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先生缨情于学问数十年，如今能端坐宋史学会头把交椅，必定自有一番凭借。戴逸先生一生向学多为人称道，能履职中国史学会会长近十年，亦属实至名归无可厚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草心。《通史》风波由王先生口笔讨伐开场，王先生出言不慎，自然要为此承担责任。但如果再继续对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说“咎由自取”一类的话，实在过于残酷。宽恕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美德。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通史》风波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仍旧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说也说了，批评也批评过了，就此作罢吧。
暑期将过，参与讨论的诸位与旁观的公众也将各有新的差遣，该上课的上课，该做研究的继续做研究，《通史》风波或可告一段落。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总结概括，为将来的研究工作积攒些经验教训。施宣圆老先生总结得好，学术争鸣乃至学术批评，都要“注意一下风度”。（见施宣圆《争鸣的风度》）将王曾瑜先生一棍子打死，这是矫枉过正的做法，不应当提倡。但王曾瑜先生的这篇文章，也不能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很正常的，也是应该提倡的”。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半点含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 要提倡积极讨论问题
彩图版《中国通史》跨度数千年，涉及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沿用学界或者民间诸多说法，必然会引起许多争议。这种状况不能完全要求编者去承担责任。迄今为止，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虽说已经相当丰厚，但是存在的分歧要比达成的共识多得多。莫说一个戴逸，就是十个戴逸、千百个戴逸也不能把问题全部弄清楚。暂时弄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把后辈的话全说尽，把将来的路全堵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不足。
这么说不是替戴逸先生开脱，也不是回避问题的讨论。戴逸先生终究是凡人。某年听戴先生与郭成康教授谈话，好像是说皇帝下江南从哪儿上船。戴先生说错了，郭成康教授当即纠正，戴先生也欣然接受。可见戴先生决不是“抱残守缺”之人，别人指出他的不足，他是会虚心接受的。王曾瑜指出几处“硬伤”，戴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许嘉骏先生的来电中逐条作答，这说明他是愿意就此进行交流的。
但是《通史》风波中有关学术问题的讨论不尽如人意。王曾瑜、金生叹、湘君等人勇于找出问题，这种做法很好，值得提倡；戴逸、吴大兵、无端等都有回应，也有说服力。这只是双方第一回合，此后便不见下文。到目前，讨论的学术问题仅限于此，非常表面，非常简单，所以马亦之先生归纳为“20－20＝0”。（见《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这当然不是说该书没有缺陷，而是说所指责的问题尚不成为“问题”，等于白说一样。讨论没有深入展开，是非常遗憾的。
陈新先生指出，学界的一种不良倾向是不积极开展学术批评，“对错误的观点、不良的风气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或者为亲者讳，为尊者讳”。（见陈新《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此言不虚。我们听惯了溢美之词，满足于肥皂泡般的七色光华，渐渐失却讨论问题的勇气和决心。这种一团和气、做好好先生的做法不会利于学术的进步。我们提倡并且也相信，以后还会有人源源不断地从《通史》中发现问题，我们也要鼓励用事实和道理大声向权威说不，推进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发现问题，就要讨论问题。讨论问题，就要彼此尊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要勇于抛弃；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要勇于接受；仍然悬而未决的东西，应当保持审慎态度，避免作过早的断言。
二 要提倡规范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不是写杂文写小说写诗歌，不能随意抒发情感，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学术领域中只有同行或同事，没有阶级敌人，不需要冷嘲热讽，手脚并用，让自己痛快，让别人痛心。陈新先生认为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应当做到三点：一是与人为善，心存厚道。二是平等讨论，尊重对方。三是实事求是，言必有据。其实前两点根本与学术批评无关，而是学者做人的起码准则。如此要求学者，只能说明学者做人已经很成问题。做人成问题，提倡学术批评有何用处？我们讨论学术批评的大前提就是学者心智健全，有独立人格。
依我之见，规范的学术批评内容只能有三条：一是观点；二是证据；三是逻辑。
学术批评的观点要清晰，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而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学术批评探寻的是真理，是科学规律，而不是政治观念，不是阶级立场，不时宗教信仰，不是民族偏见。不可否认，政治、阶级、宗教、民族等等诸因素都会构成一个学者的心灵背景，难免会对其学术观点带来影响。但是学者应当有尽量去除其影响的自觉，保持对学术的纯真和虔诚之心。唯其如此，不同背景的学者方能进行交流，达成共识。
学术批评的证据要可靠充分。证据应当是可检索可查找的，不能是道听途说或者捕风捉影的传言，也不能是显失公允的成见。证据之间应当作必要的相互比照，既要相信证据也不能迷信证据。雍正即位为历史悬案，赞成篡位说者可以举出证据若干，赞成传位说者同样可以举出证据若干，证据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还应对证据保持开放性，证据不充分的条件下，不当匆忙武断把事情办成自以为是的“铁案”。
学术批评的论证要有逻辑，重在摆事实讲道理，要言之成理，要合情合理，不能强词夺理，更不能蛮不讲理。逻辑能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不能生拉硬扯，张冠李戴。
有观点无证据，有证据无逻辑，有逻辑无结论，都不能算学术批评。学术批评与学术论文的要求无本质区别，观点、证据和逻辑，三者缺一不可。这是批评者与反批评者进行对话的起码规则。写小说写杂文的规则与此不同。不遵守规则强行对话，无疑于让拳击手与摔跤手同台竞技，让足球运动员与篮球运动员一较高下，免不了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
三 要反对人身攻击
陈新指出，“批评者摆出审判官的架势，高居临下地以咄咄逼人、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判该书为 ‘学术垃圾’，宣判编写人员为‘南郭先生’，宣判主编是 ‘窃取史学会名义’ ‘招摇撞骗’的 ‘骗子’。这显然超出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围，不能认为是慎重的。”（见陈新《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向若虚指出，“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不能将之与学术或学者相提并论。称其为流言蜚语，就已经是保持了学者最大程度的克制；说它妖言惑众，也不能认为过分。”（见向若虚《知识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向若虚甚至从王曾瑜文章中归纳出“四不严肃”。（见向若虚《何来“严肃”》）马亦之也认为，“说白了，这不是学术批评，也不是学术批判，更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以‘学术批评’名义反 ‘学术腐败’”，“明明不是学术批评，打着 ‘反腐败’的名义抡棒子”。（见马亦之《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
王先生治史经年，岂能不知道学术批评的规范？与王先生讨论学术规范没有丝毫意义。王先生主要目的在于反腐败，这是王先生文章的实质。试看王先生的愤慨，“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学术腐败已经越出学术圈，开始危害到广大读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不仅是历史学者不负责任的产物，由于它获得了2000年度的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把版权卖到了国外，所以它的危害更大。”这一点，许多人都忽视了。王先生文章的价值，必须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价。
对于学术腐败，就没有批评方式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如果《通史》果真学术腐败，王先生就是反腐斗士、倡廉标兵，他的文章就是战斗檄文、正义宣言。如果《通史》果真学术腐败，我们不但要作同样批判，要作道德谴责，还要进行法律追究，使腐败者在学术阵营中无立锥之地。遗憾的是，王先生没有给我们提供支持《通史》腐败说的有力证据。获得中国图书奖能说明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中国图书奖是学术和市场兼顾的出版奖。既然《通史》是通俗读物，销量可观，获得一个奖又有什么了不起？王纪潮先生看得很清楚，“对这么一个并不以学术性为鹄的、仅是出版界自恋的奖实在是犯不上计较”。（见王纪潮《知识出了什么问题？》）但王曾瑜先生居然能从中看到学术腐败，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我们真诚地相信王曾瑜先生有反腐诚意，这种诚意是应该提倡的。即便如此，他的粗暴做法仍然要受到谴责。目的合理不能为手段非法提供庇护。除非王先生能继续提供证据，证明《通史》是学术腐败，否则他的文章只能被当作“不正常”的谣言，要严加清理，断断“提倡”不得。在原则问题上，只有是与非的区分，没有折衷主义的调和道路。
四 要反对党同伐异
陆豫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和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偶然碰在一起发起‘反腐败’。而且这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拒绝刊载反批评者的文章。因为《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和《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以及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都是同一个人”。（见陆豫《媒体的社会责任》）既然是讨论问题，就没有必要躲躲闪闪。严肃的历史刊物是《史学家茶座》，创办人是肖黎先生，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就发表在该刊第一辑上。著名的学术批评网站是“学术批评网”，杨玉圣先生是学术主持人。最近，该网又登载刘九生的文章（评《中国通史（彩图版）》），通篇冷嘲热讽。“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也应当是肖黎先生。王曾瑜先生没有直接打电话给《文汇读书周报》，而是通过肖黎先生向许嘉骏询问文章为何不给刊登，说明肖先生可能是中间人。联想到王曾瑜先生说过“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一类的话，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先生的种种做法不是他一个人作学问的心得，而是一些人在有针对有计划地做“文章”。
学术不可不分畛域，但不可有门户之见。王先生反复想证明戴逸没有学问，这是偏怀浅戆。一个人有点狭隘心理不足为怪，但是一群人、几个媒体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就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嫌疑，就容易不讲原则，不分是非，其结果会完全背离学术轨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种不良倾向，当引起人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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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11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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