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组建的中国同盟会，是在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个近代政党，它运用武力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并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由政党领属并控制全国的强大军队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究竟是一支什么类型的军队，它的建军目标及其思想理念如何，学术界多有论述然而分歧甚大。本文试图综合政治学、军制学等多种角度，作一些新的探讨。
一、问题的讨论及其主要观点
国民革命军的组建，是取得了苏俄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并由“孙逸仙考察团”直接考察学习苏军之后，先办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再以党军方式改造革命党人所属各路武装力量（各路军阀均属革命党？），而最后完成的。“党军”及随后编成的国民革命军最主要的特征，是军队直属于政党，军队各级组织设有党代表和相应的政治机关，党代表的权力地位与同级军事长官相当。1
有关“党军”的组建及其特征状况，目前研究甚多，其中需要讨论的是“党军”的模式源流问题。既有论述多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主流观点大多立足革命史观，强调苏俄红军模式是最其直接的源流范式。
其代表性著作有日本学者川岛弘三的专著《中国党军关系之研究》(全三册)，2著者对于国、共两党武装力量的发展进程作了全面梳理，强调苏军模式是国共两党建军工作的楷模：“政治委員制度由苏联军队创始，在中国经历了由国民革命军引进，由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加以继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明确强调：“黄埔军校的组织形态，很明显是以苏联红军为范本。廖仲恺被任命为‘党代表’派遣到军校，也证明了（黄埔军校的组织形态）当然是沿袭了苏联红军的政委制度”。3
台湾学者洪陆训曾引征聂荣臻的论述，同样强调继国军之后的中共党军制度源于苏联范式：“中共由苏共扶植而来，共军的政工制度，主要也是仿效苏联红军的政工制度。…中共於民国十（？）九年颁布的《工农红军政工暂行条例》（是否就是193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如果是，第一，年份应为：民国十九年。第二，请改用全称），即仿照了苏军政工条例。”4他将中共军制与苏联军制划为同一类的、即“共产党国家”的文武关系类型。
支持这一类观点的的重要依据，是孙中山与“党军”的实际组织者蒋介石的明确结论。1921年在桂林同孙中山见面的马林、以及1923年缔结《孙文越飞宣言》的越飞，均向孙中山建议过组建军校。1923年底国民党正式改组，孙中山直接借鉴并运用苏俄的政党与军事经验。1924年1月，孙中山接见鲍罗廷及黄埔军校军事顾问组成员切列潘诺夫等人，表示要向苏俄学习：“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要在南方建立北伐的战略基地”。5
蒋介石担任了孙逸仙访苏代表团团长，他在访苏期间以及归国后多次公开演说中，高度评价苏军政治委员制度并加以实际推行。蒋介石强调：“为甚么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军要学俄国的革命军那样的编制呢？…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要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这种方法去练我们的党军，现在我们的党军已经练成了，做到了”。6
尽管有孙中山、蒋介石的权威说法，完全不同的结论也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国民党人的宣传论述。其中几乎不提苏军模式影响而另推其他模式的重要人物是何应钦，他撰有《党军之成立及其发展》，其中强调三民主义是建军指导方针，指出国民革命军应中国民族运动之需要而成立，又指出土耳其革命才是借鉴的主要模式：“我们中国民族运动，因为这种世界潮流之激荡，遂受了极大的暗示，而尤以土耳其之独立，使我们有所楷模。于是我们民族运动中，应该置备一种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的武力，遂成为急切的需要。我国之国民革命军，因为打破帝国主义的统治起见，遂应此需要而成立”。7
与何应钦观点基本类似，老资格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李济深于1941年为军方一本政工史稿写序言，强调孙中山的决策作用，同时又指出苏军曾经是学习对象：“总理高瞻远瞩，深知欲求革命成功，主义实现，必须建设党的革命武力，…其次总理鉴于1917年（民国六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全在于有忠于主义、忠于党的红军，…是为总理深知苏联军队政治工作效能，效法其党代表制。”8
不过李济深强调国民革命军的特殊性，并对世界历史上的各类军队作了比较：“吾国古时初无军队政工，非无此需要，乃无此条件。…近世列强之治军，坚甲利兵而独无政工，皆坐此故。若日之大和魂，德之纳粹主义，意之法西斯主义，其本质暴逆悖谬而不可究诘，施之士兵，仅为求其盲信，则尤非可以语于军队政工者也。自苏联以社会主义倡十月革命，建工农红军，军队中始首有政工制度之设。而吾国亦于民十三年本党建之校军，以党代表制启其绪”。
在这一比较基础上，李济深进而明确强调国民革命军的“独自发生”性质，指出苏军模式并不是直接的渊源：“然吾国之有此制，初非由于对苏之模仿，而实有其独自发生之渊源。盖自有三民主义而政工之基础始具，自军队党化而政工之实施始有可能”。9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的另一观点，是既强调苏俄影响的存在，又指出中国革命党人的自主创意及其实践中的变革意义。这一观点在台湾学界，以吕芳上的文章《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1920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为代表。
在大陆学界，对黄埔建军问题多有讨论。中共武装力量继承了国民革命军的政工制度，如毛泽东总结“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0因此对于中共军队政工制度的讨论，即是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源流的讨论。11近年有的研究者强调中共的独创性，如李泽、季强将军队政治工作划分为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及政治部设置等三大组成部分，三部分各有其来源：“军队党委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政治部制度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大都实行过”，真正模仿苏军的主要是“政治委员制度，最初是由列宁在苏联红军中创造的”。12
有解放军军方研究者指出，制订于1930年底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其中有总则、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員等10个具体条例，“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这个条例存在着照搬苏联红军条例的现象”。13这一说法表明了，中共通过“八一”南昌起义建军，起初主要是沿用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模仿苏军的大力调整是1930年春红军代表大会前后的事情。“八一”建军三年后的仿效苏军而对既有党代表制进行的调整，并不能够改变、或缩小其初沿用国民革命军建制影响的史实。
上述不同观点，不无政治因素的特殊约束，如大陆地区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因为受制于国共对立的政治立场，很少述及继承黄埔制度转而强调苏联的影响；而何应钦等国民党人不提苏联红军模式的影响作用，同北伐时期国共分裂，国民党厉行清党、与苏联关系恶化等原因有着直接关系。国民党后来的宣传，也继续大力批判中共依附于苏联。
80年代以前国、共两党的宣传理论，从两方面强化了双方党史的观点，即把中共的党军制度直接归于苏联的影响，从而忽略了中共军制对于黄埔军制的继承性，使黄埔建军的自身源流模式问题变得复杂。
上述各种观点归纳起来，大体有完全不提或否认苏军政工模式影响、或在自立的基础上部分借鉴、以及完全采用苏军政工模式等三种观点；而有关具体的借鉴对象，则举出有苏军政工体制及土耳其革命等两种模式。分歧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苏军模式的作用或影响问题。这样的分歧也说明了，黄埔建军的类型与模式源流问题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二、革命党人的“武力”认识与建军过程回顾
自1894年创建兴中会开始到1905年同盟会建立，孙中山等国命党人确认武力是达成革命目标、改造社会的政治工具，决心以暴力手段推翻满清政权。孙中山强调：“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其“革命”即以武力推翻满清统治，“如汤武之伐罪吊民”。14民初反对袁世凯称帝之时，再度强调暴力的革命作用：“国是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15护法运动中又有：“伊古以来，战争常有。太古之世，人与兽争，结果人胜。…此次因国内有破坏约法者，故不得已，起而为之争。”16
孙中山未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面对革命之初的武装力量组建问题，起初主要是考虑立足于改造会党、组织“有敢死者百人，奋勇首义，事便可济”17的“精兵”式的游击力量，并在动员小股武装力量的基础上，着眼于战术层面的“袭取”行动。
不过从革命发动之初，孙中山既已十分重视对于既有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培训，如1903年在日本组建青山军事学校，为学员制订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这十六字又成为1905年同盟会的基本纲领和会员的入会誓词。这也是孙中山试图建立单独的革命军队，对军事力量加以政治统率、即实施“主义治军”的初步尝试。?
1905年同盟会建立。1906年11月孙中山制定《革命方略》，提出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及宪法之治的革命三序说，确认了军权在革命各阶段的先锋作用。所谓“军法之治”，是为“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即以军事手段开辟革命道路。第二期约法之治，“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第三期宪法之治，“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18在后来的反袁及北伐斗争中对此革命三序作了补充，基本精神则始终如一。总之是首先建立“军政”，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力训导，可以达成“约法”和“宪法”的民主政治的目标。
在孙中山论证的“三序”过程之中，虽然规定三民主义的实现须以军事力量为支柱，但政治方向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对军事力量施加政治管制：“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如水之就下也”。19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再举革命旗帜，改组中华革命党，筹办文武学校。1913年12月1日在东京建军校，名浩然学社，又名“浩然庐”，聘请多名日本教官，招生79人。20学校“崇尚明耻教战之精神”。21这是孙中山创办军校以训练革命军队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在革命的各进程阶段，孙中山十分重视对于武力加以政治整合。他认为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发展阶段，就应该收束武力：“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22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明确反对军人干政：“近来嚣嚣之口，或不免恐军队干预政治，吾则谓我爱国军人，既造成此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决不至有此破坏之举。”23“盖军人所以卫国，非所以乱国；所以防外，非所以防内。”24（两条材料可用来证明孙对军队的信赖，看不出孙意在反对军人干政。）
概而言之，孙中山与南方党人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并饱经挫折，重视创建革命理论及其实践。他长期得到美国人军事专家荷马理的帮助，比较了解西方各国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在提出并不断完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基本解决了有关党军关系的理论问题。尤需指出，这一解决过程是在同苏联联系之前完成的。其间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性文献，是在1921年12月23日第一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前的、即12月10日所做的《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
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有无“主义”为区分各种军队性质的基本尺度，强调“南方有主义，北方无主义，南方为公，北方为私故也”。他说：“以有主义与无主义战，以为公者与为私者战，胜败之数，奚待耆龟”，要求革命军人“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民之仁”。25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依照这样的基本的思路，不断对所统率南方各路旧军进行了屡遭挫败、却是持之以恒的改造。即从反袁时的“革命军，”到建南方政权组织“讨贼军”北伐，1924年9月誓师后一律改称“建国军。”最后是在孙中山逝世半年后，再由南方政府改建“国民革命军”。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主义制军”思想，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培养出了一批骨干军官力量，这一建军基础得到了苏军模式启迪之后，便迅猛地发展起来。其转折关头，是1923年底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考察团访苏，其后接受蒋介石的考察报告，决定通过创办军校培训军事骨干，建立中国国民党所统率的新式军队，即“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26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校典礼，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主持制定了办校练军、建立党代表制和政治机关诸多决定。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编成教导队等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称为“党军”，1925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改造旧时军队一直是孙中山和南方党人长期关注的问题。戴季陶倡导过“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朱执信写过“兵的改造”、“军官的改业”等文章；革命党人这些主张终于通过黄埔建军方式得以实现。由黄埔建军确立的军政关系模式，突出表现在组织序列上的新形式。与既有的军事首长并列，设置党代表等政治长官；同时与既有的军令指挥机关并列，设置党部等政治机构。黄埔军校由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成立的特别党部是中国军队中最早的党部，它为南方革命党人起到了实验与示范作用：“学校中之有党部自本校始，（民国）十三年七月六日本校举行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选举会，结果蒋中正、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一人由蒋中正兼任，于是本校特别党部遂告成立。”27
黄埔军校校史记录了军中各级党组织的设置，“按军队中之有党部自校军始。教导团成立初，团、营、连即有党代表之制度，旋即有党部之组织。盖军队本身组织严密，军队中之党部亦与普通党部不同。诚以军队随时移动，其党部应有特别之组织。军队中有军党部、师党部、团党部、连党部；至旅、营、排不设党部，盖期减少级数以便利指挥也。军中之特别党部直辖于中央，军中下级党部则归特别党部管辖”。28
特别党部下属分部与小组“第一届特别党部由成立以至于改选与第一期学生之入学与毕业相始终，特别区党部指导党员组织分部、组织小组，举行各级会议，实施训练不遗余力”。29黄埔特别党部党小组的建立，直接连结着基层士兵，使军队士兵同政党能够在组织与思想上完全贯通。
黄埔模式不止在于制度上的党军统属关系，还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北伐时期总司令告全体将士书曾强调：“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政治工作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职责之所在，必相与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轻视。此为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30
吕芳上梳理了革命党人的军队改造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体制后指出：黄埔军校“正是民国八、九年间朱执信、戴季陶二人‘有主义、有理想’之新式军队构想的实现。…黄埔军校的创立是为国民党武力改造之起点，国民革命军形成强大武力，此实为党改组中，最属成功的部门”。31
党军体制由黄埔军校发轫，推而广之为控制所属国民革命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并逐渐完成对各路旧军的革命改造，确立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党军体制”。所以，通过黄埔建军的办校练军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南方党人推展革命运动所遇到的军政关系难题、实践了孙中山的“主义制军”、即以党领军，建设新型党军体制的理论架构。
三、近代西方国家建军模式的横向比较
对于经由上述曲折过程产生的国民革命军，可以对照欧美国家作一些横向的比较。西方国家对军队加以政治控制、实施差别主义法制原则的方法与形式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要点，即亨廷顿所强调的：“所谓文官控制的客观定义，是以其政治中立而得到各社会集团认同，为唯一的具体的标准。”32
早在欧美国家在迈向近现代国家整军经武之初，马基雅维里即要求以军事建设带动政治改良，维护兵权在国家社会中的政治作用，要求以政治方式控制军队及其将领，“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33马基雅维里的理论是西方军政关系的早期代表性学说之一。
克伦威尔领导的新模范军，曾经是英国资产阶级民权派控制下的国会反对王权的重要力量，但也是革命后军人干预国家政务，压抑民权派国会，建立“护国主”军事独裁的主要因素。1688年的“光荣革命”，由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为国王威廉接受，宣布常备军非法。其后国会还制订“兵变法”等法律，限制军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完善文官制度及职业军官等各项制度，逐步控制了军权。经历这一动荡的历史过程，文职系统控制了国家武装力量，军政关系法则逐步稳定下来，大体适应了了后来二、三百年的立宪政治要求。
英国的历史经验在美国得到完整的传承与发展。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指导美国军制建设的思想方针，是华盛顿、汉密尔顿等民主主义的政治家的反常备军理论。在平时保留小规模常备军，实行军人的职业化与政治中立化，坚持文官控制军事力量等，是美国建国后一直坚持用以改善军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其间虽有多种政见与党争，“不过，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的军事政策，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维持了一个世纪。国家将保持一支小规模的职业军队，在战时，将得到民兵和联邦志愿兵的补充。”34
美军建设的曲折发展史发人深省，亨廷顿详细总结了美军建设过程、特点、及其变化转变的必然原因：“动乱的20世纪开始了很久之后，民兵仍然是美国军事事务上的重要因素。这具体体现在国民警卫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上。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职业军事武装优于亦民亦兵武装的思想在大西洋西岸仍未被完全接受。都铎制度与大众参与在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之中，美国最先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在实现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方面却是最后一家”。35
作为大陆国家，德国模式是在其统一和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德国的近代军事体制是近代中国军事改革最早的范本，也是另一个亚洲国家日本的建军模本，值得十分关注并做比较研究。
1871年4月16日公布“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持制定的帝国宪法，规定德意志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经联邦参议院同意后，决定战争及和平，和外国缔结同盟及签定条约，委派驻外使节，统帅武装力量，宣布由他签发、经联邦参议院和帝国国会多数同意的帝国法律，任免帝国首相。”36
在武装力量方面，虽然陆军与各州之间有着复杂的政治领属关系，“但是唯有军队统帅不然，联邦宪法基于政治、军事的必要性，规定统帅权无论对于海军还是对于陆军，贯穿于战时与平时，均须将其统一地普遍地保留于帝国国权之内，使皇帝成为其直接的而且是最高的（统帅）机关（皇帝...是...机关？）。联邦宪法第53条及第63条对于此点的规定十分明确。”据此规定，帝国宰相被排除在外，即有关军令事项的诏敕直接颁发实施，无须同其它国家行政事项那样由帝国宰相副署。确定了“统帅权与军队的行政事项不同，从所有的议会权限其（引文有无错误？）实质性的和形式上的监督之下独立出来。”37
德国军队发展史所形成的、军人超脱于政治之外的军人伦理思想，与制度层面的军政与军令大权分立的统帅权独立制，共同构成德国模式的基本要素。该体制的目的在于确保军队不受政治干扰，能够不断发展：“普鲁士这种军事行政和军事指挥的分离，在实施宪法和成立议会以后更有发展，其目的在于使军事摆脱议会的影响。这种分离的做法被帝国承袭下来了。” 38
德国军人的社会地位优越，军官团的贵族特权受到长期保障，的确可以使军人心气平和地超脱于烦琐的政治事项。军官团的优越特权向其他社会精英，特别是有文化的上流社会开放，增强了军官团的吸引力。“后备军官证书有着这样高的社会意义，其结果就是使军事思想和军事的价值标准深入平民的范畴，它如此深远地引起了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化，这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还未曾有过。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的区别就在这里。”39
近代日本建军（主要指陆军）之路，是先学习法国、其后主要是学习德国军队的过程。但日本确立了统帅权独立制度，却完全抛弃了德国军人的军人不干政等伦理原则。日本军队不仅不受国家行政权的节制，更是与政党政治完全对立的势力，有如亨廷顿指出是世界上最为政治化的军队。（“与政党政治完全对立”而又“最为政治化”。这个说法是否自相矛盾？）
大革命时期（？）法国革命政权曾实行平等主义法制规则：“选举各部队军官是士兵的公民权，选举将军则是全国人民的公民权。”但实际上，救国委员会在这方面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因为它常常授权国民公会特派员干预军官队伍的建设。革命政权还颁发了组建“马尔斯军校”的法令，规定每县派6名青年进校，使他们“通过革命教育学习共和国士兵应具备的所有知识和品行”。40
法国革命政府（？）（大规模）提供了最重要的一种典型，它使军事指挥权严格隶属于文官政权，军队只是一种政治的工具。革命政府认为，领导战争是文官政权的基本特权。救国委员会专门为将军们宣示了共和二年霜月14日的革命政府组织法：“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军人权力最应受到强制。它是一般意志都可以驱动的被动手柄……将军抗命的时代已—去不复返了。”41
阿尔贝·索布尔指出：“甚至在战场上，文官政权也通过国民公会特派员行使着控制杈。1793年3月30日的法令最终确认了这些特派员不受限制的权力。”国民公会实施这一制度的基本理由是：“在拥有12支大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担心和提防背叛。还应对军人的势力或某个胆大妄为、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的图谋不轨保持警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共和国都是因此灭亡的----军人政府是最坏的政体，比神权政体有过之而无不及。”42
法国的革命政权通过向军队派遣特派员的方式，保持了革命政权对于武装力量的实际控制。这一方式，就是在20世纪中国出现的党代表制或政委制度的真正源流。
按通常的观点，中国南方党人直接学习的是苏军。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沙皇时代的兵制，一方面组织工农赤卫队之类武装，另像法国革命那样，为统帅旧军而派出代表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布尔什维克成功掌握政权后，组织红军，继续实施政治委员制（Political Commissar System；ΠΟΠИΤИЧЕСКИЙ ΚΟΜИССΑΡ；前苏联军方编写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记为：ΒΟΕΗΗЫЙ ΚΟΜИССΑΡ，意为军事委员）。
但苏共执政之后，军政体制有进一步的变化，苏军在1925年实施军事首长负全责的“一长制”，设政治副指挥员以代替政治委员，变相取消了政治委员制；1937年5月重新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经反复，最后于1942年完全取消政委制度实行军事首长负责的“一长制”。43
显然，近代世界各国建军模式多种多样，要发现直接或单一的继承模本是困难的，我们应该从上述比较之中，作出真正深入的分析思考。
四、几点简要结论
通过上述比较与分析，可以看出国民革命军的建军模式，自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国民党人的建军需求，主要出自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数十年武装革命的实践经验，也包含有对于法国革命与苏军模式等多种外来模式的借鉴吸收，而黄埔建军，就是这一实践与借鉴的集中表现。
黄埔建军首先是办党所有的军校，训练骨干官兵组建党所有的军队，进而影响并改造其他军队。这种办党建军的“党所有”方式，与法国“人民代表”模式与苏共政委制模式相比较，都有区别。应该说是革命党人自身流血的经验总结，是反复的革命实践的产物，具有“独到”的性质。
就借鉴外来模式的层面来说，孙中山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得到过美国人军事专家荷马理的长期帮助，是当年最了解海外政军制度的中国人。但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对外来与自身传统的择优结合。对待苏俄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问题亦是如此。他强调：“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二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也。”44
需要讨论的焦点是，黄埔建军究竟同苏军模式有何等程度的关系。按前述史实及多方观点，特别是国民革命军军方史书以及蒋介石等人论述都已经说明，党军体制与政治工作的发端离不开苏军模式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完全不提或否认苏军政工模式影响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但将革命党人的党军体制完全定格于苏军模式，也无法自圆其说。苏军政治委员制是在建军过程中设置的，即首先由党发动革命，建立苏维埃，设置革命委员会，继而在工农赤卫队与旧军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军队，新军队属于苏维埃，在建军过程中由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向军中派遣政治委员。这一做法本质上可归类于法国大革命模式，非苏军发明、更非苏军独有。
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共的发展进程是首先发动起义，进而组建军队进行战争，待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再成立苏维埃，苏维埃建立之后军队力量仍直接属于党领导，为此而在军队中设置党委制、包括基层连队支部。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范熙绩撰文指出：“兵士完全党化，是革命战争的基本工作，革命基础巩固的唯一条件”。45这些也都是苏军所完全没有的状况。
黄仁宇曾以惯有的笔调批评说：“抗战前夕，国民党军队仍是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甚至非中央军也非地方军。其指挥系统无从全部正直无私；但是也不全然依存于私人关系。”46这一批评也说明了黄埔建军与苏军模式具有显著区别。
按苏军官方资料解释，政治委员是：“政府或执政党授以特别全权的武装力量中的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在军队中执行党和（？）的政策”。47可知，苏军政治委员制度的任务规定与中国国共两党的规定相同，但组织关系与职能程序却区别较大。而且，黄埔建军前后，正是苏军削弱或逐步取消政委制度以实行“一长制”的时期。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周恩来早在1929年《军事通讯》创刊号指出：井冈山红军创立党代表制等政治工作制度，“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48在中共最需要苏俄援助的，同时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最具有支配力时候，周恩来却强调中共军制的独创性，决非偶然。
周恩来的上述结论，还有20年代革命时期何应钦的推崇土耳其革命模式，以及前述范熙绩、还有40年代李济深等人诸多结论，应该为我们今天思考这一命题的提供重要借鉴。
那么何种模式与国民革命军最为接近呢，笔者认为，在世界各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同孙中山的理论架构与实践模式相比较，最早的、最具有全面近似意义的应该是法国革命模式。
法国革命政权曾实行革命的平等主义，同时又通过立法等方式由国民公会特派员干预军官队伍的建设，甚至在战场上，也通过特派员行使对军队的控制权（杈）。法国革命党人还组建革命“军校”，以之教育共和国士兵学习应具备的知识和品行，这都是后来的黄埔建军模式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然而，正如同苏军模式的区分一样，法国革命党人的建军也不是中国南方党人的唯一模式。换一个角度说，国共两党的建军历程，尽管都借鉴过法国大革命的人民代表制、苏军政委制度甚至还有土耳其革命模式，但主要是立足本土根基，走出了新的建军之路。
概而言之，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尚文”文化的基点上，积累多年的革命教训，终于经过曲折的整党建军过程，建立起新的“党军”体制，有如李济深之结论：“实有其独自发生之渊源”。由此构建的“党军”体制，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模式。
客观考察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和发展，不仅关系着对于南方革命党人及其革命活动的正确认识，也涉及到近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军政关系演变，以及由军事问题所引发的政治文化发展等深层次学术问题的科学探讨。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注释：
1 关于国民革命军“党军”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请参阅徐勇《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2005年7月）。
2 (日)川岛弘三：《中国党军关系の研究》(上、中、下)，（东京）庆应通信株式会社，昭和63年。
3 (日)川岛弘三：《中国党军关系の研究》上卷，（东京）庆应通信株式会社，昭和63年，第8、14页。
4 洪陆训：《武装力量与社会》，（台北）麦田出版，1999年，第455、295页。
5 陈锡祺等《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831页。
6 蒋介石：《对商界代表演说词》（1925年9月），见秦瘦鸥编：《蒋介石全集》，民国18年3月版，第144-145页。
7 何应钦：《党军之成立及其发展》（1927.7.30于南京），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纪念特刊：《党军》（1928）。
8 张明：《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黄杰题名，李济深作序于民国31年12月），军事科学院藏本，第1页。
9 张明：《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黄杰题名，李济深作序于民国31年12月），（北京）军事科学院藏本，李济深序。
10 《与英国记者贝特蓝的谈话》(1937.10.25)《毛泽东选集》第351页。
11 参见徐勇：《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2005年7月）
12 李泽、季强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13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96-97页。
14 《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12.13），《全集》,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第226页。
15 《致邓泽如等函》（1916.4.10），《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卷，第267-268页。
16 《在宴请滇军第四师官佐会上的讲话》(1918.1.18)，《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卷，第297页。
17 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十次起义史料》，《革命文献》，第67辑，第27页。
18 《军政府宣言》（1906秋冬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第296-298页。
19《中国同盟会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简称《全集》)，第1卷，第297、311页.
2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860－861页。
21 邵铭煌：《接二连三 在艰弥励》，载徐万民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22 《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4.1），《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卷，第319页。
23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8.25），《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卷，第409页。
24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8.25），《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卷，第410页。
25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12.10），《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卷，第9-40页。
26 《致蒋中正函》（1924.10.11），《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1卷，第170页。
27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7，（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7-17页
28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7，（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29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7，（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7-18页。
30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告全体将士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5篇第4章，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6-210页。
31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8年，第477页。
32 S．P．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84.
33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页。
34 (美)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35 (美)塞缪尔•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10-111页。
36 （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1987年，第154页。
37 (日)中野登美雄：《统帅权の独立》，（东京）有斐阁，昭和9年4月，,第232页。
38 （联邦德国）卡尔•爱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9页。
39 （联邦德国）卡尔•爱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2-303页。
40 （法）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高毅等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5-316页。
41 （法）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高毅等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6-317页。
42 （法）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高毅等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6-317页。
43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第二卷《军队建设》，（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939-940页。
44 陈锡祺等《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489-1490页。
45 范熙绩：《党军中之党务问题》，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纪念特刊：《党军》（1928）。
46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47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队建设》（中译本）第二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939-940页。
48 转见李泽、季强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原刊于《黄埔军校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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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9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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