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发奋推倒“民族脊梁”鲁迅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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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发奋推倒“民族脊梁”鲁迅之书

章诗依




离世78年，鲁迅面临的基本处境没有改变——他仍处于赞美与唾弃两种力量的奔腾夹击之中。香港明镜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一书，是这一处境的最新注脚。

作为一尊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神像，鲁迅浑身上下披挂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脊梁”“骨头最硬”等花环。这些花环，是毛泽东出于革命需要封给鲁迅的。他甚至称鲁迅为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之外的第二个圣人。毛泽东去世后的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这一进程很快延伸到思想文化及政治领域，民间社会出现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思潮，他一手塑造的鲁迅这尊神像，自然也要遭受清算。

《思想的毁灭》以“推倒一尊谎言堆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为写作宗旨，洋洋472页，每一页都弥漫着对鲁迅的鄙视与不屑。“抄碑小吏”“小说审查官”“低劣俗汉”“左翼阔佬”“客厅战士”“头号骂客”“业余文化警察”“中国两千年腐臭专制文化尸体上结出的一朵恶之花”，诸如此类的恶谥，书中随处可见。鲁迅后半生重点经营的杂文，则交替被冠以“拉杂小文”“骂人小文”“琐屑之笔”“垃圾小文”“百字小文”等称谓。凡此种种，令人震撼，又难免莞尔。

本书作者孙乃修，出生于1948年，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后在加拿大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鲁迅专题课程。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师从著名学者贾植芳。后者是胡风的好友，而胡风被视为鲁迅的精神传人。在中共建政后6年，胡风因反对文学作品只能描写光明而不能描写社会阴暗面等主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贾植芳也遭受牵连，系狱多年。不无巧合的是，近年批判鲁迅最力的学者，如李劼、朱大可、陆建德，与孙乃修一样，大学时期都有在上海求学的经历。他们的老师如贾植芳、施蛰存等当年多与左翼作家有来往，这与他们日后对左翼作家的批判态度未始没有关系。

在后记中，孙乃修说，本书原稿有120万字，出版时不得不割舍大量篇章，因此而时有“断指之痛”。一个死去78年的人还需如此规模的文字去“推倒”“剖析”，足见此人在思想与文学领地所占地盘之大、影响之巨。

孙乃修对鲁迅的激烈批判，从著名学者、作家苏雪林那里获得了精神资源。后者从鲁迅去世后一个月即踏上了她批鲁的征程。那是1936年11月，苏雪林给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对鲁迅多有帮助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信中，她指斥鲁迅“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  。她随后又发表文章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苏雪林后来去了台湾，1966年将自己批判鲁迅的文章结集为《我论鲁迅》一书，称反鲁是自己“半生的事业”。苏雪林活了102岁，她的半生，就是绵绵半个世纪。

梁实秋是另一个精神资源。梁实秋是著名学者、作家，鲁迅的论敌，论战中曾被鲁迅骂为“丧家的乏走狗”。鲁迅去世二十多年后，在台湾的梁实秋写有《论鲁迅》一文。文中，梁实秋这样评价鲁迅:他“一生坎坷，到处碰壁”、“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梁实秋对鲁迅的这些评价，特别是关于鲁迅没有“正面的主张”的看法，被孙乃修完全接受，且在书中有更细致的发挥。例如他说，鲁迅一生使用一百四十余个化名，发表个人谩骂性文字，古今中外首屈一指。

此外，《思想的毁灭》吸收了近年中国国内民间舆论对鲁迅重新评价中的一些观点，如鲁迅对日军暴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对内山完造间谍身份的猜测，以及日军侵华期间与日本人通信中显露的奴态。

剩下来的火力，来自孙乃修的独门暗器——用新的视角与价值坐标，对鲁迅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我的原则，直对鲁迅，以其文字作第一手材料，一般不用第二手材料，更不用在我看来可靠度极低、纯系吹捧的文字，亦不看那些跪式文字。”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坐标一换，出现了颠覆性的效果。鲁迅祖父周福清主导的科场弊案导致家庭破落，按正统的说法，祖父是腐朽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而鲁迅因家庭变故，饱尝人情冷暖，形成对人性冷峻的看法。而在孙乃修看来，这一事件，从此埋下鲁迅对社会、人生的黑暗态度与残忍心性。而周福清的浮躁无节操、听不得批评的暴君性格与偏执心态，更是日后鲁迅与人无休止骂战的性格基因。同时，周家大院中无处不在的播弄是非、假装好人、制造谣言、偷鸡摸狗等行为，使鲁迅对阴谋诡计、世俗手腕过早熟悉，他后来在文坛使用各种手段攻击对手，正是这种旧文化幽灵在新一代身上的复活。

1925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爆发学潮，鲁迅后来的同居女友许广平是学潮中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主将。学潮中，鲁迅站在学生一边，亲自为学生起草讨伐杨荫榆的檄文。这一事件，在正统的叙事中，被描述为反抗专制政府与其走狗的壮举。在《思想的毁灭》一书中，完全是另外的风景。

孙乃修认为，鲁迅参与这一事件，不过是一起桃色事件的副产品。作者将整个事件的进程与有妇之夫的鲁迅与许广平感情发展的节奏做对比研究，证明了学潮前鲁迅与许广平刚刚建立联系，而二人情事因学潮而不断深入。作者认为，鲁迅站在学潮中的学生一边，动机并不纯良，而其起草的讨伐杨荫榆的檄文，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充满谩骂，是典型的绍兴刀笔吏风格。

无独有偶。上海《东方早报》今年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的《纪念杨荫榆：为鲁迅笔下“可恶的人”申辩》长文，文章将鲁迅在女师大学潮期间写的文字讥为“崇高风格”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对手做嬉笑怒骂，但并不说理。杨荫榆后来在苏州死于日本军人的军刀之下。

鲁迅身上的战袍，是孙乃修奋力要剥下来的一件东西，他努力将鲁迅从战士形象还原为一个世故而胆怯的俗人。
书中写到，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参加了反清的光复会，剪掉了脑后的辫子，并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诗句，但当光复会派他从事暗杀活动时，他却以万一死了家中老母如何安置为借口予以推卸。身披战士夺目光环的鲁迅，曾在袁世凯政府与北洋政府中供职15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供职教育部的鲁迅身兼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负责审查各地的小说作品，还主持制定了审查标准和取缔措施，期间未有任何反袁的言行。鲁迅还托人通过蔡元培从国民政府谋取特殊津贴，四年中获得可观的收入。孙乃修认为，这些事实，把所谓鲁迅“骨头最硬”的说法敲得粉碎，证明了鲁迅不过是一个口喊革命却让别人冲锋的“客厅战士”，而自己却千方百计地去谋取实利。

“思想深刻”是迄今为止鲁迅较少受到挑战的一个荣誉。但孙乃修认为，鲁迅的思想，不但零碎而不成系统，且常常自相矛盾。比如他曾经提出“不看中国书”的口号，但后来却主张印古书，印明清人笔记。他反对林语堂标举个性情趣的办刊主张，把小品文斥之为小摆设，嘲笑一切细致、精巧的艺术品，诸如小巧根雕、玉雕、古玩等，都被他打上阶级的标签，视之为“所谓士大夫”与有闲者的“清玩”，但他自己却与郑振铎合资翻印明代士大夫把玩的小摆设“笺谱”。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素负犀利、深刻的美誉，但在孙乃修看来，却是怯于批判体制的油滑举动。“他痛恨的总是身边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元凶与体制。”

为了证明鲁迅精神世界的卑渺，孙乃修独出心裁地将鲁迅晚期的小品、书信与中国古代作家和近代西方的蒙田、培根、帕斯卡尔以及拜伦、济慈等人的作品、书信做了比较，认为鲁迅这些为个人私恨与党同伐异而涂抹的“人身攻击小文”，充斥狭隘偏见，虚浮油滑，没有古典作家的儒雅、理性、感情的均衡，不见古人浩然正气，亦无今人文明风度。其书信也与杂文一样，绝少谈学论道，“太多嘟囔怨恨、飞短流长，攻讦他人，著眼人事纠纷和内斗，没有谈书论学之雅、讲道格物之趣，读之如听东窗下世俗饶舌男女背后搬弄是非、骂人咒人，恨恨有声，鄙俗不堪。书中写道，1927年浙江大学设立研究院，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会，鲁迅闻讯托章廷谦等人向蔡活动，失败之后，他写信给章廷谦，对蔡含恨衔怨，信中说：“我与此公，气味不投者也”，其实，民国元年，蔡元培曾经举荐过鲁迅。而对照西方诗人作家思想家之书信，无一像鲁迅这样背后谩骂、散播流言蜚语者。”孙乃修认为，这样的鲁迅，是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可悲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是两种优秀文化的弃儿——既否弃中国仁义道德文化、君子人格风度，也拒斥包括西方人道主义观念、公平态度等精神价值。

孙乃修将中国反右与文革时期发生的政治迫害与思想迫害与鲁迅的杂文做了联系。他认为，鲁迅的杂文，喜欢随意给不同观点的学者、作家扣以洋奴恶少封建遗少叭儿狗走狗落水狗等名号，然后放肆辱骂和恶毒诬陷。这种手法，被后来的政治迫害者所效法，其原理是，先把他人的人格取消，称之为“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于是迫害就合情合理了。他认为，中国大地上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迫害与思想迫害，都借助这种狗概念与动物观念而张狂成势。

显然，经过孙乃修清算后的鲁迅，与被毛泽东涂上厚厚油彩的那个鲁迅有天壤之别。这个鲁迅，非但不再值得尊敬，反而令人反感，甚至厌恶。

有趣的是，在鲁迅遭到自由派学者日渐猛烈的清算的近年，官方意识形态部门对鲁迅也呈现出相当冷淡的态度。大张旗鼓、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已经多年未见。由于腐败、食品安全、环境恶化等问题，社会上怨气较深，让被贴上不妥协地批判现实的标签的鲁迅成为一件古董，是一件不坏的事。这凸显了鲁迅问题的复杂性。

《思想的毁灭》——一本汪洋恣肆的书，就是鲁迅的真相吗？当然未必。

身为中国自由主义旗手的胡适，想必就不会首肯这本书。胡适曾经被鲁迅骂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当苏雪林向其控诉鲁迅的种种恶行时，胡适却坚持认为，凡论一人，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虽然“鲁迅狺狺攻击我们”，但“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本书的纰漏甚至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鲁迅的性格固然有狭隘、偏执的一面，他对许多人的丑诋、谩骂事后被证明并没有道理。但是，他的对手也并非多无辜。如他对梁实秋的愤怒，就起源于梁实秋暗示鲁迅从苏联人那里拿了卢布，而这在当时是可能会要命的指控。鲁迅先被诬指接受卢布，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本书中一字没有提及。此外，鲁迅用化名写作杂文，并非完全是为了躲在暗处骂人，规避当时的书报审查也是重要原因。

书中结尾处，作者用这样解气的口吻描写鲁迅的去世：“两天后，这张刺刺抱怨、咻咻骂人、嚣嚣滋事的嘴巴将永远闭上。”——这本批判鲁迅的书，其文字也实在很有鲁迅之风。

吹笛在湖北

收藏，待读。

有趣的是，在鲁迅遭到自由派学者日渐猛烈的清算的近年，官方意识形态部门对鲁迅也呈现出相当冷淡的态度。大张旗鼓、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已经多年未见。由于腐败、食品安全、环境恶化等问题，社会上怨气较深，让被贴上不妥协地批判现实的标签的鲁迅成为一件古董，是一件不坏的事。这凸显了鲁迅问题的复杂性。


上周我把坛子里，标题含鲁迅二字的帖子，篦了一遍，上溯到八年前，2006年。前年坛子有人就这样看了。从孙传昭先生“文学家鲁迅”出发（当然，以前也有很多人这样提），很多自相矛盾处可以解释了吧。

菜籽

鲁迅过去已经被官方捧臭了
冷落倒是让他回归了正常，人性！

水笺

鲁迅的短篇小说很耐读的，《祝福》《闰士》《孔乙已》都还好，直白又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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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看鲁迅骨头之硬软

张耀杰摘编整理毛泽东曾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那番话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鲁迅研究界之圭臬。许多研究者承此腔调，写了大量文章称颂鲁迅，出版了大量书籍歌颂所谓鲁迅精神。在那片拼命拔高和攀比着赞美的合唱声中，两代知识者制作了一个完美的鲁迅。他们都无视这一事实：鲁迅钻营和领取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长达四年之久。而那些被鲁迅喋喋辱骂为走狗、吧儿、资产阶级学者作家的陈源、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胡适等等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却都没有这份本领。
让我们看看鲁迅的骨头到底是硬还是软。一、首先应当指出这一事实：鲁迅能够拿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笔津贴，并非这个政府主动给他的，而是他通过各种人去幕后活动、向党国权力人物说情才得到的。

他那么严峻叱责别人钻营投靠，然而，在1927年北伐胜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初建之际，鲁迅却通过他的朋友们在暗中有种种趋附和说项活动。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谦、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为他争职位。这是上海“4．12”事件后一个月的事。6月12日，鲁迅致信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向蔡元培去争：“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介石指郑奠，此公指蔡元培）可见他想望职位，却无心治学，心中空荡荡；史学界有顾氏新思维、新成果出现，文学界有胡适新思想、新方法和累累成果联翩问世，他以为文史学问都让胡、顾二人独占了，他似乎已无事可做，只能去研究“可恶”。

不过，他实在渴望这肥缺，此时他不骂国民党屠刀之血腥，不见他义正词严斥骂“屠伯”如何逍遥，亦不见耻食周粟的夷齐风骨。不料谋取浙江大学研究院位置失败。1927年7月28日鲁迅致章廷谦，为未受国民党势力赏识而大怨，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首任厅长），大发牢骚地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为自己未受聘而骂声腾起，赞扬起旧官僚。

但是，骂归骂，钻归钻。同年6月12日鲁迅致章廷谦，因为蔡元培赏识别人，遂对蔡元培衔恨播怨：“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16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是一种争风吃醋心态。若以为鲁迅与蔡“气味不投”，是出于耿介不阿，以为他决不会托人走蔡氏门路谋私，那你就不懂鲁迅或误解鲁迅了。他在信中如此讥骂蔡氏，暗中却继续托人走蔡门路。这里需要插一笔：1912年南京民国政府刚刚成立，鲁迅就托付许寿裳，走当时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门路，蔡元培把鲁迅从绍兴调到南京教育部，由小城的一个中学教员，成为京城政府里的职员，当年就被提拔为佥事，为他谋得15年薪水优厚的饭碗（1912～1926）。对于蔡元培民国初年这一举荐之恩，鲁迅不但不衔恩，反而背后讥蔡。

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值此国家重建之际，鲁迅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亦是绍兴人）。9月19日，鲁迅致章廷谦，告以自己要去上海，再去南京，偏偏拿出不吃嗟来之食架式：“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孑公指蔡元培）他对蔡元培赏识他人而深衔不满，揣测蔡会把职位给别人，自己没份，忧怨酸酸。鲁迅说不去南京“谋饭碗”，此时许寿裳正为他走南京政府要员门路。结果，蔡元培大笔一挥，给鲁迅“特约撰述员”名义，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由国民党政府养起来。他再次受蔡元培恩惠，从蒋介石政府谋到“饭碗”，美餐亦成嘟嘟囔囔、满口怨言的鲁迅“口中物”。得此嗟来之食，他闭上嘴，不骂蔡公把饭给蒋、袁诸人了。鲁迅一生受到同乡蔡元培两次慷慨提携和巨大帮助，皆在他处于困境、渴望履新的人生转折点。辛亥革命后，蔡招他到南京教育部任职。

几个月后，袁世凯攫得政权，蔡辞职而去。鲁迅任职京城教育部，为后来“5．4”新文化运动之际得朋友之助而登上文坛，奠定环境条件。这次给鲁迅津贴，是蔡元培第二次慷慨帮助鲁迅。鲁迅终于得到这笔政府津贴。此时，鲁迅刚从所谓被国民党大屠杀“吓得目瞪口呆”的广州到上海，得到屠杀者施与的津贴，一连领了四年，直到政府不再给，他却从未拒绝领。

鲁迅在不同政权下都享受很好待遇：在清朝被选为留学生，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薪水优厚的小官僚，在国民党政府领到优厚津贴。他几次说自己不是革命者，不是勇士，都是实话。

二、大学院津贴是为支持著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蔡元培说：“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我在教育界的经验》）鲁迅不搞学术研究，钱却照领不误。他领取津贴四年，毫无学术成果，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为谋国民党政府这笔津贴，鲁迅自甘与他讥骂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们争食共槽。倘若陈源、梁实秋等人有此举动，鲁迅会不会用钻营投靠叭狗争食豪门食客之类辞语冷嘲热骂、刻薄挖苦呢？

梁实秋译莎氏戏剧而领学术资助，不是遭鲁迅讥刺、嫌给钱太多么？蔡元培是蒋介石政府上层人物。同年3月28日，蔡元培以主席身分在上海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发动“救党救国运动”、粉碎共X党分子祸党阴谋，4月2日，蔡元培又以主席身分主持上海会议，通过查办共X党分子谋叛案（参见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第869、873页），十天后发生上海“4．12”事件，广州“4．15”事件。鲁迅为谋取蒋介石政府这笔钱，并未因为蔡元培反共而不去请托。这种态度印证鲁迅此年文字表现的倾向蒋介石国民党立场（例如几个月前即在“4．12”和“4．15”事件之后鲁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文字竟然诬陷顾颉刚“反对民党”）。这种政治秋波，似乎应当受赏。

同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去上海同居，从此年12月开始拿国民党政府这笔津贴。12月18日日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翌日致信邵铭之：“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他先前对蔡元培的满腹幽怨和讥讽，被这笔津贴化解。这津贴相当于当时私立复旦大学教授月薪200元的一倍半。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共四年一个月，鲁迅从国民党政府领取14,700元大洋。当时黄金一两约30元，这笔巨款相当于490两黄金（据刘心皇统计）。按一元兑换100元人民币计算，这笔钱相当于147万余元。拿国民党政府津贴，是鲁迅晚年的重要行为，颇见其处世做人之实利态度和两重人格。鲁迅穷困么？一点也不。仅据他的日记记载，1929年，他从北新书局收入8,256元八角三分四厘版税。这笔巨款，加上政府津贴，此年收入高达11,856元，相当于复旦大学一位教授五年薪水。

鲁迅很有钱，但决不拒绝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钱这东西，多多益善，鲁迅似乎和它没仇恨。鲁迅从来不穷，却喜欢诉苦叫穷，酷似小家子。1928年7月10日致翟永坤，说他翻译是为“糊口”。这显然不真诚，实意在多赚钱，却说为稻粱谋。谁能责备人家为糊口而做点事呢？可是，如果一个知识者为赚钱而做事，能有文化大气度或学术大贡献么？12天后，即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鲁迅说了一点实话：“我生活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天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了。”既然生活不困难，何必装出为“糊口”而翻译的可怜相？想以翻译多挣钱，何必用糊口做掩饰？

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鲁迅再次承认经济状况很好，毫无糊口问题，“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鲁迅月月拿政府津贴，还为区区稿费叫苦。1929年8月7日致韦丛芜，抱怨北新书局不给《奔流》杂志稿费：“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这抱怨“何苦如此”，似乎透露他在为报酬而做事。腰缠数万贯、版税月月来的鲁迅，对远方朋友和日本人却装出一副穷苦相，把翻译、编书说成“为糊口”，似乎装成无产者容易博人同情。例如，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现除为《译文》寄稿外，又给一个书局在选一本别人的短篇小说，以三月半交卷，这只是为了吃饭问题而已。”钱已很多，还想多挣，却言不由衷。12天后，即2月7日，鲁迅致曹靖华，又说：“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这是应一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两信所言之书，即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个月后，即3月23日致曹靖华谈译《死魂灵》，鲁迅又诉苦：“这是为生计，然而钱却至今一个也不到手。”此时他的版税收入，每月高达六、七百元，还说为生计。同年6月10日向日本青年增田涉倾诉“生活困难”：“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云云。此时，他已腰缠六万大洋。他死前谈到出外疗养，对冯雪峰说：“其实，也不能长期疗养，我就只有为了海婴教育费的一点储蓄。”（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67页）这个号称无产阶级作家的左翼阔老头就这么爱装穷诉苦。这性格是否缺点钙或缺点男人骨头？

三、鲁迅多次讥骂胡适，然而他暗中奔竞大学院津贴这一行为，使他再一次与胡适构成文化性格上的强烈对照。1927年10月，蔡元培邀请胡适担任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胡适断然辞谢：“大学委员会之事，我决计辞谢。”主要原因在政治性质和理念。胡适在10月24日致蔡元培信中，强烈反对大学委员会两项宗旨──设立劳动大学和推行党化教育，特别是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 ‘直尺’？”6月27日致蔡元培信，胡适已坚决推辞过：“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大学院薪水优厚，希望拉到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然而，胡适有自己的思想原则和立身大义，决不拿原则去与金钱和地位交换。他坚决辞去“中华民国大学委员会委员”职位，并表示今后不出席会议。鲁迅呢，此时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去钻营大学院津贴，且抱怨蔡元培冷落他，而且鲁迅没有显示自己有什么思想原则，对“党化教育”无异议，对“屠刀”亦无抗议。胡适立身处世那种思想原则，图谋津贴、怨悱不已的鲁迅有么？鲁迅拿到津贴便悄然无语，显然是个处世看重实利、没有高远思想者。

他在袁世凯政权下恭顺听命，在蒋介石政权下暗领津贴，与人混斗不见大，都显示这一性格。此外，胡适还曾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谢绝两小时的中古思想史课薪水：“一来是因为我在文化基金会是专任，不应另受薪俸；二来是北大为两点钟而送我教授半薪，殊属浪费，此例殊不可开，即有此例，我也不愿受。”（《胡适之先生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2月7日。）胡适看重理念、道义，断然辞谢金钱、地位。拿了政府津贴，接受大学院聘书第三天，鲁迅去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观点马上不同：“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在一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

他不仅把文学与革命脱钩，削砍革命二字，而且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文学口号及其宣传者。他认为，参加革命和“共了产”之后，文学家命运同样苦难、“处处碰钉子”“要吃苦”，这一观点显示拿了津贴的鲁迅此时此刻对共产革命怀的否弃心态和立场：“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后，“他又要吃苦了”。对共产革命和革命文学持的这种观点，是他接受政府津贴后的一种微妙回应。他不知，文学家参加革命后的苦难命运，根于这种革命不是以全民族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为目的，而是建立以阶级偏见和歧视为基础、以剥夺个人自由为特色的专制社会，事实上每个人皆无自由，必然发现“理性和现实不一致”。不久后鲁迅秘密加入左联，又把革命与文学挂上钩，讨伐不革命的人，不顾自己将来“共了产”依然“要吃苦”的命运。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南京蒋介石政府大学院这笔钱，鲁迅心很虚，怕火一样躲避这一事实，不敢承认。

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他居然否认其事：“大学院一案，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以说不到‘去不去’。”有人知道他在拿政府津贴，鲁迅却否认，竟说那是“造谣言”，所以说不上去不去上班。拿着钱却怕人，又不肯承认，对帮他谋职的这位朋友也说谎，可见心虚。心虚而说谎，何如不领钱，让良心和人格受此窘伤？难道金钱比人格宝贵么？既领钱，又护脸，这种心性者能不在文字中躲躲闪闪么？又焉能有磊落态度、坦荡襟怀？此信谈创造社太阳社批判他：“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他讥刺革命作家（第四阶级）如何不好，自己却在暗拿政府津贴。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陈子英），鲁迅谈卖文难以为生：“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可是他却痛讥创造社人士开咖啡馆，殊不知人家也要生活，需要自力更生，哪有鲁迅拿政府津贴那种路数？1931年12月，国民政府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贴。翌年3月2日，鲁迅致信当初帮他走蔡氏门路获此津贴的许寿裳，承认四年不劳而获，对政府不再给这笔津贴，他表示没有怨言：“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所谓“绝无成绩”“没齿无怨”，均见亏心，四年前浙江大学研究院不给他职位，大约知其不治学问，却想拿钱。一个怨恨太多的人，说出这话，可知便宜沾得太亏心。

此时，14,700大洋巨款到手，从他嘴里换得蔡元培念旧之言，先前之怨言“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无影无踪。四、1930年，前太阳社作家、此时已是左联成员的杨村人，显然看不起左联领导人鲁迅这种两面通吃、两面得利的双料行为，于是撰写和发表《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讥刺“鲁迅大师领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鲁迅读到此文，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亦不敢大骂那是谣言，他不敢吭声。四年后，即1933年底，他写《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否认曾领政府津贴。鲁迅处世做人，实在比任何人都艰难困苦，其心灵和人格被个人的欲与利、实与名这种种名缰利索撕扯得苦不堪言。既图实利，又图美名，既要拿钱，又要脸面，鱼与熊掌，两头均沾，如此处世，焉能不苦？如此做人，岂能不下等？鲁迅在这封公开信里报复杨村人：“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这就是说，鲁迅不能讨论问题或批判杨氏观点，于是又满嘴“鬼儿子”“叭儿狗式的狺狺”“废话”等等辱骂性粗话。他承认要嘘杨：“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所谓不值得反驳，是没有能力反驳。“嘘”字活现一副骂人嘴脸。

他用政治八股套语，把杨《离开》一文说成“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其实，自打嘴巴的是鲁迅，因为小资产阶级打小资产阶级旗帜，名正言顺，倘若小资产阶级或小地主偏要打无产阶级旗帜，那才是自打嘴巴。鲁迅指责别人“动摇和自私”，听上去却像自讥。他有什么资格坐在上海客厅嘲笑身经枪林弹雨的杨村人“动摇和自私”呢？鲁迅敢上革命战场显显自己的不动摇不自私么？鲁迅揪出往事，即1930年杨村人以“文坛小卒”之名在上海《白话小报》发表《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

所谓汤饼会，暗刺1930年9月17日左联为鲁迅50岁祝寿事。据史沫特莱记述，地点在法国租界荷兰餐馆，吃的是西餐大菜，鲁迅兴致勃勃，携妇挈子，早早来到。到场者百余人。杨村人此文反映左联一大批作家对鲁迅的厌恶和轻蔑。例如，他提到鲁迅领“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津贴事，可见左联青年们鄙视鲁迅这种实利主义人生态度和两头利益均沾行为。三年后国民党政府撤销津贴，鲁迅手上似觉干净，回过头来算帐。为躲避他领政府津贴这一事实，他竟然歪曲杨氏原话，诬蔑杨说谎：“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杨氏原文是： “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鲁迅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共获14,700元巨款，这是铁的事实。

这样，读者就会明白，鲁迅歪曲杨氏原话，因为原话是事实，他无法否认，也不敢面对，又没有骨气拒绝这笔钱，一直拿到对方不给为止。拿了政府津贴，却装作清白人。杨说的是事实，鲁迅却要报复，手段是把杨文“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改为“南京中央党部”，把 “奖赏”改为“文学奖金”。拿了钱却不敢承认，百般遮掩。鲁迅骂杨村人“动摇自私”，他自己坐在家里每月舒舒服服拿“敌人”兼“反革命”政府300大洋，又没有杨村人“父老家贫弟幼”之负担，可以信口挖苦杨村人对父老弟兄的顾念之情。这种心地行为，高尚还是卑劣？对领取政府大学院津贴事，鲁迅1931年2月5日致荆有麟信，用过同样手法即偷换概念以否认事实：“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谓开书店，鲁迅确实用“三闲书屋”牌号出版书籍。他的版税虽没有一个月万元（这是鲁迅夸谬法即把事实故意夸大以显荒谬），但年收入之高，却超过万元，例如1929年，仅据日记记载稿酬和版税收入，高达8,256元，加上大学院津贴3,600元，高达11,856元，相当于一位大学教授五年收入。所谓中央党部文学奖金，是鲁迅自造的名目，他写此信时正在领取政府津贴。大学院也罢，“中央党部”也罢，编辑费也罢，“文学奖金”也罢，总之鲁迅缺乏骨头或气节，从蒋介石政府手里领取金钱，这是铁的事实和硬的实惠。

他谩骂杨村人“动摇”、离开革命战场、是“革命小贩”，杨却从未卑躬屈膝从国民党政府那里领取一分一厘赏钱。如果鲁杨二人位置对换，鲁迅会用怎样的词语辱骂杨的人格和行为呢？所谓“往莫斯科”，也是此时鲁迅向往而且积极准备的事，第二年他到北京，就是为秘密前往莫斯科，去见高尔基，去开苏联作家大会，此事亦非别人诬蔑。再看鲁迅在公开信中如何表白自己为革命忍气吞声：“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话太假。需注意两点：一，他说当时一声不响是为革命，这是矫饰。他决不是肯为革命忍受牺牲的人。

他对人有仇必报，包括左联同人，例如廖沫沙、田汉、徐懋庸、周扬、夏衍等等，为何对杨村人的揭露之辞一声不响呢？因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他正领着钱呢，为继续领钱，焉能不闭嘴？如果他不忍气吞声，敢写文否认“教育部大学院”每月给他赏钱，杨氏必撰文揭露和证实这一点，鲁迅必暴露做人虚伪而人格破产，革命高调难以再唱。他所以闭嘴“忍受”，不是为革命，而是为自己。谋求并领取蒋介石政府金钱，而且否认自己领取政府金钱，把所谓鲁迅“骨头最硬”之说敲得粉碎。

鲁迅很会走后门夤缘请托这类旧社会手段。20年代出国热，鲁迅想把其弟周建人送出国。1920年8月16日，他去蔡元培家走后门，不遇，遂致信蔡氏，请他帮助周建人出国留学：“今晨趋谒，值已赴政法学校，为怅。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听讲，本系研究生物学，现在哲学系。自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华法大学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拟请先生量予设法，俾得借此略术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五天后，鲁迅又写一信致蔡，再托其弟留学事：“舍弟建人，未入学校”“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第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给也”云云（《鲁迅佚文全集》）。1932年“1．28”后，周建人被商务印书馆解雇。3月2日，鲁迅转了个弯，函请许寿裳走蔡元培后门，使其弟得到“续聘”，回商务印书馆工作。这年8月1日致许寿裳，鲁迅讥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 “胆怯”如鼠、“不特可哂，且亦可怜”，他自己却为其弟进此馆而奔走党国大员蔡元培门路，去向王云五说情。讥完商务印书馆老板十天后，请看他8月11日日记：“买麦酒大小30瓶，九元四角。”当天下午，带着这些酒，与周建人登蔡家门送礼并取回聘约也。

蔡元培对鲁迅弟兄可谓仁至义尽，鲁迅背后和笔下却对蔡氏不敬，却又攀缘这高枝，加以利用（这暴露蔡氏个性弱点）。鲁迅走后门谋个人和家人利益，与胡适不肯为儿子托朋友谋工作，又构成强烈的文化心性对照。这种种对照，难道是偶然的么？

ironland

4# 水笺
上了语文课本的白话文，都让我厌烦透顶。

菜籽

语文课文过去与政治捆绑，美文确实太少！

水笺

4# 水笺
上了语文课本的白话文，都让我厌烦透顶。
ironland 发表于 2014-12-13 07:35

文言文，我也是这感觉。什么《叶公好龙》之类。

水笺

语文课文过去与政治捆绑，美文确实太少！
菜籽 发表于 2014-12-13 12:29

这介你说对了。过去，中小学课本，除了读点鲁迅的的小说，还有什么那怕有丁点意思的文章？，连朱自清的散文也没有（除了背影）。想想那些强迫让人读，背气的文章，现在都恨不得一拳挥过去。

ironland

文言文，我也是这感觉。什么《叶公好龙》之类。
水笺 发表于 2014-12-13 13:21

小石潭记、与朱元思书什么的比较舒服。逍遥游是不是课本上的？不记得了。

鲁迅的文章，总觉得满面黑簇簇找人晦气似的。大概我和他的文章是天生八字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