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国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论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

老木匠

中国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论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

郭小东(广州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65)
http://gpanda.blogchina.com/blog/6576437.html

中国知青文学的另类写作,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影响巨大的一部作品和一场论争。

李剑于1979年6月的《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一文,断然否定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他写道:“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颂其德?”李剑用描绘桃花源的词语,去涂抹百废待兴、满目疮痍的80年代初的中国,其居心是大可猜疑的。但愿这并非他的意愿。他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又大加挞伐,说是“形形色色的邪气浊气”,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的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是“缺德”之行。这样不合时宜的文字出现在1979年的中国,虽然并不非常奇怪,但也足够耸人听闻,完全是一付文革大批判的嘴脸。在伤痕累累、呐喊与控诉充斥文坛之时,李剑颠覆性的文章自然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知青运动寿终正寝的年份,1979年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宣告知青运动结束,上千万知青一夜之间逃亡回城,国家难负其重。社会问题多多,公安部门不得不从重从快严打犯罪……李剑却描绘了一幅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桃花源记,令人愕然。

几乎全国的报刊都展开了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论争。王若望称它是“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夏衍认为“冷风毕竟只是冷风,它阻挡不住春天的到来”。他还主张“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阴暗面是有的,而且特别是现在这个特权、官僚主义,不暴露一下,我看不行”。周扬也在1979年11月1日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显示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已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达到了一种新认识。他总结道:“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种悲剧不致重演”。关于歌颂与暴露,于今已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文学常识范围内的话题而已。李剑何以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当真是他的学理发现吗?

事隔年余,李剑又有惊人之举,他连续发表了小说《醉入花丛》(《湛江文艺》1980年6期),《暗想玉容》(《芳草》1981年2期),《竞折腰》(《河北文学》1981年2期)。坚决主张“歌德”的李剑忽然转向,一反原先的立场、观点,身体力行创作了堪比伤痕文学,更其血腥、恐怖和惊悸的政治小说。这些小说,显示了他比当时所有伤痕文学作家都走得更远更彻底、更尖刻地描写伤痕,自然也融进了一些我们今天称作为“起点”的文学逻辑。这三篇小说题材各异,主题思想也略有不同,但其创作思想却是一致的。其中尤以《醉入花丛》最具代表性,也引起巨大的波澜。

一场几乎是众口一词批判李剑《醉入花丛》的运动,在1981年发生了。评论家们以李剑曾经之矛来刺李剑之盾。与上一篇文章《“歌德”与“缺德”》的论争一样,李剑既无回应也无还手之力。他逃在自己编织的怪圈中。也许这正是他的企图?他原来就旨在营构一种策略。他既是正方,又是反方。他以变脸的方式,考验着这个文坛,试探着权威评论家们的真正神经。他用一篇八股文章和一篇黑色幽默,把所有人都变成堂·吉诃德,让所有的人都去和风车作战。

我无意夸大《醉入花丛》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作为中国文学新时期历史特质的文学现象,在伤痕文学的巨大漩涡中,《醉入花丛》却以充分的异质彰显着一种崭新的艺术思考。应该说,即便是诞生于思想解放鼎盛时期的“伤痕文学”,其意识形态防线也是难以逾越的。伤痕文学之所以最终只能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复归的钟声,而远未能成为现实主义深化的圭臬,其因由也正在于伤痕文学始终未能完成文学艺术的形而上思考。

在《醉入花丛》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名叫叶丽的女红卫兵,在串连路上掉队,在陕北农村八里沟,她遇到一个农民。这里曾经是红色根据地。小说交代道:“解放后,特别是公社化后,干部们几乎没有到过这里,村里没有电,一个星期有人到公社去取一次报纸”。这是一个相当落后闭塞的山村。女红卫兵叶丽住到农民家里。半夜,叶丽醒来,发觉农民跪在地上,农民说:“俄想亲亲你们城里姑娘”。“俄今年35岁了,俄不知道媳妇是甚么,俄是雇农……”。“叶丽头脑中立即出现一段最高指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于是,她激动地把农民拉了起来”。小说引用毛泽东语录:“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最高指示使叶丽的灵魂爆发了革命。“贫下中农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贫下中农的困难,便是我们的困难,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急贫下中农之所急”。于是,红卫兵叶丽成为了这个农民的妻子。之后,叶丽经历了许多野蛮恐怖的虐待,包括地委书记的奸污,最后醉死在油菜花丛中。

形而上学的思维,概念化的描状,简单机械的文学表述,粗糙的、低俗的心灵剖白,法西斯式的思想演绎,非理性非人性的人物塑造。这些都是作者有意为之且绝不遮掩的手法。他力图明白无误地告知读者,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我们今天已经有足够的理据来剖析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方式的真正用心了。整篇小说的关节也即关键之处,即构成人物性格裂变的几个关口,是由几段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来链接完成的,而这几段语录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们全都来自于毛泽东青年时代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既奠基了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亦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思想,也是文革中使用频律最高的几段语录出处,可谓无人不知。被谱成语录歌唱遍全世界。

李剑故事的实有性自然大可质疑,但故事所“显示”的,恰恰是现代主义黑色幽默小说所努力寻求的效果。《醉入花丛》所营造的是一种荒诞的气氛,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突出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也是相当模糊的。他努力要表达的是,“一片有组织的混乱”和“一种制度化的疯狂”。这正是文革的现实写照。在这种混乱和疯狂中,人们失却理性进入一种非理性、反理性的精神状态中。法西斯式的、歇斯底里的恐怖与绝望的精神行为便成为现实情节的驱动力思想力。诸如文革中对阶级异己的灭绝性杀戮,对阶级异见的精神洗脑。把毛泽东像章别在皮肉上等等,这些疯狂的举动有许多是发自内心的渴望。毛泽东那几段语录本身并没有错,它们在小说中和这个事件之间也并没有理性上的联系,但它们偏偏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要思想来源和理据,这正是这篇小说要说出而没有被当时的评论家们所理会的玄机。这玄机也是文革发展到极致时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初衷的原因所在。毛泽东晚年慨叹,自己成了别人借助打鬼的钟馗。从这个意义上说,《醉入花丛》的文学意义和政治认知价值就开始凸现。可以这样说,在1980年的文学与政治认知天平上,《醉入花丛》也许只是一个含混的信号,一种未及明晰的期待,一个焦虑的文学表述,同时自然也是一个过于直白匆忙有些蹩脚的象征隐喻;但对于穿越伤痕文学的意识形态忌讳,对于后来新时期文学特别是知青文学的另类思考与书写而言,这个信号的力度尽管含混但却是非常锐利的。

小说情节恐怖和绝望,隐藏在一系列近乎戏谑且熟视无睹的情节之中,这些情节的多种形态,无论在伤痕文学或文革现实中都司空见惯,只是小说更集中更明显更强烈也更为鲜见地凸现其荒诞的表征。应该说,伤痕文学的现实主义描状,其现实情节部分都包含着一个时代的荒诞质素,不同的是,李剑所包含的是作家明显的立场与意图的结果,是一种谋略的异动。这就与伤痕文学有所区别且大异其趣。李剑借知青文学题材,导演了《醉入花丛》的闹剧。在掘出知青文学畸形的精神资源———知青运动的荒诞性的同时,彰显了文革黑色幽默的本质特征。这也就成就了《醉入花丛》,成为中国知青文学另类书写的逻辑起点,同时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部黑色幽默作品。

从《“歌德”与“缺德”》到《醉入花丛》,这个双簧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他在“黑色”中看到“幽默”,又用“幽默”来对待“黑色”。他把文革时期的混乱和疯狂归诸于制度、现实世界与个人永恒的紧张关系。世界本质是荒诞的,这是李剑《醉入花丛》的出发点,也是以此为降的知青文学另类写作的出发点,自然也是文学发展中,作家对中国知青运动的荒谬性的再度思考的出发点。综合以上各点,我把《醉入花丛》作为知青文学另类写作的逻辑起点,就同时具备了时间意义和文学意义。小说的荒诞性,既是时空的,又是内容与形式的。

非常遗憾的是,《醉入花丛》这篇小说,因其在1979-1981年的那场论争中的政治敏感,而被此后的所有文学研究忽略。几乎再没有文本提起这篇小说。然而,不管是对知青文学研究,还是对新时期文学的客观梳理,特别是对后现代文学的探询,这篇小说的存在价值是不容忽略的。

刘醒龙发表于1998年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基本上否定了以往知青文学中知青的大写人格,且以恶鬼相喻。并以一个孩子的口吻与眼光,从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透视知青进村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管是当初的开端,还是仍在延续着的结局,对村民而言,它都不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回忆,而是近乎神憎鬼厌的梦魇。就连那位知青老板,也被小说命名为白狗子。这是战争年代革命老区人民对国民党还乡团的恶骂。人们以如此相似的历史目光,神情复杂地去迎接这些开着凯迪拉克轿车,穿着花花公子皮鞋,张着彩色充气帐篷,功成名就旧地重游的成功知青。

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到1998年,由于《大树还小》的出现而显现异态,起码从人物评价系统上说,这种主体的臧否,绝无仅有。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开始对知青运动特别是知青成分构成的认知评判,已经进入一种严苛的历史分析。知青真实的历史身份是什么?作为当年“打砸抢”的红卫兵激进分子的一部分,他们由臭名昭著的红卫兵摇身变成在新时期文学中被反复颂扬,特别是在文学中被崇高人格化的一群。他们对历史,对自身的罪错,始终缺乏一种历史忏悔和自省、尖锐自我诘问的真诚。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认清自己或是这个群体与农村、农民的历史关系。是单纯从知青立场与目光出发,去看取当年的农村农民,还是从农民的角度来看知青?这两个互为对立的视点,若果是同质的,则其结果是互补的。问题在于,小说提供的却是一种不同质的,甚至是对立的人物关系———知青与农民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源于双方原初身份的对立,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当年的知青是这样的一群城里人:他们仿佛是知青运动中最不幸的受害者,把所有的怨恨和委屈都泼向农民,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斗,伤害了乡下人。而30年过去,还是那些乡下农民,他们迎来的却已经是富态富足的知青老板。

成功者有成功者的回忆方式和内容,而这些回忆正是农民们最不愿意再度记起的伤害伤痛。父亲说:“这一带的狗都叫你们知青偷吃光了”,而秦四爹的说法更绝:“他们现在可以把那些当戏演了,可我们还得实打实地熬着过”。知青们原以为自己的过去如歌如泣,悲壮辉煌,在历史上永不磨灭,他们太挚爱那段历史了。他们没有想到辉煌的悲壮的历史记忆,在农民乃至他们的后代大树这儿,只是一份鄙夷。

小说有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地揭示了这种十分微妙的关系。我说,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过知青,说他们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老师还说,自从来了知青后,这儿的流氓就大胆多了,像是有人撑腰似的。白狗子说,你们做学生的也不喜欢知青。我说,为什么要喜欢知青?我想起秦四爹的话,便又说,你们知青可从来没喜欢过农村。小说刻意地营构了知青和农民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貌似是个体引发的,其实却是一种历史裂缝。这裂缝的文化成因无法用简单的经济补偿去弥合,正如白狗子要资助大树读书,大树却拒绝而退回自己的世界。

在小说里,知青形象大致如此:“那些家伙不是家伙。”“知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垸里的年轻人学坏。”“公社宣传队两个男知青将两个农村姑娘肚子搞大了,这两个女人为他们做了5次人工流产,把子宫都刮破了,以致她们出嫁后,不能再生孩子。”大树的母亲被男知青欧阳“始乱终弃”,白狗子拆散女知青文兰和秦老四的婚姻,并设局让秦老四锒铛入狱……小说结局,秦老四一句话:“就坐他们的车,他们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颇有鲁迅《阿Ｑ正传》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意味。

有人说:“《大树还小》是一部严重歪曲知青历史的小说,有一种被野蜂蜇痛的感觉。是一部歪曲生活,丑化知青的小说。”我倒不这样认为。《大树还小》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看到了历史真相的另一面,它同时勾勒了被成功者隐遁忽略了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历史设置的政治与人性的阴谋。知青文学书写中,刘醒龙《大树还小》如此尖刻如此严肃地鞭挞知青,质疑身份,诘问灵魂真伪而且立场如此坚决鲜明。刘醒龙没有妥协,也决不客观。他坚决彻底地站在农民立场上,正面批判知青,背面翻搅历史。他应该是一个深受其害的农民儿子。其新历史主义的想象写作,对知青文学多元视角的确立,对知青人物形象塑造的多元取舍,以及对知青运动的深度历史辨析诸问题,都有一种贡献。

《大树还小》对主流知青文学传统的全方位颠覆,不但令知青文学创作落入尴尬境地,尽扫乌托邦文学想象在知青文学的氤氲之气,也令知青作家们认真地检讨以往知青文学创作的倾向。一场悄然而起的知青文学革命因此而发。

刘醒龙的《大树还小》,还有何顿的《眺望人生》,李洱的《鬼子进村》这些作品,都已经不再是亲历的叙述。由于叙述者身份的转移,作家退出叙述现场而成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他必须凭借历史分析主导叙述内容,他不再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成了历史的法官。刘醒龙悲观的历史表情,的确给充满乐观情怀的主流知青文学泼了冷水。

1998年以降的知青文学,也就是经历了又一次文学革命的知青文学,其另类写作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发生机。自1980年至上世纪末的20年间,知青文学另类写作一直呈单兵独进的态势,即几位作家几部作品孤单地连缀而成的虚线,常常被过于显赫的文学主流忽略挤迫乃至边缘化。但是,边缘取代主流而成为主流的局面并非不可能。进入21世纪的知青文学,总体态势上就已经呈现了这种可能。诸如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韩东的《扎根》,王小妮的《方圆四十里》,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等等。另类不再孤单。

逃离的哲学解释隐含拯救的意思。逃离和拯救在中国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中,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醉入花丛》小说的意识流形式所透露的紧张情绪,是渴望摆脱现状的纠缠,渴望拯救。一股逃离的力量使女主人公最终醉入花丛,实现了另一种意义的拯救。80年代的知青作家在90年代集体溃败———主要指这些作家在知青文学创作上的无措与茫然状态。张承志写《心灵史》,梁晓声写社会评论,王安忆写十里洋场的上海小姐《长恨歌》。他们大多放弃了知青文学的惯常创作———这些曾经活跃的知青主流作家,在21世纪让位于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他们曾经建树的宏大的知青文学悲剧,已然为另一种风格和基调的文学叙事所取代。

　　收稿日期:2004-10-24　　

作者简介:郭小东(1951-),男,广东潮阳人,广州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5年第3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Ｎｏ.32005第18卷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77(总77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1.18

摘　要:《醉入花丛》是知青文学另类写作的逻辑起点。阿城的《棋王》从另一向度呈现知青文学的另类延展。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是主流知青文学与非主流知青文学亦即知青文学另类书写合流的结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和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也各以强烈的非主流倾向,对知青文学的不同哲学时段,进行另类表述。知青文学发展中这种由弱而强的态势,加速了80年代主流知青作家在90年代的集体溃败,终于在21世纪让位于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他们曾经建树的以宏大叙事为基础的知青文学悲剧,已然为另一种风格和基调的文学叙事所代替。知青文学创作因此总体上走向人本,逼近历史真相,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另类书写;文化批判;黑色幽默;主流;非主流;集体溃败中图分类号: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233Ｘ(2005)03-0038-08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10-1 10:08 编辑 ]

网事情缘

作为知青的后代、也作为曾经有过10年经历的“小知青”，想跳开主帖的重点说一句：知青不知道为什么要到农村去，也不知道到农村去做什么，所以，也不知道在农村的时间里到底做了些什么。

在整个知青群体里，从来都不缺乏那些带有强烈动机的行动者，但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群体里几乎都能找到，对于绝大多数不知道要干什么的知青，在农村不论做了什么也就理所当然了，套句俗语，这就叫“集体无意识”。

我所知道的是，相当一部份“知青”是根本不愿意到农村去的，去的也绝非是因为自己的境界有了多大的提升和升华，形势如此，不去不行，最后就开始由父母来平衡谁去谁不去——那一代人的兄弟姐妹一般都在两人以上，通常是老大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父母身边，接下来的老二、老三至少得去一个。

一群不知所谓的人到了农村，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干不出来——其实也是知青中的一少部分，就和那些心怀动机的人一样。大多数还是很老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