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读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douniwan

当下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特征便是外延的不断扩展，无论是葛兆光教授“从周边看中国”，还是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输入与兴起，均不脱此特征。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从东亚世界的视角观照中日韩三国古代历史，并以之为整体返观中国古代的周边外交，由此总结出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外交策略，其成果不仅拓展了古代东亚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亦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东亚世界”的提法源自日本学界。1962年日本学者松本新八郎、西岛定生和堀敏一率先提出将东亚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中1962年西岛定生教授发表的《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特别是1983年发表的《东亚世界的形成》奠定了东亚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东亚的主体是中日韩三国，亦包括越南、蒙古。按照西岛教授的说法，维系这个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因素有四，即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高明士教授在此基础上补充“科技”，作为东亚共通的文化要素。韩昇教授则将“科技”改为“技术”，另添“教育制度”，使西岛“四要素”增至“六要素”。改“科技”为“技术”并非名词上的随意替换。因为“科技”二字兼含“科学”与“技术”，此二词本身意涵迥异。就中国古代而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体系的建构是有欠缺的，而技术上的发达则是公认的事实。从东亚世界的历史看，中国中原一带的技术如天文、历法、算学、中医，迟至汉代已经乐浪郡而陆续输入朝鲜半岛，并以朝鲜半岛为媒介远播倭国（日本）。到唐代，百济、日本、新罗的实用学科基本都用唐朝的教材。“因此，古代东亚的自然学科理论和技术体系皆源于中国，并受其规范。”（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强调东亚教育制度作为共通的要素则是因为汉字作为率先传播的媒介进入高句丽、百济以及倭国后，“汉字承载的字义解释，中国的伦理道德观渗透于东亚”。（同上）到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在东亚国家逐渐展开，但它的进一步开展和有序的传承则有赖于学校制度的支撑。“从文化形态考察，东亚文化圈完成于唐代。”应该说，对文化因素的强调，是《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的一大特色，作者不同意简单地用册封体制（如西岛定生）、羁縻（如堀敏一）和朝贡贸易（如滨下武志）来定位和解读东亚世界及其形成史，他注重文化上的综合，这也突出了中国学者在东亚世界史研究上的中国特色。
　　然而，中日韩三国的渊源不惟是儒家文化，特别是礼文化所维系。从古代中国来说，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王朝的权力与政治上的政策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西岛教授东亚世界理论所依据的便是古代中国王朝的“册封制度”，而堀敏一教授则以“羁縻”为其东亚世界理论的基础。
　　但名与实的不对等却是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实际现象。册封与羁縻不仅在汉代已经出现，而且有着相当的规模。《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关于册封和羁縻的钩沉证明了汉代以来册封体制的实际存在和唐代三分之二是羁縻州的事实，而书中论述册封、羁縻、和亲及朝贡的实际操作和日臻完善的历史过程，其目的也是要探讨历史表象背后的文化与政治因素。
　　当然不能否认，古代中国王朝的统治者不时会诉诸武力，去征伐周边的少数民族。但是，按照韩教授的研究，征伐却不是构建东亚世界共同体的关键因素。因为当册封、羁縻、朝贡以及和亲能够达到树立权威、震慑周边的目的时，汉王朝和以后的西晋、东晋，直到唐代的皇帝一般都不会诉诸武力。甚至为了达到睦邻友好，他们会主动地以和亲或者在朝贡时数倍地返还，来安抚周边的民族或国家。而后者也会为争取自身的地位而渴望“被和亲”、“被朝贡”。
　　此时，中央王朝的政策不仅践履了孔子“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而且他们会掌握分寸，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与周边民族，与百济、高句丽以及倭国的关系。
　　但很明显，这种外交原则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古代的王朝既无意无限的扩张，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又往往施以怀柔政策。他们是希望占据道德的至高点，以理服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中国式的用道德、用血缘关系杂糅君臣关系构建国际体系的外交原则和政策，充满了中国古典的特点和理想主义色彩。因为一旦国际关系的“利益优先”原则占据上风，或者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血缘关系淡化，君臣关系解体，文化的因素只能成为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关系的附庸。这一点在近现代东亚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展现得相当充分。
　　其实，尽管西岛定生指出，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为基轴而形成（参见《东亚世界的形成》），但在强调中华古代王朝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和传播作用的同时，他也注意到各国的“独自性”。相对而言，韩昇教授则更多地是从共性出发，讨论东亚世界中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也许正是这一差异，也使得《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成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古代东亚世界形成史的颇有独创性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