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衰退条件下的应对策略——石良平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演讲

李旧苗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开始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扩散。由于美元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人们普遍把这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相提并论，并对金融危机会不会转为全面经济危机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
　　这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已一年多，大量分析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危机的成因、性质及其通过金融衍生品方式所形成的危机转移和扩散方式。然而，对这次危机的最终涉及面到底会有多广，持续时间会有多长，对实体经济的伤害程度会有多深，目前在经济学界还没有取得共识。因此，今天我想通过对经济长周期的剖析，考察一下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处在经济长周期中的什么阶段。这将有助于我们判断世界经济今后的走势，研究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并走出自己独立的经济增长行情。
　　世界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一个被人为拉长的周期，必定会以更快速的经济下滑使经济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按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周期的这种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明显的，但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以及以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阶段性特征开始模糊起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也大大缩小，不少学者甚至认为，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经济周期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经济周期是分类型的，信息革命的冲击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确实平滑了某些类型的经济周期，但经济周期波动的本质却没有变化。从经济周期的类型上看，经济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基钦周期，一个完整的基钦周期的运行时间大致在40个月左右；朱格拉周期，大致在9年-10年；库兹涅茨周期，大致在20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致在50年左右。
　　基钦周期是一种以库存变动为主要观察指标来评价经济周期的方法。按一般经济波动特征，经济繁荣时，消费投资旺盛，库存量减少；经济衰退时，消费投资疲软，库存积压。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下观察经济波动的方式，在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下，这一周期现象已不典型。朱格拉周期是一种以投资变动为主要指标来观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方法，由于大型项目从投资到投产再到产出的周期大致在9-10年，因此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这种周期性波动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公共投资比重的增加，这一周期波动形态有平缓的趋势，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力在减弱。库兹涅茨周期则是一种以人口变动为主要指标来观察经济周期的方法。人口的变动以及代际交替对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影响比较大，因此消费模式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间长度一般在20年左右。目前这一周期波动特征随着人口代际交替的时间延长而延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一种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变化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判断经济周期的方法，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革命周期大致在40-50年左右。从目前经济波动的情景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现象仍十分明显。
　　熊彼特根据自己建立的创新理论，印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按熊彼特的划分方法，从19世纪中叶至今的160多年间，全球大致经历了三个半经济长周期：1842年-1897年（55年）为蒸汽机和钢铁时代；1897年-1933年（36年）为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1933年-1973年（40年）为电子、航空航天时代；1973年-至今（34年）为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以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为特征的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高峰期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在这一高峰时期，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使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走出了近10年的经济繁荣期。根据经济周期规律，一次产业革命的高峰期过后，会有一个长达15年-20年的新产业革命消化期（经济增长率下降期），并在这一消化期中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萌芽。
　　以上一轮经济长周期为例，美国道琼斯指数从1960年代中期爬上1000点后，就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在这之后的近20年，道琼斯指数一直没有超过1000点。从1983年再次突破1000点，1986年经济走出滞胀的谷底后，用了将近10年时间培育了以IT产业为核心的信息革命。这一时期道琼斯指数一直在1000-2500点之间徘徊。进入1990年代，信息革命所引致的产业革命进入高潮期，1994年道琼斯指数突破4000点后，就一路上涨不回头，仅花了五年时间就一举突破10000点，在上世纪末冲上了11000点，六年时间指数涨了近三倍。
　　信息革命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慢慢消化新兴产业所带来的增长空间平衡时期。本世纪初，正当这一轮产业革命从峰值开始进入平衡下行阶段时，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政府为弥补“9·11”事件对美国国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创，也为了防止“9·11”事件导致美国经济的迅速下滑，从而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极低的利率刺激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再利用其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信用等级较差的人也拖入借贷者行列，并将这种次级债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往全世界，让全球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担风险。美国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使本来已经开始走下降通道的经济再次被政策刺激起来，从而导致已经下滑的道琼斯指数再次调头向上，并在2007年连续冲破13000点和14000点的历史高位。然而，经济周期的运行是有规律的，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衍生品所刺激起来的泡沫一旦破裂，经济还是会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次次贷危机爆发后，仅一年时间，道琼斯指数已经跌回到10年前的8000点水平，并且至今还没有见底。一个被人为拉长的周期，必定会以更快速的经济下滑使经济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美国经济的再认识
　　从历次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看，在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降通道过程中，往往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也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过程。
　　人们对这次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早在今年1月，索罗斯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全球正面临着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孕育起来的，这与二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他危机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着‘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但是，当时这种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直到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破产，人们才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7月美国“两房”贷款公司陷入财务困境，8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迫出售给美国银行，人们才彻底醒悟过来，各国政府才开始联手对付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10年金融危机周期。往前推10年，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危机从泰国货币泰铢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开始，但这一危机后来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蔓延到亚洲其他国家，同时也蔓延到了亚洲以外的国家，甚至影响到1999年诞生的欧元。再往前推10年，1987年美国股市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22%，从而引发了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再往前推10年，1977年出现了西方货币危机，其根源是美国于1973年放弃了美元可兑换黄金的承诺，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但由于没有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货币仍以盯住美元为主。1977年美国采取了大幅度贬值的策略，从而导致全球汇市和股市的巨幅震荡，由此而导致的拉美债务危机于80年代初全面爆发。再往前推10年，1967年爆发了英镑危机。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但实际上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存在着黄金-美元-英镑的“三角”关系。1967年11月18日英国突然宣布英镑贬值14.8%，导致全球抢购黄金，一个月内几乎把会员国共同出资设立的“黄金总库”抢光，导致1968年3月“黄金总库”解散，世界货币体系从此真正变成美元一币独大。
　　从战后不断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与美国有关，且主要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而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反而在一次次金融危机中不断得到巩固。这种现象固然与美国经济的实力有关，但主要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有关。美国不仅利用美元的优势大肆发行货币，而且还利用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优势不断地开发出新的金融衍生品，将自己的金融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最终酿成了这次金融危机。
　　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本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正确预估这次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损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目前正处在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通道，金融危机只会加速经济的下滑，因此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次危机与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差别。那次大危机来临时，几乎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危机，经济学家也无法解释危机发生的根源，从而使人们在大危机来临时完全措手无策。这次情况有很大不同，尽管对危机的严重性在认识上有差异，但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经济学家们已经深刻分析了这次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各国政府也以最快的速度联手注资抵御危机的蔓延，并通过各种政策减轻危机的扩散程度。可以相信，这次危机不会造成像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巨大破坏，危机的时间也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严重到何种程度，未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不是会因此而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这些判断对中国制定今后的全球经济策略极为重要。
　　我个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经济根基。美国目前仍拥有全球20%的生产总值，有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有众多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有不可替代的创新机制，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有非常良好的人口结构，耕地与人口比例是世界大国中最佳的。在这些优势和实力中，美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没有被破坏最具决定意义。从历次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看，在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降通道过程中，往往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也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过程。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新兴力量可以取代美国的情况下，只要美国的创新体系没有被破坏，还是技术创新的最大策源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还没有被取代的迹象，那么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策源地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很有可能还是美国。
　　中国应对经济衰退的策略
　　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投资相对过热、消费相对萎缩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只有在投资导向阶段后期不断孕育创新因素，我国才能真正走出投资导向阶段而跨入创新导向阶段。
　　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观察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危机总会过去，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下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之前，充分利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知识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我国自身的经济转型。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受损程度相对较小。但应该看到，那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我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还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我们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我们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因此，为迎接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我们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就短期而言，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次国务院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基调，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提出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这一政策力度远远大于1998年对应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基调。所有这些，一方面说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为确保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决心。
　　有人提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消费对经济没有拉动力，那么这种暂时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状况确实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应有的经济增长动力相悖。目前一般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都在70%-8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在7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却十分例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70%，到90年代，这一比重下降到60%，从2001年开始，这一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51%-53%，从而造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靠出口，就是靠投资。
　　为了搞清楚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不妨客观地考察一下我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已有多种归纳方法，我认为能够客观描述当前我国经济状况的当数迈克尔·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归纳。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富裕导向阶段。其中他对投资导向阶段特征的描述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特征非常相似。理解了这些特征，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策略还是应当以刺激投资为主。
　　按照波特的定义，投资导向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从政府到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其中政府的投资意向扮演着重要角色；2、外国资本进入从纯粹投资开始转向技术跟进；3、国内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4、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和规模经济；5、出口量激增，有些出口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销售；6、由于投资过热，国民生活水平在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出现消费需求相对萎缩；7、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开始增加，但经验丰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仍然缺乏；8、教育与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开始出现创造机制，但与企业的结合还不紧密；9、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仍主要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
　　很明显，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投资相对过热，消费相对萎缩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只有在投资导向阶段后期不断孕育创新因素，我国才能真正走出投资导向阶段而跨入创新导向阶段。为此，本轮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进行的大规模投资的结构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下滑，最终需求进一步缩减，我们就不能把资金过多地投到生产领域，因为当这些投资转化为下一期生产能力时，将会造成更多的产品积压，形成进一步的通货紧缩。因此，这次大规模投资只有投向以下四个领域，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
　　第一是投向与医疗、教育、养老、保健、保障性住房等有关的服务性消费领域。目前消费需求长期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重要领域体制尚未完善，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压缩了现期消费的能力。
　　第二是投向与创新有关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并不少，科研人员数也不少，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却很低。除了科研转化机制存在问题外，风险投资数量偏低，市场化的投资机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大型企业除了对科研机构的研发进行投入外，还应当对科技转化过程中的市场建设进行投资，从而真正培育出创新导向因素。
　　第三是投向与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国土整治任务十分繁重。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和人均装备仍较低；广大农村的道路建设、电力工程、北旱南涝、环境治理的任务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第四是投向最有可能形成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领域。前面说过，每次经济长周期的后期，总会酝酿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种子。哪个国家抓住了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就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根据预测，下一轮产业革命可能发生的领域大致会集中在能源革命和生物革命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布局，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下一轮产业革命到来时被淘汰。


石良平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共出版《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等专著和教材10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十多个科研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