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货币发行是根本问题

李旧苗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因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引起了很多争论。但仔细观察，没有一个市场是没有政府在其中起作用的。没有政府，谁来界定产权？谁来发货币？奥地利学派主张回到金本位，但哈耶克后来也承认，金本位是回不去了。我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对峙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这次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显然是与货币有关系。格林斯潘非常推崇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不欣赏格林斯潘。有人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主张将货币量一会调高一会调低，这是对货币主义的歪曲。和弗里德曼合作《美国货币史》的安娜，也出来声明，货币主义不主张针对经济现状调整货币量。货币主义实质的主张是货币发行的规则要高于权威。如果有一个权威来决定货币发行量，这个权威一定会受到利益的左右。格林斯潘的回忆录也说，事实上央行独立是很难做到的，央行分分秒秒在政治压力底下。弗里德曼的立场是，人类应该有一个没有金本位的金本位，让货币发行量非常稳定。我怀疑现在的危机比100年前严重，因为100年前的大萧条中，金本位还没有搞丢。由于货币发行受政治压力影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飞涨，始终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财政政策哪来的钱？一定是通胀政策来解决。我认为这是想要推动经济发展面对的重要的困境。然而如果采取金本位，一旦黄金供应量不够，会有重大问题，甚至导致战争。例如，大萧条的危机实际上是二战解决的。再如，弗里德曼考证过，中国30年代经济发展良好，但由于美国1935年通过白银法案，中国的金银流失过多，使经济下行，最终导致国共内战。
　　我思想受震动比较大一件事，是2004年铁本被关闭。我和卢锋老师有机会与被关进监狱的铁本老总谈过四个小时。铁本在上一波拉动内需时哭着喊着要投资，地方政府也在助推投资，不幸在宏观调控风暴来临时被击倒；可是铁本倒下后，钢产量还是那么高，这是因为由货币表达的需求非常旺。货币表达的需求为什么会这么旺？1994年以后，中国已经不让人民银行给财政放款了，财政赤字不让人民银行透支。那么，没有财政的推动，怎么会有那么多货币？这与汇率机制有关系。
　　浮动与固定汇率机制孰优孰劣，目前经济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主张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的理由是：美元是好货币，和美元挂钩之后，央行就没有办法滥发货币。然而，即使各国货币都和美国挂钩，相当于全球只有一种货币，如果滥发这种货币，情况会比存在多种货币时还要糟糕。我认为，如果有多种货币存在，长期结果应该是良币驱逐劣币。宋国青、余永定等人2003年起就认为汇率制度要松开，是头脑非常清醒的。我的看法是，汇率首先是内政问题，而不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外关系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国人怎么说，我们就反着说。目前，所有商业银行买到的外汇都卖给央行，而央行是印钱买外汇。这相当于市场上存在一个不用真实收入来买外汇的超级买家。因此，目前的外汇市场还不如1993年汇改之前运转良好。当时外汇市场存在双轨制，所有企业拥有汇率的20%可以自由交易，那是一个真实的市场。朱镕基的改革把官方汇率调整到和市场汇率相同，这是很好的改革，但调整之后真实的外汇市场也被取消了。
　　因此，我们不应该笼统讲目前的危机是由于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每个市场失败里面都有政府失败。货币发行无法控制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李旧苗

　　这次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这次内部座谈会，探讨交流对危机及其对经济学影响的看法。我们可以不关心美国87年金融危机、不关心日本经济泡沫、不关心亚洲金融危机、不关心网络泡沫，但再也不能不关心今天的这场危机。我们今天在一起座谈，目的是让大家意识到经济学界可能要发生的变化。也希望这次讨论能促进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一步交流。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而大的危机对经济学的影响将不局限在技术层面。这次危机发生以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又变得重要了。这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提出挑战。甚至有人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这种说法是半开玩笑，还是反映了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信念很简单，相信如果有问题应该出在政府这一方，而不是市场这一方。
　　30年代大危机与奥地利学派
　　对30年代大危机做出预测的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哪一天会发生。按照他们的理论，20年代出现信贷膨胀、股市泡沫和资产泡沫，一定会发生危机。危机之后1931年哈耶克出版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影响很大，奥地利学派变得炙手可热。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Robbins）为《价格与生产》写序，对哈耶克给予很高评价，并且邀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当教授。
　　然而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很快改变了风向。政府本来已经做了凯恩斯建议的扩大内需等事情，而凯恩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备受欢迎。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有理由实施干预挽救经济。而哈耶克战后转向政治哲学而不是以经济学为主，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
　　70年代起货币主义开始被重视，80年代超过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弗里德曼对大危机的解释是，危机发生后政府没有提供足够货币，危机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美联储在本该放松货币时实行了紧缩。有意思的是，回顾历史发现弗里德曼一开始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并非挑战凯恩斯。他在验证凯恩斯需求函数时发现人们的消费不是随短期收入变化，而是随长期收入变化。慢慢地凯恩斯主义被认为不合理，后来出现理性预期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一直在继续，1962年罗斯伯德（Murray Rothbard）出版《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早一年。罗斯巴德认为30年代危机是因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导致了投资结构扭曲和资产泡沫。罗斯巴德用证据表明，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胡佛政策的延续。胡佛政策包括：拯救银行；在大企业之实行联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限制企业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干预价格；实行财政赤字，建设大量公共设施，比如胡佛大坝；实行贸易保护，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 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关税；禁止移民，大幅减少移民配额。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危机持续不能恢复。
　　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朋友还是对手》（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f Foes?）中将对市场的信念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坚决不信，就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半信半疑、摇摆不定，主张政府干预，就是凯恩斯主义。三是非常信任，但有时也需要政府干预，尤其是货币政策，就是货币主义。四是坚信不疑，完全相信市场，就是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不可兑换的纸币（Fiat money），认为必须回到金属货币。
　　奥地利学派同时在三条战线作战。一面反对凯恩斯主义，一面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与货币主义作战。哈耶克因为商业周期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却遭到货币主义批判。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评价很高，却认为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是错的。
　　奥地利学派对这次危机的预测
　　米塞斯和哈耶克预测了30年代大危机，这次危机也有人预测到，其中最有名的几位都是奥地利学派的。希夫（Peter Schiff）是一位投资家和评论家，出版了《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2006年他在电视谈话中预测美国要出大问题，包括次债、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现在除了美元还没出现大崩溃，其他都已成为现实。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部门的怀特（William White）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2006年的论文《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预测经济可能出问题，2007年6月年度报告更加清楚地表明其观点。
　　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Krassimir Pretrov在2004年文章《中国大萧条》（China’s Great Depression）中预测2008-2009中国会发生大萧条。曾经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家Ron Paul也是一位坚定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去年底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奥地利学派是对的》（The Austrians Were Right），帮他写演讲稿的是希夫。
　　最近西班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Jesús Huerta de Soto Ballester出版《货币、银行信用和经济周期》（Money ,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最完整的现代版本。
　　这次危机与30年代大危机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危机前宏观经济没有明显征兆，价格稳定、经济正常增长、技术进步良好；另一方面，股市、房市、投资都出现问题。因此这次危机可以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进行预测。
　　30年代大危机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有两个人可能成功：哈耶克和凯恩斯。结果是前者被边缘化，后者成为主流。这次危机之后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统治地位，另一种可能是彻底扬弃凯恩斯，复活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理解
　　凯恩斯强调需求不足。美国的问题显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过剩。中国过去十几年居民储蓄率也没有上升，而是下降的，居民储蓄率从1996年30%下降到25%。世界银行报告的计算是居民储蓄在GDP中的比重从20%下降到16%。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只要增加净出口就可以增加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关税，限制进口。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统计，统计部门专门计算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贡献率。
　　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萨伊定理（Say’s Law）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要让别人买你的东西，只有你买别人的东西。因此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
　　如果说这次危机是因为美国太自由，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太不自由。如果五年前人民币能够升值，给企业一个正确信号，企业投资设厂的方向就会更加明确。人民币持续维持低估状态，给出的信号就是出口总是有利可图，企业就会是出口导向。如果早一点改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会小一点，货币发行就会少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国际上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花钱促使美国花钱，所以导致这次危机。这是荒谬的，因为总体而言，美国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但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中国确实有点助纣为虐。如果人民币汇率合适，就不会有大量廉价商品输入美国，美国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价格更早上升，美国可能更早采取措施。但是由于人民币低估汇率，美国货币增加没有表现为价格上涨。而美联储货币政策是盯住价格，看到价格稳定认为宏观利率没问题。
　　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非对称性，美联储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会利用货币政策救助经济，例如1987年股市崩溃、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而股价大幅上涨时美联储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也导致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怀特（William White）《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根据历史和理论得出结论：价格不能作为判断宏观状态的主要指标。按照奥地利学派理论，最重要的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一般价格水平。从投资品传导到消费品有相当长时滞。当消费品价格开始上涨时，已经是大难临头了，这时已经不是采取措施能够解决的。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下滑和上涨存在严重不对称。经济繁荣时上游产业上涨很高，下游产业上涨较低；经济衰退时上游产业下滑幅度大，下游产业下滑较小。中国去年工业生产典型有这个特点，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远高于轻工业，下半年重工业下跌幅度远大于轻工业。按照凯恩斯消费不足理论，应该表现为轻工业下跌更快，而事实不是这样，用消费不足难以解释。
　　这次危机会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到整个改革进程。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美国垮了，市场经济失灵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