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

　　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
　　———关于腐败的想象
　　
　　陆建德
　　
　　人人贪图分外的好处，自己服务的对象也是尽力盘剥的对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法律法规，尽可以商议变通。对人的基本行为的预期已经与腐败的想象掺和在一起，密不可分。一部虚构的瓦赛浪漫史，不经意地写出了多少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
　　　　　　
　　近年来，齐如山(1875—1962)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杰出贡献已渐为内地读者所知。他的回忆录最初是在1950年代中期的台湾问世的。1989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了该书的内地版，印数少，删节多(主要集中于第13章《谈家常、离开北平》)。去年辽教“花生文库”再版了《齐如山回忆录》，远胜于宝文堂的版本，所删部分补回不少。但是正如编者在“编后记”中交代，“正文基本未作删改”，书中还是残留了一些缺乏自信的省略号，它们都该由这“基本”两字来解释了。
　　不像中国旧时文人，齐如山的著作都不是引证经史讲大道理的。他自幼读书之余就好观风问俗，对“社会中实在情形”尤多究心，这种求知的方式可以说是“不由恒蹊”了。齐如山对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触，因而被称为“近代掌故的活辞典”。本文只是撮要介绍回忆录中个别有关回扣和社会腐败的事例，同时结合广为流传的瓦德西和赛金花的故事，来看百年间世道人心的变与不变。

　?1　一位厨子的故事
　　学生的行为体现不出是非感和责任心，在价值取向上与他们憎恶的于八如出一辙
　　
　　先从齐如山在京师同文馆的经历说起。同文馆是为培养翻译而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最初只招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几年后增设科学馆，招收满汉学员，年龄大大放宽。齐如山19岁时由翁同騄“交办”入馆，在馆学习约5年，时间当在甲午与庚子(1894—1900)之间。义和团进京后，除了杀洋人，还要杀与洋字沾边的二毛子、三毛子，同文馆师生只能星散。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因而也可以说是北大前身了。
　　齐如山进馆前，就对这家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非常熟悉。他哥哥竺山已经由李鸿藻保荐在同文馆就读，馆里各种情形都是家中谈资。洋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只负责教务，并不能引起艳羡。管理馆内各种不动产的4位中国提调官，才是令人眼红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结婚，很多人还是有科名、着官服的文官，他们精明世故，立即注意到提调官是肥缺：同文馆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回扣。或者说，他们对非分的好处，有一种非凡的嗅觉。
　　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是一顿1两银子，定得极高。学生吃饭一桌6人，每桌饭菜合6两银子。照市价，6两银子的酒席可以上大盘大盘的燕窝鱼翅，而同文馆的餐桌上只是有些鱼肉罢了，一桌开销恐怕不到2两银子；包办厨房的厨子于八，通过虚报就餐人数、索取回扣等种种手段，每天的进项可以多达200两银子，合4个大元宝。这笔款子中一小部分大概是孝敬提调官的，其余都被于八鲸吞。就这么一个普通厨子，已经为自己捐了个候补道台，还给儿子捐了个郎中，钱肯定是从学生伙食津贴里克扣下来的。不过，这个于八意识到自己出身寒微，面对那些恶狠狠地要他侍候的“先生们”(厨子对学生的称呼)，还不敢穿官服、戴官帽。齐如山写道：“这种腐败的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其实中国捐纳的弊政一直可以追溯到秦代，汉代典籍中就多有买官的记载，中央政府不时以卖官来解燃眉之急。
　　回忆录中还有一些与厨子于八相类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地位不高、收入高。一种是部院衙门里的杂役，统称经承(经承中有一类叫“火房”，不知于八算不算)。他们见到级别最低的官员也必须站立，但是他们经办具体事务，握有实权，人人要往他们手里送钱行贿。例如经承中的书办，熟谙《大清津》，善于立名目，找条例，不论办什么事，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一支笔，各级官员只有在他们起草拟定的文稿上书押署名的份。中国社会腐败难除，吏权侵夺官权是原因之一。梁启超在他早期的《变法通议》里就写道：“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
　　另一个横财不断的行当是炉房。各省交解户部的帑银运到北京后，先要交给炉房验定成色，化开另铸。成色不足的，地方解运官必须补足。于是炉房时常借成色低来敲诈，补交的银子则由炉房与银库的工作人员分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政府税源流失，无所作为。中国当时没有国家银行，也没有统一的国库，一直到1906年才设立官商合办的银行。在无数票号、钱庄和私营银行的包围下，财力单薄的户部银行(后称大清银行)维护不了国家最基本的利益。清廷就像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大象，无数像于八那样的饕蚊尽情吸食它的鲜血，轰然倒地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先生们”的又如何呢？他们一进馆每月就有“膏火银”3两，这是当时官学的惯例。过个一年半载，如果学业有所长进，银子再加3两。齐如山入馆两三年后每月有12两银子的进账，那时翰林做家教，月工资也只有8两银子。同文馆学生待遇从优，纪律却十分松弛。不少学生在馆里挂个名，一个月去取一次膏火银，虚掷光阴。难怪入馆也要夤缘奔走(齐家兄弟就是例子)。学业则无人认真查问。据说有一名学生俄文学了13年，总算把字母表记住了。在馆里真正长进大的，反而是那些向学生学习中文的洋教习。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对膏火银的态度有了转变，意识到发给学生廪膳银两“不但无以坚向学之诚，反足启喻利之渐，非所以重士也”。(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第1章第17节)
　　齐如山对他昔日的馆友，似无好感。他们中不少人自由散漫，多市井习气。有人擅自把餐桌上的白糖、鸡蛋带回家，厨房不得不多加提防(例如把糖直接洒在炸糕上)，学生见状就使泼耍赖，手法多端无耻，几难置信。有的常逛窑子，半夜回到馆里就叫开饭，给厨房的管理带来很多不便。馆方决定建饭厅集中就餐，竟有学生以自由的名义强行抵制，即使后来勉强去了，还继续使出各种花招与厨房方面恶斗。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听任炭火烧着，也不加水，硬是把火锅锅底烧化。一天晚上火锅烧化了30几只。需要添饭，就远远地把空碗往厨子身上扔去，接不着就砸在地上，餐后一地都是破碎的瓷片。他们越是不顾脸面地吵闹，厨房经营成本越高，越吃不到燕窝鱼翅。厨子心里怎么会对这些“先生”存一丝一毫的尊重呢？种种关于厨房贪渎的猜想，并非全是疑心生暗鬼，然而最使读者感慨的是，学生的行为体现不出是非感和社会责任心，他们现在不会据理力争，将来更不会犯颜直谏，满肚子只有破坏性发泄的能量，一举一动依然是主我自私，在价值取向上与他们所憎恶的于八们同出一源。整个社会吃回扣已成惯例，学生的怨气仿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么多的好处，居然被你于八拿去了，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来吃亏！如果利益一致，他们和于八立即成为共谋。难以想象的是学生中绝大多数已经是有科名的文官。
　　日本的洋学馆成立于1855年，比同文馆早7年。当时日本一些倒幕勤王的志士为学“兰学”(西学)，几乎不惜性命。为什么洋学馆与同文馆有如此的差别？我们至今还难以回答。
　　
　　2?一位德国军需官的故事
　　齐如山不免由这位德军粮台想到自己国家的官员：他们不记得做官的责任，只记得做官的虚荣和权力
　　
　　让我们把话题从厨子于八转到一位德国军需官。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北京城内也处处设坛，同文馆停办，齐如山暂避河北老家。他于阴历六月底回到北京，发现很多建筑已被烧毁，“整个北京，已经不成世界”。联军进京前后的几天，城内大乱，齐如山的记述很让人难堪，他说多数劫掠是中国人所为，主要抢的是当铺和粮米店。后来秩序恢复，齐如山请原同文馆德国教习柏罗恩(时任东交民巷守卫军司令)开具一张通行证，从此在城里行动无碍。此时的北京如何得以治理，从回忆录中可以得到粗略的印象。其实这是研究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的极好切入点。齐如山懂一点德文，与德国军人交往较多。当时一位负责采购的德军“粮台总办”正在求购木柴。齐如山为之牵线，很快办妥，价钱、运费都由中方的掌柜韩某说了算。韩某在战时还赚到钱，十分感激，就把这位德军翻译介绍给北京商界各种人物。齐如山自己趁机开了“义兴局”，生意还做得十分顺当。德军有各种货物(大概包括抢来的“战利品”)等候处理，也需要购入各种货物，从砖瓦木料到绸缎布匹，无所不有。“义兴局”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齐如山做买办，好像不大光彩。其实对此难作简单的道德判断。如果当时的北京人都拒绝与联军有任何商业往来，联军势必会强行征用军用物资，中国百姓将因此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德军采办官员梅星先生的见解。这位“粮台总办”还从一个当时普通中国人料想不到的方面，给齐如山上了一课。
　　梅星先生在齐如山帮助下购得木柴，就给他一笔利钱。齐如山出于中国式的习惯，要给梅星先生回扣，不料对方回绝得非常干脆，还借机把从小与于八们周旋的齐如山带到一个陌生的价值世界。他说：“你用不着谢我，你不要以为我是和你通同作弊呀。……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梅星先生是不是揩公家的油，卖方当然最清楚。与这个德军粮台交往一多，齐如山大有感触：
　　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待商人还是很厚道，我也绝对不特别多要钱。我没有应酬过他，他例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
　　德军侵华的一切费用最终都会算在索赔的清单里，但是我们也不必因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残酷性而无视梅星先生的存在。齐如山不免由这位德军粮台想到自己国家的官员：他们不记得官的责任，只记得做官的虚荣和权力，“说起来真堪浩叹”。写到此处，齐如山仿佛忘记了那个于八，他称不上官，身份或许在普通百姓和官衙里的胥吏差役之间。但官员毕竟也来自产生于八的社会土壤，就如梁启超所说：“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
　　梅星先生怎么看齐如山，那是无从知晓的了。齐如山与克林德纪念碑(即一战后移到中央公园的公理战胜牌坊，现中山公园的保卫和平牌坊)有干系，修建这块中国人眼里的耻辱碑的工程队，是他和同文馆同学程绍唐介绍的，两人各为此拿到1万多元。这笔巨款算是取之有道吗？是哪一方付的？账上是什么名目？
　　
　　3?赛金花的故事
　　国家存亡之际，士人关心的居然还是宫闱秘史，没有现成的，就新鲜现制
　　
　　齐如山认得赛金花，因此把他的回忆录与新出的《赛金花本事》(刘半农等著，人大出版社，2006年)一并评论。后者岳麓书社在1980年代就出过，现在改头换面出现于坊间，应该是还有市场吧。
　　赛金花与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采信，但是它的各种版本流传之广，是值得我们追考其原因的。据清末和民国年间颇有争议的人物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笔记》记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南海紫光阁办公，赛金花在丁士源带领下女扮男装，欲以拜谒瓦德西为名游览南海胜景。因瓦德西不在，不克入内。第二天，丁将此事告诉钟广生和沈荩，钟沈二人“遂各戏草一稿，一寄上海《游戏报》李伯元主笔，一寄上海《新闻报》张主笔，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说成活现逼真”。这就是赛金花与瓦德西所谓“情事”的缘起。当时正是国家存亡之秋，而士人关心的居然还是宫闱秘史，还要听《后庭花》，没有现成的，就新鲜现制。这也许跟中国文人从唐代起就有冶游的风习相关。稍后《孽海花》又推波助澜，那就不必说了。到了1930年代，各式各样赛金花题材的作品又纷至沓来，赛被说成“女界先觉，爱国代表”，夏衍甚至要借她的故事来“揭露汉奸的丑态，唤起大众注意”。这类作品大都受刘半农、商鸿逵师生根据1934年一次采访整理的《赛金花本事》的误导(既然社会上传说纷纷，赛金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乐得顺水推舟，确认她与瓦德西的特殊关系，不过她只是不陪宿的“书寓”罢了。幸好她说的瓦德西进京时间完全与史实不符)，招来物议也是理所当然的，批评者主要考虑的是民族气节问题。鲁迅说赛“被封为护国娘娘”，流露出他对追捧者的鄙夷。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则指出，面临日本的侵略，中国人应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演绎各种赛金花“瓦全”的故事，不利于国人同仇敌忾。应提而未提的问题是：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瓦德西宠幸赛金花的故事是否可信？
　　我认为《赛金花本事》里最有价值的是齐如山的文章《关于赛金花》。与德国粮台交往颇深的齐如山恰恰是根据他对德国人的了解来推断，两人的情人关系绝无可能。而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很多比较文化的内容来。
　　齐如山熟知赛金花，据他自述，在庚子辛丑年间，每周都会见到她一两次。原因之一是赛金花虽曾作为清廷公使洪钧的小妾在德国生活过，她的德语实在“稀松得很”。她想做德国人的生意，要办事就找齐如山帮忙，而后者自己在同文馆学来的德语“仅能对付弄懂而已”。可见赛金花的语言水平(且不说她的文化背景)根本不可能胜任欧洲人社交场合的应酬。齐如山直言，她当年在北京德占区(南城)，只是老鸨母的身份，绝对见不了克林德夫人。她与德国军人确有点来往，但都是少尉、中尉这样级别的军官，连上尉都很难搭上，因为上尉已是一连之长，“举行上便需稍微慎重”。瓦德西有联军司令之尊，更不可能与妓院沾边(曲江春的《赛金花轶事汇录》甚至说赛金花“日夜陪伴瓦德西，骑马招摇过市，红极一时”。作者的前提是瓦德西官大，不必讲体面)。这就涉及到一个以往容易为中国人所忽略的问题，即越是地位高，行为上公众的要求也高(西文中有一固定说法：“贵人行为理应高尚”)。而依照我们过去熟悉的思维模式，权高就有资格任意胡为，非得滥用才显得出势大。至于影响如何，那是不必考虑的，“老子毙了你！”齐如山还从对公事的态度来看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他说，即使赛金花见过瓦德西，她也绝对不敢商议国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各国公使都必须秉承本国政府意旨进行”。瓦德西个人不能答应各种请求，而被枪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善后处置，也断不会由他的遗孀私人来决定。热衷讲述这无聊故事的文人实际上是和赛金花差不多的。他们自己公私不分，并贸然假定本来就没有公私之分：瓦德西与赛金花有染，处置国家大事必定曲为私情；克林德夫人听了赛金花一席话，放弃了杀人报仇的要求。
　　所以无数关于瓦赛私情的描写，都是国人关于腐败的想象。腐败徇私在他们的笔下，无非是人之常情。齐如山的批评来源于比较的眼光和对公共性的认识，因而切中要害：
　　外国统帅与中国前些年的统帅不同，中国统帅下边的都是他私人，可以随便给他介绍妓女。外国的副官则绝对不是这样情形，当的都是国家的差事，这样的私事他决不敢做。中国人认为瓦帅的属员可以给他介绍拉拢者，大概是看惯了旧日中国的情形，所以才有这样思想。
　　他还写道，不能凭私心来处理国事，这一点“平常国民不知道，尚无不可，若小说家、诗家、文人不知道，便有点说不过去”。齐如山这里的用语已很重，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平常国民”与“小说家、诗家、文人”的差别远不及平时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他们生长于同一个社会，受同一种价值观念的熏染，有些基本的前提是一致的，只是自己未曾意识到罢了。
　　把我们熟悉的行为投射到外国人身上，他们的言语举动我们看了也十分亲切。例如赛金花说，德国兵要把慈禧的肉“剁成一块一块，晒成了干子带回国去，方能消恨”。这些德国兵都像是奉王伦之命在梁山脚下开酒店的朱贵，杀人后精肉切片做成乾子，脂肪煎油点灯。赛金花曾夸耀，瓦德西在北京第一次见她就送两套衣服，还取出一个小箱子，装了1000块现洋，还耍派头说：“东西很少，请先拿去用吧。”这个德国司令变得活像曾繁在《赛金花外传》第10章提到的天津显宦杨某，他要捧赛金花，头一次见面就留下“茶金”1000两，后来几百几百的“缠头”还络绎不断。曾朴在《孽海花》里数次写到中国人如何吃回扣，笔端有谴责之意(他借洋人毕叶之口讽刺道：“贵国采办委员，这九五扣的规矩是逃不了的。”公使因行为欠妥被敲诈，彩云利用亲手交付罚金的机会捞取5000马克)。但是即便如此，他笔下的外国人还是逃不出中国式想象的窠臼。瓦德西在圣彼得堡与彩云第一次见面，也是送一只宝石箱，里面装有一对“精光四射”的钻戒，钻石足有“五六克拉，似天上晓星般大”。这等行为，有点像买卖婚姻里送彩礼、付聘金。更可笑的是小说里德皇腓特烈三世的皇后维多利亚(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亲王阿尔伯特的长女)说起话来竟有中国的江湖腔：“我平生有个癖见，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龙跳虎踞的精神，颠倒乾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英雄而不权诈，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诞，就是泥美人。”
　　联军进京后有很多抢劫行为，但是细节上也有扑朔迷离之处。赛金花自述，瓦德西常对她说：“宫里的东西，你喜爱哪件，尽管拿走，没有什么关系。”语气里宫中器物尽是他的私产。而瓦德西在1900年11月12日的报告中却表示：“余将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所有太后陛下所用之卧房及住室，全皆特别划出不用。”(见《拳乱笔记》)民国罗?融的《庚子国变记》可为佐证。瓦德西入居仪銮殿，“整队入宫，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
　　从民族受辱的经历中得到教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兼弱攻昧，古今皆然，只是方式不同。不能吸取教训，只有永远弱昧下去了。在我们想象中，德国军队就是董福祥的甘军(不能守住京城就在城中大掠，连大学士孙家鼐家也被抢)，一样不受纪律约束，因而一样不堪一击。实际情形如何，恐难与我们的成见相符。齐如山《关于赛金花》一文中倒有两个细节，可以帮助读者对德军的了解。其一，齐有一次与赛金花和几个德国中少尉由前门大街去天坛，两位德国军人刚从保定来京，赛金花对他们说：“这都是我们的占领区。”当时的南城由德军管辖。齐听到“我们”二字，甚感刺耳，那两个德国人则沉默不语，交换个眼色。那小小的动作背后，蕴涵了微妙的道德评价。其二，联军进京后，有一些中国人狐假虎威，依仗自己(或主人)与外国人有些接触，就趁机敲榨同胞。赛金花手下有一个叫刘海三的被德国人逮捕，齐如山受赛金花的请托去找新任北京“知府”的德国人科德斯。这位“知府”得知齐来说情，就说刘的案情很重，不能通融。他还加了一句：“他毁害你们中国人啦。”言下之意是这种败类怎么还值得说情。齐如山看到那里关押着不少人，“大多数是倚仗外国人欺害中国人的，看了非常伤心”。读者也有伤心处：监押室里外的中国人都缺少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公共与法制的精神。这种亲友犯法后的请托，至今依然普遍。有事找关系，这已成了国人的本能行为。后来这个刘海三被执行枪决。就在两年后，赛金花也涉案(逼迫女子卖淫致死)被逮捕，她家里人在外面上上下下地化钱打点，几乎淘空了家底，最终的判决极轻：罚款三钱七分二，发解回籍。有趣的是在试图解救刘海三的过程中，赛金花和齐如山都没敢往德国“知府”身上塞红包。
　　
　　4　一件亲闻的轶事
　　我们假定人人都可收买，就像瓦德西
　　
　　末了还得讲述一件亲闻的轶事。欧盟一官员到某省谈资助项目，工作结束后当地有关部门招待出游，欧盟官员说明费用自理。到某著名景点，当地官员为显示待客之诚，坚持请贵客入住1万美金(说明实际只收80美金———这1万美元的价格是虚是实？9920美元的差额如何补足？补足后宾馆实收多少？)的“总统套房”，对方再三谢绝，仍不能如愿。第二天上午，欧盟官员对接待干部(即轶事讲述者)说，他昨晚做了个总统梦，梦中自己变成了齐奥塞斯库。
　　这“总统梦”3个字背后，又有丰富的弦外之音，挖苦乃至抨击远多于自嘲。可惜讲述者未能听出。招待必须讲排场，“热情”待人，吃好住好，必有回报。人人都是厨子于八，人人贪图分外的好处，自己服务的对象也是尽力盘剥的对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法律法规，尽可以商议变通。对人的基本行为的预期已经与腐败的想象掺和在一起，密不可分。一部虚构的瓦赛浪漫史不经意地写出了多少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不知己，不知彼，100年就这么过去了。变化很大，也不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