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介仑：悲情禹作敏——中国第一庄崩颓背后

李旧苗

假如真的有所谓的时光隧道，许多人会选择回到三十年前，回到改革开放发轫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这次规模宏大的改革，首先是经济的改革，而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吃饭问题是天大的事，农村改革也一定是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里，zhonggong中央每年发出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文件。
　　在农村的改革中，有几个村子是引人注目的，北方有大寨，有大邱庄，中部有南街村，南方有华西村。这几个村子实际上是几个标本，身上长的就是改革的年轮。
　　今天，我们将总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用审视的目光回顾三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由此，我们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农村的广阔田野，绕不开这几个曾经或仍然大名鼎鼎的村庄。
　　大邱庄是命运多舛的地方，也是有着许多神秘传说的地方。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幕布的一角，但是，窥视秘密的感觉，与当年亲历伤痛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历史的巨手已经抚平了曾经留在这里的伤口，以至于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样一个地名。但是，抚平的伤口也是伤口，疤痕依旧存在。我们无意揭开伤口，回首昨天，是为了更好地记住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道理很简单，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中，还会有跌跤的时候。我们希望少一些弯路，少一些伤痛。
　　悲情禹作敏 ——大邱庄经济标本崩颓背后
    1999年，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22号，被判入狱20年且最终获得保外就医“照顾”的禹作敏，刚刚从天津武警医院被转运至此时日未久，时年69岁。
　　斯时，其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郁、焦虑、困顿之态溢于言表，相较6年前的谈笑风生、威风八面，实已判若两人。
　　当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于当年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之际，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尽管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家道中败的禹氏家族对于再度来袭的痛楚，显然已缺乏理性承纳的坚强神经，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
　　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
　　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
　　一缕青烟腾空而起，人称“华夏第一村”的大邱庄一代精神领袖就此灰飞烟灭。 历史，总归是不容回避的。
　　时值今日，改革开放即将踏入第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这段艰难曲折、步履维艰的改革岁月里，大量的理论家、实践家为国家的痛苦转型乃至繁荣富强，尝试做出抑或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各种问题复杂纠结而尖锐难解的广大农村，其推进改革步伐难度之大，教化群众改变观念任务之重，是显而易见的。正因此，禹作敏于静海县大邱庄主倡的改革实践，无论如何是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研究标本。
　　1978年前后至1993年，禹作敏带领大邱庄老百姓，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地位。其后，却因种种不合常规逻辑的做法，其本人被课以严刑，获刑20年，且株连次子禹绍政刑期10年。自1993年至1999年，除却其母病逝于乡而得以片刻还家外，禹作敏再未得到任何机会回到大邱庄。
　　一时引起且延续至今的最大争议是，对禹作敏这样一个于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之人进行的最终判罚，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正义？另外，执行前是否真正深入考虑过该事件之处理对大邱庄整体经济所造成的震荡幅度？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禹作敏的事前干预是否已经尽职？伴随着作为大邱庄精神领袖的禹作敏的倒掉，整个大邱庄经济几近陷入全面崩盘的境地，且此后数年一直未见抬头之势。到底谁该为大邱庄经济的衰败负责？
　　更为值得思考的是，如此缺乏系统尊重的动作，势必会对后来的农村创业领袖以巨大挫伤，难道这就是改革者的下场？
　　为探究事件发生的深刻根源，《财经文摘》记者深入一线，调查数月，循着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奋斗者多年前踩踏的印记，试图在禹作敏时代结束15年后，重新归纳总结那段历史，希冀通过各种复杂的事件纠葛，通过大量的细节故事，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禹作敏，一个真实的大邱庄。
    无畏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最为红火的关头，1958年入党、1974年正式出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曾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其时，被铺天盖地的红色革命热情鼓舞到热血沸腾的禹，对从窑洞里钻出来的憨厚农民陈永贵亢奋的“战天斗地”精神深表钦佩，甚至就此将陈视作自己的行动榜样。1973 年，陈永贵得到毛泽东赏识进入中南海“主政”全国农业，此事令禹作敏更是认定，已“贵”为国家副总理的陈永贵，就是他改革与奋斗的方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到陈永贵以及当时举国上下狂热极左的政治环境感召，1974年冬，禹作敏带领全村男女老少迈出了改造大邱庄面貌的最为原始的一步。模仿陈永贵的样子，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大邱庄群众一干就是三年，仅仅凭借土筐和铁锹以及老幼相加也不过4000人的力量，累计动土竟然达到410多万方，硬是把7000多亩高洼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为了横平竖直的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小道。
　　“我是禹作敏培养的，我入党，禹作敏是介绍人。我跟他干了整整20年，从1978年改革，一直到他被抓，我一直没离他的身。”村民李风光对《财经文摘》记者讲述当年大邱庄的奋斗历程时，情绪十分激动。
　　据他说，昔日大邱庄，“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都穷光棍子，说不着媳妇。从书记改革，这个面貌一下子就改了。” 对于大邱庄和禹作敏来讲，最为深刻的反省与改革发端于1976年至1978年间。伴随着扭曲人性的十年“文革”之结束，曾经备受追捧的所谓“大寨模式”与“大寨精神”，开始迎来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而当年整个天津地区学习大寨最为狂热且甚得毛泽东夫人江青赏识的模范村——宝坻县小靳庄在政治风波中所遭遇到的人格分裂性伤痛，亦令禹作敏醍醐灌顶。
　　据称，1976年10月初，在揭批“文革”错误情绪正酣之时，禹作敏独自一人在广袤的团泊洼辗转徘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其间寡言少语，旱烟抽掉无数。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发表了这样的诚挚演说：“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此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 尽管对于禹作敏裹挟集体力量切入钢铁工业且能够将大邱庄经济“打着滚儿”发展的现象，学者间存在多种争议与猜测。更多的疑问在于：为什么禹作敏单单看中了钢铁，他的原材料哪里来的，他的产品卖给了谁。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如此独特的政治氛围内，到底是谁扮演了禹作敏与大邱庄幕后推手的角色？
　　答案众说纷纭，《财经文摘》得到多种版本，但深入调查后发现，多数说法经不起推敲。据了解，迄今为止，尚无一人对禹作敏乃至大邱庄的发家史做出过一个值得信赖的完整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亦感迷惑。他认为，值得业界关注的因素起码有两个：其一，禹作敏从废铜烂铁做起，而即便废铜烂铁这些最初的启动资源，在当时的背景下也非常人能够搞到；其二，大邱庄与天津港货运码头并非遥不可及。于建嵘似乎更为看重禹作敏的个人魅力与其超出常人的操作手腕。
　　变革，就这样生生地出现了。
　　大邱庄冷轧带钢厂于1977年8月间成立，村民刘万全、刘万明分别担任该厂厂长以及业务员一职。作为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选择此二人担纲主持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的重要原因在于，刘万明退休前曾供职于天津冷轧带钢厂，刘万全则是大邱庄出了名的技术能人。 冷轧带钢厂牛刀小试却一炮打响，一年后，成本全部收回，纯利润超过30万元。
　　依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财经文摘》记者的讲述，当初的带钢厂其实只有两台轧钢机，而且是“人家轧钢厂不要的，我们按废铁买回来的，不点儿大（注：意为很小）”。另有村民表示，当初从天津冷轧带钢厂确实买了一台废旧轧钢机，回来后大邱庄人“照葫芦画瓢”，又仿制了两台，总计是三台。
　　关于带钢厂创业初期启动资金的真实来源以及大邱庄改革的最初起步，村民李风光对本刊记者做出了详细的阐释：“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企业，什么叫副业。禹作敏发动老百姓先打了一部分苇子，跟大伙儿说，肯定能到一斤两块七毛五。结果那年价格真高，三块钱，超了。这就打苇子建厂房。带钢厂投资多少钱呢，20万（其实，亦有10万和15万的说法）。向国家无息贷款三万七，向邻村借了两万，动员社员筹款一万多，砖瓦厂红砖折合两万多，大队积蓄五万多，这么杂七杂八加起来的。”
　　“那时候建厂房很困难。我是养殖场场长，那时候说要搞大规模养殖，我做了一个计划。因为属于改革，县里畜牧局说，你搞个大养殖场，做个大计划，有了砖、砂石料、钢筋，我再给你项投资。就这样，养猪场和带钢厂都办成了。大邱庄就是在那个时候，在1978年起的步。”
　　受到带钢厂盈利消息的刺激与推动，其后十数年间，在禹作敏的有力指挥下，大量工业企业扎堆儿出现，管理模式亦日臻成熟：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成立；1982年，大邱庄印刷厂、大邱庄电器厂相继开工投产；1983年，为扩大规模、便于管理，同时为能享受到国家对初创公司税收政策之优惠，禹作敏得到“高人”指点，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将建立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非但总公司为独立法人实体，总公司之下所建分厂亦为独立法人。
　　依托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各个工厂下辖的分厂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多，越滚越大。1987年，禹作敏将上述四个总厂改制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将四个公司分别改名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近10亿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亿元工业区”。
　　顾名思义，按照禹作敏当年的规划，该工业区每年的产销能力至少要达到100亿元，“百亿路”因此而得名。依据大邱庄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明隽向本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截至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尽管对于上述数字，记者不敢全然苟同，但大邱庄于鼎盛时期的发展速度之惊人，却是人所共知的。
　　除却工业拓展，在农业生产上，禹作敏亦提出了其著名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说法，将农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种，鼓励有能力者系统承包。当年的土地承包大户马德良偕夫人何文丽甚至将大邱庄的农业生产承包经验成功介绍到了法国，一时传为美谈，其时为1982年。1983年—1985年，禹作敏先后将大邱庄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强化“统包结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全部耕地改由4个组承包，不惜重金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全村事农劳力在1985年已直线降至112人，后来甚至有降至8人的说法。
　　据称，自1979年－1990年，禹作敏共向农业投资近4000万元。至1990年底，大邱庄共有各种农业机械2577台，总动力64894马力，粮食总产350万公斤，比1978年的140万公斤增长1.5倍，比1949年的34万公斤增长9.4倍。
　　值得一提的是，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以便更为有效地进行工农业改革，禹作敏曾有一段精辟但后来被广泛曲解的言论。禹作敏这样告诉他的搭档：“丑话咱说在前头，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翻番，背靠集体经济模式腾飞起来的大邱庄，对村民福利待遇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与改革。《财经文摘》记者先后几次深入大邱庄采访，村民对禹作敏时代的福利待遇记忆尤为深刻，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不要”和“几个解决”：用电不要钱，用气不要钱，电话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取暖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对于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村民，一律解决就业问题；对于光棍汉，村里一律帮助其解决婚姻问题；对于老年人，村里一律负责解决其养老善终问题；所有村民一律解决住房安居问题。
　　非但如此，禹作敏赏罚严明，谁对企业贡献大，谁为企业带来的效益高，谁得到的实惠就多，反之亦有说法。一时间，群众干劲十足。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更没有大邱庄的今天。”多位受访者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出类似话语。
　　而对于当下产权制度改革后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部分村民已怨声载道，据称，已有村民多次到镇政府打起标语表示抗议。8月15日上午9点，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姚金明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独家专访时，矢口否认“村民抗议”这一说法，并称“类似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
　　尽管如此，本刊记者8月初第一次到大邱庄津海街居委会采访时，一干群众执意要记者将静海县委领导至少大邱庄镇政府领导找来，希望他们听听大邱庄基层百姓的声音。据了解，为数不少的大邱庄村民对当下的生存现状表示不满，他们希望通过与记者的交流直接评判当地政府政策之不足，并希望政府拿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你大邱庄子白是大邱庄子，没用！厂子里不要你，要他亲戚朋友，人家有资本，他说了算。群众一看，厂子都归个人了，但你那厂子的房基地是大邱庄子的啊！那厂子可是禹作敏建起来的啊！你要是不包给他，俺用那地可以挣钱啊！”谈及此事，禹作瑞颇多感叹。
　　“他租俺的地，得给俺钱吧。俺们上班，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们一个个都富起来了，有厂子的才几个人？现在农业队也没了，俺们找谁说理去？俺们指望什么吃饭？群众就起来了，我要地！”禹作瑞认为，产权制度改革害了老百姓。
　　大邱庄医院、大邱庄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院、大邱庄邮电大楼、香港街、百亿路以及纵横有序街道的渐次兴建与纳入管理，加之居民住宅楼的整齐划一、别墅群的井然分布、大邱庄整体居住环境的多次整饬……禹作敏曾经的一系列治理措施，深得大邱庄群众的热烈拥护。
　　1978-1992年，在如此不起眼的一片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悄无声息地冉冉升起了一颗工业化市镇新星，海内外为之震动。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于新农村改革实践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以及最终取得的令人慨叹的成功，环顾全国，恐一时无二。
    致命的导火索
　　及至禹作敏不明就里地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时，大邱庄的致富范式引致各方关注，而中央级媒体连篇累牍的非理性追捧，令这位一直不事声张、默默耕耘于静海土地之上的农民，颇为无所适从。
　　作为政治任务的全国巡讲、报告以及外来参观团接待，甚至令仅仅读过四年私塾、严重缺乏公关教育的禹作敏陷入焦虑与茫然。关于如何去讲解大邱庄，如何摆正他自己的位置而又能避开政治风险，没有人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而禹作敏于农村改革上的大胆与无畏，亦不断体现在其与各色人物交往中的豪放洒脱与不拘一格之上。记者调查采访发现，确有多种证据显示，禹作敏在言行上的狂妄不羁，已开罪到政治人物若干。
　　随着1993年禹作敏的倒掉，大量针对禹作敏在大邱庄管理模式上的批评甚至谩骂铺天盖地而来，其情状之复杂，模式之花哨，如同之前的赞誉。但细细想来，几乎所有的批判都非常值得怀疑。不论是“庄主说”、“土围子说”、“独立王国说”、“土匪头子说”，还是“封建君主说”、“地方割据说”，其核心内容仅在一点上，即“禹作敏不该这样控制大邱庄”。
　　《财经文摘》记者查阅大量资料，寻访到众多直接相关者，惊讶地发现，很多目标直指禹作敏与大邱庄的评论者根本就不清楚当年的改革状态，也完全不明了禹作敏其人，或者连到都没有到过大邱庄。发言、炮轰的猛烈性与随意性令人感喟，一切盖因禹作敏已经倒掉，而官方口径已经如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如果仅仅谴责禹作敏，是不太公正的，而且，“政府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打死了人，而是因为政府管不了大邱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邱庄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
　　“如果说禹作敏那种领主式的行为引起了大邱庄村民的不满，村民的民主意识、村民的个人权力迅速成长起来，把禹作敏给推翻了，那当然是最好的，是代表现代化倾向的一种现象。但仔细分析起来，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大邱庄村民并不恨禹作敏，他实际上没有得罪大邱庄人，到现在也没有揭露出他把大邱庄集体的东西装进了他个人的口袋。把他抓起来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如此说来，如果说抓禹作敏仅仅是体现一个集权国家控制社区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比较滑稽。”
　　针对禹作敏，秦晖慨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权力把他扶起来，权力又把他整倒，从整个过程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悲剧了。”
　　回溯整个过程，禹作敏被扳倒的直接契机来自两桩人命案，一为1990年之“刘玉田案”，一为1993年之“危福合案”。两案前后相继，禹作敏深陷其中，难脱干系，最终不能自拔。
　　依据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乡小靳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于2007年8月28日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的回忆，禹作敏为人仗义，性格豪爽，但“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王作山认为，禹作敏“护村”护得实在太重了。“有人犯法，谁犯法就该谁受法律制裁，有你啥事啊？而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对他来说，他不是主要责任人，即使有责任也不至于负刑事责任，儿子犯罪不能把父亲也逮起来吧？是不是这个理儿？下边杀人，怎么会是他的主要责任？我只能说一句，他忒‘抗上’了。”

李旧苗

　　“刘玉田案”确为导火索。
　　据本刊记者了解，刘玉田系直接涉案人刘金会之父，为禹作敏近亲。刘玉田之妻禹氏为禹作敏二姑，其家族关系相当紧密，而刘金会兄弟计四人，依照农村长幼排序，分别为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峰、刘金功，而刘金会尚有两个妹妹却并不在此列。换言之，禹作敏兄弟四人禹作哲、禹作新、禹作敏、禹作瑞，实为刘金会之姑表兄，而同为涉案人的禹作相，则为禹作敏堂弟。
　　关于该事件的起因，按照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本刊记者的话说：“刘金会作为表叔，强奸了禹作相的闺女，导致女方精神失常，禹作相不干了。”刘金会三弟刘金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其二哥刘金会与禹作相“闺女”发生的关系“没有强迫成分，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的事”。
　　但刘金峰同时认为，不论怎么说，刘金会做得确实不对。“即使他说喝酒了，酒乱，我也不能原谅他，因为事情是他做的，就应该由他承担责任。你禹作敏打死他刘金会，我也不说别的，但我们老爷子到底惹谁了？你这不是株连九族是什么？”
　　17年后的今天，面对《财经文摘》记者，刘金峰依旧愤恨难平，刘姓家族与禹姓家族的仇恨至今未了。据记者数月于大邱庄的观察，大多数村民其实是怀念禹作敏以及禹作敏时代的，对禹作敏个人的评价也甚高，但单就刘金会家族一方而言，禹作敏的形象要大打折扣，甚至水火不容。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91）津高法刑事裁定第27号关于刘玉田案的详情记述如下：1990年4月9日，禹作相得知其女禹某某曾被本村村办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非常气愤。4月12日晚，禹绍龙、禹作民纠集禹作立、禹绍龙、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商议殴打刘金会泄愤。禹作相、禹绍立又迁怒于刘金会之父刘玉田，提议殴打刘玉田，其他5人也都表示同意。当晚，7人先窜至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殴打刘金会，然后约定次日上午在禹作民之父禹贺田家集合一同去殴打刘玉田。4月11日上午9时许，禹作相、禹作立带领其他5人闯进刘家，将64岁的刘玉田带到村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先对刘啐唾沫，打耳光，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毒打。将刘玉田打倒在地后，禹作相、禹作立使用皮腰带，禹绍祥、禹绍忠用带铁皮头的胶管，禹作民、禹作岭用鞋底殴打刘玉田。虽然刘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7人仍不罢手。直至刘玉田奄奄一息，他们才离开现场。刘玉田被送进村医院抢救，经医检，肋骨骨折8根，肾组织出血，肝肾破裂，腹腔积血达600亳升，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财经文摘》记者多次试图联系采访当事人刘金会，但对方一直躲闪回避，拒绝与记者正面接触。依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当记者于9月22日赶至大邱庄民祥里9号楼301室，也即刘金会曾经的住所时，发现房子早已租与他人，记者被告知，刘本人长年漂在静海，平时很少回到大邱庄。
　　刘金会大哥刘金刚亦婉言谢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其妻称：“我们实在不想再提了。”据刘金会三弟刘金峰的讲述，二哥刘金会在1990年事发后便逃出了大邱庄，直至禹作敏被抓后才偷偷回村，而与刘金会发生关系的禹作相之女目前仍在大邱庄，且早已出嫁。
　　即便刘金峰基本认可禹作敏组织人等殴打刘玉田属于“寒碜寒碜他”的说法，且刘亦认为“禹作敏当时并没有真想打死老爷子”，但对于“禹作敏与刘玉田案并无牵扯”的说法，刘金会认为“那是完全错误的”。
　　“都是禹作敏一手操纵的，在大邱庄，他是说一不二，要么怎么说他是土皇上呢？说好一点他是皇上，说重一点，他就是一个土匪头子！我说这话，我负责任，因为他的一行一动，已经体现了他是一个土匪头子了。坐车，只要他从办公室一出门，前边仨后边仨，左右一边一个，几个人？这就是八个了。前呼后拥嘛！开门进去，他在后排坐着，一左一右两个贴身保镖，前边还有一个保镖。你作为大邱庄的一个书记，搞这么紧张干嘛？！他要的不就是那个派儿吗。”
　　据刘金峰讲述，在1990年事件出现前，刘一直对禹作敏心怀钦佩，而且如果不出这个事情，禹作敏“人还是个好人，书记也是个好书记”。“大邱庄四面八方多少个村庄，为什么惟独大邱庄发展了？不是禹作敏带领大家发展起来的吗？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气魄。如果他始终这么发展下去，我认为他还是个好书记，还是个好人。但最后几年他不发展企业了，他光发展他那个小集团了。”
　　刘金峰认为，如果讲发展，没有禹作敏，大邱庄就到不了今天。“就是从大邱庄一起来，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对立面大一些了，又是上保镖又是安摄像，你说有嘛用！盖别墅非要弄个地下室，刚开始还计划着从他的别墅到他上班的办公楼，要在地下挖一个地下通道，上下班都不敢在上边走，得在通道里走，你说他活着轻松吗？！”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在对刘玉田事件的处理上，静海县原公安局局长孙家芝亦有牵连。1990年9月，即案件处理末期，孙家芝因涉嫌参与“大邱庄打人致死案”事后造假，被天津市政法委强行从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拉下并受到处分，之后再无其消息。
　　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静海县公安局于1990年4月11日上午9点接到刘金峰二妹关于其父被群殴致死的报案后，孙家芝迅即携民警数人赶至大邱庄。在了解案情后，孙与禹作敏磋商并暗示称：“你不让我抓人也行，但你得给我把声势造出去，不造出去，人我必须要抓。” 不多时，禹作敏依照孙家芝的建议，为包庇打人者、造成舆论颠倒的现实，大面积组织相关人等张贴大字报、策动游行、倡议给禹作相家属捐款等一系列舆论造假动作，整个村子各条街道两侧全部贴满了标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数千人围着大邱庄高调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刘玉田”、“砸烂刘家家族”等口号。
　　据讲述，4月11日下午，禹作敏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召开大邱庄全村职工大会。会前，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功全部被押至台前，一律捆绑并低着头，“身后有人按着”（刘金峰因钝器致伤处于昏迷状态，依旧被扣押在万全集团保卫处，于是未得上台）。据当地村民向本刊记者讲述，在此次大会上，禹作敏曾有“刘玉田早就该死，他死有余辜”的言论，并称“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4月12日至4月13日，禹作敏分别两次组织策动大邱庄近两千人大游行，“声讨”刘玉田，大街上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等多种大幅标语。
　　2007年9月24日，静海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韩玉起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采访时，亦谈及孙家芝与禹作敏的复杂关系，称“就在当年，孙家芝被一撸到底”。
　　据刘金峰回忆，就在其父刘玉田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其二哥刘金会已被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达数天之久，禹作相率同族7人气势汹汹前往派出所。当时大邱庄派出所所长周文全得知此消息后，借故离开，禹作相等人于是得以痛殴刘金会，但并未致死。而此时，刘氏其他三兄弟也已被禹作敏全部控制且均遭毒打：刘金功被关押在津海保卫处，刘金刚被关押在尧舜保卫处，而刘金峰则被关押在万全保卫处。
　　次日，也即4月11日，刘玉田被当街打死，闻讯赶至的刘金会二妹独自一人拉着板车将其父送往大邱庄医院，最终不治身亡。依据刘金峰对本刊记者的讲述，当天上午，其父刘玉田正在院子里整理东西，禹作相、禹作民、禹作力、禹绍龙来到其父所在院落。在门口，禹作相说：二姑父，你出来一下，和你说点事儿。其时，刘玉田老伴禹氏正在里屋忙碌。
　　“我娘当时就寻思着，不就一帮侄儿们吗，找他二姑父说点事就说呗。她在屋里就没出来。你说事在屋里说不完了吗，不行，得到外头说去。这几个人架着我爹，一出门口就连打带踢，一直踢打到现在的中国银行那一段。当时禹作章是村大队的大队长，禹作敏派去的，我有证据，他在那儿监督着。这样，十几个人一路踢打直至老爷子死去，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敢管。”
　　此后，刘金会兄妹多人乃至刘姓整个家族之核心成员从老到小，全部被禹作敏纳入被监视范围，如许人等甚或连上厕所都有人远远盯着。而禹作敏惟恐有人出村告状，万分警惕。刘金会四弟刘金功曾带着相关材料以及于村口戒严现场拍摄的照片，试图逃出大邱庄寻求司法帮助，无奈，刚出村不久即被禹作敏线人告密并被迅速抓捕回村，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长达七天之久。直至刘金会二妹前往派出所处理相关事宜，刘金功跑出来叫喊：“老姐，快去叫人救我！”此时，刘家方知，刘金功并未失踪而是被禹作敏秘密扣押了。
　　“他跟我说了，刘金峰啊，你就是个土匪，你还看着，我还真不让你好死。那意思就是说，我一点点折磨死你。我心想，我让你折磨死干嘛呢，我自己死了不就完了吗？”据称，刘金峰被扣押后，遭遇禹作敏所组织的数人轮番毒打。
　　“四根电棒全部耗没电了，皮带打断了三根。大邱庄谁也不敢替俺老刘家说一句话，整个政府系统从上到下，全部被禹作敏收买了，我二哥刘金会跑到北京托人找到最高检察院，最后发现，谁都动不了禹作敏。我一下子感觉到，整个天都是黑的了，一点阳光都没有了。” 最终，刘金峰因对事件发展缺乏明确预期，于心情黯淡、孤立无援之际，“用铁榔头狠命砸自己脑袋，但没死成，昏迷了20来天，直至老爷子死去、火化，我都不知道。”
    无奈的狂狷
　　如果说，“刘玉田案”直至最后也未能把禹作敏交付司法程序的话，那么，“危福合案”的发生与发展，实则禹作敏生前的最后一搏，姑且称之为“灭顶之灾”亦非过分。
　　1990年前往大邱庄打工并于1992年负责该村华大公司养殖场基建工作的河北省枣强县青年农民危福合，在公司面临解体，其本人被指涉嫌“贪污公款、数额巨大”，且突击审讯拒不交代。在禹作敏授意下，万全集团总经理刘云章指挥众人在大邱庄四大公司之一的万全集团保卫处（后被媒体广泛理解为“私设公堂”）殴打致死。
　　据《财经文摘》记者了解，当时华大公司上下串通，在基建层面上大吃回扣的现象格外突出，加之危福合确有22000元的账目无法自圆其说，遂被清查。同时被禹作敏纳入清查名单的，除却危福合，原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兼农场场长侯洪滨、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和以及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田宜正等多人均遭审讯、毒打。禹作敏认为，华大公司纯粹一帮“败家子”。
　　从下午两点多到晚上十点，针对危福合的审讯长达7个多小时，最后，奄奄一息的危福合被送至大邱庄医院时，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死者全身上下伤痕达380多处。 而时至1992年12月13日，也即事出当天，危福合也不过26岁而已。
　　得知危福合死讯后，禹作敏想尽办法掩盖事实真相、庇护案犯。禹认为：“那么多人参与，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先把事情担起来。”之后，万全集团代总经理刘永华（斯时，其总经理刘云章已惊慌失措。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刘永华实为大邱庄创业功臣刘万全之子）在禹作敏授意下，与相关人员充分讨论且编造了危福合的死亡全过程：12月13日下午两点，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李振彪四人在万全公司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晚七时许，刘云章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在大邱庄上班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看守危福合。突然，门外冲进来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福合一阵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司法调查及法医鉴定结论却令上述说法不攻自破，无路可走的禹作敏再次决定“尽一切努力”包庇案犯，直至出现“武装抗法”一说。
　　对于“刘金会家族在天津公安局处理危福合一案时曾暗中给予帮助”的说法，刘金峰认为“那纯粹是谣言”，而对于大邱庄多位村民反映的“刘姓中人与宋平顺具备不远的亲戚关系”的说法，刘金峰更认为“那都是胡说”：“我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能力认识那么高的人，只能说禹作敏脑子进水了，自己做到头儿了。至于说人家危福合根子硬，家里有后台，这却是事实，一点儿不假。”
　　记者采访获悉，民间确有传言称，被殴致死的青年农民危福合与原南京军区某司令员具备直系亲属关系，但关于此说，举证者均语焉不详，遂无法证实其真伪。
　　与刘金峰的说法有所不同，现年已88岁的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采访时透露：“关键是嘛呢，我告诉你，刘金会和宋平顺是有关系的，刘金会有个远房的姐姐，和宋平顺是亲戚。这一死了人呢，宋平顺就跟老刘家蹬上劲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案件最终由天津市公安局侦查并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依据本刊记者拿到的官方备案材料，禹作敏犯罪事实基本如下：1992年12月15日晚，被告人禹作敏接到被告人周克文的报告，得知天津市公安机关干警宋忆光等6人对危福合死亡现场进行勘查，便下令扣留宋忆光等6名刑侦干警。周克文指派大邱庄治保会的巡逻队员将宋忆光等人拘押在勘查现场的三楼楼道内，断绝了宋忆光等人与外界的联系。16日上午8时许，宋忆光等人被带至总公司三楼会议室，由禹作敏对宋忆光等人进行无理指责。上午11时许，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责令大邱庄“立即放人”，其时，宋忆光等人已被扣押13个小时。
　　根据起诉材料，1993年2月16日，天津市公安、检察机关组织干警准备进入大邱庄搜捕刘云章等4人。被告人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后，连夜召开会议，策划阻碍执行公务干警进村的办法，并命令被告人周克文派人把守进村路口。周克文立即召集总公司所属各集团公司保卫科长进行了部署。17日上午，禹作敏带领并指使他人围攻、指责进入大邱庄的天津市检察、公安机关领导和静海县负责人，阻挠检察、公安干警进行搜捕案犯和张贴通缉令等公务活动。17日下午4时许，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调集人员，“保卫”总公司，封堵进村路口。被告人周克文受禹作敏指派负责指挥村庄外围的警戒、巡逻。随后，总公司大楼前聚集了上万名群众，且进村的各主要路口也分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18日上午，禹作敏又召开全村广播大会，煽动全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致使公安、检察机关未能正常执行公务。
　　“检察院调查危福合的事儿，你就让他调查呗，你为嘛还要把检查院的人扣下来？天津检察院副检察长被禹作敏扣了两天，市里让他放人，他就是不放。禹作敏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检察长，你到了我大邱庄就得接受我的检查。我×，你说这事儿！结果把检察长给打了，把公安给扣了。这还不算完，公安再进大邱庄，是一个都不让你进了，所有进大邱庄的路口全都堵死了！天津的防爆部队就在崔庄子附近驻扎着，进不来，禹作敏号召各个厂子停工，一人一根螺纹钢管，放假，堵路口，不许回家，都在厂子里，家属往厂子送饭，24小时在厂子坚守，对峙了三天，武警一直没能进去。”刘金峰回忆道。
　　因刘玉田案，诸多禹姓同族被抓且被判刑，刘金峰在大邱庄得不到工作机会，当时正在附近的双塘打工。“反正我看着当时可能有演习的意思吧，大约是以部队演习的名义包围大邱庄，当时都弄着锅弄着嘛的，咱也不知道上头是什么意图，到底是真演习还是假演习。”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忆，因处理刘玉田案，禹作敏对天津市委非常不满，尤其对天津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不能接受”。“我亲见的一个事情，闹得非常僵。一次，我到那边儿（禹作敏家中——记者注），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正好来电话，说禹作敏，你上天津来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顺闹的这个问题，来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不至于矛盾这么大。书记（指禹作敏——记者注）说：我不去，不去。聂璧初可是市委书记、代市长啊，叫你到天津去一趟，把打死人怎么来怎么去的经过说一下，把你和宋平顺的矛盾说一说，说开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不去，而且把电话‘呱儿’一扔！还骂了一句，并说‘你弄不倒我，我就弄倒你’。他是和天津市顶上劲了。我就在当场。”
　　“最后不是宋平顺带着武警要到大邱庄来吗，从那边来了，书记说：‘他来啊，我让你连村都进不来！我是党员，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你为什么到我大邱庄公开围攻？’各个进村的路口全用大车堵住了，群众全放假了，一个个拿着铁棍。要的是那个阵势，谁真打？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枪，我有铁棍，当时几个集团的头儿们都在禹作敏周围坐着，等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劝他？！劝他别这么狂了，其实如果说一说，事情可能完全两个局面，可他非要愣顶。”
　　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时而叹气时而愤慨：“宋平顺在天津说了算，人家要上下勾起来算计你，别说一个禹作敏，你十个禹作敏也白给。他要整你，还不跟拿（捉）个小鸡儿一样！”
　　事实上，在围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法）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村庄待命。依据官方语调，此动作主要是“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调用警力，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
　　在“以暴制暴”策略未能奏效，且引发禹作敏与天津市委尤其与宋平顺所携天津市公安局严重对立情态之时，适逢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津赴任天津市市委书记。依据本刊记者掌握的可靠材料，1993年4月15日，zhonggong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据了解，当时与禹作敏同去天津迎宾馆的，除却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史明生（本刊记者多次努力，仍旧未能联系到此人），以及3名骨干村民，分别为李向军、朱振凤、杨会阁。据禹作瑞回忆：“书记说：你聂璧初怎么叫我，我也不去！于是，聂璧初只能等高德占来商量，高德占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写了封家信，让禹作敏到天津迎宾馆，要和书记谈一谈。”
　　禹作敏束手就擒。
　　“一共去了三辆车，人都被扣了，后来经过审问，那些人都没问题，就放了。”村民李风光对《财经文摘》讲述时认为，天津市公安局早有准备。“从‘李七庄’（此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为天津外环，属大邱庄通往天津市区的必经之地——记者注）那一段开始，全部戒严了。” 旋即，在“大邱庄群龙无首”状态之下，宋平顺迅速动作，第三次亲率天津公安干警一行数人再度开赴大邱庄，轻松抓获涉案人员数十人。
　　“四大集团的经理，不但一个没动，而且全部改口，都顺着公安的意思说话了，说禹作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跟天津市委穿一条裤子了。”禹作敏大哥禹作哲无比愤恨地说，“这就是杠着（意为“命中注定”——记者注）。禹作敏走到这一步啊，杠着他把大邱庄操办起来，杠着他再走这一步，别的就甭说了。人家宋平顺来大邱庄开会就说，禹作敏让谁死谁就得死，你说有这种事吗？！人家开会就这么讲的，你怎么着人家？老百姓谁敢言语？暗地里说话管嘛用？四大公司都是禹作敏弄起来的，可到现在呢？禹作章是书记亲自培养起来的，等到书记被抓走，他一下子就变成公安那头的人了，不但不替书记说话，反而把书记害得很惨。四大公司人家也不管了，谁说话也不顶用了，谁还敢说话？！”
　　大邱庄之强人禹作敏时代就此戛然而止。

李旧苗

孤独的行者
　　15年后已由村变镇的大邱庄，马路、楼群、商店、农贸市场依旧沿袭了往昔的风貌。扩容后的大邱庄镇如常地来往各地的商贩，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香港街上的店铺三三两两地开门营业，甚至大量的小姐出租屋亦不时闪现。尤为显眼的是，从大邱庄村口延伸至数公里外的宽阔水面已完全黑褐污浊，被污染到不可复加的程度。
　　遭遇巨大政治波折而陷入困顿中的大邱庄经济，在付出了沉痛的环境污染代价之后，依旧徘徊乏力。自1993年禹作敏事件之后，伴随着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疯狂挤兑，大邱庄原本蒸蒸日上的集体经济瞬间崩溃。之后的所谓股份制改造、产权制度改革，非但看不到任何实质性成效，却引致问题迭出，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而育有二子三女的禹作敏在客死他乡之后，可谓家道中败，长子禹绍国、次子禹绍政目前均已流落异地且勉强维持生计，三个女儿也大致分散在天津市及静海县城，绝少再回大邱庄。禹作敏繁盛时期“高贵”的白色别墅因产权不明无法出售而基本闲置，玻璃窗上满是灰尘。抚今追昔，不免令人叹惋。
　　《财经文摘》记者先后多次通过知情人士获知禹绍政的联系方式，但遗憾的是，不是号码停机、关机，就是房子已经换人，而禹作敏老伴范氏目前正与禹绍政一起生活，已数年未归大邱庄。禹作敏长女多年前嫁与原大邱庄四大集团之一的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记者曾三次前往赵书忠目前独资运营的大邱庄钢材市场，奈何赵与其妻执意以“工作太忙、事情复杂”为由一再推脱记者的采访。
　　大邱庄于1993年吸纳周围四个村庄而改制为镇，曾多年担任该镇镇长且对大邱庄当年变故分外明了的陶润立，于2003年调任静海县县长一职。本刊记者8月14日前往静海县县委采访时，陶润立刻意回避，其助理王滨对记者称：“关于禹作敏的话题实在太敏感、太复杂了，真的不方便讲，对不起。”原尧舜集团总经理禹作尧、现万全集团总经理张玉银均对禹作敏话题三缄其口。
　　禹作敏二哥禹作新之子禹绍武当年颇为禹作敏看重，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老爷子太冤枉了，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当年为了大邱庄发展费尽了脑筋，到最后，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吃十来片安眠药都睡不着。大邱庄人都知道，老爷子半夜睡不着了，就一个人到大队里坐着去。”
　　2004年从静海县独流镇调任大邱庄镇担当镇长的姚金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假思索地举出林彪的例子，力图回避记者的进一步追问。他表示，zhonggong的法律法规，没有功过相抵的规定，禹作敏做出过贡献，共产党并不否认，但是他违法犯罪也是事实。“林彪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东北全境的解放，包括平津战役，包括淮海战役的一部分，包括渡江战役，包括进军大西南。他做得不也是不错的吗？你能不能说因为他那段做得好，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后，就把功过抵一抵呀？共产党的法律没有这一条。”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没有禹作敏，现在即使改革也到不了这一天。没有人是没有错误的，如果论功过，我认为，禹作敏功劳占95%。”李风光如是说，“书记自杀那年的‘十一’过得相当隆重，天津，全国都是！我琢磨着他自己一定有个回想：你说何必啊，我辛苦劳累……原来从中央到地方，都知道大邱庄，都知道我禹作敏，都知道啊！为什么‘十一’前后他吃的安眠药？我知道他的性格。”
　　“县里早就惦记着把大邱庄划成镇，书记没答复，说你别划镇，回头我搞好了，搞成了规模，你给我划个市。这么一来，对静海的提议，书记没同意。到后来书记一犯事，人家中央工作组进入大邱庄组织这个事，商量着怎么搞，把禹作敏犯的错误怎么来怎么去的一说，后来划成了镇。”禹作瑞认为，即便在禹作敏出事前后，其在经济发展上仍旧具备豁达的思路和更为长远的打算，“大邱庄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结果出了这样一个事情。”
　　2007年8月15日下午4点，《财经文摘》记者来到天和医院，禹作敏生前最后停留的地方。据称，禹作敏曾在天津第一监狱（天津人称之为“西所”，已被拆除，目前天津第一医院所在地——记者注）服刑两年，后保外就医到天津武警医院，后又转至天津天和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记者赶赴天和医院采访的当天，恰逢天津市整个卫生系统女同志歌咏比赛彩排的日子，大量的医生护士，或年轻或年长都身着深紫色套裙聚拢在医院门口说笑。医院三楼，记者通过多人指认，最终得以确定禹作敏生前病房所在地，但该病房早已由一间开辟为两间并改为门诊诊室。据天和医院某护士讲，当初这间病房编号为“甲三”，也即高干病房。
　　天和医院办公室主任于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我经常在院子里碰到他。我所碰到的禹先生，格外讲究礼节，和我们见面总是点头问候。但他当时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有多大的自由，这个我不清楚。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很自由，因为他有时候还自己出去买点东西，这个我是见过的。”
　　禹作敏老伴范氏原属静海县蔡公庄乡蔡公庄村人，只有一名长兄，名曰范希田，范希田计有三子，分别为长子范光会、次子范光剑、三子范光福。遗憾的是，禹作敏大舅哥范希田三年前已过世。为了解当年禹作敏的心路历程，本刊记者于8月20日下午专程登门采访范希田长子范光会。
　　与大邱庄以及周围各村村民的热烈拥护有所不同，范光会与禹作敏早在1986年便已结下“梁子”。通过交流得知，1986年范光会女儿出生，按照村子里计划生育的规定，一定要“结扎”。范妻希望能够免除这个过程，或者交点儿罚款也行。苦于无处求人，范妻嘱范光会前往十几华里外的大邱庄，希望当时已任大邱庄党委书记并颇有名望的禹作敏给以帮助。
　　范光会到了大邱庄，在总公司门口见到了其姑父。作为禹作敏惟一的大舅哥之长子，范光会认为，禹作敏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关心与关怀，仅问了一句：两胎了吗？答：两胎了。禹说，“两胎了就得‘结扎’。”抬腿上了汽车，扬长而去。
　　范光会之妻对《财经文摘》记者说：“‘是二胎吗？是二胎就得做。’对这句话，俺们两口子记了21年。俺们老范家没有从他老禹家那里得到过半点儿好处，从没有沾上禹作敏半点儿光。你别看我们家盖了别墅，那是我们自己争气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和他老禹家没有半点儿关系。”
    纷纭的评判
　　小靳庄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认为，禹作敏“仗义豪爽”、“处事果断”、“胆子大”。据王讲述，因同为天津市基层党支部书记且经常在天津的各种会上碰面，双方早在“文革”前数年便已熟识。“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天津学习小靳庄”，其时，禹作敏便到过小靳庄并与王作山有过交流。
    “文革”结束后，做了三个月宝坻县县委书记的王作山被扫地出门且受到处分，回村做起了农民。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在村民举荐下，自认为犯过错误的王作山出任小靳庄村主任。上任伊始，已大致明辨发展道路的王作山从宝坻只身前往静海，在大邱庄找到了老朋友禹作敏，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禹作敏在工农业改革上给小靳庄提供些建议和帮助。
    “他问我：你搞啥呢，有什么技术人员吗？我说：哪有什么技术人员？我就是做铁活儿还行。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个车，你在大邱庄先转转，看上哪个产品，你就干哪个。他是让我看看干哪一行。有一个叫无缝高瓶焊管厂的，我看上那个了，他说：你还可以，有眼光，这个东西赚钱着呢。当时他几大公司经理全在那儿，禹作敏当场就拍板了，说：厂房我出钱给你盖，原料我供你，因为买带钢你也买不起。我给你出技术人员，在技术上给你领通，你可以干喽，我再撤回来，一年保你纯利润150万。”
    之后，在禹作敏人财物的帮助下，厂房很快盖了起来。没过数日，禹作敏给王作山发电报到小靳庄，通知他去看设备。“就是禹作尧那个公司给我进的设备，到那儿一看，设备是进来了，但不是专门给小靳庄进的，是整个大邱庄集体进来的一批。人家告诉我，你得去总公司，找禹总给你打个条，按当时的安排，就算禹作敏上缴利税了。于是我就去公司打条去了。当时，有几个人在那儿，禹作敏跟我说：我现在有点急事，正处理。咱也知不道啥急事，也不好问，结果听着听着说是逮起来了。”
    据称，禹作敏被抓后，因监狱进不去，王作山便到大邱庄看望了一下禹作敏家属，同时又到禹作敏的公司看了看。因其被抓后事情十分复杂，王作山与禹作敏筹划的援助项目遂彻底泡汤。“你说，本来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王作山对本刊记者讲，由于地区闭塞，关于禹作敏入狱两年后保外就医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直到“1999年报纸上登着说，禹作敏自杀了”，他非常吃惊。
    20世纪80年代末，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第一次听到禹作敏这个名字，当时，她正因政治处分被分配到山西省昔阳县公路段。“那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关于禹作敏谈大邱庄经济发展的一个整版报道。当时大邱庄比华西村还要有名，读完以后，对禹作敏的事迹，对大邱庄的发展，说实在话，咱是非常敬佩的。我认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基本上属于和陈永贵同一时代的人，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迈出这样一个步子，把大邱庄迅速变成一个工业性的城镇，他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起码我认为，他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别人要深刻。还有一点，他胆子很大，想法超前，思路敏捷。作为一个农村干部，有这么大的开拓性，有这么大的能力，把大邱庄整个变了样，我真是非常钦佩。”
    9月20日，郭凤莲在山西大寨宾馆接受《财经文摘》记者独家专访时，对禹作敏进行了深刻剖析：“首先，禹作敏没有多少文化，他基本上也是个文盲，说实在话，农民啊，你要是表扬表扬他，他浑身上下都是非常麻木不仁的。另外，他的成绩确实是令人满意的，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他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这样他就有一点摇摇欲坠。”
    郭凤莲认为，对于禹作敏的悲剧，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静海县委、县政府都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能对禹作敏的这种行为进行一种约束？为什么不提前约束他？是他听不进去呢，还是说他有幕后支持者？”她认为，对于大邱庄，应该正面看待，对于禹作敏，更应该正面看待。“我认为，基层干部都应该受到保护，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受到法律的保护、政权的保护，因为咱们农村干部很不容易，在农村干点儿事太难了！”
    1992年12月18日，作为zhonggong“十四大”代表的郭凤莲，会议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与当时昔阳县委书记从北京直奔天津，准备去大邱庄参观访问，“去见见禹书记”。郭凤莲迄今为止曾两度到过大邱庄，此为第一次。
    据郭称，禹作敏办公室一位女孩子不知道到访的是郭凤莲，态度一度很冷淡，既不让座也未有茶水相送，“俩人就在门口坐着等禹书记”。当郭凤莲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登记并“呈送”到禹作敏处后，“女孩子态度一下子好了起来”。
    “进到办公室后又等了一会，时间好像不短，还喝了一杯水。”后来禹作敏就来了。他说：郭凤莲同志，我很崇拜大寨的，我也是在学大寨年间起来的。陈永贵原来是大寨的书记，我是大邱庄的书记，我也是这么干出来的。禹作敏还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管他部长也好，省长也好，来这里就让他们自己看，我禹作敏是不作陪的，今天凤莲来了，我要出面，我要接待。“等于给了我们个特别的面子。”
    郭凤莲记忆尤其深刻的是，禹作敏说话总是很严肃，“有点傲气”。“他说：过去学大寨那么长时间，老百姓也没学到什么，还是饿着肚子，还是赤条条的。你看看，现在咱们党的政策好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邱庄是怎么一个变化啊！讲了很多。后来我们县委书记说，我们俩是从北京开完会来大邱庄学习来了，向禹书记学习来了。他说：好啊，大寨应该学大邱庄了，大邱庄改革开放搞得好，大寨现在落后了。禹作敏给了我们一些大邱庄的介绍资料，然后又坐在那儿交谈了几句，后来就去吃饭了。”
　　当天，禹作敏鼓励郭凤莲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厂搞起来，并表示，在这个层面上，大邱庄可以提供资助，而且大寨化工厂生产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给大邱庄使用。非但如此，得知郭凤莲以及昔阳县县委书记当晚要回山西后，禹作敏毫不犹豫地开出50万元支票让郭带上，“来一趟大邱庄也不容易。”
　　“他说：你先让化工厂动起来，我用你的液氯。这样，通过我供给他的货，把他借给我的钱就抵了嘛，可以还了禹书记的钱了嘛，人家也没讲是给你，就是借给你的。我说：禹书记，咱们都是集体的事，我要给你打借条，我签字，借大邱庄50万块钱。禹书记说：你不要签了。我说：不行，一定要签上字，要么，别人会怀疑我郭凤莲把这50万块钱装在自己口袋里面了。我就给禹书记打了借条，借50万块钱。”
　　为表示对禹作敏无偿提供资金援助的感谢，1993年春节刚过，郭凤莲第二次来到大邱庄，见到了禹作敏，时间就在禹出事前两天。“我看到禹作敏好像有一种急躁的情绪，变了个人一样，非常暴躁的样子。当时坐下来之后，他说：我禹作敏是真正干出来的，你们大寨村是毛主席扶持起来的，你们那个先进是国家出钱买的，我这个先进是自己实实在在干的。现在改革开放了，你大寨动也不动，说明你们这个典型是假的。”
　　“我心里说：怎么今天禹书记是这么一个性格呢，这么说话，还说大寨的典型是假的。后来我们的情绪就不好了，他讲完以后，我们也没说让他陪我们吃饭，自己在大邱庄找了点儿饭吃。我说：禹书记，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们了，可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禹作敏说：你们再住上一个晚上，看看大邱庄吧。后来他就把事情交代给了另外一个人，让他领着我们去看了看大邱庄，什么九龙壁啊，钢管厂啊什么的，晚上就住在了那边。”
　　“就在我们住进宾馆快要休息的时候，不知道是天津公安局还是天津检察院的一个女同志过来了，她说：书记啊，你们明天早上赶快离开这里。我问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大邱庄出人命案了，打死人了。我说：是谁打死人了？她说：是禹作敏打死人了，你赶快走吧，这个矛盾是很大的。我们也没追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回到大寨时间不长，就有媒体报道说大邱庄出事、禹作敏被抓起来了。”
　　郭凤莲认为，禹作敏死得很可惜，对于大邱庄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大邱庄变了样，要是没有禹作敏是干不成那个样的！这么大的改革思路不是随便一个老百姓就能想像到的。我从不因为谁犯了罪就讲人家这个那个的，我是实在感到挺惋惜。可能这也给我们这些支部书记、农村干部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在取得成绩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说是一个反面例子，但总可以是衡量我们自己的一个尺子。”
    神秘的推手
　　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快速启动与不断腾飞，自然与禹作敏以及大邱庄老百姓的团结奋斗不可分割，但事情似乎远非如此简单。最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其经济力量强大若此，大邱庄亦不过一个村落、禹作敏亦不过一个村支书而已。那么，禹作敏于大邱庄经济发展后期，到底是凭借怎样的操作手法与关系网络，成功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政治壁垒，以致非但未把静海县委放在眼里，甚至敢于与天津市委直接对抗、公开叫板呢？到底是谁扮演了促使禹作敏不断前行的幕后推手？
　　一位执意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特别提醒本刊记者，对于禹作敏来说，“文革”期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情节“万万不可忽略”，而禹作敏事件出现后，于1993年4月投案自首并于7月被逮捕归案的天津知青石家明，实则扮演了禹作敏后期发展的重要“操盘手”角色。其时，石家明正是以“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身份高调出现。
　  刘金峰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一语道破石家明与禹作敏的关系：“她始终在禹作敏左右，打做知青起就到大队里做工作，一直和禹作敏在一起，说包二奶也好，说情妇也行。”
　　石家明，女，生于1955年，于20世纪60年末也即“文革”最为火爆之时，“响应中央号召”下乡至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据称，石家明曾在大邱庄大队插队四年，后被调回城里当工人，再之后，石再度来到大邱庄并落户于此，而与其一起落户于大邱庄的亦有其父母。查阅静海县档案馆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在与石家明等人先后下乡于天津市静海县的北京知青中，有的人的父亲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而就在此时，石家明与这批在团泊洼农场“下放锻炼”的大学毕业生们，发生了颇为密切的往来。其时，他们下乡所在的团泊洼与隶属于团泊公社的大邱庄村，距离不过短短三四华里。最为紧要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团泊公社与大邱庄村曾密为一体，而生于1930年的禹作敏甚至早在1962年便曾担任团泊公社第十一生产队队长。
　　就禹作敏事件，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于1993年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受此牵连，石家明因“非法拘禁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据称，早在多年前，石家明便曾嫁与大邱庄不远处某村一石姓男子，但“结了婚没几天就离了，不知道为什么”。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财经文摘》记者讲述，禹作敏对邓小平一直心怀钦佩，在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发表后，禹作敏颇为兴奋。“书记说：我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的道路，而且我都提前了。”禹作敏一直渴望邓小平能够前往大邱庄参观视察并给与相关建议。有确切证据表明，关于迎接邓小平到来的诸多前期铺垫已基本做好，标语、横幅、各大公司门口的门楣标识，都已大张旗鼓地写上了“小平您好”等字样，这些都发生在1992年—1993年间。怎奈“危福合事件”震动全国，禹作敏泥足深陷，邓小平最终没能去得大邱庄。“邓小平说要来，结果没来成，他闺女来过。他闺女老来。”
　　“禹作敏的腰杆怎么会这么硬呢？”郭凤莲同样有过类似的不解。她说，随着与禹作敏交往的日趋深入，于言谈话语之中，她似乎又明白了点儿什么。“他作为一个先进典型这么多年，上面领导难免会说一些鼓励的话，鼓励他如何如何，禹作敏自己也漏过这个话。”
　　据称，禹作敏曾指着郭凤莲乘坐的普通桑塔纳轿车说：“你看看你坐的这个车，实在太破了。你知道我的车吗，600万一台，不光我有，我还专门送给了华西（村）的吴仁宝一台。你的车子估计进北京都困难，我的车子却可以一路绿灯，直接开进中南海，停在首长门口。”
　　郭凤莲听罢此言，深表震撼：“禹书记到底指的是哪位首长，他没明确讲，我也不想问，也不想乱怀疑，反正当时就觉得相当吃惊。我心里说：哦，大邱庄果然是……当时我就感到，禹书记有点太傲慢了。他的这番话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时讲的，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在和我吹牛，可能说的就是真的吧。你想想，开到首长的门口……当然人家的车是挺好的了啊。”
　　禹作瑞对本刊记者表示，在最初的改革与发展上，禹作敏确实是遇到了“贵人”，而且可以说，大邱庄近30年的发展历史，此人不能不提。其人即为原静海县县委副书记于清泉。
　　“以前还是生产队呢，于清泉就告诉禹作敏：你搞承包，别声张，自己干，如果县里来了人你也别说。”按照禹作瑞的理解，于清泉对禹作敏的前期运作影响至深。“说实话，在生产队的时候搞承包，你这不是走回头路吗？是要受批评的。县里后来确实有人来问过，书记很肯定地说：都没影儿的事，没承包。于清泉脑子真是清楚，比别人早看出了好几步。”
　　据悉，于清泉后调任天津市宁河县任县长，再后来进入天津畜牧局任党委书记，不久后转调至天津市机械局。禹作瑞说，因于清泉对大邱庄经济改革的前期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决策帮助，禹与于遂成至交，以至于最后，于清泉在其爱人与女儿的工作调动上遇到困难时，禹作敏曾给与过巨大帮助，“人在人情在嘛。”
　　村民李风光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也一再提到于清泉的名字。
　　禹作敏于1993年被天津警方“智取”之后，其次子禹绍政闻讯后决定出去寻求帮助。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对《财经文摘》记者回忆说：“当时书记有个看家的，叫史明生，跑到天津市去托人，人家宋平顺直接管着公安局，你跟人家折腾不是白折腾吗？这边呢，立刻寻思着让禹绍政找邓小平的闺女去。结果刚到天津就被抓住了。人家都盯住了，跑不了，到了天津就把禹绍政给扣了。”
　　关于禹作敏与中央某领导扑朔迷离的关系，坊间众说纷纭。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的观点，此举更多地应属禹作敏于大邱庄后期的操作：“禹作敏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他自己以为后面有人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度特别有名，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最后都被这样踩掉了，好像自己认识什么什么人啊，背后和他发生过什么利益关系啦，人家肯定会救自己啦什么的。”“对禹作敏的处理，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禹作敏最后挑战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挑战的是整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则将大邱庄现象称之为“小共同体本位”，而禹作敏的动作已触及中央集权体制的底线，但从结果上看，zhonggong对该事件的处理显然是不妥当的。“这种庄主经济，我称之为小共同体本位，我觉得这是个过渡现象，在从计划经济的大一统过渡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小共同体本位冲击大一统的现象，这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个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现象，而它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然就会和市场经济、法制这些东西产生冲突。但是，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却不应该用恢复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方法来解决，不能说他和中央集权体制产生矛盾了，然后就把他整倒，而应着眼于如何促使这种东西逐渐向规范化、法制化、公平竞争的方向上去引导。”
　　宪政学者刘军宁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中国，像大邱庄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每天都在发生，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巨大的损失，无限的伤害，令人反思。
　　禹作敏时代已告终结，大邱庄新的时代能否到来？
　　郭小川笔下颇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团泊洼，时下已不再静谧，严重的污染早已令宽阔的团泊湖水库鱼虾了了，即使捕获上岸的零星鱼虾也基本不能食用，大邱庄周边环境的大幅度恶化甚或催生了与其几华里之遥的癌症村的出现。
　　15年辗转一瞬。显然，这里已不是禹作敏的大邱庄。

李旧苗

范银怀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原董事长禹作敏最近去世。不少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对禹作敏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80年代曾带领群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产效益高。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罪行有5条，究其犯罪的直接原因，可以用李占发的一句话来概括：“李凤政暴死，3亿资金说不清，禹作敏急了，私设公堂。”
    李占发在这个期间先后担任zhonggong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他也是zhonggong天津市委指派调查和处理禹作敏案件的工作组副组长。他对事件的原委和应接受的教训有深刻见解，并以此为鉴，为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的“能人”办企业
　　大邱庄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本村的“能人”与城市有关领导和企业结合而快速致富的。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这是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办企业的先决条件是有项目，还得有地皮建厂房，更要有资金。这些都得通过党支部书记才能解决。确定谁来办厂就给谁创造条件。禹作敏自己组阁，他向群众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要让“能人”先富起来。
　　大邱庄有一个叫刘万民的，人称“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17万元，成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1984年9月，新华总社记者林沫在河北衡水一带采访，所到之处都听到农民对大邱庄富足的赞美声，便到天津约笔者到大邱庄采访。那年禹作敏55岁，他具有农村干部的质朴和坦诚，虽是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寒暄，开门见山，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把一串串记忆准确的数字如数家珍般一口气道来：全村3040口人，737户，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过去穷，土地盐碱，村子破，偷、赌、迷信什么都有。为什么地主兼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现在有带钢、制管、印刷、电器4个厂，加上下属工厂，年利润1000万元。他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当年一般劳力年工资是1000元，奖金2000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高过十几倍。谈到致富经验，他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许多农民连天津也没有去过，又不会说话，怎么会办工厂赚钱？就得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都压着，现在要用他一技之长。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工业赚了钱补农业，种地收入有的一年1万多”。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他列举了“选举”产生不出来的几位“能人”：
　　——党总支副书记李凤政，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人们说他有水平，有能力，但是左一股势力右一股势力制约着，选不上，是我说服大伙把他吸收到领导班子的。
　　——建冷轧带钢厂跑业务的刘万民，日本统治时期当过几天伪军，农民对他很反感。党总支就我个人用他。别人说“不要让他丢脸”，我也认为他滑，但光老实能行？他把工厂搞起来，我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他，又帮他入了党。
　　——插队知识青年石家民，大会发言口才不错，嗓门高，给人主持婚礼有一套。当了两年广播员，又让她当了一年妇女主任，解决了组织问题(入了党)，现在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禹作尧，高中毕业，最调皮，调到大队当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培养他，现在是制管厂厂长。
　　——24岁的张延军，学校出来后，在大队养着200头猪，喂了4个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败，白天黑夜看养猪书，还守在猪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业心强，先调他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让他当电器厂厂长。
　　听了禹作敏介绍，真是耳目一新。当我们住下来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他规定承包厂长工资，每创1000万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这些厂长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党政领导兼家长身分对他们实行领导，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给他们创造条件，还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效忠禹作敏，有的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从“挖社会主义墙角”到“改革功臣”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并不顺心。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邱庄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许多关系，及时掌握了不少准确的政治、经济信息，这样他们就能抓住机遇，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禹作敏摸透了一些国家干部清苦而想谋利的心态，作出规定，只要给大邱庄办事就给好处。来时好吃好喝，办成事情给本人一笔钱，称作“信息费”。这种报酬，从商品经济观点看是佣金，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这种报酬就是非法收入，因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是用手中的权力把事办成。为确保本人安全，大邱庄为他们“绝对保密”，因此，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上级党委在对禹作敏问题未调查清楚之前，采取了慎重态度。1981年至1982年乡党委评禹作敏为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县委都未批准。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他们发展方向有问题。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禹作敏受到非难时，传来了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林沫和笔者谈话，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zhonggong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大家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他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高兴地向他说，你给我“壮了胆”。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的做法成了合法的经验，他本人由“腐蚀干部”的罪人变成了改革功臣。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市委第二书记亲自到大邱庄表态，向禹作敏说：“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说明对大邱庄有个认识过程，表示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985年元月2日，当时的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禹作敏对质疑过大邱庄发展方向的静海县、天津市一些领导有意见，中央领导提醒他接受大寨陈永贵的教训，不要惟我独革。为了帮助大邱庄健康发展，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留下来，就大邱庄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查，并帮助禹作敏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笔者陪同吴象参加了这次调查和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禹作敏不要把自己划为改革派，把不赞成自己的划为保守派。要他说服河北省电视台在即将播出的反映大邱庄改革的《燕赵悲歌》电视剧中矛头不要对准县委领导。这次谈心从晚饭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只相信权力和金钱的禹作敏对这些规劝已很难接受。
    利用国家政权创造“效益”
　　禹作敏的家庭在土改中被划为中农，家人擅长作倒贩牲畜生意。本人小时读过几年《四书》，合作化后当过多年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善于理财经商，懂得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分别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连年翻番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88年5月21日，当时的zhonggong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大邱庄视察，提问：“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多？”，禹作敏回答：“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以小为主，以多取胜”，“凡是大厂都划成小厂，然后包下去。”
　　为什么“划小核算单位就能翻番？”笔者跟踪采访时，是大邱庄总公司新提拔的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接待的。一位叫禹绍国，是禹作敏的大儿子。他原来是为他父亲开车的，现在分管工业项目；另一位叫禹绍桐，这位小伙子是副总经理禹作章的儿子。他们都是禹姓家族的，双双两代人都在一个领导班子。这两位年轻副总经理讲出了大邱庄的经营“奥秘”。他们说，划小核算单位，理由是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实际却是钻政策的空子，因为天津市规定新办企业由免税1年变成2年，划小核算单位就成了新办企业，可以享受免税两年的待遇。国家税类、税种很多，许多工厂依法缴税就赔钱，躲开税就赚钱。知情人说，划小核算单位还可以重复计算产值、利润。因此，效益非常突出。
　　要钻“政策空子”，必须取得工商、税务部门的支持。1989年4月10日，笔者陪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来到大邱庄。禹作敏得意地向来访者说：“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他介绍说，“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国家执法部门历来都是吃“皇粮”的，是代表国家公平、合理处理事务的。现在在大邱庄设专门机构，另外领着大邱庄的钱，就得首先为大邱庄办事。“划小核算单位”，工商管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证，就地免税；大邱庄与外地人发生纠纷，领取大邱庄工资的公安人员首先保护大邱庄；打官司不用怕败诉，领取大邱庄工资的法院工作人员会替大邱庄说话。禹作敏说“这些我都省心了”，他尝到了官商结合的甜头。
　　官商结合变成官商一体，禹作敏就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
　　大邱庄成了禹作敏的天下。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赐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这位司机受到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当这位司机最后承认是听刘金刚讲的，禹作敏就穷追不舍。副总经理张玉英见状，觉得有点过分，便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再兴师动众了。”禹作敏怒气冲冲地说：“张玉英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就掉链子!”不久张玉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钱加权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显示出无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副厂长刘金会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气愤，纠集一些人将刘的父亲打死了。为给禹家开脱，一些人连续两天打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的标语游行，要求从轻处理禹作利。禹作敏对刘家密谋迫害，对其家人监视跟踪。他亲自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扬言“刘玉田应该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动下喊出了“打死人无罪”的口号。
    “这十几亿资产属于谁的？也可以说是我的!”
　　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很容易变为个人财产。
    “老范，我要坐‘奔驰’汽车，你看怎么样？”1990年10月21日，禹作敏接受采访时笑着向笔者说。“奔驰”是原西德一家工厂生产的豪华车，当时一辆价格合人民币五六十万元。这时，他已经由“人才楼”搬进了更加豪华的小洋楼，琉璃瓦顶墙围着，被人称作小“中南海”。令人反感的是，不仅有进出门登记的“传达室”，右边门口还日夜有警卫守卫。因为大邱庄的工厂许多是靠禹作敏的权力和关系建成的，减税、免税是禹作敏与官方打通的，禹作敏当仁不让是大邱庄资产的支配者。
　　承包大邱庄企业的“能人”和禹作敏的产权观是一致的。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尧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他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企业承包人认为“可以说是我的”，但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发的营业执照印的是“集体所有制”，又不是“我的”，因此企业承包人个人除了“白色”收入就是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公车私用，挥霍无度。
　　这是“能人”办厂带来的产权不明和分配难题。财会学校毕业、从乡领导提到静海县乡镇企业委员会主任多年，后来担任了静海县长的李占发，对产权不明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关系说得很透彻。他说：“集体企业两个人承包，不明确产权，企业就会变成个人财产。如果缺乏监督，家业再大，过几年都会变成‘空壳’”。
　　产权不明，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李占发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财产所有制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存在着集体和个人在公有制经济中权益关系十分模糊的弊端，使农民名义上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但却不清楚自己在集体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这种模糊的财产制度，无法激发农民对集体财产的起码关心，作为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实际上并未把集体经济视为自己的经济，因此积极性不高，导致生产力下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由贫困地区发起并迅速覆盖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由集体高度统一经营，向家庭分散经营转变的第一次改革。集体高度集中的财产开始分离，农民获得了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初步塑造了农村多元化的格局。但是，这次改革没有触及集体产权空位问题，农民与集体经济关系也没有理顺。改革中仍然是集体高度统一经营的大邱庄，农民个人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本来就不清楚，“能人”起主导作用办起的乡镇企业，农民个人的产权份额更为“模糊”。
　　产权不明是企业的“毒瘤”，随时腐蚀企业和企业家的机体，是造成干部腐败的总根源!
    现代企业管理和子继父业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所以禹作敏父子想方设法控制大邱庄党政财文大权。
    大邱庄又来了个大发展。1990年，国民经济调整，人们正在大喊“市场疲软”之际，禹作敏得知邓小平重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信息，判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将随整顿结束而到来。在各地乡镇企业资金均告急之际，大邱庄在全公司范围内统筹资金，投资6000万元上了三个年产值亿元的骨干厂。凭借雄厚的集体积累，和中央冶金、物资等部门搞联营企业，向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特区投资搞合资企业，铺垫走向全国、进军国外的桥梁；大力发展标准化企业，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改造老设备，向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化方向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发表，大邱庄又出现了新的经济腾飞。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大邱庄成为中国上百万个自然村的“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现代企业要求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中心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外的资本家许多都不要自己的子女接班，而要另聘管理人员，但在大邱庄这样的企业，因为产权不明而承包人又觉得“这资产是我创造的”，就要由自己直接控制。
　　“我已经60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禹作敏向北京来访人员讲。他已选准了他的小儿子禹绍政。这位小青年上过大学，学过外语，有些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没有工作实践。为给儿子接班创造条件，禹作敏先要这个儿子当了全村的团委书记，又要他到“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创出了效益。
　　1992年3月，禹作敏认为“水到渠成”了，他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大邱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到禹家，他们自然“爱厂如家”，如果有人侵犯大邱庄的权益，他们共同捍卫。
    “年薪70万”和“开明绅士”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就要千方百计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
    在“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全村出现畸形消费。到90年代初期，全村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全村有法国、美国、日本产的高级小卧车200多辆。继禹作敏之后，“奔驰”小卧车猛增到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这一切首先由谁来享受呢？是禹家及其亲信中的“能人”。为什么大邱庄如此富足？应聘到这里当顾问的天津一位国营企业厂长说，因为国营企业除了生产费用还要扣除大修理费、管理费、医药费等才是利润。利润绝大部分上交国家，职工工资、福利都是国家统一标准，不得超过；而乡镇企业除了生产费用就是利润，不扣除其它费用，其利润都可以直接参加分配，而且分配数额由自己决定，不受国家限制。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是个不解的谜。他以廉洁自律自居，向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我不多要钱，大伙给我评定，年薪10多万，我不要，你们来，我个人请客。一年只给家交1万元。但是，知底细的人却认为他赚的是“无数钱”。而别人都不能过问，也无法掌握。当公安局对他实行拘留，市、县联合工作组进村后，大邱庄的财会人员才向工作组提供了真实情况：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担任副总经理的禹作敏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这个数字。李占发说，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庄党委会议定的，谁能说不合理、不合法？这属于贪污？还是正当收入？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李占发向中央政法委汇报禹作敏案件时说，大邱庄经济问题查不清，他们的工作组只能协助司法部门破打人致死案。他说，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在这里共产党的党委会已成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是“一元化”体制给禹作敏带来的便利条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蚀剂。
　　个人和本家族的消费毕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钱作为与极有权势和名望的人交易筹码，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对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每天上门要赞助的有三四家，真是应酬不过来!”但对抬高个人社会声望的事情，他就当起了“开明绅士”，慷慨解囊。所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当政协委员。
　　这些“赞助”都是当新闻见诸报纸、广播的，更多的却是给握有实权的高官的“绝对保密”的信息费。所以当禹作敏判刑时，因不涉及经济问题(个别已揭发的案子除外)，许多接受贿赂的官员受到了“保护”。
　　禹作敏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个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个保镖。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禹作敏看到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怕事态扩大，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文件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他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导员，掌握执法权力，全村经济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时，公安人员依法抄了他的家，除几十万现金、进口药品，还发现有武器。
    总公司变成审讯“败家子”公堂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就把流失财产的人当作“败家子”。
    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对资产底里不清，惟独“老板”个人清楚。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2亿是银行的，1亿是外边欠的。”“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审讯。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他们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审讯。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女)等，先后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审讯。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审讯，他首先动手打人，别的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肿，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才罢休。事后，他重赏了审讯“有功人员”。
　　禹作敏敢于私设“公堂”审讯打人，他的部下和亲信就敢动酷刑。在审讯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他带到三楼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打死人后造假象，禹作敏让4个打手跑了。公安局抓人，他不让进。”李占发点明了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的缘由。
    父子俩成了同案犯
　　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保安人员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同时发出告全国各省市党委书记书，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担任总经理的禹作敏儿子禹绍政向中央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行贿，要他提供中央领导人对大邱庄事件态度的信息。中央领导发现后及时作了处理，禹作敏父子撞到了“枪口”。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禹作敏把家族、亲信都绑到他的战车上。他决心抗争到底。当执法部门进村搜捕犯罪嫌疑人时，禹作敏还要领导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游行，以示反抗。这时，他的班子成员、家族和亲信才感到不能再愚忠愚孝了，不能再铤而走险了。他们在痛苦中和禹作敏决裂。张延军拉着禹作敏胳膊，声音沙哑，泪流满面：“董事长，不，不能这样干啊!”表示以死相谏，拿起桌上的玻璃烟缸向头上猛砸，殷红的鲜血从黑发中渗了出来；禹作尧把头撞到了木头上；禹作敏女婿、津美公司经理赵树忠知道劝阻无效，借故躲到外地，用电话指挥生产。与禹作敏共事多年，又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刘万全(刘的儿子刘永华是禹的侄女婿)，托病不出。人们从这种场面看到了利用封建家族网络办集体企业的祸害!
　　大邱庄事件引起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央领导指示：“依法办事。”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显示出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检察分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当天进行了公开审理。禹作敏等8人走进法庭，站到被告席上。
　　法庭调查结束，转入法庭辩论。公诉人指出：“在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可以说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无法无天的‘土围子’。”
　　辩论结束，被告人作了陈述。禹作敏说：“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有思想和历史根源。”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禹作敏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双双入狱，与企业管理体制上有关，也与几千年的封建家族观念有关，它留给中国农村干部和企业家的教训极为深刻!
　　禹作敏服刑的第五个年头，住进了天津市天和医院3楼甲病房。1998年5月13日，笔者在这家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禹作敏，一个人在玩扑克。他说是因病保外就医。他虽然住得安静、舒适，但旁边的一间房还有两位警察监护着，与我谈话还有些慌张。我说“你在农村改革中还是有功的”，他说“没有用!”这时，他才知道功不能抵过，功不能抵刑。法律是不能超越的。在法律面前，权力、金钱都已黯然失色。问他年龄，知道他69岁了，问他服刑还有几年，他沮丧地说还有15年。
　　禹作敏身边有老伴陪着，应该说对他很不错了，但他急于想过正常人生活。他说：“我想回家!”一个人失去自由是何等的痛苦!知情人说，禹作敏心血管、胃部都有些慢性病，但一般不会突发。他曾指着自己的脑袋向大夫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为我治好？”10月3日，服药自尽。据有关人士分析，禹作敏可能觉得“回家”保外就医的希望实现不了，服刑期满已经80多岁了，不如提早结束生命。
　　据悉，服刑期间的犯人是不准开追悼会的，但禹作敏出殡时，闻风而来的人不少，只小卧车就有六七十辆，可见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是清楚的。
    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专权
　　“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权不明是禹作敏的陷阱，也是所有企业家的陷阱”。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它虽然削弱了企业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心里没底。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伟大创造。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对企业的关切度，与自己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集股的“共”产，农民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已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法人提成(纯利润1％或2％归法人)，作为股投入企业，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议上说：“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

李旧苗

“我不该断绝了跟禹作敏的关系”

蒋子龙专访

　　□本报记者夏榆发自北京

　　蒋子龙坦陈自己写作中的弱点，离生活太近，太实。
　　在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所有的麻烦都来自这种“近”和“实”。
　　1983年冬季，蒋子龙去大邱庄采访禹作敏。
　　其时的大邱庄正置身风口浪尖，禹作敏流行的格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饱受质疑。
　　禹作敏对蒋子龙的声名早有耳闻，他对人说：“谁能把蒋子龙请到大邱庄来，谁就是大邱庄的功臣，大邱庄人永远感谢他。”蒋子龙见到禹作敏，他的形象如同《燕赵悲歌》中的描述“像个大衣裳架挑着一身蓝色毛料中山服”。那时的禹作敏正是如日中天，部级干部到大邱庄他都不下楼。
　　蒋子龙到大邱庄的时候，禹作敏站到村口迎接。“我们五六个人坐了辆破车到了大邱庄，他迎接我下车，进村里看他那些企业，讲他那些企业。他的相貌很精干、清瘦、精明，两眼有神。他的精力旺盛，带我步行看他的企业，说得眉飞色舞。”蒋子龙回忆道。
　　那天的午饭是在禹作敏的家里吃的，他的老婆熬了山芋粥、苞子面、烫山芋、烙饼子，家常菜。那时禹作敏俨然是大人物，但他家就是普通农村的房子。蒋子龙被安排在大邱庄一个招待所，没有厕所，一间屋子几个人合住，但他感觉激情充沛，不顾劳累地在大邱庄观察、访问。
　　1984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小说《燕赵悲歌》。小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得当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然而，对《燕赵悲歌》的批评也开始出现。
　　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胡乔木代表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代表，跟蒋子龙握手的时候说：“刚读完大作《燕赵悲歌》，散会后你留一步我跟你谈谈，同时也接到你们市委领导的一封长信，提出对你的诸多批评。”蒋子龙当时略为沉吟了一下，站在他后面等待胡乔木接见的是美国作家金斯伯格。“如果我反驳他的话，他是领导，显得我没礼貌，不反驳就意味着我接受别人的批评，我说乔木同志你要谈我的小说可以另找时间，今天散会后我答应金斯伯格要陪他去天安门。”蒋子龙对于自己始于新时期的文学生涯有切实的感触：“那时候总是身不由己地置身于现实社会的风口浪尖，当潮水般向前涌进的生活把我卷进去以后，我便不能再保持冷峻和漠然的态度。即使前面有个是非坑，身已至此也非往下跳不可。”多年来，蒋子龙写作涉足的领域是两块，一是工业战线，一是乡村现实。
　　那时候，对蒋子龙来说，往往是一篇小说一场风波。1976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成了大毒草，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人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机电局长的一天》展开批判。
　　《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引发了轰动，也再次招致激烈批判。蒋子龙所在的城市市委机关报，连续发出四个整版的批判文章。“乔厂长”之后，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发表，有个厂长状告市委领导，认为蒋子龙的小说是在讽刺他，那位厂长是躲在厕所看的这篇小说，小说万把字，看完是耗时间的，很多人就传遍了厂长的逸事。厂长跑到宣传部闹事。
　　现在回想起来，蒋子龙很感谢zhonggong党内元老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她到天津来我家做客，看到我被宣传部批判的情况，就把我的小说带回北京，她转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赵紫阳看了以后认为小说不错，没有什么问题。赵紫阳的意见传达到市委，市委就把批判蒋子龙的风潮给压住了。”蒋子龙说，假如没有那些政治批判，他可能是一个企业家，或者现在是一个厅局级的官僚。因为抓生产是他多年的兴趣，而且抓得好，作为车间主任的蒋子龙比作为作家的蒋子龙更让他自己满意。1990年之后蒋子龙就不再写小说，开始写随笔、杂文。到了1996年，对随笔和杂文也烦了，又开始怀念写小说的状态。
　　那时他就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到11年后才出版的《农民帝国》。
　　蒋子龙说自己是在拼了老命写《农民帝国》，他讲了一个农民和村庄的故事。
　　郭存先是郭家店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民，他带领村里的农民脱贫致富，然而在拥有权力和资本之后权欲膨胀，草菅人命。《农民帝国》呈现一代枭雄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到阶下囚的人生轨迹。
　　然而，这部长达57万字的长篇小说在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批评界的足够关注。
　　蒋子龙对《农民帝国》出版之后的寂寞命运泰然处之，“小说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咖啡屋专访蒋子龙。
    禹作敏嫌“悲歌”二字不吉祥
　　南方周末：1984年你的报告小说《燕赵悲歌》发表，读者都清楚小说的原型就是禹作敏和大邱庄。这次写作带给你荣誉，也带给你麻烦吗？
　　蒋子龙：写《燕赵悲歌》让我感到振奋，也有一点不安。禹作敏让我振奋，让我看到了希望，但是他身上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写完《燕赵悲歌》之后我们就闹僵了。开始是他托人找我去大邱庄，他说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蒋子龙，他说他比乔厂长强多了，大邱庄也比乔厂长的工厂强多了，叫蒋子龙来看看。他托人带了好几次口信让我去，我一看正好，我也应该去看看。
　　那时禹作敏还是上升阶段，朴实当中带着霸气，那时他跟村民的关系非常糟糕。村里一辆拉硫酸的车盖子松了，一个急刹车，硫酸泼出来，烫伤八个人，最严重的是一男一女，准备结婚的，女孩子几乎被毁容。结果禹作敏给开车的警察八百块钱，给烫伤的女孩三百。那个女孩哭诉无门，法院也不受理，那时也没有律师提供法律援助。那对青年见不着禹作敏本人，听说我去过大邱庄，他们就找到作家协会，找到我。我听了非常愤怒，我给禹作敏打电话，我说你这是什么作风？简直就是土地主、恶霸，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我说这个事处理不好我跟你没完，咱们俩打官司，我保证在《人民日报》捅出这件事。我有两个渠道，第一，我有写内参的权力，可以用内参参你；第二，可以写文章，把事情公布出来。结果他害怕了，他在上升时期，他怕惹事，他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问问对方还有什么意见。结果我再托人找那家，那家反倒没意见，他早派人去把那两个年轻人的嘴堵死了。发生这件事之后我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远。
　　后来大邱庄的人跟我说，蒋老师如果你早来大邱庄，不跟他闹僵，可能他不是那个结果。我说不可能。因为后来他已经听不进去话了，他的副书记，他的恩人，还有跟他打水井的县委书记，谁的话他都不听。
　　我觉得写《燕赵悲歌》的时候是他最好的时期，但是我也感觉他有很多地方有问题，比如，他要给村民土特产，谁要东西举手，举手就给你，不举手就没你的份。我觉得他变坏了，他是在羞辱人，有的人是穷，但是你不能认为他穷就低贱。所以我写这篇小说最后定名就叫《燕赵悲歌》，“悲歌”这个说法激怒了他，也激怒了大邱庄。
　　南方周末：为什么激怒？他们不喜欢什么？
　　蒋子龙：他觉得不吉祥，农村是很迷信的，他觉得我是咒他。他出事之后好多人都问我，蒋老师你当初干嘛叫“悲歌”呢？——悲歌本来是“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事”，有那样一股悲壮的氛围和气势，谁知最后禹作敏和大邱庄就真的走到这一步，成了一个悲剧。
　　南方周末：大邱庄的变化你有预感吗？禹作敏被捕之后你再见过他吗？
　　蒋子龙：我一直很关注大邱庄。它的过去。现在。村里都有我熟悉的人。禹作敏到后来已经变得刚愎自用。他已经完全失去自省的能力。好多领导都控制不了他。说什么他都不听，有个老同志帮过他大忙，曾经语重心长劝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类，写信劝他，他就不理人家了。所以他后来的命运也是没法避免的。大邱庄出事既意外，也不意外。但是出事之后很触动我，我觉得不该就那样断绝了跟禹作敏的关系。出事以后我们几个人到大邱庄，也去禹作敏关押的地方探监，都被拒绝了，控制得很严，不允许看。大邱庄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样本，就那么死掉了。
    农村的能人都有一定的人格魅力
　　南方周末：你写《农民帝国》的时间有11年，写写停停，你说你遇到难度，其间，读了许多书，想参透其中一些东西，但参不透。让您感觉最参不透的是什么东西？
　　蒋子龙：对农村生活的认识我不愁，我对农村特别的熟悉，我是农村人，这个语言只要回忆起来，是这个氛围，我就回到农村了。这些年我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每年有很长时间在农村。我最参不透的就是农民的变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农民醒了，毛泽东让农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农民富了，富了以后的农民到底有多大的快乐？他们感到了多少幸福？郭存先这个人是有钱快乐还是穷困的时候更快乐？
　　现在是穷出事钱多了也出事，这次全球金融风暴不是比恐怖主义还恐怖，比自然风暴的摧毁力还厉害？人赚取了钱之后，又无法驾驭钱。
　　我们过去的这三十年，看看第一代优秀的农民企业家，还剩下多少？不是一个就是俩，二三届的都落马，第一届城市里的优秀企业家，还有一个，逃的逃，辞的辞，抓的抓，这个命运我解释不清楚。我想说清楚，想找规律切到我的人物，但是我弄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所有从1980年开始评选过的农村企业家，历届的农民企业家的资料，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企业经营和命运轨迹我全都研究，他们的性格、命运、环境，我都研究，谁出了事，谁是什么原因出的事，有什么特点，我都做了细致认真的准备。
　　南方周末：《农民帝国》的郭存先，这个形象你怎么能避开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联想呢？
　　蒋子龙：我在塑造人物的时候，让郭存先和任何在世的人物都不相同，从外貌到语言特点到名字，所有这些在世的有名有姓的农民企业家都和郭存先对不上号。我经常跟农村有联系，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每年都去，最后要动笔的时候，要让人感到我写的《农民帝国》不是我家乡，不是河北，不是大邱庄，我特意到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到山东待了一段时间，我故意扯开《农民帝国》跟现实的距离，我写的时候就不接电话，离开天津，蹲到一个村子里，但是有电，有一台电脑，有个老嫂子做饭，我就与世隔绝，在心灵完全回到乡村，那些我熟悉的人物、语言和场景都像活的一样。
　　南方周末：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乡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他们曾经因为显赫的业绩广受社会瞩目，但是三十年过去，这批农民企业家多有落马。对这个特殊阶层你看到什么规律了吗？
　　蒋子龙：第一，他们都是农村的能人，很少是祖祖辈辈老实务农的，是农民，地道的农民，但都是能人，没有始终在村里待的，都出去过的，出去做小买卖，或者祖辈卖针头线脑的、补锅的，或者祖辈是婚丧嫁娶当会头的，或者当过兵的，当兵的经历很重要。第二，性格上都有一定的强势、有主见，有固执的、有说一不二的、有霸道的、有有本事的，总体性格的规律都是那种强势，不是老实巴交窝囊废的。第三，都有一种意外的口才，木讷者很少，每个人都说自己不会说话，但当他用自己家乡话表达的时候就说得非常生动，我可以举的例子就是陈永贵——因为我的书里没有陈永贵的影子，陈永贵不怕对号——陈永贵不会说话，这个那个老半天不说话，但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党代会上第一次讲话，四个小时不看讲稿，很生动，好多警句都说出来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个会场让他烘起来了。每一个乡村的头头都特别能讲。第四个特点，都有一定的人格魅力，不管长得怎么样，有的人长得实在不敢恭维，但是很有吸引力，男的喜欢女的也喜欢，就很奇怪。
    他们的后代可能摆脱《农民帝国》的命运
　　南方周末：《农民帝国》主人公的命运，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那些曾经作为农村改革样板的著名人物，你怎么看农民的这种命运轨迹？
　　蒋子龙：这很正常，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苦干、致富、倒台，犯法，犯法到极端就是打人致死——在农村打死人的事件很多。找《农民帝国》来对号的人很多，读者也会对号，说我写的是某某村庄，某某人，这是很自然的，我也没办法。我写的郭存先，从一个纯朴、善良，令人爱戴的农民，到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令村民拥护的能人，最后成了一个蔑视权力，目无国法的狂人，最后成了一个权欲膨胀，草菅人命的犯人。我原来想改这个命运，一直想写到好，但是写不了。因为人物有人物的逻辑，我想给他一个好的命运也不行。我设想了几条生路，哪条生路都不行，还必须往崩溃上走。我觉得郭存先就是朱元璋，郭存先就是唐太宗，他们最初不精明吗？到最后权力让他们迷失，走向崩溃。
　　南方周末：这是农民的宿命吗？
　　蒋子龙：宿命我不敢说。最早我认为这是宿命——确实生活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郭存先死了之后，他下边的人——我小说里还没写明白，会有一种新生，会有转机和变化，会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我后边还准备再写《农民帝国》的后部。我这十来年几乎是生活在一场噩梦里，我跟你谈话，接受采访，我看一本书，我会突然想到《农民帝国》上。我发现什么东西，我随时会记下来，我有个很厚的三大本子记录，十几年来记录了很多我对农村的发现、观察和思考，实际写的时候，三分之一都没用。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语言，一个细节，在我为这部书所做的准备里，那些农民的命运是宿命，但是当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郭存先的四大金刚后边，他们在后来学会了跟政府打交道，跟市场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同事打交道，跟媒体打交道，他们不再是郭存先那样的枭雄。现在中国出现了新一代农民，他们有新的思维，资产很大，但是媒体找不着他们，他们跟郭存先过着相反的生活，处事低调，为人友善，他们很会跟官员打交道——不是那种商人行贿，是诚恳，让官员们感到跟他们交往很安全。
    《农民帝国》后部将要讲的几个人物就是这种类型。
　　南方周末：你是想在农民阶层中找到新人吗?
　　蒋子龙：我已经找到了。他们当初是学郭存先的，后来完全大变。他们跟这个时代打交道，企业经营得很好，钱很多，他们有国外的资产，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把家属弄到国外去，使他们在有问题的时候整不了他，他不触犯任何法律，规规矩矩。但是他们也很黑，手腕高到无手腕的地步，无招胜有招，官员们接受他的东西，他的方式绝对是让官员信任，不必担心后遗症——首先他是安全的，他不会出事，官员拿他的钱会敢拿。我觉得这代人是个过渡期，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他们的后代将来可能会成为摆脱《农民帝国》命运的一代人。
   

    禹作敏和大邱庄
　　1980年代，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
　　当时《纽约时报》报道：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当年的禹作敏如此说。
　　他曾对一位离休官员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在他自豪的一面之外，也有自我膨胀的一面。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禹作敏让人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禹作敏之子)、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等，先后对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非法审讯。
　　大邱庄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曾经把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带到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这场审讯持续了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当晚10点，危福合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当执法部门进村搜捕犯罪嫌疑人时，禹作敏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同时让领导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游行。
　　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拘留。他因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99年10月，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本报记者夏榆

    批评
　　●农民帝国的悲剧根源何在？是体制、文化使然，还是农民的本性？作家没有回答。我想，蒋子龙仅有悲喜交集是不够的。只能说，他抛出了一个感性难题，所有被遮蔽掉的“意思”，在等待社会学家和读者理性解答。———黄亚明，京华时报
　　●农民性格，扩大了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因为即使是中国的城里人，甚至掌握了权力，就真的能脱离农民。其实他们在精神性格或者精神素质上，仍然还是农民！当然，是隐蔽的农民，这最重要的一点几乎被我们忽视了。在很多场合，“我是农民”，被当成了褒义词。我以为，蒋子龙的这部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我是农民”这句话所隐藏着的社会悲剧。———尚杰，中国青年报
　　●《农民帝国》这部小说在长篇小说写作上是一个严重的退步。蒋子龙的野心太大，却缺乏控制能力。整部小说流于碎片化，缺乏一个轻盈的整体的观照，读来没有举重若轻的感觉。它和《创业史》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和政治意识形态靠得太近，缺乏必要的距离和反思的空间，不同的只是《创业史》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农民帝国》携带的则是我们今天的政治定性罢了。蒋子龙没有跳出1980年代的写作思路，他只不过是想塑造一个新的“乔厂长”，塑造一个农民“乔厂长”的经典。——知止，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