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新一轮经济激励——为结构失衡寻找改革动力

李旧苗

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的危机都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结构调整以及全球经济危机逐步恶化的压力集聚期，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可能步入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低增长格局，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6.5%-7.5%之间。
    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这是比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导向更为根本的一个问题。“4万亿”投资不仅是缓解危机的救命钱，而且打破束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导致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因素，改变阻滞经济效率的制度问题，也应该是“4万亿”重拳出击，推进制度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当前经济下行导致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历史经验警戒我们，“对冲”经济周期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不能科学估计负面效应，将会为未来埋下隐患。从中长期看，保增长，还要促转型，必须将反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彻底走出“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问题”的发展误区。“4万亿”的关键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破解中国经济五大长期结构性顽疾。
    一、长期要素投入失衡与投资驱动型增长。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注入有很大关系。我们来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表明，当ICOR 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近三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实现经济高增长，这是中国投资持续处于高位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就要素投入结构而言，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9.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32.8%，而且近几年还呈现下降的趋势。全球经济危机使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难以为续，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4万亿”更多的是促使经济内生的增长。
    二、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有效下降的趋势。造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失衡格局。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由于能源定价低所形成的隐性补贴。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经济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明显下降。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约增加10%。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从未来10到15年看，我国可能会出现由最初经济增长主要靠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的“刘易斯拐点”。因此此次政府4万亿投资关键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均衡。而从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的构成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基础设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等公共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逆就业倾向，其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可能并不显著。
    今后中国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指向吸纳就业或激励创业的经济领域，将“双保——保增长、保就业”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线条，以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更多的就业。
    四、行业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4万亿”还要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行业利益结构的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这不仅关乎利益的分配，归根结蒂也是经济效率的问题。
    要借此大规模投资之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对内开放。我国的垄断行业多属于自然垄断，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早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要以此次大规模投资为契机，逐步打破石油、电力、铁路、金融、电讯、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领域的垄断，进一步开放国内高回报的垄断性服务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松绑后，还要经济推进体制性政策的改革引入竞争主体，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必须着力解决以下三个难题：
    第一，价格机制能否解决。价格和收益联系在一起，垄断行业，例如铁路运输价格由政府实行管制，非常不利于投融资，民营资本感到盈利回报很难确定，自然不敢轻易进来。
    第二，许多垄断行业政企不分。现在，政府既是铁路的借贷主体，又是投资主体甚至融资主体，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说不通的。例如在合资项目中，铁道部既要吸引民营资本进来，又要保持自己的控股地位。这就大大打消了民营资本投资铁路的积极性。
    第三，内外有别的问题。由于民间资本无法进入，如果垄断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个市场很有可能会像银行一样让给外资。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诸多领域民间资本不让进入，设置的门槛过高，但外资进入的门槛却很低，还给予一系列优惠条件。
    五、谨防大规模投资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失衡。我国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由来已久，从总量上看，近几年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趋势仍未改变，根据地区GDP计算的地区经济发展离散系数（反映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值越大，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越大）继续呈扩大趋势，即2002至2006年分别为0.806，0.821，0.823，0.840，0.848。而今4万亿投资是否拉大差距还是问号。
    4万亿投资的基本来源有3个途径，一是中央财政通过发放国债筹集，二是地方政府投入，三是金融机构贷款。从各省目前公布的数据看，东中西部差异很大，例如广东2.3万亿，上海8000亿，北京1万亿，河北5889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等等，基本和其经济实力吻合。而中西部的湖北597亿、陕西260亿、广西778亿显然不能与广东、上海等经济大省市相提并论。此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地方政府不允许发债的情况下，除了预算外的土地收入，最大的可能仍然是银行贷款，而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以下存在人为压缩信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从区域金融风险溢价的角度出发，建立激励金融资源均衡配置的发展格局。
    总之，我国今后仍面临刺激经济和结构转型的双重任务，总量问题仍将与经济周期和结构优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宏观调控仍将是实现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相结合的双调控。展望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而与此相应的是各类经济政策的修正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4万亿”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应成为结构性攻坚使中国经济走向平衡之路的关键。从国内因素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从国际因素看，每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大的利益调整，大的格局变动。中国应对危机的基础和能力已是今非昔比，完全能够战胜挑战，迎来更大的发展。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李旧苗

失衡的本质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化的程度时，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失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的贸易失衡，导致的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就触发了日本经济危机和日本10多年的经济停滞，当然那一次失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而此次全球范围内的失衡与上次失衡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也有人将这三类国家形象的比喻成“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因此，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比方说，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双赤字、净负债，以及亚洲主要新兴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贸易盈余所产生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表象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下的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
    可以说，十多年来全球都在用这种高成本的“透支经济”（美国是金融扩张、中国等新兴市场是产能扩张）来熨平全球经济增长的周期，但是膨胀不是无限度的，当美国“金融泡沫”和“债务泡沫”膨胀破裂导致其实体经济剧减，消费收缩和资本流失的时候，全球这个“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危机的爆发是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
    现在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是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层面，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上去考察了。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的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和根源。
    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次危机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所有的危机都是这样的。未来全球经济将进入艰难结构调整期，因此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然而全球经济格局和全球货币体系的更迭注定是缓慢和渐进的，中国必须做好长期准备。美国金融泡沫的破裂，全球通缩将是必然。经济数据显示，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从6月份的16％回落到11．4％，为2002年4月份以来最低。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8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下降了1.2个百分点。经济有加速下滑的趋势明显。根据我的判断，由于考虑到金融危机传导的时滞和周期，未来6个月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时间窗口。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代工企业出现停产、半定产状态，铝业、钢铁、铜冶炼行业的产能相对过剩，一旦12月份进入大幅减产的浪潮，那么明年3、4月份将是中国实体经济比较艰难的时期，因此保增长是眼下十万火急的事情。昨天国家及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刺激国内需求十项措施，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重拳出击，启动内需。
    从中长期看，保增长，还要促转型，必须将反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双平衡的发展战略。
    首先，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依靠国家统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几点思路。
    从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经济模式等根本性因素。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高速成长得益于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未来必须树立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依靠中国本土战略性产业或资源性大产业的内生经济成长，才是中国实现强国崛起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可能是启动中国新一轮增长的两条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点是工业化、城市化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能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各异，各地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上的互补性发展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东、西、北各区域的整合和区域轮动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扩大、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经济循环，就会真正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那么产业轮动的路径如何选择？可以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里涉及两个着力点。第一，整合壮大战略性大产业。关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信息产业、资源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第二，发展资源性大产业。中国资源丰富，在矿产、农林、海洋、生态等多个方面具有优势。发展大产业，要坚持以“资源换产业”、以“资源兴产业”的发展理念，积极重组大企业集团，深度开发和利用各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延长产业链，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
    再谈虚拟经济的应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稳步推进与谋划。
    金融危机可能提前催生两大基础（理论和估值）体系的构建。要敢于挑战西方经典理论。“强大的经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支持。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要符合中国国情，不能盲从。另外就是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有效的资本/资产估值定价体系，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这样不仅能够避免价值虚高和估值不足，发挥资本/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避免经济发展过多的受到国际定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牵制。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应该说，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金融机构从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盈利水平等方面看，都较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缺乏金融资产的科学定价体系和机制等制约中国金融发展的障碍，那么如何协调金融大国所需要的制度和环境，规避对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竞争优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要重实体，也要重金融。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裕，可以因势利导进而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这些都是推进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
    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加快中国资本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中国资本要在全球失衡中需求破局，变“危”为“机”，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 “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我认为这不仅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产业效益，也能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建立稳定的供给机制和定价机制。
    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相伴而生，要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信用。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跟进。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全球战略安排，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
    最后一点就是，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构建全球多极化制衡体系。过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然而金融危机后的重建，恰恰给我们一个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重大机遇。现在是中国参与并积极主导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必须谋求与我国经济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11月9号的二十国财长会议，金砖四国就一致表达了这种声音。随着全球由失衡到再平衡的演进，未来改革的最终目标将是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中国加强与欧元区、拉美、东北亚、金砖四国的区域协调，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努力推动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制衡体系将是可以预期的。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