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易中天:态度的态度(2010-05-21 10:22:08)
易中天:态度的态度(2010-05-21 10:22:08)
核心观点提示
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或心理习惯,是“三问三不问”,即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
态度如此重要,就造就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态度文化”。
狼要吃羊,羊的态度,又能起什么作用?
魏明伦先生要我“到南充向陈寿谢罪”一事,大约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冤案”。因为据魏先生对《成都日报》记者王嘉说,他没有说过“谢罪”,他的意思是“致意”。致意和谢罪,也差得太远了吧?媒体怎么可以这样乱改呢?魏兄岂不也被冤枉了?但也有人对《华西都市报》说,魏明伦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事现在还没弄清,姑且算是“疑案”。
我却是真冤。我何曾“借用陈寿思想却不指明其所讲出自何处,甚至连作者之名都不提”?反倒是《品三国》频频注明“《三国志》某传”,已让部分读者“不胜其烦”。按照魏明伦“南充讲话”的精神,我该去“领奖”才是,怎么却成了“罪人”,得去“谢罪”?
当然,比起赵作海,我们这点冤屈算不了什么。但再小的冤枉,也是冤枉,也可以喊冤的。然而某些高人的高论,却是认为易中天不对。为什么?喊冤的时候,态度不好,不该“小题大做”,尤其不该把文章拿到《南方都市报》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去发表。
受教了!原来,态度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声音,说起来也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王彬彬先生质疑汪晖先生涉嫌抄袭,也是马上就有人出来指责王彬彬的“态度”。抄袭的事情,反倒没人要管。其实王彬彬的态度好不好,跟汪晖抄没抄,又有什么关系呢?汪晖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好,也是诽谤;汪晖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坏,也得认账。这么简单的道理,“学者”们难道不懂?
当然都懂。只不过,事到临头,又都忘了。
实际上,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或心理习惯,是“三问三不问”,即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比方说,只要是自己的哥们姐们,明明错了,也是对的。如果有人胆敢批评,则党同伐异,群起而攻之。攻击的口实,又无非两个,一是态度,二是动机。你想借机出名吧?干嘛得理不饶人呀?等等。至于人家的说的话是否属实,是否合理,则全然不顾。如此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是非,还能有什么建设?难怪邓晓芒先生说,中国的学术界,是“只见帮派,不见学派”。
这其实也有原因。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是以“礼”来治天下的,我称之为“伦理治国”。这就首先要问亲疏。比方说,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其次要问态度。比方说,跟君主、长官、父母、老师说话,不能“顶嘴”。顶嘴之所以有罪,也不因为意见不同。意见是可以不同的,因为道理并不重要。态度则是最重要的,所以得“好好说”。为什么要“顶”呢?想造反么?可见“动机不纯”。至少,也是“目无尊长”。这还了得?
态度如此重要,就造就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态度文化”。比方说,上级有了决定或者指示,不管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得通,先得表态拥护。至于做不做,做得怎么样,甚至做不做得成,那是能力问题,不重要的。又比方说,喊冤,也得注意态度。你应该先找村长谈,然后由村长带你去找乡长。如果有幸见到县太爷,则应该跪下来说“小人冤枉”。所以,上访也是不对的。你上什么访嘛?态度就不端正!
总之,态度不好,一切免谈。再有道理,再有委屈,也都一笔勾销。
态度既然压倒一切,事实、道理、是非什么的,也就可以不讲。比如魏明伦说“南充的文化牌之所以打不出去,跟如今某些学者的误导有很大关系,并直接导致了南充的文化名人少人问津”,就既非事实,也逻辑不通。学者的影响力倘若真的这么大,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陈寿和《三国志》,咋又不起作用了呢?所以,用不着拿我们教书匠来说事。南充的文化牌为什么打不出去,还是“君其问诸水滨”吧!
再说了,“态度”这玩意,真有那么重要吗?比如狼要吃羊,羊的态度,又能起什么作用?态度不好,要被吃;好,也被吃。当然,区别还是有的。羊的态度不好,狼就可以吃得更加理直气壮。羊,在劫难逃不说,还要落下“该死”的罪名。
那就还是态度好点吧!就算冤死,也是“好鬼”。没准,玉皇大帝还会下一道圣旨:该羊态度甚好,朕心甚慰,着赐“乖乖羊”称号,入“好态度羊圈”安置,钦此!
呀,那可真是“做鬼也幸福”!
刊载于2010年5月21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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