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俊漢細說中國民間社會中的「義氣」：從關雲長與曹孟德一段恩怨情仇說起

細說中國民間社會中的「義氣」：從關雲長與曹孟德一段恩怨情仇說起

曹俊漢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一、引言
    研究西漢末魏蜀吳三國的故事，最令人感到引人入勝的地方，不是有關其正史的記載，而是在演義上鋪陳的各種傳說。在中國傳統上，傳說最美，也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因之三國演義也令讀者有一種美不勝收的感覺。不過三國演義之美不是它的愛情故事，而是它處處充滿著忠孝節義的豪情，也就是本文要討論的「義氣」。不論三國演義的史實是真是假，它的影響深入人心，成為文化中國每一分子耳熟能詳的故事，同時也因為耳濡目染，成為倫理中國社會化發展的重要介面。
    這是一篇以演義為素材的論文，基本上作者並不要去研究演義與正史之間的差異。所謂正史自然是指陳壽所作的「三國志」。但作者在分析三國演義的相關情節時，會去參照三國志中對人物的敘述，但並不影響對作者討論的探尋。討論的課題是有關中國人對「義氣」的看重。三國演義之成為中國人看讀的歷史小說，就是因為它拿捏住中國人講求義氣的情愫。紅面關公在書中就是一種「義氣」的寫照，而白臉曹操，更襯托出這種義氣的凜然不可侵。由於演義不能為歷史找註腳，因之我們不以歷史的角度作觀察，但演義卻是民間流傳的某種道德價值觀，我們正可以對這種以「義氣」的價值觀，為中國人的人情或品味找註腳，因之筆者認為，這種工作也算是一種學術的探索。
    研究曹孟德與關雲長的關係，突顯社會上的一種倫理思維：好人與壞人、忠貞與奸詐、義氣與權霸等糾結，形成了意識形態上衝突的價值觀。基本上，要不要評量這種想法與如何評量這種思維，在學術研究上沒有必要將其拉上關係，因為它是民間的價值觀，我們觀察民間如何去思想、去感覺、去相信反而來得重，這種民間的態度(attitude)、感受(feeling)與信念(belief)反而是我們關心的倫理文化。筆者在初中時代即開始閱讀三國演義，受到社會與家庭的影響，關雲長是義薄雲天的英雄，而曹孟德則是奸臣小人。及至有了社會科學知識基礎之後，關曹之間的關係有了不同的認知，所謂「好人」與「壞人」之間的分際，不是絕對的一個標準，而是為了印證作者羅貫中在書中要突顯的主題。對這個問題，讀者隨著學術訓練與修養的不同，也因而有不同批判性的反思。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企圖在許多主題中，找到一個切入點，從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上，建構一套具有批評性的思考模式。在三國演義的內涵中，關曹的身上有許多點是值得探究的，例如，從道德與宗教來看，我企圖在他們身上建構一種指引社會行為規範的模式；如從政治上的權力鬥爭來看，則又想在「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法則下，以開國革命家的邏輯來找另一種解讀三國演義的方式；如又從民間社會上流傳的恩怨情仇來看，關曹之間的互動，又處處呈現出「義氣」的豪情，則又構成另一種解讀的方式。不論從那個角度來省思，則關曹之間的關係實容許了更多不同的切入點，從現代人人格特質、現代人的思維訓練、以及現代人的價值觀，都會使各種解讀與省思有相異的結論。這也是從事另一類學術觀察最好的題材。自然我看兩人在「義氣」上的表露，自有我的批判法則與觀點。
    在歷史的序幕中，關雲長、劉玄德及張翼德之間的桃園三結義傳為美談，在歷史上沒有引起可資爭議的論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將三人之間的義氣情結，鋪陳得極為妥貼。但觀察三國之間「義氣」發揮的最高點，不在他們桃園三結義，而在關雲長與曹孟德的互動過程中，對恩怨情仇作深沉且複雜的詮釋。我們固不能否認，在作這種較深沉的思考，無論如何都會融入現代人的知識、價值偏好、社會文化、歷史傳承等的影響。而評論它的人，也每因接受現代知識與訓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論。
    首先在切入關曹關係之先，必須以現代社會科學知識來看兩人所處的三國時代，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組合？而三國之間又是何種形態的國際關係？它的存在與發展有無現代國際關係的內涵？了解這種背景，對我們看不同時代出現的「義氣」會有幫助。
    其次，觀察關雲長的「義氣」情愫，從他向曹孟德投降的意涵中來觀察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現代人的目光中，有無近代法律觀念的「投降」意義？而關雲長投降後，是否為「輸誠\」，或「叛逃」成為曹營中的一員，也影響他在「義氣」的內涵中須作交代與詮釋。如不是「輸誠\」，則關雲長有無在曹營屬於「戰俘」的地位？如是屬於「戰俘」的概念，則其返回劉備身邊又應作如何解釋？那個時代，劉備與曹操仍處在戰爭時期，兩軍仍在交戰當中，而當時三國並未鼎立，劉備仍寄留在袁紹軍中，關雲長的地位應如何對待，仍值得斟酌，如以其為現代意義的「戰俘」，則現代規範遵循的日內瓦戰俘待遇公約也是一個檢驗的標準。我們都會以現代人的眼光來評述關雲長。同時，我們也可觀察，古時的曹營有無現代國際公法中維持的精神存在。如關雲長不是戰俘，應如何評斷其在曹營的地位，這些都是現代人值得深究的問題。現代人同時也會問：關雲長得知劉玄德在袁紹處，其離別曹營那股萬夫莫敵之勢，是否屬當今軍中的「叛逃」，如確該當此一罪名，則以現代人的眼光如何來看關雲長擔當「義薄雲天」之美名？而在陳壽的「三國志」中，曹操追關羽應不為難事，但曹操也以義氣為重不追而放之，此是否也為一種「義氣」的表述。
    從古看今，從歷史看現代，固然回味無窮；但從現代看古代，也有另一番評量自己做學問工夫的樂趣。
    第三，探討「義氣」的最高點可以置於觀察關雲長在華容道義釋曹孟德的行動上。其私放曹孟德在情理法三個面向上，應如何解釋關雲長的內心情結、理性抉擇與法律責任，這些都與其在「義氣」的互動上與情理法糾結在一起。雲長的抉擇雖是理性的，也是沉重的，更是痛苦的。顯然這個三層面都有必要作一深入的分析，方可了解關雲長如何拿捏「義氣」的標準尺度，來處理關曹在歷史系絡中的恩怨互動、情仇糾結。
    另一方面，我們看關雲長義薄雲天展現的內涵，也要借助不同的人與事來測試他對人性的價值觀。在劉玄德軍中，管軍令的是諸葛孔明，諸葛孔明思謀\遠慮，智慧過人，但我們也可從現代人的思維與現代知識的法則來分析關曹的關係，特別是他對關雲長的人性分析與行為拿捏，在這一個面向上，有許多足以剖析的內容。我們感到，關雲長立過「軍令狀」，頗有不惜以死來報答曹孟德給予他的恩情與厚愛，而諸葛亮正用了這種義氣情結來考驗了關雲長的人性價值觀。在三國演義中，法律與情義始終立於對立的態勢，但最後往往是情義戰勝了法律。在詮釋關雲長時，多半是以情義超越法律。義氣為重，法律次之。當無法來表彰情義時，才祭出法律。這種情義關係的剖析是否表徵中國文化中可貴的情義節操，抑或是在告訴世人，中國是一個輕法律的民族。細讀關雲長與曹孟德之間的關係，是否純在找尋那種「義氣」至高無上的關係？著實給讀者帶來了迷思。
    在處理關曹關係的結結束上，作者用他們倆人在死亡一事展現的「情義」，也表徵出一種中國人深遠的文化觀。筆者認為，這個關乎「死」的深遠意涵作為結論，是三國演義這本書表達較為特殊的地方。事實上，關雲長之死所象徵的意義固與曹操有影射作用的關係，但真正有密切關係者則是東吳孫權。作者分別以曹操與孫權看待雲長之死，突顯了兩個與其為敵的君王的氣度與識見，雖然各懷不同的打算，然也可見證了曹操與孫權如何對待雲長的逝世，知道三國演義中「義氣」為何物。由於關雲長給與社會人心正義與正氣的象徵，我們說他是神化，其實作者之意仍是在給民間社會一種活活生生的義氣象徵，因之我們看關公之神化，不如說他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重要橋樑。也許在結論中，我們可以社會化的觀點來切入「義氣」給予中國人的文化觀，反而可以給關雲長的歷史地位長作一個更高的定論。
    二、對投奔曹營引發義氣爭議的觀察
    關雲長的「義氣」反映在投奔曹營的許多環節上。幾個問題頗值得觀察。第一，雲長為什麼要投奔曹操？如何解釋他對劉備的「義氣」？二，關曹的互動上，雲長如何面厚愛他的曹操，維持他對曹操的「義氣」？三，在關雲長離開曹操時，雲長又以何種「義氣」來面對他的別離？。而曹操又如何看待關雲長的離去？作者在三國演義中都有不同的處理。
    先看第一個問題首先我們想要了解的問題，既然劉關張桃園結為金蘭，何以雲長會投奔曹營。後來劉玄德知道雲長投曹操也曾作書表示相當的不諒解。書云：「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功全國」，這是相當的負氣，也是不信任。但讀史者實應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
    在建安五年（西元200年），當時的劉玄德力弱勢孤，雖有徐州，但兵力有限。而曹操勢大，則有廢漢獻帝之心。稍有力量者為屯兵官渡的袁紹。曹孟德的策略是先攻下徐州後，再攻袁紹，而一舉統領全局。當時，關雲長保護劉玄德之妻小在邳下城中。曹軍之策略是攻下徐州後，即攻下邳，並想納雲長為己用之。曹孟德深愛雲長之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若吾人說之使降。」(頁191)我們知道，曹孟德乃有心使雲長投降。但曹之謀\士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從這裡我們知道，曹雖有意使關降，但也知道雲長不會以「言詞」而投降。必須以計使之降之。因而接受程昱之計。
    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部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人下邸，見關公，同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為內應；卻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曹操接受此一計謀\，雲長乃而中計被迫出戰，為大隊曹軍圍困在一土山。雲長之舊識張遼特來說項，雲長不為所動，並表示：「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
    此時，雲長是降或戰乃到了關鍵之時。而張遼以計勸之，並以「三罪」激之，正中雲長下懷。雲長問及那三罪。張遼曰：
    「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卻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
    兄武藝超群，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赳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雲長聽到張遼之解說，頗為動容，實則仍是兄弟桃園之義、兄嫂依託之義與匡扶漢室之義，三項「義氣」給予支持。雲長也深知，如歸依投降曹操，也非他之所願，在當時環境，又不能不從，但如何應便，心中也沒有譜，因之進而問張遼應如何行動，因之乃提出了三個便宜之計，使雲長就範。
    張遼先使出「徒死無益」之計，誘雲長投降，稱此有「三便」之利：
    「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刮打聽劉使君音信，如知在何處，帥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
    從此一對話，我們可以知道，曹操是有意要雲長投降，而非是讓雲長暫避危難。雲長之考慮則是有條件的投降。因之乃提出「三約」以對其「三便」。並態度強硬稱，「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不其允，吾寧受三罪而死。」此三約為：
    「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瞻，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
    顯然，雲長之投降也屬於大義凜然的考量。我們觀察，從其第一項約定，雲長是有投降的意思，只不過願說明是降曹操，而是降漢獻帝而已。不過這話有嚴重的語病。因為雲長與劉皇叔共同舉兵，是為了恢復漢室江山，因而與曹操執戈以向。如向漢帝投降，且分明是與漢室為敵，也是篡漢之意。在曹未篡漢之前，仍為漢之宰相。故曹操乃曰：「吾為漢相，漢即吾也。」
    第二約定雲長有對皇叔扶助之義，似也無爭議之處。
    真正之問題在第三約定。因為張遼了解雲長：「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往。」換言之，雲長一旦知道劉玄德去處，將投奔之。此點頗令曹操為難，故搖首曰：「吾養雲長何用？」此事難從。因之建議乃以較劉備加倍之「恩厚」收買雲長之心，可達到其不離開曹營之目的。其實，張遼與曹孟德皆不了解雲長之志節。相反的，是演義作者羅貫中借此以彰顯雲長的節氣。
    不過在故事發展中，雲長向曹營表明「投降」也顯而易見。第一次表明其投降曹營，可從其向張遼稱：
    「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
    第二次表明其投降之意在對其甘糜二位嫂嫂之報告。雲長云：「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末敢擅便。」
    投降是一不名譽的行為，雲長不能不知。是以雲長表明投降，是否為一種「詐降」，此在近代國際法中，「詐降」為戰爭中不名譽之行為，可受到嚴厲之處罰。但我們細析雲長與孟德相見之時所為的言語，不應視為「詐降」，而應視為一種「有條件之投降。」我們可從雲長與孟德見面一席得之一二：
    雲長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走到轅門親自相接，關公下馬進入拜見，操慌忙答禮。
    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
    曹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
    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
    曹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
    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赴湯蹈火，必往從之。此時恕不及拜辭，伏乞見諒。」
    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
    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有條件投降」之道理。另一方面，雲長在各種不同場合，不斷提醒曹操，他是天天都念及劉皇叔的。曹操贈衣即為其一。
    曹操贈雲長新衣，關公受之，穿於衣底，士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其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操嘆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
    其二為接受呂布之赤免馬，當操並銨轡\送與關公，關公再拜稱謝。曹操對雲長的態度不以為然，說道：
    「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
       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
    曹操對雲長的回答相當錯愕，同時也頗後悔。其實，雲長只是要表明其投降只是權宜之計，明示曹操，只要知道劉備之下落一定會離開曹操而投奔之。既然明示此意，自可謂不是「詐降」。我們也可以看出關雲長之投降也表明了其風光霽月，光明磊落的胸襟。令人感到欽佩的是，曹操明知留不住雲長，仍想方設法以留之，這也表示了曹操心胸與肚量。惜乎讀史者在這點上並未多所注意，而作史者也未多所作墨，皆似有意凸顯雲長，而忽視曹操，以成全這一「義氣」的走向最高峰。
    雖然曹孟德待雲長不薄，但雲長一直未敢忘卻劉玄德，因之乃亟思報恩之圖，甚至顧不了劉備仍在袁紹軍中的處境。這一幕彰顯了雲長對劉皇叔與曹孟德恩怨情仇處理得淋漓盡致之寫照。雲長在民間社會有如此這般的地位實非常人所能比擬。
    關公告知張遼的話實可看出雲長離去之決心。雲長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忘懷。」儘管張遼激之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雲長仍不為所動，故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皇叔厚恩，習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功以報丞相，然後去耳。」
    張遼又說重話：「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關公也以死相報，故曰：「願從於地下。」此時張遼方知關公終不可留。並返回見曹操，據以實告。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基本上，雲長之義氣，曹操也以同一標準對之，只因兩人立場互異，對應之策不同吧了。
    但雲長之「要必立功以報丞相，然後去耳」，仍表示其為非一見利忘義之人，因之有連斬袁紹之顏良與文醜二員大將，以解曹操之危。同時雲長離開曹營乃光明正大至相府拜辭，只因曹操迴避而未得見而已。同時，雲長之離去，留下所有原賜之物，分毫未曾帶走。從這點我們也可了解，雲長即非「詐降」，又非「潛逃」，在他與曹操一場相知相遇的際遇中，表明了正人之君子之概，實非易事。
    在另一方面，曹操部將蔡陽本擬大軍相追，曹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此處顯出曹孟德是一個講信義，重然諾之人。曹操反而語讚雲長，因而對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曰記念。」曹操這樣做，雖不知以後之華容道之敗，但其情操頗足為後人效法。曹操言而有信，也是一種信義的表現。
    三、華容道釋放曹操面臨情義的衝擊
    在三國演義中有關曹操赤壁敗後，雲長華容道義釋孟德一事留下美談。觀察這段傳說，坊間都言關公義薄雲天，此誠\然不假，但筆者認為，我們在看這段故事中，要看的主角除了雲長之外，另一要角則是諸葛孔明的設計成全，使雲長的情義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我們可以說，雖然雲長義薄雲天，如無孔明成全，亦難顯現。事實上，華容道一幕完全由孔明導演，然而，令我們不解的是，劉曹爭霸，孔明何以令雲長義釋曹操，留下了後來終結蜀漢的悲劇。這個問題正如同前面筆者提及，曹操明知雲長不可能留在曹營，雖千方百計欲留之，但失敗仍是明白的答案。世人皆曰曹孟德奸詐，果如是，曹操在強留不得之餘應可除之，而帳下謀\士如斯獻計者也大有人在，曹操竟未有此之圖，以此看孟德，孟德實有另一種愛才之情義在，以奸雄讒曹孟德，也非公正之言乎。曹操這種情懷，除了雲長知之甚稔外，恐也只有諸葛亮心知肚明，也惟有諸葛孔明能領悟人性中的那股情義，因之才有兩人合作，有華容道義釋孟德的美談。這個問題，也應是我們要討論的另一個重點。
    首先讓我們看看捉放曹發生在孔明與雲長之間的互動關係上。
    話說孔明從東吳周瑜處返回夏口與劉備會合後，如何安排曹操敗陣後逃逸之事便是孔明刻不容緩的工作。由於孔明料算曹操赤壁大敗之後可能逃走之路，因而分別派遣趙雲、張飛、糜竺、糜芳、劉封、劉琦等把守各要道，或截或阻，擊斃曹軍。惟整個布陣獨不見孔明有置曹孟德於死地的安排，實是研讀三國最要專注的課題。
    孔明各項部署既畢，惟獨不理雲長，引起雲長之不滿，乃高聲抗議道：「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卻不委用，此是何意？」這時孔明之戲乃而展開。也惟有從此處為三國演義掀起了另一個要解的迷思，對讀者而言，應是一個高潮。
    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怎奈有些違礙處，不敢教去。」
    孔明之言頗為弔詭。身為軍師，號令嚴明，卻以「違礙」不敢命雲長去，實與理不通。如不是孔明心中預有認知，另有盤算，以戲局視之，難以解釋也。
    因之雲長乃質疑曰：「有何違礙？請即見諭。」
    孔明乃明告以雲長與曹操之關係，故感為難。故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
    孔明一句「足下當有以報之」可謂一針見血，但果真是孔明對雲長之顧慮？抑或是孔明也為性情中人，有感曹操待雲長「小宴三日，大宴五日，美女十人」之厚待，此一情義也感到應由雲長身上反射出來？因之心中也有意成全。雖書中並未作深入的剖白，但由後事推因果，看到孔明出師表中為先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豪情，感人肺腑，是以我們有理由感到，此一安排仍為孔明有心成全雲長的義氣。然而在全書中，雲長義氣之凜然還須通過孔明軍師之最嚴厲考驗。讀者閱讀全書至此，愈發感到作者羅貫中主要之目的，不全在作史，而在通過歷史的鋪陳，以最動人心弦的筆力，將讀者拉到各種不同場景，來感受到中國傳統社會中，情義的可愛與迷人，義氣的可貴與偉大。
    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
    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卻如何？」
    雲長曰：「願依軍法。」
    孔明曰：「如此，立下文書。」雲長便與了軍令狀。
    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
    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雲長大喜。
    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煙，引曹操來。」
    雲長曰：「曹操望見煙，知有埋伏，如何肯來？」
    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煙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
    雲長相信孔明的話，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在這裡我們要提出這樣一個疑問：雲長果真相信曹孟德會來到華容道？而他在當時是否在心中已經盤算好要報昔日厚愛之恩，擬將他放過，自己干願受軍法之處置，甚至受斬也不為悔。或者雲長釋放孟德是臨時起意，因昔日厚愛而生義氣？在三國演義中並未明白提到雲長的心路歷程，我們可從書中描繪的當時情境解析之。
    卻說曹操正如孔明之推測從華容道逃逸。正在得意之時，見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這時曹操乃「決一死戰！」之念，但眾將都以「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因之乃有程昱獻策向雲長求情之意，認為：「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隻親自告之，可脫此難。」此語點醒曹孟德。曹操乃縱馬向前，欠身向雲長討情。
    操曰：「將軍別來無恙！」
    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
    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
    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將軍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
    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三國演義特別刻劃「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也特別以舊事倒述「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因之如何能不動心，在心中不忍之下，謂眾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曹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完成了歷史上捉放曹的美事。
    從這段故事得知，不管雲長在事先有無釋放曹操之意，但我們可以推測，雲長既是這樣一個有情有義的人，這樣的結果出現也不違雲長的心意。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即使軍令要處斬，雲長也會欣然接受，不會遲疑。不過同樣的問題在書中，諸葛孔明卻代為解答了。
    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
    孔明曰：「亮夜觀乾像，操賊\未合身死。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
    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
    其實，孔明這段話，乃是託辭，什麼「觀乾像，操賊\未合身死」與理不通。明明是孔明有意要雲長報達曹孟德的厚恩，甚至不殺之恩，借個理由以為搪塞。三國演義中有許多地方都借天地之正氣，來傳達人間的義氣。雲長固然直接傳達了這股人間凜然義氣，孔明何獨不然。至於在戰略上是否明智則非所問。從現代人來看，孔明當時沒有殺曹操是在戰略上一個致命的錯誤，蜀漢最後滅亡也不能認為與此無關。只因三國演義要突顯民間社會中的義氣，這等重大問題，反而不顧了。
    筆者讀三國演義，深覺重義氣是全書最要突顯的一個重點。作者處理這個義氣與法律熟輕熟重的問題，並不深入。彷彿只要多數人都以義氣為重，則法律也可網開一面。我國歷史小說或演義對這種情義的發揮可謂淋漓盡致，我們似乎可以說，我們的社會只有要情義文化，而將法律文化置於最後考量。所謂「情」、「理」、「法」三者，「法」永遠置於最後。我國不能進入法治社會恐與這種傳統有密切關係。諸葛亮審判雲長的釋放曹操即是最好的寫照。
    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回來見玄德與孔明。孔明相迎並故作賀狀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與普天下除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
    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故爾不樂？」並有意責備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
    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
    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
    雲長曰：「是從那裡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
    孔明曰：「拿得甚將士來？」
    雲長曰：「皆不曾拿。」
    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因之孔明乃令軍士將雲長推出斬之。
    雖然孔明欲斬雲長，然而劉玄德郤以蜀主之地位道：「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卻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
    劉備之言好生奇怪，雲長犯的是軍法，而前盟私人之盟約，怎可以私害公。而「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亦屬私相授受，不能為現代法律規念能容。這種規範也足以說明了劉皇叔難成國家大事。而孔明以軍師之尊，未能堅持，饒了雲長，也是因為雲長義薄雲天，自己也極欣賞，法律面的考慮自然不在堅持。
    寫到此處，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法律文化的真實面，設若眾人都維持法律不講情面的原則，雲長已在刀下亡魂。事實上卻不是如此。讀者如細讀原文，我們就知道全書中法律文化始終敵不過義氣文化，這一發展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特質。在中國社會人文主義浸淫之下，道義是重要的，法律次之。到今天法律仍不能成為社會人文主義的主流，而社會秩序之無法有效建構也正因是這個原因。
    四、從社會化觀察雲長之死
    在前面二節中，雲長與孟德分別面臨身處險地，對方絕對有實力與機會置另一方於死地。相反的，我們看到作者以君子之「義氣」都沒有置對方於死地，相反的，卻引起了民間一片讚美與歌頌之聲，這是三國演義在民間社會最為膾炙人口的地方。曹孟德對待雲長與東吳的孫權以及謀\士對待雲長卻有不同的態度與計謀\，義利熟輕熟重，也可以看出不同君王的氣度與謀\略。
    話說劉備與孔明移師西川，令雲長留守荊州。荊州本東吳孫權攻佔之地，因為劉備屯兵而居，一再索回無功。今雲長一人留守，人單勢薄，乃有引兵奪回荊州之舉。幾番陣戰之後，雲長糧草消耗殆盡，而人馬不及三百餘人，西川相隔千里，形勢險阻，援兵無法及時救援，最後雲長困守麥城。雲長本擬突圍前進西川引來救兵，不料在路中遇到孫權伏兵，長鉤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東吳部將潘璋所獲。其子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不幸又四下圍住，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
    本來，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擬效曹孟德之後，收為帳下。顯然，孫權對雲長缺乏了解，也不知「義氣」為何物，其難奏效自可預見。如將孫權與曹操對比，我們當可了解，兩個君王不同的識見似已決定了其日後之命運\。三國演義處理關雲長之死，以其敵對之君王交相比照，愈發突顯出作者對義利之辨的淋漓細緻。其給讀者的震撼與感受歷數千年而不絕。
    當孫權在帳中見到雲長，預納降之，卻口出不遜。
    孫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
    此話自然引起關公強烈反擊，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雖然孫權愛雲長世之豪傑，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但皆為帳下謀\士反對，主要理由仍以雲長為一有義氣之士，斷不會投降東吳。其中以主簿左咸之言最為代表。
     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孫權帳中無所謂義，只有利。利不可得，即除之。在這種邏輯之下，孫權也只有聽之，遂命推出斬首。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其赤兔馬也不數日拒食而亡。曹孟德得雲長，雖也知其不可能降，但既然皆認其為世之豪傑，何以曹孟德有不同與孫仲謀\之識見。在三國時代，誰能代表一種民眾服膺之真理或良知，這種結果，寧不令人扼腕嘆息。不過作者在這部演義中，成功地告訴了讀者，何者是義氣，有了一個正確而不模糊的答案。
    關雲長既死，在世間乃有以其為忠義之象徵。然而，全書中作者亦作出不同的迴嚮也足令人深省。固然雲長遭孫權殺害，人頭落地，對雲長來說是一個冤、一個怨、一個恨。索回這顆人頭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然而在一個三方爭霸的天下，落地的人頭，正不知同樣也含有多少的冤、多少的怨、多少的恨。這些人頭要向誰索回。這也是代表義氣的關雲長要加說明的。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在描述這個故事的同時，也以極為巧妙的比喻，設計雲長神靈轉化世間，問道於一寺僧普淨，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和尚一席話，又為雲長的義氣提升到另一境界，也解釋了人間許多難以理清的恩怨。
    普淨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丑，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
    這種因果循環的道理頓令關公恍然大悟，逐稽首皈依而去。作者想要說明的是，在地方上，關公往往於當地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表面上，作者有意使關雲長神化的企圖，但筆者認為，神化關公不是三國演義的目的，到是要透過關公義薄雲天的氣節，使民間社會在行為規範上有一個依循的準繩。傳播雲長的義氣在民間流傳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本質上，不是要使雲長神化。今天我們在看關雲長是神祇的同時，應想到它在民間社會中產生行為規範的社會化影響力量。中國民間宗教中，出現許多的神祗，設廟建壇以為民眾膜拜，其基本作用是在進行一個價值規範的社會化歷程。而歷史小說或演義則是另一種方式達到價值規範普及的社會化目標。
    此外，作者更用了殺害雲長即刈傷義理因而招致報應的邏輯。雲長之死道盡了東吳孫權的疑慮與恐懼。作者以雲長靈魂嚇倒呂蒙七竅流血而死，因而乃有以雲長人頭嫁禍曹孟德的陰謀\。在這一故事上，作者極盡孫權及其謀\士之無情無義，同時在人格上之卑鄙惡毒。兩軍相戰，不管用何計謀\，雲長身亡，此乃戰爭的結果，並無深責之理。但以雲長之人頭交予曹操，詐騙劉備殺害雲長之姦計乃屬不仁不義之行徑。雖然讀者或許苛責作者不應以雲長這顆人頭輾轉使用來醜化東吳卑劣，有違對先聖之不恭不敬。不過卻點破了三國中東吳立國最無風格與無信無義。
    反觀曹孟德拿到雲長人頭，雖亟思反制東吳，但對雲長人頭卻持禮甚恭。孟德聽從司馬懿之議，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當曹操開匣初視之時，雲長面如平日。及之曹操言語放鬆，問候「雲長公別來無恙？」之時，關公口開自動，鬚眉皆張。曹操方知自己行為輕率，並自言自語云：「關將軍真天神也許！」並「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為荊王，差官守墓。」以仁義對照曹操與孫權之德行，不難了解曹操與雲長雖處敵對之中，然處處可看到其以義氣對待雲長。雲長在華容道不殺之恩，曹操又再報一次矣！
    另一方面，曹操之死也與雲長脫不了關係。在三國演義中，曹操被醜化為奸臣，既然為奸臣自應受到教訓，作者利用雲長之死也發揮了一種教化的作用。雲長死後僅三個月，曹操也因病不治身亡。作者對曹操之死以頗為戲劇化的安排，也是全書中引人入勝的地方。
    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問於眾官。
    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
    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
    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
    操召入，令畫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
    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
    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裡，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
    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一，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
    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
    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
    言訖，撥所佩劍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幾而寐。忽見一人披發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卻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大驚，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砍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眾官皆憂。
    這段描述中頗多指涉。曹操每夜合眼便見關公，顯見雲長的影像在曹操腦際飄浮，影響曹操頗深，而雲長對曹操有救命之恩，雲長死後人頭落地，情境又是如斯淒慘，令曹操對這樣一位豪氣干雲、義薄雲天的天神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合眼便見關公，道出了曹操內心的恐懼與慌亂。至於用「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等語，實為群臣之瞎扯談，以安慰曹操之驚嚇。而神木之出現也在作一引喻，而神木梨樹乃指關公未有任何疑問。曹操欲伐神木造殿，實指曹操有篡逆之意，因之雲長特來取曹操之性命。自此之後，曹操頭腦疼痛不可忍，而遍訪名醫治療無效。建安二十五年（西元220年）春正月，曹操逝世，享年六十六歲。離雲長去世不到三月。從這一幕可知，雲天凜然之義對曹操震撼之深莫此為甚，而曹操雖形容為一世之梟雄，權勢如日中升天，然終仍不敵正義之氣。
    五、結語
    中華民族是一個講求「義氣」的民族。「義氣」在中華文化的傳承中，成為民間學習的德目，也是日常生活中行為的規範。義氣乃一股正義之氣，它是無形之物，但在生活中卻處處可見，其重要性與影響性更是無形勝有形。大凡無形之規範，其存在人類心靈當中，人與人之間的活動有一種看不到的規範，只有在實際互動時，從心靈中感受出來。當人與人處在這種感受的境界時，義氣又可觸摸出來。
    義氣沒有拘束力，但其強制性較之書成文字的法律尤有過之。這是因為義氣來自心靈的強制力，其效力可用雷霆萬鈞之勢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相反的，法律卻創造不出此雷霆萬鈞之力。建構在法律的行為產生不出氣勢磅礡的聲勢，若因為義氣而發出的動力卻是氣壯山河，石破天驚。因之法律激不出義氣，而義氣超越過法律。例如法律無法要求為朋友兩肋插刀，但義氣卻可使朋友生死與共。法律連結人與人的關係隨時可破，但義氣卻使人與人的關係持久長青，終生不悔。
    中華文化一脈相傳迄今，義氣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文化的要義在使人確立他的價值觀，因之數千年來中國文化許多史書都在幫助尋找這種價值觀。三國演義是一部不朽之作，其偉大不在歷史的結構，而在書中為我們提供了對義氣的詮釋。我們看關雲長好像我們找到了義氣的化身。當我們覺得關雲長為我們找到了義氣的價值時，我們會不知不覺地將義氣拿入到我們的行為規範中。從現代人的知識觀之，人人熟讀三個演義就是一個認識何謂義氣的現代化過程。如果只認為關雲長一人能義薄雲天，那麼關公是一座神像。這是神化了關公。如果因為我們認識了關公進而使我們在行為上都遵行義氣的規範，我們認為熟讀三國演義是一個有效力的社會化的過程。看三國演義與認識關雲長不要只有神化的意識，更要有社會化的觀念，如此，關雲長的義薄雲天仍能深植人心，啟發教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從我們看雲長與孟德的一番交往，孟德表達的情與義也深令人感動。曹操受世人醜化實許多地方來自三國演義，頗為冤枉。陳壽在三國志中對曹操的評語頗可看到歷史上曹操的真面目：「評云：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而袁紹虎[視] 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達宇內，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總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魏書一，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