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瞧不起小词的创作

梅茗

读词笔记一则

说起古诗词，人们多把二者一锅炖，或当作一家比肩两兄弟。

我原来以为诗词虽有差别，也就是西装革履与休闲服家居服的区别罢。近读叶先生《论词学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发现自己原来的认识还是想当然耳。诗词形式上同是韵文美文，但实际上，二者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啻天壤之别。
三苏文章英雄，老苏游历丰富，但他就是不为勾栏井边的婉转轻唱所动，不只自己不写一首歌词，估计这严父加严师是严禁两个儿子接触这类被时人视作“艳科”、“末技”，讥之为“淫靡”、“郑声”的小词的。想想今天家长不让孩子接触电子游戏的事，亦不难理解老苏用心。事实上，大苏小苏在出川之前，皆无一首词作。

陆游自己写词多多，但在自己的《长短句序》中却说：“乃有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原字为左提手，右边上合下艹），因书其旨，以识吾过。”

甚至宋词学家王灼也在自己的《碧鸡漫志》里忏悔：“顾将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此亦安用？但一时醉墨，未忍焚弃耳。”

早先也知道李清照以词闻名于世，然并未获时人肯定。但不知道宋人对歌词是这样的歧视。网上搜来这段，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点。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云：“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就是说，闺中女子并把李清照当作正面模范。

直到上世纪的人们，如顾随叶嘉莹两位，少时都未曾跟师长学习过小词，而是后来自己接触而喜欢而去研究的。

（中间陆王两例抄自叶先生文章中）

梅茗

唐诗宋词岂能相提并论!!!  
现在的中国人总喜欢把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一谈到唐诗就说起宋词。总相互比较而且还以诗词类比唐人宋人的性格。有人把唐诗比作一个翩翩少年，有人拿宋词比作一个委婉少女并沾沾得意以自喜。唐诗宋词它的大环境不同，其性质不同所以这种比喻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幼稚可笑。

唐人张蠙《下第述怀》：“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名从近事方知险，诗到穷玄更觉难。世薄不惭云路晚，家贫唯怯草堂寒。如何直道为身累，坐月眠霜思枉干。”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对于唐朝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写诗是多么的刻苦用心费力。唐朝的贾岛在初赴京师路上骑着驴还推敲诗句，以至于撞上了韩愈大人的仪仗队。可想其作诗多用心卖命。

唐朝“以诗取仕”对于唐朝读书男人来说，写诗是主业是一生的追求。唐朝男人靠写诗出人头地，靠写诗扬名立碗，靠写诗敲开仕途的大门，靠写诗实现人生价值。所以诗歌里寄予太多沉重的东西，唐朝男人写诗也格外用心费力，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宋人也认为唐人写诗格外用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阮阅在《诗话总龟》《古今诗话》中说：“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用这种精神写诗，近三百多年那么多人能写不出几首好诗吗？

余冠英和王永照在《唐诗选》中说：“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唐朝”以诗取仕，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朱奇志在《唐风宋韵》：“唐朝以唐诗而闻名，唐诗因唐朝而兴盛，这是一个近乎于绕口令的文字游戏，但它却包含唐诗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浑然一体的亲密关系。” 以文史家自居的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

唐朝是诗的时代，诗的地位至高无上。唐以诗取士，唐朝男人做诗功利性极强，故唐朝诗人把诗当作猎取荣华富贵的敲门砖。所以唐朝诗人们携诗作云集长安，多方奔走，热衷于推广自己的诗。以求扬名立万，名利双收。唐朝整个所有知识分子都写诗如果不出一些好作品那正常吗？唐朝有近三百年如果不出几个写诗能手那说得过去吗？唐朝诗之发达是和唐朝以诗取士制度分不开的。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说：“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

宋朝科举除了诗赋外，主要考的是经义、策问。宋朝不是只是“以诗取仕”，更不是也“以词取仕”，写诗做词都属业余爱好，宋朝文人士大夫文化精英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词歌做曲上，写词只是宋人闲暇之时娱乐之作。唐人写诗是沉重的， 宋人是写词是悠闲的。

宋朝人并看不起词，词在宋朝文人一直被视为“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词在宋人文体中属于下流，有词就有曲，词和曲是离不开的，“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尔。”“其实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也。”（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全称“曲子词”，“曲子”、“词”都是它的简称。宋词是宋朝社会的里巷俗曲，宋朝文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所以宋人把词称做“诗余”，也称为歌词、小歌词、小词，总之词乃“小道”。在宋人看来能写诗会做词不算什么大本事，诗词只不过是“薄技”“艳词”“小技”“末技”“卑体”。诗词不是载道的工具，不是能治国平天下的技能。在宋朝赫赫有名的词大家柳永柳三变、张先张三影在七卷《宋史文苑传》当中竟没有传，在近百人当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这说明词人地位是极低的，宋词在宋朝文体中属于最卑微的最下流的地位。

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宋人张锥在《题梅溪词》中说：“世之文人才士，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有能以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不流于施荡淫污者，未易以小伎言也。”宋人晏几道在《小山词跋》说：“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宋人张炎在《词源》中说：“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宋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说：“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宋朝文坛盟主欧阳修曾后悔自己“嗜酒歌呼”在娱乐之余做歌词。在《答孙正之第二书》中说：“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宋朝大诗人陆游也轻视词后悔自己曾作过词并抑制自己词方面的创作。在《长短句自序》中说：“（词）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大文豪苏东坡也是有些轻视词的，认为词乃“闲居之鼓吹”，在《与杨元素书》中说：“录得公明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

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王安石竟嘲笑当朝宰相晏殊作小词。晏殊虽然喜欢做小词但也也认为自己做小词不妥。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晏公（晏殊）曰：‘贤俊（柳永）作曲子么？’三变（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晏殊）：“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朝写词大家柳永拜访他，说他也做词他就不高兴了。

周泽雄

文学史上，不少题材的发达兴旺，都不见得与主流人士的提倡有关。文学的发展原本具有自发性，罗贯中写小说时，根本没有人重视，但《三国演义》完成了，也就奠定了不朽。元人写杂剧，似属被逼无奈，仕途无门，不得不在勾栏瓦舍讨生活，但本子写得漂亮，也就有人赞叹“《西厢记》天下夺魁”。《古诗十九首》都不知何人所写，显然少有人提倡，但后人发现了，鉴赏了，作品也就得到了认可。

艾叶

宋诗典雅冲淡、意境幽远，确实要高出宋词许多啊。假如宋诗是佳茗，宋词则是甜汤。宋词常常只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而宋诗佳句中的意象之美，则是“无我之境”。

老李北海鱼

文学的发展原本具有自发性，同意，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越来越独立。

梅茗

这倒也是。
古代读书人瞧不起小词，可能也与儒家传统有关。夫子就对擅长文学的子夏诸人评价不高。
古人视为艳科郑声的纯爱情诗，不包括那些明显借男女话头酒杯浇自家君臣际遇块垒的托喻诗，获得的后人同情可能更多。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古代读书人多多少少也受道家影响，万幸的是，他们没有把言之美全都摈弃。而人心里对优美的文辞的喜爱，是自然而然的事，春花灿烂，任是无情也动人，岂闭目就可了事。苏子晚年眼睛不好时，还要说“无数心花发桃李”。而词之美，实在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事。

梅茗

抄书：

叶先生说，中国旧传统之文评家，往往将诗词中所有关于女性的叙写混为一谈，因此过去之说词人才会将小词中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或者任意比附于古代之风骚，或者推源于齐梁之宫体，或者等拟为南朝乐府中的西曲及吴歌。然而事实上则这些不同的文类中，虽同样有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但其所形成的美学之特质与作用，有些极大的区别。（《词学新诠》69页）

叶先生借鉴西方女性文论中对作品中女性形象之身份的讨论，对中国诗词中的女性描写分别作了论述：
一、《诗经》中所叙写的女性，大都为具有明确之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之女性，亦大都以写实口吻出之。这些现实中的女性，基本上并不具什么象喻性。
二、《楚辞》中叙写之女性，大都为非现实之女性，乃大都以喻托之口吻出之。出于作者有心之托喻。一般皆有较明白之喻旨可以推寻。
三、南朝乐府中的西曲及吴歌叙写之女性，则大都为恋爱中之女性，其叙写方式则大都是以素朴的民间女子自言之口吻出之。大多为现实中女性之情歌，也无象喻色彩。
四、宫体诗中叙的女性，大都为男子目光中所见之女性，其叙写方式乃大都以刻画形貌的咏物之口吻出之。诗中女性大多是被物化了的女性，作者写时，很少有主观感情之投入。
五、唐人宫怨和闺怨诗叙写之女性，大都为现实中具有明确之伦理身份的女性，其叙写方式则大都是男性诗人为女子代言。又两种情况，一为现实生活中女性所实有的空虚寂寞之怨情，另一种是假托女性之怨情来喻写男性诗人自己不得知遇的悲慨。前者近于诗经中的弃妇怨妇，后者近于楚辞中的女性形象。

六、《花间》词中所写的女性，乃似乎是一种合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她们是现实中之女性，但她们却并无家庭伦理中之任何身份可以归属，而不过仅只是供男子们寻欢取乐之对象而已。作者也就是这些寻欢作乐的男子。其写作重点乃集中于对女性之美色与爱情之叙写，而“美”与“爱”则恰好又是最富于普遍之象喻性的两种品质，因此《花间集》中所写的女性形象，遂以现实之女性而具含了使人可以产生非现实之想的一种潜藏的象喻性。（《词学新诠》72-74页）

梅茗

继续抄书：

元好问在《论诗绝句》评秦观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秦观诗之被评为“女郎诗”，又被评为“诗似小词”，都足以说明“词”较之“诗”乃是一种更为女性化的语言。西方女性主义文评家特丽.莫艾曾指出一般人总以为，男性所代表的乃是理性、秩序和明晰，而女性所代表的则是非理性、混乱和破碎。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言志之诗与载道之文等作品，当然更毫无疑问地都是属于男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小词却大力证明了这种混乱而破碎的语言形式，不仅不是一种低劣的缺点，而且还正是形成了词之曲折幽隐，特别富于引人生言外之想之特美的一项重要的因素。

叶先生还引入了西方“雌雄同体”、“双性人格”之说。比如男子失志被弃之感，他们往往籍女子口吻来叙写，所男性诗人之需要此一“弃妇”之形象实较女性诗人为更甚。因此“弃妇”之诗所显示的遂不仅是两性之相异性，同时也是两性之想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