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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6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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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器易盈 好问则裕
高嵩松
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李裕民也是其中的一个。
《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3期刊载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一文，对钱先生的学识作了尖锐的批评。2009年4月19日《上海书评》登出陶符仁《为钱锺书先生辩》，就李文发表了异见，于是李君又在2009年2期《社会科学评论》上作《是“误订”还是“误辨”》一文加以反驳，大有桃（陶）李争春气象。李以治史闻名，陶尚无名，而显是文学之士。文、史两界同就一部文学选本各抒己见，互有诘难，贤于群儿相贵远矣。两造相争，宜加评判，沿根讨叶，由花及果，鄙见是道旁之“李”，远不及园里之“桃”。陶、李的优劣，体现于对钱先生的臧否。
平生最厌甘言，爱聆苦口，以己度人，想陶、李二君亦复如此。“桃”之甘姑撇一旁，且以苦口说“李”之苦吧。
昧于知言，喜鳖厮踢
钱先生口多微辞，语妙天下，而解人苦少，误解滋多。他曾说读《管锥编》者“如‘鳖厮踢’，则参禅之死句矣。故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与周振甫书》，《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宋诗选注》虽由白话写成，但其中的“滑稽游戏”，缺乏幽默感的读者却也往往死于句下。
《宋诗选注》韩驹小传说“看来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这显是不赞同苏辙之言的一句俏皮话，陶君慧业，足以会心，却无端引起了李君的无明之火。他大动干戈，又是量帽子的高低，又是测储光羲的知名度，还要计算“动不动”的频率，甚至统计宋代选本中储诗所占的比例，最后断定这是钱先生“随意给一位名人加的恶名”！
记得沈括谈及杜甫《古柏行》时说：“‘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梦溪笔谈》卷二三）王观国批评他说：“‘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较之，则过矣。”（《学林》卷八）钱先生也嘲笑过这一流人物。他说：“苟有人焉，据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益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管锥编》95页）想不到此类迂儒，钱先生在其身后居然不幸遇到了！
还有，如《选注》中提及的梁山泊、李师师之事，皆读者耳熟能详，作为一本普及读物，足见钱先生的循循善诱，而李君则无不啧有烦言。不禁使我想起以前撰文论述孟姜女的传说时，有人正色告诉我，这个故事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科学。我只能瞠目以对。
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曾引张佩纶《涧于日记》之语说，“考据家不足与言诗”，又嘲笑一些注家，“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45页）。李君考据实未足成家，《宋史》也未全塞进肚子，但考据家的病痛，却一样不少，自然“痛即不通”了。
偷梁换柱，闪避腾挪
一个人既然真理在握，自当义正词严，对论敌迎头痛击；而李君却施以诡辩，乱以游辞，色厉内荏，明眼人都能窥破。
李君一口咬定钱先生不知李若水有《捕盗偶成》之诗是他“学识上的缺陷”；而陶君则认为不足为据，因为即使在三十年后，宋史权威邓广铭教授也全不晓宋人曾有此诗，故一再为宋江辩“诬”。按照李君的逻辑，岂不也是邓公学识上的缺陷与褊狭了？李君搬起石头砸钱先生，想不到也狠狠地砸到了自己恩师的头上。陶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君自然无词可对，只得大呼“株连”。李君投鼠而不肯忌器，不仅仅是求胜心切致然，他斥陶时袒露的心声足以为证：“真正维护师道的办法不是护短，而是应该纠短，弟子只有在吸取导师长处的同时，纠正其短处，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才是有出息的弟子，才能使学术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毫不掩饰地以超越导师的“出蓝”弟子自居！我不明白，拾了马泰来的唾馀以示高明，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还有关于北宋士大夫是否肯讲公道话的问题，李君用来支吾招架的战术只能是偷换概念。钱先生《〈宋诗选注〉序》原话是：“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的对抗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的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
士大夫什么事肯讲公道话，什么事不肯讲，钱先生讲得明明白白。而李君却偷天换日，移花接木，偏偏引他们肯讲之事来驳斥钱先生，说什么“如果钱的历史素养稍高一些，即使没有见到马泰来提到的那条材料，也不会轻率地责备宋士大夫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大量的事实表明，自秦以来，士大夫最敢说的就数宋代了，在皇帝不耐烦听臣僚意见站起来就走时，他们敢于上前去拉着皇帝的衣服，让他回到宝座上听完意见，他们提意见最激烈时把吐沫溅到皇帝的脸上，甚至把皇帝所作的事情说的一无是处。这些对研究宋史的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钱没有掌握，这不能不算是‘欠缺历史修养’的一点表现吧！”
明明是一派遁词，却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喷唾沫星子是为起义农民讲话吗？李君绝不敢引出原文来！其实，宋朝家法优待士大夫，“臣下有罪，止于罢黜”，士大夫不是胆子大敢讲，而是讲了既不会皮肉受苦，也不会丢了性命。而明代对臣子有廷杖、有死刑，那时的士大夫才真是敢讲。岳正便殿论奏，也曾“唾溅帝衣”（见《明史》本传），李君编过《明史人名索引》，可惜只盯住人名，《明史》看了浑如不看。他接着说，李若水诗“公开批评朝廷招降宋江的政策‘错’了，作者自知是‘狂词’，偏要一吐为快，可见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嘻，不通文理，一至于此哉！李诗明明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这些贬斥之词怎么看都不像是公道话。还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李若水的确是在替朝廷着想，坚决反对招安，若梁山好汉闻此语，不“睁圆怪眼”，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才怪呢！
流略自雄，偏贻笑柄
李君指责钱先生“不讲版本”，“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他自己应该是精通版本流略的了。“听其言而观其行”，却令人大失所望。
李君曾将《四库》本《记纂渊海》奉为至宝，用来为《全宋诗》拾遗补阙，“放到篮里就是菜”，竟塞进了不少赵前宋后之诗，致为识者所笑（张如安、傅璇琮《求真务实 严格律己》，《文学遗产》2003年5期；金程宇《〈全宋诗补〉榷正》，《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6期）。李校辑的《杨文公谈苑》（与《倦游杂录》合印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于宋庠之序只知抄《说郛》的删节文字，浑不晓《元宪集》里自有全文（许振兴《辑校本〈杨文公谈苑〉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合刊）。校点的《东轩笔录》、《青箱杂记》二书，对校本中竟有民国进步书局的石印本《笔记小说大观》！后者的大量校点错误也曾为人逐条驳正（钟振振《〈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青箱杂记〉》校读，《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3期）如此笑话频出，话柄频留，却还老大不服气，哓哓置辩（见《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1期、《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2期）。对照他自己宣称的“极愿意他人订我之误”之言（《宋史新探》序），真觉得“叶公好龙”这句成语是为他造的。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本想李君版本学即便未精，目录学应有所长吧，但将其著述细加核对后，却不得不“吾从众”了。他辑张师正《倦游杂录》，于最有校勘价值的《墨客挥犀》与《续墨客挥犀》，前者只取两条，后者则一条未用。而不该取的却乱取，《晋书》、《酉阳杂俎》、《纪异录》、《逸史》、《荆湖近事》、《遯斋闲览》、《归田录》之文都当成了张氏的手笔（分见150、160、157、161、162、163、153诸条）。辑《杨文公谈苑》，《演繁露》、《江邻几杂志》、《爱日斋丛钞》、《景定建康志》、《荥阳外史集》、《唐甫里先生文集》之《附录》等皆不知搜采。诸书非僻书也，李君于“飞去飞来会议场”的空隙，何不取而一读乎？
不明版本、不通目录，一旦要讲，自然开口便错。陶氏讥嘲，李君益怒，说什么：“吴沆《环溪诗话》今存的是明、清的本子，而《宋诗拾遗》是元人陈世隆编的，他所见到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从版本学的常识讲，总要优于明、清本。怎么会不存在版本问题呢？”这就未免强词夺理了。谈起《环溪诗话》，就说现存的版本，避而不谈作者的年代；而谈起《宋诗拾遗》，就避而不谈现存的版本，只谈作者的年代了。诚然，陈世隆所见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但《宋诗拾遗》的清钞本就一定胜过《环溪诗话》的明本吗？按照李君重古本的原则，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他自以为人家被他的绕口令搞昏了，又洋洋得意抖出一个包袱：“不仅如此，陈世隆还能见到吴沆的《环溪集》，此本明初尚存。陈世隆是出版家陈思的从孙，曾增辑过《两宋名贤小集》一百四十家，《环溪集》等书都不难见到。你有什么理由断定他‘没有别的来源’呢？”殊不知《环溪集》是吴沆的集子，而钱先生所选、《环溪诗话》与《宋诗拾遗》所录的乃是其兄吴涛之诗。原来“大作家在那边”！可笑，哥哥的东西，李君偏要别人到弟弟的家里去搜！如果他振振有词地说，安知吴沆集里不会加以附录呢？那我就要引胡适之的话了：“拿证据来！”《环溪集》已佚，“辩才无碍”的李君要送物证，恐怕须搭乘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穿越时空隧道才行！
玩弄数字，幻术眩人
李君喜欢追逐量化的时髦，拿数字说话，可惜此术如今非李君一人所独擅，早就戏法人人会变了。比如，他为了证明“储光羲”这顶帽子是“低帽”而不是“高帽”，玩的把戏之一就是“统计”。储光羲向以五言古体闻名，李君偏偏南其辕而北其辙，故意到《唐贤绝句》、《万首唐人绝句》和专选近体诗的《众妙集》里去找。当然结果正如其所预设。
凭选本看作家的影响绝不可靠，一向被识者嗤为矮人观场。《众妙集》是连李杜、元白、韩柳等大家之诗都不见踪影的选本；《唐贤绝句》则录杜牧而舍李商隐，能据此而说这些诗人在宋人心目中地位不高吗？再说，宋人编的唐人诗选，据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著录，泛选诸家的有二十五种之多，而李君只取其六家，不到四分之一，何况还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选本！他在反驳别人时也说过：“用百分比去计算正确或错误，有一前提，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数量过少, 偶然因素会起作用, 如果一个人辑几首诗, 正好都对了, 就说正确率100%；如果都错了, 就说其失误率100%，那会出偏差的。”可见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而且还拿来为自己辩护，但为了驳倒别人，就什么道理都不讲了。
又如，为了证明历代诗选中有选妇女诗的，他也“与时俱进”地用电子版《四库全书》搜来搜去，心劳日拙，只找到一本康熙《御选四朝诗》，怕别人说是孤证，竟拉上诗文评类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来冒充选本，壮大声势。看样子，李君还得给《四库提要》再订一“误”，将这两种《纪事》统统归入“总集类”才行！
善攘鸡羊，占为己有
说实话，李君所提及《宋诗选注》的“失误”都是拾人牙慧、抹去主名的，而不是他“仔细读了几遍，终于找到”的。我发现他在《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刘永翔《读〈宋诗选注〉》中得益匪浅，如对该集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朱熹之诗的议论，对“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的指正，关于王安石《夜直》诗一作其弟安国诗的异说等（见139-140、136-137页）。当然并非都是刘氏第一个拈出，但文中一一注明了出处，与李君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是不是李君未曾寓目而自出机杼呢？不，他自己说漏了嘴：他分明读过同一辑中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一文，还对文中称赞钱先生批评“尖刻无情的科学”之语大加挖苦。自留铁证，适供捕房为线索也。试想，要给《宋诗选注》“发微”，手头有了《集刊》，只读吕氏论钱锺书文体之篇而不读刘氏论《宋诗选注》之文，猫不吃腥，自律如此，鬼才相信呢！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然李君“日攘其邻之鸡”，却照样可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李君的“拿来主义”还不止于此， 他指责钱先生将严羽的《有感》定为咸淳三年以后所作为误，还不厌其烦讲了一番理由。其实，别人早就讲过了（见《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集》7-8、11、26页，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如果用了他人的成果而不加注明，于德有亏；如果压根儿没有读过，则是孤陋寡闻，隔膜于当今学术的进展。二者必居其一！
李君自辩说：“同一件事，谁都可以提自己的看法，同一条材料，谁都可以使用去说明不同的问题，这并非都要注一下，谁已用过这条材料吧！”不！我的回答是非注不可！不然许多考证文章，人们都可以拿出其中足以为据的材料，没其主名，说是自己的发现了。想起李君当年在日本内阁文库翻到《司马光日记》时，在中外几十家报章杂志上的大炒特炒（《司马光日记校注·前言》），向全世界昭告这一伟大发现，可见是万分在意自己的“发现权”的。尽管宣传得过分一点，却也无可厚非。不过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主张自己发现权的同时，千万不能把别人的发现不声不响地攘为己有！
信口雌黄，翻云覆雨
钱先生指出：“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宋诗选注》152页）李君斥为荒谬：“其实，道学家的主将二程，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晚期，那时王安石的新学是主体，洛学是受压的，他们的影响还很小，根本不存在‘声势愈来愈浩大’的事实。他们的话也很少有人听，说他们的话‘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纯属想当然之词。南宋中期，道学家领军人物朱熹备受压制，道学家们被打成庆元逆党，处境非常艰难，怎么反倒‘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事实上，道学到南宋晚期理宗时才取得正统地位。”
如果这是李君的真心话，则透露出他对思想史、哲学史和社会学的无知。古今中外的学术，从来都有官学与私学之别，官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不足以阻遏私学的发展与壮大，其人可加禁锢，而其学则难以使之不传。历代民间都有聚徒讲学、处士横议的现象，甚至足以左右当时的舆论。即以程颐来说，两宋之间的胡安国就说过：“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马伸、待制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传者浸广，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四）“道学热”的兴起，连伪道学、假货色都出来了，一般人能不受这一潮流所裹挟吗？这是北宋末至绍兴间的情况。以后呢？且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标明书名卷数而未引原文的两条（154页）。周密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齐东野语》）卷十一）又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癸辛续集》卷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不吓得不敢作诗文吗？其实，朱熹即使在庆元党禁之中，从游者尚有数百人之多，逝世时会葬者竟达“几千人”（《宋史·蔡元定传》、《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庆元党禁》）。
作为邓广铭教授的“传衣”弟子，这些情况李君不应不知。我清楚地记得他也曾说过：“朱熹光大理学，虽然在政治上一度受压，程朱理学仍赫然成为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宋史新探》160页）言犹在耳，竟自相违背如此，莫非如今用来反钱的观点是他的“晚年定论”不成？不过联系起李君对钱、邓二公同一事的不同褒贬，这绝不是李君的知非之举。同样的材料，正方反方，李君都能玩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这位教授先生，不派他去做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教师爷，可真是大大地屈才！
读书灭裂，考证粗疏
李君说钱先生“不太懂考据”，而他自己则入大学后，“得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指点, 较快掌握了考据方法”（《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4期），口出大言必有才，不妨看看他的实绩，开开眼界。他曾整理古籍多种，校字断是非，是非具考证之功莫办的。由小可以见大，且即此以观其学。
翻开其所校辑《〈杨文公谈苑〉前言》，信手就捉出一只臭虫（bug）：李君断言《谈苑》所记卢延让的《赠玄上人》断句，“可补《全唐诗》之阙”。不知其诗《全唐诗》卷七一五早收了，全篇八句具在，只是题为《赠僧》而已。开篇即错，李君治学之粗，可见一斑。
《前言》申明，“凡劣于主目者不出校记。”这倒符合如今的校勘常规，但优劣的判定有赖于校勘者的功底，而李君则恐怕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如该书67页“冯起，父炳，有清节，任知杂卒”，校云：“‘父’，《类苑》四库本作‘文’。”其实，“父”字不误。侍御史知杂冯炳，见《宋史·刑法志》。71页“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校云：“‘让’，《事物纪原》作‘逊’。”不知“逊”是避宋英宗父濮安懿王允让而改，无论此书的记录者黄鉴还是删订者宋庠都不会讳避此字（宋序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丁亥）。102页“（种）放七岁能属文，既长，父勗令赴举”，校云：“‘勗’，《类苑》四库本作‘昂’。”“勗”，勉也，用于句中文从字顺。“昂”字何义乎？须知放父名诩，并不名昂，见《宋史》本传。这两条校勘记真是无谓得很。校辑本《倦游杂录》13页“太守从来恶祝驼”，校云“‘祝驼’，《东轩笔录》作‘祝紽’。”看来李君是不知此句用《论语·雍也》之典：“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这里予以径改或改字出校均可。校而不断，暴露出李教授肚里连赵学究的半部《论语》都没有。而且查遍《东轩笔录》的版本（包括李君自己的点校本），皆作“祝鮀”，没有作“祝紽”的。如此无中生有，真是咄咄怪事！
或许李君校点古书时漫不经心，一生精力所萃、择尤而登的《宋史新探》，总可以显示出他的真才实学吧。且抽取其以“考”字命题的《宋诗话丛考》来检验一下，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垂虹诗话》的作者，李君沿袭郭绍虞之说称其为周知和（353页），不知“知和”为其字而非其名，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363-64页早已考得其名为“郔”，李君对此竟一无所知。
所谓《百家诗话》，《丛考》说“作者不详”，不知即是曾慥《宋百家诗选》中为每家诗人所写的小序。李君不省，还强作解事，说昔人所引“《百家诗序》当为《百家诗话》之误”（358页）。统共才辑得三条，还说惟见《群书通要》、《群书类编故事》引及，不知王利器《曾慥〈百家诗选〉钩沉》早已辑得近五十条了（见《文学遗产增刊（十四辑）》），相形之下，真有如绳枢草舍之于五凤之楼！
小学未通，诗律尤懵
李君自炫精通文字之学，可从他整理的古籍看来，好像全无小学根柢似的。古今字、异体字，根本无须写校勘记，却画蛇添足。如《杨文公谈苑》65页“不然楮镪”，校云：“‘然’，《类苑》四库本作‘燃’。”不知“然”即“燃”的古字。李君在《〈宋史新探〉序》里曾自豪地说，他的第一篇论文，“竟是古文字领域的”，其然、岂其然乎？
至于诗词格律，李君显然也是“仆病未能”的。《杨文公谈苑》85页：“《自咏》云：‘刚肠欺竹叶，衰髩怯菱花。’”校云：“‘髩’，《类说》作‘病’。”竟不知“髩”与“肠”对仗自工，“病”字则无论结构抑词性都不对。《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竹庄诗话》均引作“髩”，不能殚举。另外，从误字也可看出李君不懂诗律，如《倦游杂录》26页“眼赤何时两？腰金甚时黄？”不必核对原书，后句之“时黄”二字必误，李君马虎抄错了，其实原书是“日重”，这样平仄与对仗才能妥帖。不是说懂诗律者抄诗不会错录，而是即使抄错也不会破坏格律。“观过知仁”，从笔误也可看出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比如据李校，《类说》此句作“腰黄甚日重”，就是符合近体诗律的异文。李君既好文如此，有暇还当补补“浮声切响”、“四声八病”才是，不然永远是一个道旁之李、门外之人（上引钟振振之文也指出李君不懂格律乱点诗词之失，恰证鄙说）。
李君能者多劳，听说他退休前担任十几门课程的教学，考据、校勘、辑佚诸学都是他传授的一家之言。如今他发挥馀热，讲学四方，我想他足可现身说法，将以上这些例子作为考据、校勘、辑佚失误的教训来指点后学的。
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说他老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学问不成系统，外文不合语法，史学没有修养。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李君也是其中的一个。钱先生的水平究竟如何呢？他的海外知音的评价不妨引来参考。渊博方面，牟润孙教授说：“（钱锺书、陈寅恪）两位先生征引典籍的浩博，即专治目录学的人亦为之瞠目矫舌。舍西方书不谈，读中国书博雅如钱、陈两先生的，恨我孤陋，不知当世有无第三人。”（《海遗丛稿（初编）》229页）外文方面，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说，钱先生的“英文非常好。不光英文，他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很好，绝对是语言天才”（《上海书评》2009年4月19日）。史学方面，李教授眼里“欠缺历史素养”的钱先生，汪荣祖教授撰《史学九章》，将他与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章太炎、钱穆等史家并列。这三位学者中有两位是外籍人士，“L'étranger，cette postérité contemporaine（外国即当代之后世）”，由此可推见钱先生在百世之后的地位了。不过小器易盈，妄自尊大的李君对此想必是嗤之以鼻的，尽管他其实很在意外国人如何看他，其亲订的《李裕民教授简介》（《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3期）就不忘“谦虚地”加上一句：“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在回答高纪春的批评时，李君曾抱怨说：“抓住一点失误，不作具体分析，一概归之于学识水平，加以贬低。”（《宋史新探》400-401页）姑不论高君是否如此，李君对钱先生的评判倒的确有这股味道，可谓持双重标准之尤，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学识上的缺陷与褊狭，其实只要他放下架子，虚心向人求教，是完全可以填补和纠正的。语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我想，只要李裕民教授不辜负其大名中的那个“裕”字，破除我执，毋好胜心切，唯真理是求，还是能在拾遗补阙方面对学术有所贡献的。■
来源：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 2009-1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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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6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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