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一、胡言的汉语)

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

作者:乙迷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当今中国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国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引子 汉殇

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

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

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

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

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

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品。

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很像一门外语。

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温州人,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监听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温州话,莆田话,温州一个地方就有十几种方言,温州人自己互相都听不懂,更何况越南人。

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

这种说法虽然是中国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起推敲。

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发音。

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事实上他们和汉语的差别并不比客家话和普通话的差别来的大。

韩国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

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中国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国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

不过,鉴于中国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国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

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

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国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

这又产生两个问题:

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

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国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国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

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

那么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满蒙贵族说的话。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人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人说的汉语。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

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区黑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话。

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

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

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

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由于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

第一届民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国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

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国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

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国语音的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

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

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

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

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国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

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而是与吴语类似,确切地说明代的北京话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

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

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

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满式汉语)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

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

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强暴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

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游牧民族的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

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经常不押韵,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

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说到底,从政治上讲,普通话是最正确的语音;从文化上讲,普通话是最垃圾的语言。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哪怕你认为自己的发音再土,再羞于见人,都比普通话要更具底蕴。中国目前一方面在大力拯救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汉语区内却罢黜方言独尊京腔。这一看似怪诞的政策本质上是清以降对汉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摧毁性打击的延续。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

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今天,我就是高瑜
第二节、汉服的伤逝

判断一个人,不外乎远观其形,近闻其音。

一个黄种人穿着和服,他是日本人;头上插满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着长袍马褂?只能说他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严格意义上并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尴尬:汉族或满族,没法再分了。

有个笑话,说中国56个民族大联欢,各个少数民族都穿着自己的民族盛装,只有汉族代表着西装打领带尴尬地站在前面。

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例外。

汉族的民族服装被清灭掉,随之一起毁灭的是汉族的民族性。

有人会问:服装算什么,不就遮寒蔽体嘛,上升到民族性至于吗?

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本身就已暴露出汉民族性的丢失。

衣冠对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头等重要。汉族古称华夏族,为什么叫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华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礼仪之邦”。

衣冠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那是文明的标记。

永嘉之乱时,晋元帝率中原汉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迁。

中国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见尸,友人将他生前的衣冠埋于地下,称“衣冠冢”。

可见衣冠在中国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个人。

唐太宗著名的镜子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形容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叫“衣冠禽兽”。

衣冠在中国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现在的中国还有衣冠吗?

我母亲曾经参加很多中国老年人都去过的“美西游”,导游是个老广东,移居美国多年,颇看不起大陆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一眼就能从大街上分辨出谁是大陆来的,谁是港台来的。

我母亲颇为诧异,问你怎么看?那时远处正好有一个国际性会议散会,导游指着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说:她肯定是大陆来的。你看她嫌冷就应该穿长裤,没人说她;她里面一条棉毛裤(过膝的棉毛半截裤),外面一个短裙,这样的打扮,除了大陆人,谁敢穿出来?

我母亲听后,颇为汗颜,想反驳都不行。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衣着的邋遢和bad taste,和男子国足的声名有的一拼,我们不但汉服丢了,连最基本的审美也丢了,现在的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冕服礼仪之邦”的样子?

说起汉服,我们丢得真是很彻底。

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装大剧《敦煌》,中日剧组各设计出一套北宋服装,结果大相径庭。

中方说日方设计得像和服,日方说你们设计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饰,双方都不服气,只好去找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日方设计的更象宋服,让中方很丢脸。

汉服从先秦到明,式样没有大的改动,一直都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堪称全世界最洒脱飘逸的服装。但现在继承下汉服的却是和服和韩服,中国的汉服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发易服”是汉服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国就搞过这一手,原因说起来倒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深谋远虑。

女真人征服辽国后,亲眼目睹饱受奴役的汉人和渤海人对亡国契丹人的报复性屠杀。

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后人分不出谁是女真,谁是汉人。虽然汉服比女真的服装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拢的道理,于是定下让汉人“剃发易服”的政策,把汉人变成女真。

不剃头的后果很严重,就是掉头。

不过当时还有南宋,“剃发易服”导致汉人南逃,因此这一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

金朝结束时,反而是大量女真汉化,剩下的那些拖着长辫子的女真毫无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汉人的报复。

不过汉文明被北方蛮族毁灭似乎是历史的宿命,正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四百年后,当两条辫子的女真演变为一条辫子的满人再次崛起时,努尔哈赤重新祭起“剃发易服”的法宝,原因与他的祖先一样,将汉人同化。

那时候东北的满汉之争已经形同水火,后金是奴隶制,汉人被剥夺土地沦为农奴,对满人恨之入骨。

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甚至不许满人单独上街,不许满人买汉人的肉,喝汉人的水,怕被害死,于是将汉人满化成为后金政策的重中之重。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杀光。事实上满清入关时,关外的汉族百姓已经被杀得所剩无几。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满人虽然在关外坏事干绝,但当时信息不流通,关内的老百姓并不知晓满人的暴行。

满清入关时明朝已亡,中原汉民饱受战乱之苦,满清是唯一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政策上又轻徭薄赋迅速获得中原民心。

最关键的是,南宋的历史没有重演,南明没有出一个赵构那样有点头脑的皇帝,而是腐败无能很快土崩瓦解。

清“扬州十日”后,南京投降,满清并未屠城,以此为榜样,江南大部分地区顺势归降,满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半个中国。

这时候,缺乏汉族正统政权的肘挚,满清终于肆无忌惮地迈开毁灭汉民特性的步伐。“剃发易服”的政策掀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腥风血雨,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爆发了,归降不久的江南成为斗争的中心。

江南从“衣冠南渡”开始,就成为汉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难所和发源地。

南朝政权的屹立不倒使汉文明在江南生根发芽,并由于竞争和示范性作用,最终迫使北魏鲜卑人汉化(还有其他原因,以后再叙),否则华夏文明在五胡乱华就结束了,哪里会有隋唐?

同样,北宋使辽部分汉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汉化。

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断断续续甚至长期被游牧民族占领,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却只在元朝受过异族统治,而元朝末年,这块地方又最早脱离蒙古人的控制成为“驱除鞑虏”的中心。

当朱元璋把皖江浙连成一片,建立明朝后,挥师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蒙古人赶回草原。

江南使得中国的汉文明从晋到明得以延续,然而当北方蛮族再次一统天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江南人民只能用鲜血去捍卫汉文明最后的尊严。

江南的反剃发斗争最著名的要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一个在江,一个在浙。

满人入关原本太平无事,多尔衮在刚入关时贴下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

于是兵至江南时,很多地方甚至“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稳,多尔衮翻脸发布“剃头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江阴收到剃头令后,秀才许用等在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率众百姓将县令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

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万余,有6.7万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惨绝人寰连杀10天,死于清兵屠刀下者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

清军初次来到嘉定时,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

但清下达剃发令后,嘉定总兵吴志葵起兵逐走清廷县令,占据了城市。清将李成栋开始镇压,以大炮攻城,城破后,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嘉定第一屠。

李成栋离开后,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嘉定。于是清军再次前来镇压,城破后对乡兵进行残酷屠杀;是为嘉定第二屠。

后来,嘉定绿营把总吴之藩起义,不久被镇压。嘉定再遭浩劫;是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嘉定成为人家地狱,死亡人数估计在5-20万人之间。李成栋率部在江阴嘉定一带奸淫烧杀抢掠屠戮,事后因此“赫赫功绩”,被提拔为江南巡抚。

江南虽惨,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抗清比江南还要惨烈,那就是四川。

清军入川在剃头令之后,四川从开始对清军就殊死抵抗,抗清十余年最终被杀成无人区,蜀人绝种。

不过无耻的满清征服者哪里会承认如此暴行?于是康熙小儿将屠尽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脑儿扣到张献忠头上(反正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的故事。

清廷一边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庞大移民活动,一边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对满清的四川解放运动感恩戴德。现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后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四川话属北方话系的原因。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命相抗?

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女真人为什么留辫子?实际上辫子是马上民族的一个特点,从西藏到东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留辫子的习惯。

原因在于骑马是一种剧烈运动,头发容易松散遮挡视线,因此扎成辫子就少了这个后顾之忧。

汉族老百姓不骑马,自然不需要留辫子,汉族骑马的多为军人,有头盔或紧扣下颌的帽子固定发髻,亦无需留辫。

因此,从远古汉服发髻形成以来,辫子就被视为蛮夷的标记之一。不过虽然很多民族留辫子,此辫子和彼辫子却大不相同,女真人的变态之处在于不仅留辫,还要剃光头,发式不仅仅是难看,而是难看到超出正常人审丑所能忍受的极限。

现在清宫剧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辫是清后期已经被汉人逐渐改良过的辫子,剃掉前半部的头发,留下后半部的梳一条大辫子,俗称“半拉儿瓢”。

即便如此,这种恶心的东西依然被西方人蔑为pigtail,更何况清初的“金钱鼠尾”。

从金国到清朝中期,标准发式都是剃掉几乎所有头发,只留屁大一点儿头发扎成细溜溜老鼠尾巴那样的小辫子。

清军入关后检查剃发令的效果时,曾用“顺治通宝”铜钱做测量仪器,辫子能穿过铜钱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见辫子之细。

这种偌大一个光头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发式简直就是令人作呕,即便换到今天强迫我剃,留发还是留头依然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何况那时候的汉人。

当然,汉人抵制剃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经》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汉人而言,剃发等同变相的阉割。

不过,满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汉人像太监一样听话。女真原本是奴隶制,因此满人入关后不要臣民,只要奴隶,“剃发易服”就是赤裸裸的奴隶调教,不想做奴隶的杀无赦。

另外,华夏是冕服礼仪之邦,冕在汉服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头发没有了,原本戴在发髻上的冕也没有了,只能戴满人的瓜皮帽。

上面瓜皮帽,下面长袍马褂,后面脱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面子的汉族人有幸以历史上最丑陋的形象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这个丑陋的形象被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像永远记录在地球人的脑海中。

而这个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们的清宫剧里重复着,宣扬什么呢,要中国人永远做奴隶吗?

中国的清宫剧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辫来演绎清初的历史,我在电视上从未见过“金钱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编导们的无知,还是刻意为多尔衮们美化。国人至今还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历史之中,可见满清洗脑的成功。

话说回来,清初男人的头剃了,衣变了,女人呢?女子服饰由于激烈的反剃发运动被满清网开一面,男从女不从,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来。

但形势比人强,明朝的汉服是中国历朝登峰造极之作,无论式样还是文化内蕴都无可挑剔,男着丑陋的满服,女着雍容华贵的汉服,这样戏剧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学的规则。满服不能变,只能变汉服。

清中叶开始,女装逐渐异化,向满服靠拢,只有宽大的衣袖还保留着些许汉家衣冠的影子。

汉服的行云流水、飘逸自如最终演化成为繁琐和细碎。

独领寰球两千年的汉文明就此陨落。
今天,我就是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