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发展经济学帮助我们迎接挑战

李旧苗

谢谢主席。这个题目很大，我想讲的一个基本意思，就是发展经济学帮助我们应对挑战。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凯恩斯在通文里面那段话，就是实践家们常常因为能够超脱理论上的分析，但是常常实际上变成了一些比较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对于我们分析现实，对于制定政策的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一种正确的或者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学思想它都会对我们的实际发生重大影响。所以人们也许可以设想自己摆脱了经济学思想的束缚，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从自己的经历来看，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些人虽然说不上什么政治家，但是也像凯恩斯讲的，自以为掌握了它的规律。但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去学习。
　　刚才我讲到在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出现新的局面，但是国民经济处于非常严峻的状态之下，人们就对经济学家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也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有幸，张培刚教授受我们所长的邀请来编《政治经济学》辞典。所以我们正好跟发展经济学的大师在一个研究所朝夕相处，趁此机会就向他进行了请教，使我们大受启发。这个跟我们国家的两次调整经济，应该说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同仁们是贡献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里面有好几个组，这样一些理论成果对于考虑当时国民经济调整结构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所谓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就是改正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偏差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就是在七十年代末和81年两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恢复农业，发展轻工业和发展商业。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非常皮毛的。因为从张培刚教授发表他的奠基性的论文，到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30年之久，发展经济学的很多新的发展我们都来不及消化。但是已经显示出这门科学的力量，可是因为我们在理论支撑不够，所以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个调整只是纠正了一些发展路径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发展方式的问题。
　　所以没有多久大概83年左右，老毛病又来了。比如说投资率从58年以后到了30%以后，到了两次调整以后降到了25%，83、84年又上去了，而且以后是不断的发展。到了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这时候像张培刚教授所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对于国外成果的吸收就有了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发展经济学这一门学问里面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于怎么来改变增长方式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所以在九五计划里就规定了所谓两个根本转变，不过这个问题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所以并没有得到解决，到了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事情变的越来越难了，以至于在制定十一五计划以前就有一次发展经济的大讨论。从实践的要求来说，是为了要制定十一五计划，而为了给十一五计划提供坚实的理论的支撑，在03、04、05这三年就爆发了一次环绕着发展经济学进行的大讨论。
    所以在十一五计划里面因为有了这个理论上的大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十一五规划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念一直到具体措施都规定的更加具体，更加深入。虽然十一五规划的执行上有很多问题，但是看起来追根溯源还是在于发展经济学有关讨论的成果没有能够得到很深入的普及。今天开会以前有很多媒体做了采访，从这些采访提的问题可以看到我们发展经济学现在已有成果的普及，包括在我们学界的普及还有待努力，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发展经济学上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澄清。所以要对具体措施，或者说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提出意见，就变的非常困难，不知从何说起。
　　现在我们碰到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我们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是最近我就经常想，我们发展经济学在面对金融危机，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应该说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知道对不对，提出来跟同志们探讨。现在分析当前我们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普遍使用的一个分析理论框架是凯恩斯主义的晚期经济分析，就是所谓三支柱的方法，就是说增长有三个支柱，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个很明显是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那个从需求方面讲的四个要素，就是略掉了一个战略。
　　我想这是必要的，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长期，我们都死了，但是长期的分析是不能不要的。那么长期的分析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框架呢？我觉得不一定，长期的分析还是要用发展经济学的眼光，首先，不管这个效率提高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这个分析框架对于长期来说是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在投入和效率提高这两种因素之间，我们如何能够提高那个效率，提高那个余量的作用。我想要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我们当前的状况，换句话说，用政策的语言说，就是如何从靠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到靠效率提高支撑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
　　那么效率提高又要靠哪些渠道来提高效率？而这些渠道能够畅通，又归因于改革。这样呢，短期的对应措施和长期的对应措施双管齐下，我想才能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发展经济学要对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克服我们的困难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一点就需要我们搞发展经济学的同仁们加强我们的努力，为我们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繁荣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