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unchuanzhao 于 2011-11-26 07:59 编辑
立场与学识
——再说徐贲的公共写作特点
不久前，陶东风在评价徐贲的新著《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广东省出版集团，2010年9月）的《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一文（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766.html）中，除了强调徐贲著作表达了强烈的公共关怀，还概括了徐贲著作的特点——我国知识分子公共写作中罕见的特点：“可以非常‘随意’、非常灵活地把西方理论（可以是政治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的、心理分析的，等等），和一个具体的中国社会问题或现象联系起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陶东风举例：在《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一篇文章中论述什么是和谐社会，徐贲就援引了“十余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并且这些理论的运用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其实，早几年许纪霖也曾赞赏徐贲著述这个特点：“（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封底）我在《勇敢地谈论道德：》一文（刊于《社会家茶座》，第36集）中，谈到徐贲众多著述共同的特点：
不管徐贲自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是在追求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的学术理念。与这种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有一种共同的、难以分割开来的价值观：人的自由具有不可剥夺的价值——人的主体自治价值、他人的幸福也就是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目的一致的价值和人类各个成员有平等尊严的价值。关于这三种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在徐贲的著作中随处可见。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注意力在于推荐徐贲著述的内涵，并没有继续论及他的写作特色。拙文想接着陶东风的书评，再谈点与徐贲的写作特点可贵之处。
徐贲在《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的序里，谈到了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所收的教育——“希腊思想”研究班（seminar）的研讨，阅读、讨论古希腊以来的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社会政治的“伟大著作”，如何使他这个文学研究者阅读和写作方式和目标，变化而深化、体会到文学的公共性，追求理性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尽管徐贲就学美国正值布鲁姆撰写《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那个时代，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大学职业训练和实用主义传统倾向更加严重（欧洲的大学人文精神也日趋衰弱）。尽管今天我国学者也提倡人文教育和极少数大学设有综合性人文教育科目，可是单就我国目前的学术出版物（特别是大学的学报）来看，我国与欧美大学的人文教育的质、量和目标都不能同日而语。陶东风在评价《傻子与英雄之间》时把始终追求公共关怀、“敏感地切入当下中国一系列尖锐的公共议题”作为徐贲著述第一位的可取之处，拙文所想强调的却是徐贲著述有我国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所稀缺的业余与专业的结合、学术性与批判性相结合的特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每天诞生层出不穷新奇的反映社会病理的事件。随手举个例子，写这篇文章的今天是2011年3月22日中国msn网的头版的热点如下：
红会要求重塑形象
隔日查捐款
[贫困小学只接受红会拒社会捐赠]
[红十字反驳郎咸平]
海关三公预算超5亿暂夺冠
铁道部多官员落马
部分中国人团购美土地
二手房抄底队杀回通州
天津泳池触电3死多伤
温州富商组团赴沪豪赌
包N奶准院士涉贪被刑拘
28岁投行女白领病逝
杨洁篪会见越外长谈南海问题
卡恩又曝性丑闻
美遏华战理论已试牛刀
记者探访韩战争博物馆
杜双华前妻对万言书很高兴
红会违规开发房地产
沪指涨0.45%报2778点
午后最大看点
资金流向
廊坊出限价令:封顶9000元
有华人处必有高房价
8年72名亿万富翁死亡
当年冰棒钱如今值5千元
达芬奇:我们说进口就是进口
喝牛奶不如喝开水
很容易从这些热点中挑一个民众关注的来评论，可以写就一篇具有强烈公共性的文章。随着近10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病状恶化、这类事件的同步增长，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数量也急剧增长。陈舒劫在《网络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的反思》（《二十一世纪》2011年6月号，31-41页）以2009年的“绿坝事件”为例揭示了这一增长背后隐藏着一种畸形倾向，指出在当今中国，因为“批判知识分子”是“独立性、勇敢的、英雄性的、烈士般的、苦难的、反专制权力的、又是博学的、敏锐的、深刻的。”“同时还具有道德上的崇高和知性上的优越。”（陈援引自刘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一文）——即具有一种身份符号的象征，因此，我国“知识分子作为‘阐释者’的转译功能被肢解，……对象征资本攫取的冲动破壳而出，” “熙熙攘攘地奔着‘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圣像而去。”（39页）我想，这也是因为我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中（每年民间网络上要遴选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学院人比媒体人多得多，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学院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争取更加广泛的读者和争取自己的学术成果合法化、正当性两种目标进行并行的、相互促进的双重追求。
陈舒劫的文章本身也和徐贲写作特点有类同之处——建立在众多的西方学者知识分子论的文献基础上。文中，陈援引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尖锐指出“绿坝事件”隐含着某些公共写作者凭借制造特定的文化符号消费而获取文化象征资本的意图：“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真正的‘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陈舒劫行文措辞还是很客气、委婉的，实际上隐含这样功利性意图的话，根本算不上公共知识分子。暂且不论潜在写作目的，这种倾向至少表明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时评写作，追求公共有余，学理性严重不足。陈舒劫引用贝内特（Tony Bennett）的话强调：批判性思想，必然有不同形式专业知识在其相应的领域有所贡献。（36页）因为缺乏学理，不仅在绿坝事件中，在许多“与民众共同质疑的话题上，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宽度和深度。”（33页）在这里，我要再度借用陈舒劫在文章中已经引用了的戈德法布（Jeffrey C.Goldfarb）毫不掩饰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满的话：“公开讨论的质量低劣是我最担忧的问题。”（40页）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也只具有普通市民那种义愤，以常识性的判断力来议论的话，就丧失了其知识分子原有的知性权威。前几天网络上看到孙歌在某大学做题为“我们要向丸山真男学什么？”的演讲，我不知道她演讲的内容，但如果让我回答这一提问的话，我要说：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学者的代表丸山真男故后10多年，依然还有相当影响力之原因，在于他能运用广博西学理论分析日本社会现实、事件、通过具体的事实归纳出抽象的结论。——这是我国公共知识分子要学习的。去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专题论文集《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5）中文版（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编，潘建雷等译，上海三联）所收的文章也都是为媒体写的时事评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韦伯却不好意思地强调这些文章只是“编年史”，是“编排非常蹩脚的记录的集合”，（3页）“没有提供什么东西”，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专业知识”。（131页）当然，韦伯对俄国革命的考察“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他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最终还是分别被收入1906年2月和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中。韦伯之所以对自己的时评特意表现出谨慎、谦虚的态度，那是因为时评实际就是“当代史”，甚至往往很快在“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就能证明它是错误的或者过分简单化了”。今天，与欧洲史学家不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北美史学家一般都谨慎地不涉足现、当代史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不少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如桑巴特、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也在写作中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不时为报刊撰文，说明20世纪初德国学者要坚守新人文主义象牙塔所面临两难的困境。《论俄国革命》所收的文章也为中国喜欢写时评的学人提供了经典楷模——在撰写时评时，如何在叙述具体事件和事实时做出保持距离的、抽象的、学理性的概括——除了立场，学识也是很重要的。韦伯和以后的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受过德国新人文主义余韵熏陶的公共性写作，都难用“专业”或“业余”来对他们定位。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在《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2005）中,虽然强调坚持社会正义公共立场最为重要，但是作为不可缺的必要条件，面对复杂的社会新课题，知识分子需要追求一种与学院专家“单一的真理”不同的“完整的真理”，但是任何时代都少有现成的“完整的真理”传递下来。”一般的专业学者掌握的往往是“单一的真理”，只是“完整的真理”中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满足于掌握“单一的真理”，甚至“把探索的手段当作目的”。富勒认为，知识分子面临的难题（社会病理、事件）具有历史未曾有之新及其综合性复杂的难度，加上知识分子在作为历史上的个体也不可能掌握人类社会的“完整的真理”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做的事情：“犹如擅自进入别人的领地，摘人家的果子，抢夺别人的成果”。（pp.51-60）换言之，广博的阅读、援引前人的思想成果，也是知识分子必需的路径，除了追求公共正义之外，这是不可缺的一个必要条件。富勒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相信：探索真理的路径，在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往往不止一条。如果把逼近真理的路径加以有限的限制的话，那种路径只是权力庇护下的御用工具。富勒援引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科教授通·斯文森（Don R.Swanson）在20多年前提出的“未发现的公共知识”观点。即只要精细地系统地检索现有文献，有时就能解决一些现在医学研究中难解的问题。因为这些已有的科学研究文献，有些本来并不是针对现实世界，可能是远离我们的现实世界，而且作为现代科学研究，有专一、抽象的倾向。但是，为了有效探索现实问题，不能依存单一领域研究，必须从各种各样的学科文献入手。解决现实问题，就期待出现这种超逾单一领域的研究者的收集、综合起来文献。斯文森自己就通过文献检索一步一步逼近治疗雷诺病（Raynaud's disease）的方法。（pp.83-90）富勒认为发现未曾有的公共性的知识甚至就是知识分子一种生存方式，知识分子要向虚张声势的权威挑战，就要跨学科领域，养成庞杂的阅读习惯。（pp.82-83）所以，徐贲在《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一篇文章中论述什么是和谐社会就援引了“十余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并不是不必要的“掉书袋”。而且从多种学科的先行学术名著中旁征博引，吸取追究事物根源的养料，增强可信性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延伸阅读的各学科的学术名著之线索。现代科学研究细分化趋势的反面，却因为现代社会及人类活动也日益变得复杂，也越来越需要学科综合协同作战。笔者知道自己天赋学力有限，读书的喜好与我国广大追求学术独创性、创建学术体系的读者不太一样，喜欢阅读这种“掉书袋”式大量援引的著作，它们把后学的读者带进了一个艳丽、芳香学术大花园，从另一侧面来看，其中也反映著者用功之勤，（顺便说一下，瓦尔特·本雅明一直梦想写一篇完全是引文的论文，最后也没有实现。但是他的这一抱负，在我国可能要被认为没出息——缺乏独创性。）所以买书、借书之前，首先浏览一下最后的引用文献，以此来判断书的价值。可以说徐贲业余写作的“时评”和“政论”的学术含金量，并不亚于大多数中国国内某一相关学科的专家专业水平。相反，这几年不少学院派的学者争当公共知识分子，大量精力花在时论上，学力正在日益退化，时评的战斗性、说服力也在日益衰退。学者之间就某一事件争论时，大多出现争论者的论据仅局限于自己狭隘专业范围之内，超出范围，彼此都就显得捉襟见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呈现“鸡对鸭讲”的状态。
其实，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指导学生学位论文时，都知道文献回顾的重要性。苏小和在《先知杨小凯》一文中说到，杨小凯当年在狱中苦思冥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之后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张景中院士曾回忆说：想得多但读得还少，是我的弱点。大一时，在解析几何教科书上看到函数方程 f(x+y)=f(x)+f(y) 的连续解只有 f(x)=cx。想到一个确定它全部解的方法，写成论文，居然顺利地在《数学进展》刊出。没有高兴多久，在华罗庚的指点下得知早在1920年德国哈默尔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富勒在《知识分子》中也说，学术创新、进步大多也是一点一滴缓缓进展的，学术论文注释中含有学理的来龙去脉线索，读起来往往比正文论述更加有趣。而公共知识分子也就要从更广的领域入手，威胁御用学术专家的权威。（p.89）
从知识整体性出发，在广泛阅读、思考后写作，还可以尽量避免囿于某一学科、某一学说导致思想上的偏颇，会有更清醒地认识。比如，现在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在教育体制弊端时，兴起一个缅怀民国教育热。有些怀旧文章根本不提清末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中清政府、民国政府教育行政中现代“官僚制化”——国家权力对教育控制，无限美化那半个世纪中大学之运行管理。如果那时代果真有那么坚实“学术自由”好传统，还有今天彻底的“大学行政化”？徐贲给已故的父亲文集写的“编者序言”里有一段话，涉及抗战时期我国大学历史的真实，委婉提出批评：“我父亲是歌乐山时期武大学生……当时的校园并不是一个毫无政治管束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政治不肯轻易放过的思想领地，只是由于教授和学生拒绝放弃他们的思想权利和心灵自由，校园才不至于成为专给青年洗脑的地方。”（徐干生，《复归素人》，新星出版社.2010年，3页）又如，道德和制度关系问题上，徐贲也不片面赞同制度决定一切论，不绝对否定道德的社会、历史功能，他在最近《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马基雅维利的启示》一文中还是坚持先前诸多著述中的立场，强调：民众的道德堕落对社会政治革新也是一个难关，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国民的伦理观念基础上的。
徐贲大量涉足、援引各个学科领域成果的另一个特点：他大多数文章是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叙述和论证合为一体。援引的文献即使非常艰深，徐贲通过自己理解后的转述，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讲故事”，文体变得平易，显示他的“业余性”，而这种“业余性”正是公共性所必需的。与故意为了提高知性深度，增强权威性，模仿欧陆哲学家“深渊”的语言那种学者所写的、避开事实叙述、矫情的政论不一样。能读懂那种读起来拗口、艰涩的文体和容易产生歧义的符牒式语言，只有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圈子里”的同仁了。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的语言表达，也就失去公共性了。因为追求过度抽象论证，徐贲涉足的“超女”、“范美忠”、“夹边沟”乃至“巴甫洛夫·莫罗佐夫”之类的故事都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宏大叙事中。 | 
发表于 2011-11-26 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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