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穿过红色岁月的阅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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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而在那个年代里，有大量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

    陈家琪，1947年出生于西安市，曾下乡插队，1970年代初，招工时被招进监狱当了7年的狱警。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陈修斋与杨祖陶先生，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名曾经虔诚的红卫兵，陈家琪在“文革”中执著于革命与继续革命的理想。在他的家中，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许多日记，里面记录着诸如“让刘某某忏悔和交待错误”的急切心情，也写到自己第一次在一张大字报上看见“人权”这个词时的讶异……一本本红封皮、印着毛主席头像和语录的记事本，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字迹也时有凌乱模糊，却尘封了那段岁月的气息。

    一代新人的知识营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当时你们这批思考问题的人，主要集中在什么年龄段？
    陈家琪（以下简称陈）：“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思考问题的是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而不是大学生，这很有意思，也值得研究。大约和我们下乡，还是过集体生活，而大学生们已经等着分配，等着拿工资有关。
    他们成立了各式各样的读书小组，系统地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开始读。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反叛者，他对现存的制度、政权总是持有一种批判的、反叛的态度，这在任何当权者眼中都是比较危险的。马克思在德国、法国、比利时都待不下去，只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也是他认为最具妥协性的英国收留了他，给他提供了读书、写作的条件，这本身就发人深思。
    当时的我们完全是空想的、浪漫的、理想化的，但是这里面也真正体现了我们的思想、热情和献身精神。在农村插队期间，有大量的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
    《南》：您到农村插队是去了哪里？
    陈：陕西华县关中平原，最富庶的地方。后来三门峡水库一修，成天要防洪，因为它老是要拦水，泥沙越来越多，水就倒灌。整个关中平原原来是陕西最富的地方，现在是最穷的地方。
    《南》：那个时期，对你们那代人影响很大的书籍是什么？
    陈：“文革”后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与继续革命很合拍，讲的是要原则，不能为统一而统一。它也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使我们从革命造反的浪漫中清醒过来。今天回头去看，也许拉萨尔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思路是有道理的，当时在德国所起的实际影响也好，但“批判”告诉我们的是继续革命，要思考“根本利益”。这在当时促使许多人重新思考问题。我在下乡的时候就读《哥达纲领批判》，不是很懂，但写了一本的读书笔记。
    再就是《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把他们4个人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言论集结在一起，这本书对我们影响最大。一些人开始思考社会制度、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制度、直接选举等问题，大概都与此有关。
    《南》：毛泽东的书对你们那一代人来说，影响很深吧？
    陈：当然。首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我们了解到农民运动的真实逻辑。后来注意力慢慢从毛泽东转向马克思，去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
    《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讲了最重要的几点，一个，工人是没有祖国的，（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的）是世界公民。我记不得是马、恩还是列宁说过，巴黎公社的工人非常可笑，当他们开始起义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你已经是全世界无产者中间的一员了，你怎么还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呢？
    再一个，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就是心慈手软。当敌人已经退到凡尔赛，你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巴黎离凡尔赛很近的，结果人家聚集了力量反击过来。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讲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必须全盘打烂。这导致我们去想，革委会成立以后，旧的国家机器是否砸烂了？新的革委会成立以后还是原来那套运作方式，大家就开始想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那时候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彻底决裂”，一切都要从全新开始，从所谓的“一张白纸”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南》：“工人没有祖国”这种国际主义观，听起来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振奋感。
    陈：当时有一本书叫《南方来信》，就是从越南南部寄出的信，说美国兵在越南南方残酷迫害越南人民，所以很多红卫兵就到越南、老挝参加当地的反美战争，不少人都牺牲在战场上。当局不让去，很多人都是偷跑过去的，那是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人，尽管今天看起来可笑至极。
    那时候连解放台湾都很少提了。为什么？要解放就解放苏联，解放美国，解放非洲，解放全世界2/3受压迫的人，否则目光太短小。也许这就是当时说要教育出来的一代新人，充满献身精神，随时准备牺牲。现在我们这代人已经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不知如何化解心中的情结。或者自我嘲笑，比如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对自己进行一番自嘲式的清理；或者吃喝玩乐，所谓看穿了；或者还想照此教育下一代。总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是共和国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啊。
    《南》：为什么《哥达纲领批判》特别引起你们的兴趣？
    陈：当时要求大联合，以前造反派、保守派都分得很清楚，现在造反派、保守派都不算了，这就有一点像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联合会在哥达开会联合，两个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联合起来。于是《哥达纲领批判》的现实意义就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其实读不太懂，里面讲劳动创造财富、工资制度的合理性、多劳多得，还有什么叫平等。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才叫“旗帜鲜明”？当大家都在迷茫中时，这个话题就很吸引人。
    它给一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的红卫兵提供了一个思想武器：我们现在是不是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好像已经过去了，大家已经忘记应该继续革命，开始妥协了。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南》：看来您当时也很热衷于思考继续革命的问题。
    陈：继续革命继续到哪里为止？这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一下子实现共产主义今天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是理想。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1975年的时候，张春桥写了一篇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1958年就写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一个社会必须有秩序，这个秩序必须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你享有什么权利，这个权利必须以法的形式保障下来。
    当时没有人想到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法权是什么形式，张春桥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仍然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形式，比如8级工等级制，共产党干部分多少级，拿多少工资，住多大的房子，12级以前算高干，团级以上的干部就可以带家属等。这些都是法权，就是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哪级人享受到什么权利。张春桥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应该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它仍是一种特权，受法律保护的特权。
    后来，像顾准他们觉得我们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太重，应该学学英国。英国“光荣革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以法的形式，把国王的权利，把贵族的权利在限定下来的同时，也固定下来，这个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重要的是财产权、继承权等。这样的革命比较缓和，损失很小，就是因为它首先以法权的形式，把一些人享有的特权保证下来了。今天回头看，好像英国的社会变革比较稳定，但是当时我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和英国革命比起来，法国革命彻底很多，上断头台，彻底决裂，与传统一刀两断。
    但法国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还有德国哲学家们把理论的彻底与实践的谨小慎微区分开来却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更注意的是一种“决裂”与“彻底”的精神，而且很抽象。但马克思是赞美这种精神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性，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南》：当时你们看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应该很震撼吧？
    陈：应该说不是很理解。1958年张春桥写这个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合乎毛泽东心目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大家一律平等，实行部队的供给制，你需要什么给你什么，而不是发钱发工资到商店买，可以不要商店，就让一个后勤部门给你发，比如女的就发卫生纸，男的就不发，不管你是哪一级干部。
    其实这只是想象，实际掩盖了大量的特权和不平等。这是在贫穷和封锁消息的前提下可设想出来的统治方式，看起来是稳固的、平等的、合乎理想的。这真正涉及一个法的意识问题。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法的意识，因为法维护的总是某种不平等的差异。我们更相信人，相信人心，所谓良知。
    一名狱警的读书与思考
    《南》：读完马克思的书以后开始读什么？
    陈：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黑格尔、康德，但当时找不到那些书。“文革”刚开始时，抄家和烧书，操场上一堆书，上万册、几十万册书就烧了，熊熊大火啊。当时人非常纯洁，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拿回去，但也有人偷了一些书。不过我身边没有人去偷黑格尔的书，因为没人看得懂，都是偷一些文学书。还有人偷《金瓶梅》之类的，都是冒很大风险的。
    插队的时候，我才从马克思那儿知道了康德、黑格尔，我就记住这些名字。很早就听人说起，“不读黑格尔，要读红格儿”，哪儿有红格儿呀，也不知道黑格尔是干什么的。后来我找到了一本《西方哲学史简编》，在这本书上才发现了这样的人名，确实是黑格尔，不是红格儿。
    《南》：这本书你是从哪里弄到的？
    陈：只要有意寻找，总会找到的。后来武汉大学招研究生，我发现陈修斋老师就是写《西方哲学史简编》中的一位，还有汪子嵩、张世英等人。我当然要考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生了，因为我有这本书嘛，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是被马克思的书哺育大的。
    《南》：70年代初，您离开农村到监狱当了一名狱警，这对您后来的研究生涯有什么影响？
    陈：那是我读书最集中的一段时间。由于要给犯人上课，讲历史唯物论、辨证法，讲劳动改造人、创造世界，讲国际、国内形势等等，基本都是规定好了的标准说法，但总想有点自己的新意，于是就看书。那时候已经有大量“内部读物”可以看了，从布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一直到一些“异议分子”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是个老干部，可以领到许多大号字的“仅供内部参考”的书，我总到他那里去拿，每次都兴奋异常，然后就如饥似渴地读。我也接触了不少的政治犯，对他们的许多话进行思考。
    那时候已经发现许多问题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比如历史唯物论，讲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但如何处理领袖人物的作用始终是个问题，因为那时候还在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再比如劳动本来是很光荣、很自觉的人类活动，但现在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认为犯人只有经过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实际上劳动受到鄙视。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
    《读书》杂志创刊不久，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要读社会这本大书的意思。这注定成为我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对社会、对政治、对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关注。我觉得这才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原初的”或“本真的”事实本身。
    小说读多了，打人下不去手
    《南》：文学书对您有些什么影响？
    陈：我读初中的时候，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差不多都读完了，最熟的是《水浒传》。 高中时印象深的中国小说有《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旗谱》、《风雷》等，但主要是读外国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都读了，特别是俄罗斯和法国的小说。我把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整本抄下来，而且背下来，特别是前面的献词。《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这些当时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决心当一个保尔那样的人，不能爱上冬妮娅。还有《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司汤达也总是挂在嘴边，这些书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还是《牛虻》和《静静的顿河》。
    “困难时期”过后，中国的教育出现一种很奇怪也很美好的景象，学习负担不重，没有高考的压力，我们在读大量的课外书，学习只要能应付过去就行了。政治活动虽然多，但大家热情高，喜欢过集体生活。总之比现在的学生幸福多了，虽然穷。
    阅读面广了，首先它使我变得比较能写，“文革”中就写大字报、写诗，至少有上百首；也变得比较敏感，富于同情心。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比如“文革”中有些问题认为可以做，比如抢档案，可以找到理由，比如怕被销毁、被转移、被篡改等等；有些事情就认为不能做，比如不能虐待俘虏，不能正而八经地审判人家，但道理说不出来。
    这也与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我觉得如果我出生在二三十年代，一定会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候的共产党就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浪漫，富于想象力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过谁也想不到事情也有另一面，不但令人沮丧，而且非常可怕的一面。
    《南》：这些大概就是从西方的文艺作品里来的？
    陈：这是很复杂的起作用的力量。武斗基本上都是拼命了，用枪打的武斗没有参加过，但是用石头、拳头、棍棒打，我是经历过的，打得很惨。但是武斗时我没有去打人，打不下去，我想这可能跟读小说有关系。当然这只是可能。
    武斗时我也要到前线去，为什么？因为不能表现得很怕死。一旦加入一个组织，只能前进，根本没有办法退出来，因为退出来两边都不讨好，这边的人会认为你是叛徒，怕死，另外一边的人也不信任你，认为你既然可以背叛那一边，也就可以背叛这一边。我当时印象很深，这一派跟那一派武斗，大家到前线去打仗想献出生命。当时我说，我也要上前线。但我的一个好朋友说，独生子不能去。我说这就是理由啊？这样不好吧，这样多怕死啊。当时根本不能退缩，但是心里非常害怕，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时候你才能知道《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有多真实，而我们的一些描写战争的电影和小说有多么虚假。
    《南》：在思想上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首先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人，因为我们那时也老碰到“怎么办”的问题；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读了那么多小说，内心深处受到人道、宗教、慈悲的东西潜移默化，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又竭力想让自己变得不顾一切、很厉害，造反、革命、打砸抢，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在“文革”中的狂热既有“冒充”的一面，也有与过去的自己“决裂”的一面。但是后来发现是假的，又转回来。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情感就这样倒过来再倒过去。里面有真有假，到最后也就习惯了假，或者不知道什么真、什么假了。
    前不久看上海新排演的话剧《牛虻》，看得我热泪盈眶。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强化了作品里宗教的力量。总之，经过这一切，你心中的幕布开启，发现一切全变了。 

 

周泽雄

家琪先生的读书故事，在他那本《沉默的视野》里，也多有涉及。这是一位非常感性的学者，他始终试图消除自己那些与生俱来的感性，却一直不成功。陈家琪的魅力，部分取决于此：感性与理性处于角力状态，两者的结合部，生成了魅力。

陈家琪年龄与易中天相仿，当年都是直接报考的武大研究生。当年的武大，是出了不少人的。老童有暇，或可向我们絮叨絮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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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正确——读陈家琪《沉默的视野》
周泽雄

    读陈家琪先生新著《沉默的视野》，是不乏探险意味的。作者是哲学教授，但这并非诱我阅读的原因。我对哲学毫无野心，对中国哲学教授嘴里周期轮换的那些域外大哲，也不见得充满好奇。事实上我对以介绍、阐发洋大人最新流行哲学见解为主的国内哲学界，一直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们的哲学界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只有持贵宾卡才能进入的精英俱乐部了，一位虽然热爱苏格拉底但却遗憾地没有听说过伯林或哈贝马斯的家伙，在那里几乎必然要碰一鼻子灰。门槛既如此之高，我这个没有假发套的乡巴佬，对之回避，也不过是尽一点识趣的礼数而已。这没啥奇怪的，由于阮囊羞涩，多年来我不也一直对标榜为”高尚”的高尔夫球场视而不见吗？与此同时，我对辽阔的大草原，不也始终充满向往吗？向往程度甚至不亚于饿狼对羊的渴望吗？--之所以有此一比，自然另有用意，我想暗示，本人愿意恭聆教诲的哲学，也和狼愿意视为美餐的羊一样，必须是个活物，带有生鲜之气，甚至，沾点鲜血也不妨。
    《沉默的视野》，让我有幸目睹了这一过程，一位中国哲学教授如何成为哲学家的过程。
    看来，中国的哲学教授要想成为哲学家，除了得有一颗不死之心外，还须借助事件的成全，尤其--说来有点残忍--还得是些不幸的事。话说我们这位哲学教授在1989年四十二岁之时（即相书上所谓”大厄之年”）患了一场重病：胆总管结石。该病虽早有预兆，但仍来势不小，作者”出现了全身黄疸，皮肤瘙痒，小便深红”，一度甚至”处于半昏迷状态”。骤遇此等大难，任谁也会产生”人之将死”的不祥预感；既有此不祥，自然会寻思着有所振作。由于插着引流管的病体暂时动弹不得，所谓振作，恐怕只能在思想方面寻求突围。我们只要稍稍将心比心，就会发现，当此之际，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惟一能做的，好像也就是让自己尽量陷入“往事与回想”之中，以所谓”过电影”的方式，回顾并检讨自己的一生。作者果然这么做了，芸芸往事立刻像一群殷勤的侍者，纷至沓来。起初的回忆难免带有消极、被动的性质，但当往事一浪高过一浪，也就渐渐地生出了更多头绪。
    是的，往事涨潮了。而作者平素受到的哲学训练，作者原本资质颇丰的文学素养，也在大脑里集结待命，以便随时接受召唤。万幸的是，疾病最终只是一场虚惊，身体虽然难免受到损耗，但生命无恙，智力尤其秋毫无伤。他又可以干点什么了。由于此前在作者脑海里呈澎湃之势的众多往事显然不甘心功成身退，它们不仅以题材的方式继续存在着，还会自动生成一种体裁，要求作者把它们记录在案。于是，随着身体康复，作者遂走向了他的命定之作。使一本书成为一种奇遇的诸项条件，至此已完全成熟。
    这本著作颇难归类，作者既想以叙述的方式回忆以往，又想以思考的方式检讨人生，他身上的文学趣味要求他更深入地走进自我，身上的哲学使命又要求他离自己远点，尽可能选择一种冷静、超然的笔墨姿态，而非一味沉湎。他同时面临着讲述自己和分析自己的双重使命，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也许与作者有着太多的困惑有关，这双重使命并没有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更多的时候它们呈现为彼此纠结，相互对抗。不过，也正因为这份困惑，赋予本书一些独特的品质，只要善于忍耐，我们也会经常得到些意外启示，其中甚至不乏惊心动魄的见解。作者生于1947年，我们知道共和国这个年龄段的人，每一个都随身携带着一本斑斑血泪史，他们是一些命定要背负超重十字架的倒霉者。这样，当陈家琪深沉而不乏困惑的眼光依次掠过那些尘封已久的年头时，关于文革，关于知青，关于那一代人以及我们整个文明曾经有过的诸般苦难，便也歪打正着地得到了一双哲思之眼的照拂。
    “照拂”是从语言开始的。作者起初因疼痛难忍，”曾经想从感觉上把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液、皮试、抽血、碘过敏试验时的各种’’疼法’’区分开来，”不过他立刻发现“这些’’疼法’’都是不能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因为没有保留各种’’疼法’’的词语”。--换言之，思考是从切肤之痛开始的。
    作者由语言出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表达得非常干脆：“所谓思想，就是先有几个主题词，然后才使所听、所见的一切有了’’意义’’。比如你的主题词是上帝、是压迫、是阶级斗争，那么同样的耳闻目见就会在’’意义’’上完全不同”。（见《沉默的视野》第24-25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这确实是一个简洁的方法，我想，若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与二十、三十年前比较，其间的差别，确也可以通过对照各自的主题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再进一步，不同文明、不同体制间的差别优劣，也不难通过归纳各自的主题词，获知答案。比如，一个主题词为“专政”、“斗私批修”、“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等内容的社会，与另一个主题词为“民主”、“自由”、“绿色环保”等内容的社会，显然不可能是一种文明。”主题词”就是文明的核心密码。找准一个社会的”主题词”，虽然不见得就能改造社会，但却会极大地方便分析和评论。
    “主题词”的功能，并不限于方便概括，它还能帮助我们识破“话语骗局”。比如，浸沉在“文革”往事中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当主题词太过确定了时，就连撒谎也会成为一种无缘无故的行为”（第48页）。具体地说，当“主题词”与那种强调“专政”的体制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发现，不仅所有貌似真诚的肺腑之言都可存疑，即便自以为真实的，往往也会意味着谎言。因为那种更愿意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的主题词，除了会不惜撕裂人性外，还天然具有屏蔽真实的功效，以至于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无真实可言。而所有按此“主题词”要求行事的人，也会“先已不自觉地蒙骗着自己”（第124页）。就作者提供的例子来说，他一面曾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不允许身上有一丝一毫的“小资情调”，一面却也会”深夜在厕所里”听一位姓胡的好朋友拉二胡，而且“泪流满面”，身上“洋溢起’’小资情调’’”。（第20-21页）——一个老在捍卫某种注定与自己身心作对的理想的青年，他又如何具备表达真诚、披露实情的能力呢？
    说到“文革”时期，我似乎也可以简单地把它概括为一个不承认中间状态的时期，一个要么好人要么坏蛋的时期，要么狠斗别人要么站在台上被别人狠斗的时期，一个甚至不允许看客存在的时期，一个大家全体置身于洪流之中的时期。”文革”时的主题词，除了是一些词语外，还是某种特定的气氛，它会让一些人来劲，让一些人憋闷；让卑鄙的人高尚，以至不自知卑鄙；让高尚的人下贱，以至自认下贱；让头脑简单的人理直气壮，以至自认为头脑很不简单，让理智健全的人逐渐不再健全，以至最终只会整天低头认错，像土匪栾平那样抽打自己的耳光，连说“我有罪，我该死”。“文革”时的主题词，原本与真理、人性无关，换用作者另一个表述，它们只是像“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一举一动都是在表现（演）状态”。（第72页）与今天的”主题词”比较，即使不谈内容，我们也会注意到，”文革”时的主题词，几乎全都出现在一个可怕的高音区里，全都具有一种使人要么莫名亢奋、要么莫名恐惧的功能，它们是语言，更是气势。当人们频繁地使用诸如”只有……才能……”、”只要……就能……”的句式来进行阶级斗争或思想改造，他们会一面从这类句式中廉价获得大量”逻辑的力量”，（第58页），一面彻底丧失了逻辑思考能力。
    作为一位当事者，作者对”文革”心理的反思，我以为极富成果。为了最终获得这个成果，我要先请读者记住下面这句话：”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而且觉得自己的行为天然合理；这种心理很奇怪，但极真实”。（第59页）再请读者记住下面这段话。作者曾经在劳改农场呆过六年多，担任过一种可以代表”政府”的角色。他告诉我们：”在我与要求上诉的犯人的个别交谈中，有两大法宝是战无不胜的。一是质问：难道党和政府能错怪、能冤枉你吗？……二是质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问题？”（第111页）。最后，我还要请读者重点注意作者的另一个发现。在第121页上，作者写道：“前不久我又重看了一遍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7月出版的姚文元的《想起了国歌》。老实说，我原本是想挑刺的，挑他’’左’’的’’刺’’，但在仔仔细细地读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几乎无一字有错。注意，是无一字有错！书中每句话都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至少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标准，而且是那种开明、豁达、讲理但又不失敏锐和警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与态度。如果今天有谁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一定合乎宣传舆论的口径，而且事事处处都是一副永远正确，不断地开导人、引导人、教育人的面孔”。
    咦！怎么会这样？说到姚文元，我们几乎谁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文痞，文妖，文霸，他的文风怎么可能是”开明、豁达、讲理”的呢？我手头找不到《想起了国歌》，但为了核实陈家琪的阅读印象，以便确认自己对姚文元的印象，是不是已经简化为某种漫画式概念了，我通过互联网找到了那篇最具姚氏看家本色的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的读后感竟然是：文章写得真不赖。姚文元对吴晗破口大骂了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他始终称对方为”吴晗同志”，他甚至连挖苦、讽刺都很少采用，开头部分他甚至还敢于承认”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且，先不问居心何在，水平如何，他写反驳文章时至少还想向读者表明，他是非常注重论据的，因为他查找了尽可能多的历史文献。参照今天国内大幅下滑的学术论文水准，我认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有理有据，也未必是一种恭维。即使我对姚秃子早已成见在胸，我也仍然不能认为他笔下的每个字都在呈张牙舞爪之势，他甚至还特别讲究”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工作方法呢。老实说我也看不出姚文元对批评对象流露过任何私人仇怨，没有，他一切都像是出于公心大义，他文末突然平地拔高三千丈的慷慨激昂，也明显不像是冲着吴晗而来，而更像是因为他姚文元此时已经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阶级情、民族恨”了。我想，视姚文元为恐怖文人的代表，未必公平，他只是做了他那个时代最希望一个文人做的事，他的每一句话，都严严实实地踩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鼓点上。考虑到今天我们仍能经常读到一些架势骇人的批评文章，我敢说，一旦我们的头顶再出现一双充满阳谋的眼睛，一旦我们的周围再响起类似当年的革命鼓点，中国文坛依旧具备随时大量供应姚文元的能力。要知道，没有上面别有用心的利用，姚文元本来也不过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家伙。
    姚文元的所有恐怖，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的”无一字有错”，就是他的文章里天然有神圣的”正确性”。他的每一个判语，都与当年的”最高指示”保持高度一致，他知道这一点，他坚信自己”天然合理”。为此，他的写作看上去有一种有恃无恐的优势，他都懒得去吓唬对手一下。他只是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稳步推进，顺手一抖就甩开了一张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巨网。他虽然只是在写一篇不过属于文学评论的东西，但事实上却完全没有丝毫与对手商榷、探讨的诚意，他的所有文字都堂堂正正地团结在一起，他使用文字就像一位将军调动自己的装甲兵团，不屑于躲躲藏藏，而是公然叫阵，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匍匐前进。我相信读者在阅读姚氏宏文时，耳边八成会听到履带的声音。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文字，无须论证地代表了绝对真理的文章。至于吴晗，我想他当年大概感到一条蛇正在慢慢绞向自己，起初还觉得有一丝阴凉，误以为对方只是一个艺术观上的对手，但不多久他就产生了窒息感，露出了那种拉奥孔般的表情。姚文元的可怕，不是他的文风中有什么妖气、痞气或霸气，那只是后人想当然的发泄性归纳。姚文元的全部力量，依我看正在于他的堂堂正正，他的天然正确，绝对正确，无限正确。你不可能和他讨论任何问题，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佩戴着”闪闪的红星”。
    行文至此，我也许找到了那个陈家琪曾经意识到但又好像故意没有把握住的概念，那个也许一下子就能简单地说明我们一切苦难的核心”主题词”，对，就是”正确”。
    我们以往的时代之所以充满苦难、灾难和悲剧，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那是一个”正确”的时代。那是一种被勒令的”正确”，一种始终处于敌我关系之中的”正确”，一种其对立面必然意味着”反动”的”正确”，简而言之，一种绝对正确。我们被勒令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制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政党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领袖是绝对正确的，即使该种制度、该种政党、那位领袖出现了某种失误，我们也被无条件地勒令确认，那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失误，甚至根本不是失误，而是为了明天的更加正确所采取的一种超级谋略，或者，是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所谓”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被勒令认同，自己的国家正走在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除了对这条道路进行无条件的赞美、讴歌和肯定，任何除此之外的想法，都只能是对抗，接受”专政”，便是惟一的出路。”正确”就是一切，而”绝对正确”既已被先验认定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然也就同时意味着”专政”的无限合理和充分必要。由于”绝对正确”必然会要求一种”绝对捍卫”，所以，”绝对正确”的主题词，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斗争哲学”，催生出”文革”式的全民圣战气氛。
    关于”文革”的成因，人们曾试图作出多种解释，有人曾以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国民性中的若干劣根性有关。但为什么苏联人（他们虽也有自己的民族劣根性，但与我们的很不相同）也会遭受与我们类似--也许不如，也许更甚--的处境呢？这表明，劣根性之说是站不住脚的，答案只是一个：当年的我们与当年的他们，都曾没有任何还价地被勒令生活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制度里。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屡次用黑体字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惟一正确的学说”。学说本身不会杀人，除非它坚持走向圣坛，除非它是”惟一正确”的。关于民主制，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低调的权威表述：民主制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它也许是最少缺点的制度。我想，我们倒霉就倒霉在从来没有类似的低调。我们把脖子拉得那么长，以至这种脖子只剩下两项功能，要么方便自己声嘶力竭地唱高调，要么方便被别人一把扭住，一把拎起。
    我不想说关于”正确”的主题词，就是《沉默的视野》的主要内容或核心思想，显然不是，但我是从该书中进一步坚定这个认识的（获得这个认识，是在我读完《古拉格群岛》以后），为此我感谢陈家琪先生的回忆和思考，感谢他一度有过的走向哲学家的冲动。--陈家琪自称更为看重该书的下半部分，我却仅仅看重上半部分。在上半部分，作者像一位哲学家那样勇敢地处理现实，独立思考，在下半部分，他好像又怡然自得地当他的哲学教授去了。这本书，我就当他”半部《论语》”来读吧，好在仅读半部，也够让人受益了。

　　（《沉默的视野》 陈家琪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周泽雄

雨周兄好是勤快。这篇小文我在真名贴过，也许是贴在学术版的吧？当初在《读书》上发过，被删去不少字。需要多嘴一句的是，我写这篇书评时，并不认识陈家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