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思安闲聊

2014-12-11

思安闲聊

周诗淳

社会的病态，是个人的病态引发的。
一个人嗜好权力，想到的总是让更多的人任凭他（她）支使；一个人爱钱财成为了嗜好，往往不去考虑他（她）究竟能够享受到多少，一般都损人利己地谋取……
我是医生，喜欢从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世人的病，可以大致分为：管出来的病、贪出来的病、捧出来的病、骗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肏出来的病、医出来的病。
其它的病，人们一般都知道。只是捧出来、骗出来的群体类疾病，也许需要在下提醒；医出来的病，知之者甚少。诸位不妨听我聊聊：

自古以来，中国嗜好权力的人及其文化走狗，总是愚弄百姓，鼓吹什么“真命天子”
、＂一统天下＂、＂历史使命＂。不善于分析事物的知识分子，往往看不穿把＂真命天子＂換成＂时代赋予＂的骗术……因此，在世界史上，中国改朝换代的革命最多！死的绝大部份是无冤无仇而互相厮杀的士兵、无辜的老百姓。
如长春围城，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一共饿死10到12万的老百姓＂或"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其原因是：＂长春国民党守军和解放军中间有一个死亡地带，国民党不让回去，共产党不让出来，＂。＂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人。(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怎么就这么无人性啊！
在外国，似乎不如我们文明的尼日利亚，为了能看到球王贝利的精湛球艺，在国内激战的双方居然能自动停止战斗两天……
也许，现在仍然会有人说：长春围城，是因为＂解放＂、“统一”的需要，是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为了长治久安的普天下文明——可是，我们的中国官员——＂只有中国拒绝过她＂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我帮德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的德蕾莎，却能在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时走进战区，把战区里的妇女儿童带出去……

从尼日利亚人停战看球，到科索沃内战放妇女儿童
出战区的事实，我想说自己＂耻为中国人＂，又觉得不妥，不过实在要说：＂作为中国人，实在太不幸了＂！当国人被毛泽东愚弄成的＂愚＂变为了“忠”的基础后，我也像像世界名曲《梁祝》的作者陈刚一样，为了"忠于毛主席"，亲手“撕掉自己父亲的相片”。可以说，为了忠于毛泽东而六亲不认的事，在中国大有其人！
真的，我们应该痛恨所有骗人的宣传、教育！！

我说毛的不对，不单是事实，还有书可证——聪明人更难忠于……为了便于管理，统治者就要愚民。从《毛泽东选集》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熟读《老子》并多次自然而然地用了该书的原文。他参考了老子的治国论调——《老子·第三章》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他采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包括全国知识分子中许多精英在内的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录自《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这就是“使夫智者不敢为”的作法。《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是前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上将萧克、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著名作家韦君宜、著名学者于光远、原毛泽东秘书李锐、原中纪委副书纪李昌等辑录的。从该书的《一段公案的由来·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一文里可以看见——“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

愚民，太可怕了！即使在和平年代，被长期愚弄的人民，也是那么的唯命是从——除了农民放下农活去＂土法上马＂，筑建土高炉炼钢，全国人民都投入了＂大战钢铁! 超英赶美＂的激情中。笔者当年在读高小，淸楚地记得：在＂为1070万吨奋斗＂的号召下，居民、农民，纷纷将柴刀、菜刀、火铲、锅铲……乃至箱扣捐献去炼钢的事彼彼皆是。后来，我家傍的县电影院后园的高炉傍，长期堆放着很多莫名其妙的＂钢铁＂。如此折腾，以致＂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我知道：在四川，李井泉之流为了捧毛泽东“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发动＂全民大战钢铁＂，不惜荒芜田地却大量调走四川人民的糊口粮食，凭空杜撰＂三年自然灾害＂来搪塞自欺欺人的＂大跃进……＂。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我亲眼见到了真正的人吃人！

中国人真的不幸：首脑人物极其错误的决策致国民在非战争年代大量死亡和为首脑争权而大量死伤无辜百姓的战争，似乎历史性的受不到拷问、反思，成就的是运动历史的"圣祖……"、＂伟人……＂；甚至还有被西方视为＂黄祸＂，而各族争捧为祖先的＂天骄＂
。他们，都是完成＂历史使命＂，＂推动历史发展＂
的
＂巨人＂，＂功不可没！＂没有他们，＂中国的历史暗淡无光＂。

为了树立其絶对权威，皇权文化总是处处替统治者着想。如五行的次序，不提＂木火土金水＂，偏按＂金木水火土＂排例。这是因为金，像徵权力，克木；水，生木，供金克；火，虽然克金，但是被临近的水克，而且又要去生临近的土，所以对金形不成任何威胁。即使换一种形式排例＂五行＂，也不敢触犯天威，而且把金的位置安排得更为恰当—— <<三字经＞＞，写的是＂曰水火，木金土＂。金，处于土生，克木之中；水，排在五行前面，形成一开始就去克火的状态，解除了金被火克的威胁。
如果按照五行正常相生规律，排例成“如环无端”的社会生态链，情况就不一样了：将＂金木水火土＂变成＂木火土金水＂，就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成了“如环无端”的生态模式，而不是唯金专制、独大其余的失衡状态。
因为金独大，相互制約的五行模式也被破坏了——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种五行相克规则中，由于金，越位专权，自不受克……这种有悖自然规律的排例格局，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可统治者就是喜欢；他们因为被捧为＂真命天子＂，相信可以用＂风水＂来调……

由于嗜好权力，统治者一般精于＂驭人之术＂，经常想的是如何规范天下人的思想，以便服从他的专制，而不是努力开启民智、改善民生。如明朝，对程朱理学起到了“承先启后”作用的“理学殿军”刘宗周，就是用理学误国的典型人物——崇祯皇帝处于天下大乱，万般无赖之下，准备让传教士汤若望制造先进火器，他竟然坚决反对，说什么“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主张将夷人（外国人）汤若望“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死抱理学谬论不放，说什么“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
大家不要以为古人灾难之时强调“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思想）之患”
迂腐可笑，单说一例现代有了＂思想＂的不可思议：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发生的7.8级大地震，共有15621人死亡……＂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们岂止可笑 ——＂当时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云南地震队的《通海地震工作总结》，本该是一份对通海地震最权威、最真实的总结材料，然而等杨杨拿到手上才发现，这份纂写于1970年4月的文件，全文只字未提地震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状况，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面对全世界对这次地震的关注，我国的新华通讯社却只在1月7日播发一条简短的消息，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一九七0年一月五日凌晨一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送往灾区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10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甚至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而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因此，“''''''''''''''''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通海县的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还。''''''''''''''''在这样的环境下，拒绝外援，各灾区纷纷退款、退粮、退物——这成了救灾的''''''''''''''''主题'''''''''''''''' ”。（请见＜＜云南信息报
＞＞2010-01-06 报导：＜＜40年前通海7.8级地震万人丧命＞＞）

和平时代 “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灾难时期各级领导共同愚民——-类似史实，最应该写入教科书，让子孙后代早日突破＂为尊者讳＂的瓶颈——以免再出现＂杀富济贫＂式的＂改朝换代＂，被＂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伟人任意＂运动历史＂——国人的愚昧，是有根基的——当代学者李中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一文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的确，文化大革命毁灭自已的文化，搞乱自已的政治的荒谬绝伦行为，就凭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马克思加秦始皇”（《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的毛泽东称赞聂元梓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王. 张. 江.姚等人的操纵，是绝对不可能在全国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程朱理学皇权教育的流毒太深——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示天下，全国人民效仿……《毛主席语录》竞成了全国各类学生的课本，是程朱理学一切“都在圣贤书”里的翻版，是国人愚忠领袖的体现。这种由国家领袖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发动全国人民自我毁灭文化，自我搞乱政治…….的“革命”行动，在美英法等先进国家搞不起来吧？
文革时，“毛主席万岁”、＂无産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政治宣传铺天盖地于公共场所、书刊、商标……无産阶级皇权政治的“理学”充斥生活，学生的作文首先讲究政治思想性；无疑是朱熹之流发展董仲舒之流的皇权理论在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延续。不幸的是，当今，很多地方仍然将也可以培养奴才的、根本不能代表孔孟之道的＜＜弟子规＞＞不加批判地灌输给成人、学生——
《弟子规》也算是一本好书，她教人做孝子贤孙，勤奋学生；彬彬君子,诚实文人。不过，她的最大缺陷是：与孔孟之道极度鄙视＂乡愿＂（好好先生）的＜＜论语＞＞大相径庭，教人做好好先生；不利于培养学子向邪恶作斗争的胆识，有碍学子从小养成疾恶如仇的习惯。对于恶，《弟子规》虽然明确解释说：“有心非，即是恶”("有心非"即存心干坏事)，但却又告诫弟子“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扬人恶，即是恶。”——总之，“不关己，莫闲管。”这，对维持所谓的“和谐社会”确实太有用了！这，不是在教人做好好先生、为统治者们（非公仆们）培养顺民吗？这，不是把＂不敢说＂的百姓，变成了＂不想说",甚至＂不会说＂的良民吗？
对于“恶”与敢于“疾恶”，除了孔孟之道（绝非朱熹编篡、集注的＜＜四书＞＞那一套）的精典著作《论语》《孟子》所记载孔子、孟子及其学生们不做好好先生的言行外，孔孟之道的《礼记•儒行》也有专门的记载：
“儒有今人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诌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儒者在现在的人群里生活，志向却与古代的圣贤相结合；他们今世的行为，后世将作为榜样。他们生不逢时，上司不提拔，下级不举荐，谗言小人结伙危害他的时候，他们的人身会受到危害，但是他们的志向是不可能动摇的哟！他们虽然处于危险境地，日常生活中也始终伸张他们的抱负，仍然不忘记群众的疾苦啊！）”——“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
这与＜＜弟子规＞＞那
“……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简直截然不同的两种处世态度。
孔孟之道的处世精神，更可见于当代出土的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篇，记录鲁穆公问孔子的孙儿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始终指出领袖的缺点的人，可以说算得上忠实的属下哟！”
）
《论语》多次斥责“乡愿”。对于孔子痛恨的“乡愿”（好好先生、伪君子），《弟子规》里根本没有提及——好好先生、伪君子比比皆是，他们的伪善似乎给社会增添了和气；但是，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安定！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孔子的品格述略》说：“
孔子有时也能十分粗野，《论语》就记载他老人家有四、五次当着人面说出很刻薄的话。他那种粗野，今日的儒家都不敢表现，都办不到了。孔子恨之入骨的就是那些善恶不分的好好先生，那些伪善的''''''''''''''''乡愿''''''''''''''''，他说那是''''''''''''''''德之贼 '''''''''''''''' ”。
《弟子规》的拘谨风格与《论语》大异。如孔子教学时，当他向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提问，要他们＂各言其志＂的时候，曾皙还不张不理，坐着鼓瑟自娱。当孔子对他发问“点，尔何如？”
曾皙(点)却仍然弹他的琴，最后才“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如此怠慢先生，董仲舒、朱熹之流，早都扬起教鞭打人了……）
孔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皙却说出了似乎与“志”无关的玩耍之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而孔子对于这与“志”似乎无关的玩耍之事，却赞许说：“吾与点也！”
孔子这样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为当今世界先进的多元化教育所推崇；与现代"教育为无産阶级的政治服务＂那种为统治阶级愚民的教育方针，真是天壤之别。200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执行局会议决定，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奖励在教育、文化等方面贡献卓著的各国人士。
不幸的是，与古代的犬儒一样，当今的犬儒也无视孔孟之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髓，仍将＂朱熹的孔子思想＂来＂规顺天下人的思想＂。其实，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早就指出：＂朱熹的著作极多，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政治势力作一派学问的护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唯谨，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归结，
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民国：《〈传习录〉，注释本绪言》）
对于儒学的传播，当今还有应该注意的问题。如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姚中秋在「秋风访谈：＜＜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说：张之洞则第一个发展了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从而既为改制拓展出空间，也坚守了中国之道。张之洞所设计的“癸卯学制”贯彻了这一思想。如果坚持下来，也许可以避免20世纪的诸多灾难。可惜，蔡元培之流掌权，迅速摧毁了这一教育体系，让中国教育走上反中国文明之路。"
没想到当今竟然出了个贬蔡元培的教授！
蔡元培先生＂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这里，仅例举一件
＂学界历来公认蔡元培开中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之先河"的大事——他成就了儒之圣者梁漱溟：
1917年，蔡元培校长聘年仅24岁的梁漱溟先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旗帜鲜明地向蔡校长说：“我此来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傍的事”。1915——1919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孔孟之道已成众矢之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先生发动和主导的新文化运动正席卷全国。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摧古狂涛中，“众多的儒学耄宿噤若寒蝉”时，梁漱溟先生却于1918年举起“研究东方学”的旗帜，连续几天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启事，“征求东方学者”，“为研究东方学发其端”。紧接着，他又在北大哲学系发起“孔子哲学之研究”这门课，在每周二、五进行讲演答疑，宣称“往世的思想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要通过对孔子之道和儒家精神加以新的探寻和弘扬来求得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新生”。可以说，青年时代的梁漱溟先生就已成为捍卫孔孟之道的中流砥柱了——即使是1919年成立的《国故》月刊社，也只局限于坚持文言写作，为旧礼教道德辩护，不具创新思想；而梁漱溟先生却敢于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
的《新青年》杂志挑战。他因为感到“有很大压力”，则于1919年“在这压力下产生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初稿，1922年正式出版。该书打破了当时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一元论”，使国人从“彻底否定”或“彻底保留”的文化迷茫中觉悟，以至仅四年之内就再版六次，还传播海外。因此，梁漱溟先生成名天下。在这之前，因为军阀混战，大量百姓无辜死伤，流离失所。24岁的他，就写了《吾曹不出苍生何》，并自费印出，发给有识之士，呼吁组织“国民息兵会”。这，说明青年时代的梁漱溟先生已显示出“民为贵”的思想，一派“当任不让于师”的儒者救世风范。
蔡元培先生不但不反对孔孟，而且——他在德国留学五年，回国任中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时，虽然迫于形势折衷地说“‘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但那毕竟是违心的话。他对于孔孟之道的评价是——他在《刘半农先生不死》中写道：“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学者心理上的进展状况，是最好没有的了。”
；“刘先生可谓实践孔子所说‘知之’、‘好之’、‘乐之’的三境界，可以为青年求学者的模范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写道：“孔子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
借“西化”来维护孔子、孟子的文化地位。蔡元培先生对孔子是有特殊感情的。在他续娶黄仲玉时，结婚礼堂正中红幢缀以“孔子”二字，改洞房为会场，大作学术报告! 仅此，可见其尊孔重学之甚。
蔡元培先生任政府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始终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秋风教授却说"蔡元培之流掌权，迅速摧毁了这一教育体系，让中国教育走上反中国文明之路"！
可是，秋风教授认为应该＂坚持下来＂的“癸卯学制”，却实在令人不安了——＂癸卯学制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不准设立女子学堂，所以蒙养院教师无法由学校培养。蒙养院保姆只能由经过训练的育婴堂乳媪充任，他们是一些文化层次极低、封建思想浓厚、缺乏近代科学知识的妇人，蒙养院教育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古今历史，正是那些想当皇帝、享特权，成＂大师＂、当"代表＂的私心误了国家、害了人民。这正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人弗洛姆”、“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所说：＂直到今天，许多社会都只为少数人利用多数人的目的服务。为了不让多数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少数人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和威胁了他们自己）。因此，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标与人性的目标一致时，社会才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增加罪恶。"
又如博学的康熙皇帝明明知道孔夫子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是真理，并且对他的近臣张书玉说：“理学名目，彼此辩论，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讲学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学也。”然而，他却看上了朱熹理学“臣之于君，竭其忠诚”、“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及“格物致知”而“不役其知”等一系列专门规范天下人思想的理论，为皇室利益而师心自用，仅以做忠臣、良民、迂夫子、书呆子的“理学”来对待全民教育；对朱熹讲学而著名的岳麓书院颁赐了“学达性天”匾额，并下圣旨用朱熹那一套来“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化旧民为“新民”，以顺服清庭，从而实现他子子孙孙都当皇帝的私心。然而事与愿违，清朝用了朱熹的理学作为教育与“科举”的法定教材、标准答案后，反而江山日衰、不得昌盛。正如当年用了＂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作天下所有学生的教材后，天下大乱……最后，又软硬兼施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宣扬什么＂青春无悔……
＜＜毛主席语录＞＞之所以能骗得天下绝大多数的学生稀里糊涂地去＂活学活用＂，甚至传播到外国做＂革命火种＂，当然也离不开无良文人的吹捧……。（很多人不知道，钱钟书之所以文革无损，成为大师，就是因为他英译了"红宝书"------也让助长了毛泽东做＂世界领袖＂的心理，不顾国人饥饿、贫困而不断地用巨额财物去拉拢第三世界国家……) 正如董仲舒为了讨好汉武帝说“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朱熹为了谋帝王师，进一步奴化一切成就归功于皇上的“义”，说“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一样，为尊者永远有人捧。＂为尊者讳＂，似乎永远是一个禁区；尊者，往往盖棺也难定论。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高度重视恩格斯后来所说的“人类本身的和解”呢？没有战争，难道人口的增加就无法解决吗？各国用于军备的巨款用来向太空、向海洋发展，用来发展农、林、牧、副、渔，而不是转基因……用来优生优育优教，人类会饿死吗？
最应该令人深思的是：世人为什么总是在“各为其主”上做文章，跳不出类似“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始理念，不从“生命”＂生存＂的角度动脑筋？不仔细想一想，古今中外那些在大人物们支使下，相互厮杀的士兵……究竟哪一方是本来该杀的坏人？
持“各为其主”观点的人，应该从人性的角度上，而不是从狗性的角度上思考……否则，还会不动脑筋的为主子杀人——只有狗才不分善恶的唯命是从！
如果永远把战争作为一种＂艺术＂来回顾、欣赏，甚至称隆美尔之流为＂英雄＂；如果士兵们永远唯命是从，仅把自己认为是“战争机器”上的锣丝钉，甚至仅是“战争机器”上的铁分子，那是文化的悲哀、人类的不幸！
世界各国如果将备战的巨款也用于教育，广义的教书育人：全方位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让他们看穿把＂真命天子＂換成＂时代赋予＂的骗术，变异人类争王争霸的劣根性；培养天下学生
“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使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成为铁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人们的德性——成为普天下人的道德需要时，那时的士兵——战争还打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