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丙辰龙

--------------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作者: 鄢烈山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 口述 何启治 李晋西 编撰，三联书店08年7月


我在大学修读现当代文学时，教材上还没有沈从文、张爱玲和牛汉等人的名字；大学毕业后补读与工作有关的书，不大关心文坛的人和事。这次阅读这本三联版的《牛汉自述》，有两条因由。一是我对贾植芳、王元化、牛汉、何满子等文化前辈超常的生命力十分钦佩。这些所谓的或疑似的“胡风分子”一生坎坷，身心都饱受摧残，却志不稍屈，年逾八旬后仍著述不辍，我想通过阅读他们的传记找出其中谜底；二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这本新书的片断，比如牛汉说，从他与萧军的交谈中，感觉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很不一般。又说解放初有领导者曾动员他参加一个叫“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部级单位都要有人参加，如果同意就派他到莫斯科受训，诸如此类闻所未闻的讯息，对我们知人性之复杂、识世事之诡谲，确是很有吸引力。

开卷一读竟放不下手，感觉就是特真实。这“真实”的感觉来自两方面：一是放言无忌，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文坛大腕，不论是自己尊敬的人还是鄙视的人，一律不虚美不隐恶，只有极少数地方用了 X X；二是用诗人的敏感捕捉了不少含义丰富的细节，如刚解放时刘少奇和朱德都在中国人民大学作过报告，刘的警卫员阻止牛汉作为常务副校长成仿吾的秘书上去添茶水，而朱德却没这么讲究云云。我把这本书与早先买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参照起来读，看到《风雨五十年》的作者对这老汉受访时表现的超强记忆力大表赞叹；事实上这本《牛汉自述》是牛汉口述后由他的老同事、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的何启治与作家李晋西联手“编撰”，即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核对补充过的，比记忆更可靠。
不过，读后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是牛汉这个人，活脱脱一个“当代屈原”。我这样说可不是廉价地泛泛地夸奖一个诗人。

屈原有名句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长太（叹）息”不知是写意还是写实，而牛汉的“长叹息”确是一种习惯性生理状况。在本书《尾声》里他写道，“我的叹气是多少年养成的，不是悲伤，是生命中不吐不快的东西，是活的伤疤的呼吸。不叹气不畅快。”我相信有这种事，我有同学和朋友就爱“长叹息”。人们不可学孙登长啸以寄傲，平常也不敢怪叫以抒郁，于是便有牛汉说的“叹气真舒服！”牛汉说自己，“我年轻时爱唱歌，后来不唱了。叹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他的诗也是“长叹息”的文学表达，“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喜欢。我活着本来就是为了写一首快乐的诗，幸福的诗。但没有，没有这样的人生，哪来这样的诗？！”有意思的是，如他女儿史佳所说，也许是他一生太追求甜蜜却过得太苦涩，晚年竟不顾养生之道爱吃甜食，总备着糖果点心吃零嘴。

而“哀民生之多艰”，对于牛汉的诗来说，就是“哀人生之多艰”。这倒不是像唐太宗李世民当朝及其后的唐代作家要避讳而以“人”代“民”，而确是源于他的创作信念。他说：“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牛汉在为胡风和“七月派”的文艺主张辩护，为北岛、舒婷等新人、新风格争发表权时都一再理直气壮地讲：离开个人，消灭了个性，还有诗吗？（顺便说一句，事实上这也是胡风文艺思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不合而遭痛击的一点因由，是田间等人改弦易辙后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的缘故。）

牛汉认为“我”就是“众”：“我的每首诗都体现了中国人——普通人内心的感受。后人研究了我的诗，也认清了这一段历史。”这话当然偏颇：毕竟中国大多数人的感受并没有达到牛汉的层次，学生中因为反暴政反独裁而参加地下党的，革命作家中创作风格疑似“胡风分子”的，都只有极少数，就是明证。但是几次因为家贫差点不能完成学业；父子逃亡的路上差点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掉进黄河差点淹死；读书时先后拒绝受胁迫参加三青团和青年军几乎性命不保；坚持独立人格（特别是不愿参加那个名叫“保卫毛主席”的绝密组织）的知识分子1950年代在劫难逃，在拘禁审查两年后“莫须有”地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使用；1970年代在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劳改五年又三个月；1980年代中期协助丁玲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发行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刊……所有这些经历，哪一件不是如他所言，“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即属于每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中国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且历经劫波九死不悔，这就是贯穿牛汉一生的追求和性格。他的倔犟在文艺界是出名的。“牛汉自述”是这本书的副题，它的正题是《我仍在苦苦跋涉》。早年，他是一个热血青年。1923年出生于山西定襄，1938年春季考入国民政府为战区流亡学生办的免费读书的甘肃国立五中，冬季即加入了zhonggong地下组织；因在西北大学搞学运而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又因胡风案蹲过共产党的监狱；有第一个打开天安门城楼的光荣，更有1955年到1979年壮岁衔冤做了25年“钦犯”的惨痛。任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他从未改变救国救民初衷，到晚年更为改善“新生代”作家的成长条件，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而大声疾呼，所以“我自命热血老年”，“到现在还是忧国忧民，还是期盼着国家有彻底的、体制上有革命性的变革”。

不过他求索大道，献身祖国，为光明而战的武器主要还是他的笔。从内在原因讲，他是个感性的人，清华毕业的好人，“三舅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而赋诗为文，他看重的是内心感受，而不服膺任何先验的理论，所以与胡风和“七月派”诗友投缘。从外部条件讲，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父亲不同意少年牛汉投奔延安卷入政治而要他先读书；青年时又是党组织不要他投奔延安而留在国统区搞学运；解放初，成仿吾也暗示他不要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内外条件结合，他的一生有三个创作高潮：一是在国统区念书时，写出了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等成名作，到1948年得胡风欣赏发表《彩色的生活》，1951年初结集出版；二是“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将极度苦闷转化并迸发成《鹰的诞生》、《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根》等名篇，到1984年结集为《温泉》出版，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新诗集奖；再就是“新时期”主编《新文学史料》、《中国》之余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而今望九之年，壮心不已，打算写些诸如为冯雪峰辩诬之类的文史性随笔。

牛汉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倔”或叫“真”，虽然他明知“在当代中国，作家、诗人要保留个性真是很难”。在审判会上见过胡风，别人当然“揭发”批判，牛汉却忍不住为胡风辩护，被喝令滚下去；被当作胡风分子审了两年，拒不承认反革命，定案时表态是悲愤而无奈的“牺牲个人完成党”。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总管、掌文化人之升沉荣辱的胡乔木，在纪念冯雪峰的会议上还在诬贬冯，他愤然离席抗议；1985年胡乔木为获奖作家授奖时，牛汉不仅不与胡握手，正眼也不瞧他（本书第245页有照片）。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让《中国》停刊，他至今在任何场合都毫不含糊地表示不原谅。陈为人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把“右派”平反后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自悼诗《鹅卵石悲歌》（……顶天立地的幻想/砥柱中流的誓言/截断逆浪的雄心/宁为玉碎的襟怀/都曾想过/……终于只留下/流利迷人的线条/任凭摆布的迎合/随波逐流的圆滑/没有性格的性格），与牛汉咏鹅卵石的诗《死亡的岩石》（……卵石光光滑滑/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像头颅，却不会思考/……卵石，是死亡的岩石）作了对比，他说，“年龄基本相仿的两位老人，却有着如此明显的迥异和落差，沟壑之深，不异于代沟。”

不过，牛汉虽然自赏真实，却也知道自己有些“狂躁”，好在生性狷介，仍然不乏宽容大度。他赞赏严文井晚年的大彻大悟、孙犁的清醒和淡薄、施蜇存的清醒和大度，却也意识到晚年以“马列主义老太太”面目示人的丁玲以及何其芳等文坛“大人物”的“复杂”，并对创办《中国》、扶持北岛、残雪等新作家的丁玲表示敬意，对诗人何其芳表示尊重。他更理解艾青、田间等人后半生创作上无进展的痛苦，终生不忘他们对自己在诗歌道路上无言的导引。在五七干校时，大家讨厌萧乾爱打“小报告”，甚至责备牛汉不该在萧乾溺水时去救他；牛汉虽对萧乾的所谓“技痒”极不以为然，但救人却是不假思索的。他对阿垅最是感念佩服，对政治迫害造成路翎的绝望感到惊心动魄，但也不妨碍他在“文革”中关心和帮助舒芜一家……

牛汉臧否人物正邪、品评几代人的诗艺长短，口无遮拦，是这本书的看点。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真话不等于真相，更不等于真理。比如据陈为人所言，《中国》的停刊，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作协经费困难，背不下去了，这就是只管编稿的牛汉没怎么考虑的。

网事情缘

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材料，当年冯雪峰和牛汉关在同一个牛棚里，夜里，冯雪峰心惊胆战地对牛汉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指毛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泽雄

貌似值得一读。
虽然，我对诗人牛汉，可说毫无感觉。——嗯，不怪他，怪我自己罢。

笑笑书

以前在《中华文学选刊》上读过牛汉先生的一组诗，不是很喜欢。

施国英

80年代中，见过牛汉几次，非常欣赏他的为人。属于那种“对海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的风骨铮铮的文人。

施国英

“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这是诗人牛汉对自己的评价。在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著名诗人牛汉第一次系统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书中记述了其与众多诗人和作家的过从交往。
   
艾青，我得回报你一个吻
   
    第一次见艾青是在1938年春，那时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学习。班上有三十几个人，我不足十五岁，艾青是我们的绘画老师，那时我只知道他是“蒋先生”，后来才知那高个子蒋先生就是艾青。
   
    十年后，1948年9月，我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再次见到艾青——他是华大文艺学院副院长，副院长还有张光年，院长是沙可夫。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
   
    那时，艾青住一间平房，生活非常艰苦。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自己很得意，请艾青指教，他读了以后却对我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我知道他是善意的。
   
    1948年冬，华大行军中我唱起了蒙古长调：“三十三道荞麦九十九道棱，想起我的包头两眼儿瞪”……我用晋北土腔土调大声地唱，唱得很尽兴。艾青在场，说我唱得地道，有长调味道。
   
    1951年，我写信对他的诗提出批评意见。我在信里说他的诗没有早年写得好，他没有回音。后来，我回北京探亲，到艾青家去看望他时，一见面，他就说“我天天学习哩”!接着，他拉开了抽屉。我看到我写给他的信，放在一沓信的上面。显然，这封信对他有刺激，有震动，促他反思。
   
    我对艾青说：你一生的诗，大头小尾空着肚子。“大头”，指去延安之前写的诗。“小尾”，指“四人帮”垮台之后写的诗。中间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好诗。他点头承认，直叹气。不只我这样提醒他，还有别人也这样提醒过他，他反思后的诗作确有好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两年间，艾青以高昂的情绪奋力地写了《北方》、《向太阳》、《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的诗篇。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艾青将自己诚挚的心真正地沉浸在亿万人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他的所有的诗都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初中、高中、大学期间，我都读他的诗。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我很赞赏。
   
    1949年初，我们一块儿进入北京。1955年春天，我在出版社工作，担任《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多次去他家中找他，他住在东总布胡同。后来，我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坎坷。
   
    时隔二十一年，1976年冬日的一天，我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我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颧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我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分别近二十年的艾青。“艾青，艾青。”我叫了几声。他说：“你是谁?”等认出是我，他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呵!”我们俩人当即拥抱在一起，他还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我们都顾不上买猪头肉，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笑了起来，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的右眼快瞎了，正在治疗。他还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后来我去看过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边架着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
   
    大约是1978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艾青的电话。他兴奋地说：“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光的赞歌》，你快点过来。”我立即从朝内人文社骑车赶过去。艾青当时住在史家胡同。见了面，我们一边握手，一边说“老了，老了”!他显得很疲惫，面色灰暗。当年《诗创作》的主编，建国后在广西工作的画家阳太阳也在。艾青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这首两百多行的诗，声音不高，但很有激情。他一边朗诵，一边习惯地打着手势。朗诵完后，我们三个人很自然地拥抱在一起，很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光的赞颂者!”
   
    和艾青交往，有着密友间的亲切和随便。有一次，我、高瑛和艾青一起照相，我的脑袋比艾青高出一点，他笑着说：“长这么高干什么？脑袋该砍掉一截。”艾青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用感伤的口气说：“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把右胳臂都摔折了。”
   
    我这辈子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童年牧歌》，很完整，老伴帮我复写；另外一本是《艾青名作欣赏》，写得很认真，写得很虔诚。他的诗，我看了一辈子。我说，这是报答他一生的教导。《艾青名作欣赏》中有十四首是我写的评析，我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原稿都请艾青看过。他说每篇都看了，他很赞赏，他很高兴。我自信我对艾青的诗的理解不错。
   
    艾青去世前几年，年迈多病，多次住院治疗，一住几个月。近十年间，我至少有三次到医院探视艾青。
   
    1986年3月27日，我到协和医院老楼专家病房去看他。那间病房很大，很黯淡。艾青在打点滴，那天他的情绪很平静，很开朗，他用沉痛的声音对我说：“聂绀弩前两天逝世了。他的病房就在斜对面。他死得很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就走了。绀弩死的那一天，对老伴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他的老伴剥了一个蜜橘给他。绀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以后，绀弩说：‘很甜很甜。’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艾青说聂绀弩进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
   
    1993年初，我又到医院探视艾青一回。由于编《艾青名作欣赏》，撰写评析文章，有几个问题要请他解答。我是与诗人郭宝臣一起去的。那天，艾青并不十分清醒。在谈话当中，因为药物反应，他几次昏睡过去。
   
    值得记一笔的是，向艾青告别离开病房之前，艾青向我们两人潇洒地挥挥手。这时，我突然兴奋了起来，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边，对他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他点点头，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我就在他脸颊上“叭”地亲了一嘴。郭宝臣感动地说：“你们到底是诗人哪!”
   
    199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八十六岁诞辰。4月末，我接到朋友电话，说艾青人已处于昏迷状态，病情危重。5月初，我赶到协和医院，找到艾青病房。门上贴着“谢绝探视”的字样。我毫不犹豫，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中年护士想拦却没能拦住我。我走向艾青病榻，连唤了几声他的名字，他却没有一点反应。艾青仰卧着，鼻孔插着胶管，正在打点滴。他的眼睛闭着，面孔赤红赤红。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乱，用手为他抚平了一下。待护士过来阻止我，我已整理好了。艾青的头发又直又硬，仿佛细细的头发里长了骨骼似的。这时，高瑛走进病房，显然是护士喊她来的。看见是我，高瑛对护士说：“是艾青的好朋友。”我坐在病榻旁一把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艾青。高瑛为艾青和我拍了几张照片。她伤心地说：“留个纪念吧！”那一天，艾青的病房特别明亮，充满了奇异的光辉(七年前，我到海军总院看望弥留中的萧军，那间病房也极其明亮)。艾青一生追求光明，写了《向太阳》、《火把》、《光的赞歌》等诗篇，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和血液，直到这最后一刻。
   
为《新文学史料》组稿结识文学名家
   
    1978年，我参与了《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工作。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抢救老作家的相关历史资料。1979年，我任这个刊物的主编。因为要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和文坛的很多作家有了交往。
   
    1978年夏天，我去找萧军组稿，黄沫同去。萧军住在后海那边，房子破旧。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已有几十年之久了。我相信他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他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着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答应写稿。“史料”要刊发萧军与萧红的信，萧军很高兴，很快就加了注释按期交给了我。萧军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中完好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我很佩服。
   
    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件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
   
    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踏上萧军家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而悲壮的故事。
   
    我对萧军说：萧红的文字比你的有感染力。“呵!”萧军大叫表示不服。
   
    萧军将我视为好朋友。有一次见面，他对着我，拍着胸口，说心脏不好。他自己知道，不跟他的孩子说，却跟我说。有一阵，他住团结湖附近，住女儿的房子，常到团结湖公园练剑。我住东中街，离他那儿很近，下了班去看他，他带我去过两次公园。他穿得马虎，穿布鞋，背着剑，剑有套子。他会拳术。我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剑，他会硬功，可能是少林剑。
   
    他像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有一次，我给萧军送稿费，然后聊天。到吃饭的时候，萧军留我一起吃。全家人煮一锅面，没有肉，有打卤。他在北京市跟武术有关的一个小单位工作，工资很少。萧军去世时，存折上只有几千块钱。
   
    找沈从文约稿时，我是和舒济一起去的。他住在崇文门外社科院大楼，我们坐电梯上去。他住三间房，房间里装修的油漆味还未散尽。我们在客厅见面，他夫人张兆和在座。沈从文不瘦，脸色红润，笑眯眯的。他曾在干校文博口待过，我们见过面。我说我是牛汉，也叫牛汀，他说他知道我。我把编刊宗旨说明，请他写回忆录。他考虑半天说，还没有心思写，解放后没有任何创作，只有经他仔细修改补充后的《从文自传》。我说那就把《从文自传》拿来发吧，可以连载。他很宁静，没有说什么。
   
    见到沈从文时，我说他写家乡的小说很特别，我喜欢他写家乡的小说。我曾经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写过一首《童年牧歌》。郑敏看了我的这首诗，给我写信说：“南有沈从文，北有牛汉”。我是要写出真正的土气。我喜欢沈从文的语言，他对我有影响。
   
    我第二次去沈从文家，是为了取修改稿。沈从文说有个小序，序里说明这是解放后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他的修改稿也没有复写，我就把稿子交给李启伦——他非常认真，踏实，可靠。沈从文也给我写过信，因为是谈编辑工作的事，都归档了。
   
    我后来在“史料”刊发了《从文自传》。严文井、萧乾都叫好。
   
    我编“史料”时，还请叶圣陶写过回忆录。
   
    叶圣陶有一个很舒适的家，一处独家院子，在东四八条。他夫人曾是我们人文社校对科科长，穿绣花鞋，步行来上班，很特别。叶圣陶非常典雅。我向叶圣陶组稿，要照片。他拿出不少相册来找，我看见每张照片旁都有蝇头小楷写的说明文字。他跪在地上找，那么认真，我真感动。
   
    叶圣陶请我喝茶，叫：“满子，泡茶”。满子是夏丏尊之女，叶至善的妻子，他的儿媳。
   
    80年代出版社要出谁的书，开始要作者的照片和手迹。我请他写字，他说情绪不好，前一阵写得好，给臧克家了，让我去找臧克家。我带着社里管拍照的到臧克家的家去，说明只需给叶圣陶的手迹拍个照，臧克家好说歹说不让拍。说送给我一个人的，是唯一的，不让拍。叶圣陶听我说了这一情况，直叹气，摇头。因为编辑工作，我给他写过信，其中有一封信，我夸他老婆，他回信谢谢我对他老婆的夸奖。
   
    我最后一次见叶圣陶，是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做了胆切除手术。他出院后，我去看他。他说：牛汉哪，过去别人说我胆小，我本来胆小，现在胆都没有了。胆没有了，什么也不怕了，什么也不在乎了。
   
性情诗人曾卓
   
    曾卓，原名叫曾庆冠。1939年开始在重庆、桂林等地报刊上发表作品，1941年在重庆参与《诗垦地》丛刊的编辑工作。
   
    我喜欢曾卓早年的诗。我最早是在《大公报》上看到他的诗的。曾卓成名早，在抗战前就发表诗。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辞藻的美丽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
   
    我当年读到曾卓的《母亲》就有过这个感觉。记得我读过后不久，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还在敌占区的母亲。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写得像曾卓的诗。”我感到有几分得意。我曾看见过不少初学写诗的人写得很像曾卓的诗，因为年轻人能在曾卓的诗里发现或感觉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有一些诗人却无法模仿。这或许正是曾卓的弱点。但流落在他乡遇到苦闷与寂寞的时候，是宁愿读曾卓的诗的。他给人以兄弟般的慰藉，“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当然，我们当年也喜欢读田间的跳跃的诗，它们能激起我们另一种更为热烈的近乎复仇的情绪。
   
    我和曾卓第一次见面，是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时，我想到南京、上海找适当的工作。有人介绍我去找曾卓。我到南京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我们在一起主要谈诗。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庙，请我吃炸豆腐，还带我到秦淮河去玩。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曾卓很重友情。
   
    20世纪70年代末，曾卓在一个夏天来到北京。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然而从精神上看，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他还是大声地讲话，听你说话时很专注，谈话时也很专注，握手很有劲，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他走得沉稳，上身微微朝前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赶路。他有着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与姿态上仍留下了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
   
    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他随身带来了二十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字迹不羁而流利，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悬崖边的树》、《我期待，我寻求……》，《有赠》、《给少年们的诗》等几十首诗。我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写的诗，请他也提些看法。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我的诗，不但数量比他少，而且诗的形象与情绪远没有他写的那么昂奋与委婉，我写得相当地艰涩。然而不谋而合，都写了悬崖边的树，写了天空翱翔的鹰。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他的《悬崖边的树》，朋友们看了没有不受感动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那“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仅仅二十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从他张开的双臂上，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因此，一年之后，选编二十人诗集《白色花》时，我和绿原最初曾想用《悬崖边的树》作为书名。我们觉得它能表现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意象。
   
    1981年6月中旬，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曾卓本来发着高烧，病卧在医院里，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寻找了好一阵，不见我们的人影，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我个子高，望见他张开的双臂)，他也认出了我们，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当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曾卓是个重情的人”。
   
    曾卓很看重友情。80年代初，他第一个去看路翎。邹荻帆去世时，他马上从武汉赶到北京的协和医院。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来。他不是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他要亲自来，说明他很重感情。当然，写诗的人就应该重感情，不重感情写什么诗?
   
    80年代我到过他家在汉口的老房子，书很多。后来，我又到过他在武昌的新家。他住的房子比我宽一点。曾卓在武汉很起作用，跟年轻人关系好。
   
    我编诗歌期刊，给他写信，请他写诗，他给我写了。我为三联书店编诗丛，也有他一本。我给他写了几封很重感情的信，他可能留有底稿，我没有留底稿。
   
    曾卓的诗写得美，人也这样。曾卓生活上很随便，精力充沛，身体很好。90年代我们一起在海南海口开会，他还专门爬楼给我看，他一边爬一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牛汉，你看我的身体！”他一米六八左右，跑得很快。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个会上，我那时给他画了像，后来发表了。他的那张画像我一分钟就完成了，画出了他的神态。那个时候他很瘦，但他平时很像运动员。
   
    曾卓2002年去世。他的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他的遗言写得好。他夫人将这句话印在卡片上寄来给我，卡片上还有曾卓的一首诗，以及曾卓的签名。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诚的人，对爱人、对诗都很钟情，到死还是诗人的风度。
   
    1980年曾卓曾写过一篇散文，结尾是两句诗：“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而这些，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
   
新生代诗人诗作“点评”
   
    舒婷、江河、杨炼他们被称为朦胧派，其实他们的诗不朦胧。我在1981年时就不同意这么说。在《文艺报》的座谈会上，我发言时谈到，朦胧派不是流派，而是一种创作现象。我愿意以“新生代”来称呼他们和在他们以后出现的一批新的诗人。
   
    我认真看过食指的诗。我还看过蔡其矫一本诗稿，蔡其矫的诗写得很有个人风韵。在80年代我编期刊《中国》之后，又认识了江河、杨炼等。也是在我编《中国》时，有朋友带了顾城的诗来编辑部。顾城自己也寄诗给我，后来发表了不少。我和顾城见过两三次面。一次在西单开会后，顾城和谢烨跟我聊了很久。顾城小个子，大眼睛，聪明，机灵，我们在一起时，他话不多。我由此知道顾城和谢烨生活有困难。北京中国作协每月资助顾城100元。
   
    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发生后，舒婷到我办公室来过。她和我有共同的认识——他俩不愿回国，在国外又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商量好了一块儿死。他们的死，并非缘于人们传说中的“感情纠葛”。舒婷和顾城是好朋友，她很了解顾城。
   
    舒婷的诗柔性，细腻。顾城的诗与舒婷相似，都很灵活，顾城的诗是梦幻之作。
   
    舒婷说话厉害，不饶人。我和她熟悉后，我问她在生活中会不会欺负丈夫？她说：怎么会呢？我们厦门女人在家里都是贤妻良母呢！1978年，我在扬州开会时认识了她的丈夫。他丈夫显得很精干。
   
    江河的字写得灵巧，有文化内蕴。杨炼写行书，随随便便。
   
    多多现在该有五十岁了。我是1986年夏在青岛开会时认识他的。那次开会，迟子建、格非等也去参加了。我们一块儿坐火车去青岛。多多一路上谈叶芝的诗和画，很有见解。多多还在会上唱歌，嗓音很浑厚。他唱的是俄罗斯抒情歌曲。多多的诗写得有分量，感情很深，凝练完美。
   
    杨炼的诗境界开阔、灵慧(不是灵巧)，意象飞腾，追求遥远的大境界。多多比杨炼年纪大一点，诗也老练一点。
   
    翟永明也是靠近朦胧派的诗人。她在成都开酒吧。她的作品如《女人》、《母亲》艺术上很完美。
   
    唐晓渡在《诗刊》做过编辑，后离开《诗刊》。我们1982年就认识。他曾访问过我。他到我家吃过饭，我以茅台酒、肘子款待，他特别高兴。对现实，他态度鲜明，政治上不含糊。唐晓渡是诗歌界有见解的人，他的诗文都有境界，有批判力。
   
    西川人与诗都深沉，是个思路开阔深远的人。他给《中国》投稿，当时他读北大西语系，多次到过我家。这二三十年来很努力。原先他很讲究诗的意境，最近他的诗风有了变化，显得开阔，随意，把中国诗歌传统的形式、意象都突破了。对他的诗，我还要琢磨琢磨，没有吃透。他知识渊博，绘画、宗教、音乐等各方面的书都看。他活得很丰富、洒脱。西川不是浮躁的人，容纳的东西很多，他是学者型，可能成大器……
   
    这些人现在都是中国诗歌界的骨干，很有生气。我还可以评述许多诗人，不下二三十个。
   
    朦胧派、新生代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们现在正当壮年，今后也许各走各的路，很可能有各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