一部分，体现着他的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如果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和再评价，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大小利益集团联手，对亿万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侵犯行为，就将无时终止。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对-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认识和评价，或许也不是我们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们对-“不把人当人”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现实中的表现，不可能视而不见，乃有切肤之痛，尽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让这些事实来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回答继续美化、神化-的谰言，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至今上下左右无时无地无之的“不把人当人”的现象，都是植根于-时代，都是-“精神不死”、影响犹存的证明，也是执政者没有同-的历史错误真正划清界限的结果。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于清醒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让我们告别“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告别所有“不把人当人”的软件和硬件，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享有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二 0 0 八年十二月，北京
④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因厂矿“关停并转”，精简编制，被遣回乡。当时许诺一到经济情况好转，优先让他们回来就业。他们为解决全国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的许诺并未兑现，他们后来长期在农村遇到的困难无人过问，成为一个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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