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果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至于，军队学习苏军中的问题，毛认为：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可见，1958年在军队展开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最初的命题。当时，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他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这次，毛泽东就是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什么是“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
    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的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可夫本人，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中央全会认为，虽然党和政府高度评价朱可夫的功绩，给了他许多荣誉，包括让他在党内担任一些高级职务，但朱可夫丧失了“B•N•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他以为他在“我国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中是唯一的英雄”。朱可夫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在政治上不清醒的人，无论在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的理解上，还是在他对国防部的领导工作中，都有冒险主义的倾向。”中央全会决定：解除朱可夫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关于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历史表明，1958年，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何以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可以说，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究竟。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问题就非常明白。因为，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会意识到毛泽东抛的这块石头是朝着他来的。中共党内的传统是，谁是领导，谁就是党的化身。因此，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便是总参谋长粟裕。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上难免发生碰撞。例如：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因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又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因以上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这方面的弱点（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于是，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
    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来转向了反对教条主义，刘伯承、萧克等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也很难说，实现了毛泽东年初要军队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因为刘、萧两人只主管军队的训练工作，并不掌军队的指挥大权。黄克诚后来回顾1958年这次会议说：
    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重挫。在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的背景下，党内对这一严重错误的认识差距很大。
    彭德怀在1958年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曾回湖南调查，先到湘潭县的乌石（彭的故乡）、韶山，后到平江。了解到粮食没有收好，而上报数字高得吓人。一位伤残的老红军悄悄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1959年4月，彭德怀出国访问，6月13日回国。第二天，黄克诚向他谈了山东、甘肃等省出现粮荒的严重情况。彭德怀曾向人感叹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党中央、毛主席威信高，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担心在党内高级干部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的情况下，会议匆匆收场。于是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解放军绝大部分的干部、战士来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上庐山前，彭德怀就常把军队方面反映的一些社会情况，转呈给毛泽东。这样，这位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看来，其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严重关注。
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一则回忆中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彭德怀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由他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可以说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使他名扬中外。但毛泽东与彭在历史上多有芥蒂。1959年4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就揭了一通彭德怀的老帐，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彭7月14日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本身，是有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如果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意图没有摸透，可这次批判彭德怀，他是完全心领神会了。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可以认为，林彪在这里说出了毛泽东要说的话。随后，毛泽东就接过来对彭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
    据此，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为“反党”，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调离国防工作岗位。9月17日，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至此，毛泽东在1958年初，提出要军队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教训的指示，终算落到了实处。但“朱可夫事件”的阴影，就毛泽东而言，并未就此散去。不过那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