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原来我是叛徒的后代？－－从郭影秋《往事漫忆》考证我外公及其他
本帖最后由 wolfzhang 于 2010-10-28 13:19 编辑
2010年初，我曾经写过一篇《家史随想－我的外公苗敬一》（http://www.yantan.cc/bbs/viewthread.php?tid=97596），讲了外公的一些事情。最近闲来无事，搜索下我外公的名字，没想到发现一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a7004e1cfad6195f312ba6f3.html），原来郭影秋回忆录《往事漫忆》又一次提到了我外公。从为数不多的篇章里面，可以看到我外公更多的信息。
先看下回忆录中郭影秋的经历（P2）他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后主动请缨到教育部门，先是到了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又被周恩来总理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欲来时，他又被突然调到北京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并列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旋又被撤职，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致终生致残。 教育学院另一个同我要好的同学是苗敬一，尽管这个人后来叛变革命，但当时的思想却比较激进，他读了不少进步理论书籍，说起话来，常常是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当时，他还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了这两本书后，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共产主义开始有了憧憬和追求。（P20） 这件事发生之后，一方面我对民众教育馆的几个领导的推诿态度有些看法；另一方面继续在这里工作，事情也不大好做，决定离开民众教育馆。恰巧这时，我的老同学苗敬一新任命为沛县中学校长，再三要求我到沛中帮忙，我便答应暑假后去沛中任教。（P35） 1934年暑假后，我应邀到沛县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沛中校长苗敬一是我教育学院的同学，他思想比较激进，常看些进步书刊，对时局发表评论，我们相互间的关系比较要好，现在一起共事，自然很愉快。......我到校后，和苗敬一商议，想一起对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当时，我们都年轻，有干劲，决心想把学校办好。我向苗敬一表示，头两年，只要能吃饭穿衣，有来往路费，可以不领工资。我们合理安排上面发下来的经费，增加了班次，维修了校舍，添置了教具，很快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教学方面，我们没有机械地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课本上课，把原有的公民课，改教时事政治，还常常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国文课基本上是讲文章，如选讲过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及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向学生灌输些进步思想。（P36） 苏民原来不过是想恐吓一下沛中师生，此时眼看事态闹大，二百多名手持童子军棍的学生也不好惹。再者沛中的师生也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也抓不到我其他任何口实。因此，经过校长苗敬一与沛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馥亭等人的斡旋和圆场，不得不把我当场放开。......但事后，苗敬一竟背着我在《沛报》上刊登了一个启事，以他的名义说“我校教师郭某某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冲犯了县长，特赔礼致歉”。事后，我看到这则启事，非常生气地质问苗敬一，为什么登这样的启事，事先不同我商量，这不是向法西斯投降吗? 苗敬一则笑了笑说，我们不是为了培养学生吗？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也便于你继续留校工作。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然而，这件事却使我对苗敬一这个人产生了想法。别看他平日里指陈时事、慷慨激昂，但到了关键时刻，却这样的没有坚定性和原则性。（P38） 苗宗藩是沛中校长苗敬一的父亲，我原来就认识他，他到沛县进行活动时，曾多次找过我，不过，行动是秘密的，来去都在夜里，连他儿子苗敬一都不让知道。有时，他在我的住处过夜，我就把他安置在房内的储藏室里，天不亮他就赶快离去。我也知道，他是在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既不打听他的活动，也不向别人透露他的行迹。（P39） 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我正在室内读书，苗宗藩又来了。稍坐片刻后，他又观察了一下室内外的动静，让我掩紧房门，而后庄重地对我说：“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查，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你我二人之外，不许和任何人发生组织联系。入党的事要保密，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听了这些话之后，我顿感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多年来，我到处寻找党，渴望加入党，不想终于夙愿以偿，我激动地含着泪花向苗宗藩同志表示：“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我今后的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宁愿牺牲自己，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闯。”接着，苗宗藩同志又告诉我：“目前党的集中目标是反蒋抗日，要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是为了抗日，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这使我明确了党的方针和意图。过去，我虽然也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但只是凭着个人的认识和了解，常感到心中无数。现在有了党组织的领导，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P39-P40） 1936年春节前后，苗宗藩曾到山东枣庄找徐州特委，见到特委领导郭子化、张光中等同志。回来后，向我传达说：“经特委同意，批准你为正式党员!”但是，1940年整党时，由于苗宗藩的历史问题，对我的入党问题曾经有过议论，但最后经认真研究，结论仍然是1935年11月起算为预备党员，1936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P40） 苗宗藩这个人历史较为曲折和复杂。他出身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早年倾向革命，曾为此被捕入狱，后无罪释放。于1932年加入党组织。1933年徐海蚌党组织遭大破坏时，他又自首过。1935年秋后，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徐州、沛县等地恢复党组织时，苗宗藩又表示愿意革命，为党工作。当时，徐州地区党组织因连续几次遭受破坏，党员几乎全部损失。考虑到苗宗藩愿意革命，而且是真诚的，特委同意他可以做些党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使用，但并没有明确恢复他的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没有权力发展党员，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发展了我，我又培养发展了别的同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做了沛县县委书记。”1940年整党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党组织又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但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也曾经要求再次入党，当时有人认为，他不仅自首过，而且对组织有破坏，不能同意。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没有脱离革命工作。1961年，他病逝在济南。当时，我因公在去青岛途中，特地在其病逝前看望了他，他临去世前还继续向我提出组织问题。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又向郭子化、张光中以及郝中士等同志，进行了调查和了解。考查了他的整个历史，根据他的表现，又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党龄从1935年重新为党工作算起。这件事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和郭子化、郝中士等同志都同意他重新入党。因为党在秘密工作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一个人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还要看其对错误的态度以及犯错误之后的长期表现。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同意苗宗藩同志重新入党。（P40-P41） 当时，沛县中学校长苗敬一听说我在徐州发生了事情，也派了学校的事务主任杨桂云到徐州来接我回学校。于是，我随即又回到沛中。讲《国耻史》引起的风波，似乎平息了。但我回沛县之后，国民党徐州专署即派了特务跟踪到了沛县。（P45） 吴梅庵和另外两个特务把我押到操场的主席台角下。稍时，我看到苗敬一、杨桂云和范景文也先后被押到这里。国民党特务进校捕人是夜间十点钟之后，学校的学生都已熄灯就寝。经过一阵搜捕和骚动，一些学生被惊醒了，纷纷爬起来到院子里头看动静，不约而同地涌向操场。看到我们几个被捆绑着，有些胆大的学生还愤懑地质问国民党特务：“为什么抓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特务们哪管这些，他们用枪把学生们驱散，押着我们离开学校。一些学生眼看着自己的老师被押走，竟气得放声哭起来。哭声、喊声震荡着漆黑的夜空，我们被推上囚车，押解到国民党沛县监狱。......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又把我们这批“犯人”押往徐州监狱。临上刑车时，我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苗宗藩、苗宗平。原来都是用绳子捆绑着，上车前把绳子解开带上了手铐。每两个人铐在一起，一个人铐左手，一个人铐右手。我恰好与苗敬一铐在一起。当我与苗宗藩碰在一起时，他低声对我说：“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暗示我，什么都不要承认，一定要顶住。
沛县离徐州有一百多公里，一进徐州城，押解的人把我们推下囚车，两边是荷枪实弹的军警，把我们这些“犯人”夹在中间穿过街道。街道两旁有很多人围观，国民党似乎是以此让我们“游街示众”，也显示一下他们的威风。苗敬一这个人虚荣心很强，好像是怕围观的人看见他被铐着难看，就用一条白毛巾把手捂起来，我则认为这没有什么难看，所以当他捂上，我就将毛巾抖落到地上，他则再捡起来捂上，如此反复不停地重复了好几次。因为两个人的左右手铐在一起，每一起落，两个人都要共同弯腰扬身，但我不厌其烦，主要是对苗敬一这种心理状态感到厌恶，所以和他对着干。我从小就在徐州念书，以后又在这里工作，前后有七八年，市里有许多人都认识我，但我觉得因为革命被国民党抓捕是光荣的，并没有什么难看，为什么怕别人看自己被铐着?
敌人把我们押到徐州大同街警察局拘留所，这是专供审问犯人的地方。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我们同时被抓的几个人都押在这里。进来之前，这里已被关了一个人。他向我们说，已被关了半年多，大概每隔半个月就要提审一次，每次提审都是打棍子、压杠子，弄得皮开肉裂。估计伤口愈合了，再提审一次，再用刑一次，如此循环往复，始终使人不得安宁。叫他这么一说，杨桂云吓得惊叫起来；范景文也有些毛骨悚然；苗敬一的思想斗争看来也十分激烈；我自己也意识到要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被关进来不久，又进来一个叫赵光复的人，他是个自首分子。后来又进来一个人叫王义，他又叫金合法、李正道，是在一个深夜被用刑后，拖到我们这里来的，受刑很重，两只胳膊都被吊断了，屁股也被打烂了，被拖进来后，疼痛难忍地呻吟着，但却没有一点乞怜求饶的样子。苗宗藩认识他，他是老苗家的长工，我到老苗家去时也见过他。所以，一见他进来，苗宗藩就向他打手势，并低声对我说：“老王是好样的！”我看到他受刑后痛苦而坚决的样子，也当即留下极好的印象。因而，在狱中便主动接近他。在相互接触中，他对我也有好感。
在几次放风时，曾断断续续向我介绍说，他是河南开封人，逃荒来到沛县。父亲给人家当长工，自己也随着打短工。并说，他是沛县农村党的负责人，几次向我示意，可以介绍我入党。但我当时已经是党员，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我又不好向他表明身份，否则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特别是在狱中，不仅有可能暴露自己，而且会使组织受到破坏。所以，婉言推脱了。他还曾经对我说：“以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咱们再碰到一起多好呀！”当时，“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是立三路线的残余。王义不懂这些道理，只知道闹革命，打倒地主，夺取全国政权。但这些言论和表现，却使我极为钦佩和敬仰。一个农民、长工参加革命入了党，被捕受刑，坚贞不屈，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颓丧，仍想着夺取全国政权如何如何，实在令人从内心敬重。
我们在徐州警察局拘留所，前后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审问也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想什么时候提审就什么时候提审。审讯室距囚禁室不远不近，审问的供答声囚禁室听不见，但行刑的动作、皮鞭声、棍棒声以及被审受刑者的惨叫声，都听得很清楚，他们以此给被关押的人造成精神上的威胁。我和苗宗藩都先后多次被提审。
我进狱后五六天的一个深夜，被带去受审。审讯者提问了我的履历后，便单刀直入地追问我：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谁介绍加入的共产党?我只是回答：“我不是”，“不知道”。不管审讯者如何威胁、利诱，我就是这两句话。审讯人猛地离开审判桌，狰狞地走到我面前，凶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眼冒火星，满嘴流血。接着他仍继续追问，狡黠地问我：“你说谁是共产党，只要你说出来，马上恢复你的自由。”但，不管他怎么变换手法，我还是那六个字：“我不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顿毒打，直到用绳子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上下抽打，我仍然一句话不说。他们便把绳子一松，我从高处一下摔到地上，顿时不省人事。最后被折磨得像一团肉泥似的，拖回牢房。经过多次审讯拷打，我深深感到，在敌人的监狱中，对于每个人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经过几次审讯动刑后，我们这几个被捕的人便发生了分化。首先是苗敬一表现出贪生怕死；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也忍受不了狱中的折磨。当时杨桂云则乘机进行分化瓦解。杨桂云原来是个隐蔽的特务，故意装做犯人与我们一起被抓进来的。王义到我们的囚房后，曾偷偷地对我说：“杨大脚（桂云）是奸细，当心！”后来，我也察觉到他的表现异常。他与我们吃住在一起，开始一个劲叫冤屈，后来他看到苗敬一是个软骨头，就向他进行攻心战术说：“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被抓了进来跟着受害，知道的人又不说，咱们要一起坐牢到什么时候呀？”苗敬一便跟着嘟囔说：“谁知道就该快说！”于是杨桂云便进而挑拨离间说：“你父亲他什么都知道，你要动员他快说，他老不说，把咱们一起枪毙了，什么都吹了！”当时，苗敬一正在搞恋爱，他的女朋友姓庄，原来准备很快就要结婚。杨桂云又抓住苗敬一这方面的弱点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长期蹲在牢房里吗? 你不怕死可以，但还得替人家老庄想想，你想让她守一辈子寡呀?”苗敬一果然被杨桂云征服了，他一再逼他父亲交代，甚至说：“你不能生我又杀我！”大哭大闹，不可开交。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苗敬一这个人读过不少进步书，平常讲起话来慷慨激昂，似乎他最革命，但在关键时刻，表现了一副软骨头，活生生地暴露了叛徒嘴脸。
好在他不知道苗宗藩和我是党员，否则真要坏大事。我心中明白，敌人逮捕我的时候，没抓住我任何证据，不过是把我当做共产党嫌疑犯抓来的。我和苗宗藩又是单线联系，只要他不松口，敌人就奈何不了我。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在被关押到第八天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对我说： “我要说！我要说！”我反问他一句说： “你要说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呀?”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比较活跃，参加过一些进步话剧的演出，有点进步思想倾向而已！
对于杨桂云的破坏，苗敬一的投降，范景文的动摇，我们分情况开展了斗争和教育。王义最先识破了杨桂云的奸细面目。苗宗藩、苗宗平、王义和我一条心，孤立这个特务分子，睡觉和他分席，吃饭不与他一起，放风时不同他讲话。他虽然奉上司指示，装做犯人，耍阴谋、施诡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把苗敬一软化了，最后却什么也侦破不出来。在我们共同的支持下，苗宗藩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定，不管敌人对他如何动刑，也不管苗敬一如何以父子骨肉之情，逼他供出“姜友吉案”的真相，但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一个字。
我在狱中，虽然也多次受刑，挨过棍子打、鞭子抽、坐过老虎凳、受过电刑，也同样是抱定至死不屈的态度坚决斗争。我的《诗选》中的《狱中作》所说的：“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就是我狱中思想的反映和斗争情况的真实写照。我们对于苗敬一采取了藐视的态度，常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由于我们坚持了反奸细、反自首的斗争，国民党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审讯出来。杨桂云终于暴露出特务真面目，无法再混迹其间，灰溜溜地走掉；苗敬一、范景文也先后被释放。而后，又把我和苗宗藩、苗宗平、王义转到徐州大监。(P48-P52)
（1）我外曾祖父苗宗藩是个出身地主，但倾向革命，但是也曾动摇过。他发展了郭影秋为党员，但是后来因为历史问题，在1940年被开除，直到1961年才被又追补进党，还是郭影秋帮的忙。
（2）我外公苗敬一从来就不是党员，他只是郭影秋的同学和好友，外公给了他两本书看，结果他对共产主义就产生了兴趣。在郭影秋在“民众教育馆”干了革命之后，我外公刚好当沛县中学校长，请郭影秋来帮忙，结果郭废除了公民教育等课程，开始搞学生运动。外公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也便于郭继续留校工作，登报道歉，导致两人开始决裂。直到当时共产党杀叛徒，引起大规模抓捕，我曾祖父，我外公和郭影秋同时入狱后，由于我外公碍于面子，又有投降表现，导致两人彻底决裂。（奇怪的是，1957年两人和诗的时候又和好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外公一直是个教育工作者而已。他和郭影秋是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两人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外公一直致力于中学教育，以致于1947年在南京还出版过一本叫做《中小学教师手册》的书。（BTW:这本书的复印版我已经花了100多大洋买到，正在学习之中）。
单凭郭影秋的孤证，不知道可不可信，我又问了下我妈妈，她告诉我一些关于外公的另外一些信息。
我妈妈说，在1960年前我们家和郭影秋家关系还是非常好的，郭影秋还给我外公送过象牙筷子之类的东西。后来郭影秋在南京大学当校长（1957年－1963年），突然发生杨桂云被逮捕的事情，郭影秋因为怕特务问题牵扯到郭影秋的职称问题，就说我外公在1933年到1936年是特务，将我外公打倒。后来成立了“省委（或是市委）5人小组”一直在搞甄别，但是最后一直没有证据证明如此。
尽管如此，因此事牵连，我外公仍然被行政处分，降三级（原来是三级教师，降为六级）。当时外公是在南京市第五中学当教研组长，南京师范大学因为外公的文学和历史素养都比较好，准备聘他去南师大当教授，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历史反革命）作罢。当时（1962－1963年），妈妈当时上初中（第六女子中学），还在当课代表，由于此事被迫退学。郭影秋因为撇清了跟我外公的关系，被提升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我妈妈说，外婆曾经发怒说此人怎么能为了自己这样做，还要去砸郭影秋的车子，被家人阻止了。后来文革抄家的时候，学生把郭影秋送的象牙筷子，还有一些古墨古砚台，字画等等都抄走了。
以上就是我从郭影秋的回忆录和我妈妈的话中得到的关于我的外公以及外曾祖父的进一步的信息。如果有机会，我还想问问我还健在的96岁的外婆，但是，从上面的情节可以确认一点的是：我外公不是搞革命的，他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已。至于他是不是叛徒，要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背叛的了。 |
发表于 2010-10-28 12:02
| 
发表于 2010-10-28 12:10
| 
发表于 2011-10-14 22: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