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董炳月：日本的面孔

杜雅萍

读者对一本书的理解直接受到读者与著者关系的影响。如果读者与著者相识，那么对著者的了解就会与对书的理解交织在一起。这样，书作为一个文本的纯粹性与独立性可能会受到某些影响，但读者对该文本的理解也会更深入，并且能够通过该文本重新认识其著者。我读刘晓峰的文化随笔集《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版)，就是这样。与晓峰相处有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友谊宾馆第一次见面时他那种出家人式的、近于漫不经心的从容。本以为对他已经很了解，但读了《日本的面孔》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从前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换言之，《日本的面孔》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知识之博，性情之真，才艺之多，是他用这本随笔集中的五十多篇文章展示给我的。从该书“琉璃藏”一辑所收的五篇文章，我发现了他写小说的才能并感到惊奇。他曾经是诗人，现在好像还写一点。如果他潜心写小说，应当能够把小说写得和他的诗一样好。显然是因为有过此类“文字训练”，该随笔集中的文章远离了学院式的艰涩，很有可读性。


　　在这本随笔集的编选阶段，曾经听晓峰说起集子的命名，那时候他准备用的好象是“琉璃藏”。我觉得很好。无论是他叙述的日本，还是那些日本之外的人和事，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琉璃般具像化的“藏”(记忆之库)。正式出版之后书名变成了《日本的面孔》，显然是为了适应“东亚人文·知日文丛”这个丛书的总名称。这个书名将日本拟人化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可以用拟人的方式来认识的。由此我想起鲁迅的名文《略论中国人的脸》，以及与鲁迅文章相关的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的《中国人的脸及其他》。“脸”(面孔)似乎是社会研究、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八年前我也曾东施效颦，仿鲁迅先生的笔法写过一篇《论日本人的脸》。多有讥讽调侃之辞，文章一发表，即遭到某日本人的批判。现在回首看去，自己当时看日本人脸的眼光确实有些灰暗、有些挑剔。晓峰显然不是这样的，他看到的“日本的面孔”是暖色调的，善良并且智慧。何以如此？原因在于他是通过日本“文化天皇”加藤周一先生和长期关照中国留日学生的公司老板高松尚之先生去看日本人的脸，而且他本人拥有宽厚从容的心态。


　　《日本的面孔》一文只是这本同名文化随笔集中的一篇。其实，通过“日本的读法”一辑所收的十七篇文章，读者能够重新认识“面孔”下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日本来说是根本性的、符号性的。比如战后政治体制、历史观、汉字文化、富士崇拜、匠人精神、秽的观念(其反面即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观念“洁”)等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晓峰对日本的叙述与认识一方面是通过对日本社会的直接观察、对历史文献的阅读进行的，另一方面也有对前人日本观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使其“日本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学术史层面的延续性。所以，我更注意那三篇关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文章。这三篇文章中至少潜藏着日本研究的三个差异－－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异，二十一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差异，在日本生活过的研究者与未曾在日本生活过的研究者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可以说这本《日本的面孔》比名著《菊与刀》更有助于认识现代日本。如晓峰已经论及的，当代中国人通过《菊与刀》认识日本显然已经近于“刻舟求剑”。我一直觉得《菊与刀》的经典化与其书名呈现的精美意象(符号化的同时也是简单化的意象)有关。晓峰对《菊与刀》的相对化很重要，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菊与刀〉畅销在呼唤什么》在大陆的报纸发表之后，也被东京的华文报纸《联合周报》转载。五月初我在东京曾看到那一期报纸，据晓峰说转载并未征得他的同意。可惜当时没有把那期报纸保留一份。否则晓峰可以去讨一点稿费。


　　日前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桑原先生为《日本的面孔》写的评论《从文化角度看“日本的面孔”》。文章在阐发了这本随笔集涉及的问题之后，也谈到该随笔集“不可避免的散漫性”。我想，这“散漫性”也与“日本的面孔”这个书名与该书第三辑“永志不忘”(主要是记述个人生活道路与身边人物的回忆性文字)之间的距离有关。不过，这些文字与“日本的面孔”之间也潜存着一种“结构”。从这一辑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更完整的刘晓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走在“亦文亦史的道路上”的刘晓峰，在看、在描绘、在面对“日本的面孔”。此时此刻刘晓峰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个人，而是作为叙述主体完成了“符号性”的角色转换，作为一个留日中国人在看、在描绘、在面对“日本的面孔”。眼睛与面孔无法分离，因此与面孔相对的只能是面孔。那么，当刘晓峰面对“日本的面孔”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成了一副“中国的面孔”。清晰度、表情等等当然有差异，但这副“中国的面孔”与近代以来黄遵宪、戴季陶、周作人等人面对日本时的“面孔”重叠在一起。这些面孔是具有多重意义上的符号，面孔与面孔之间的意义具有个人性同时具有时代性，发现这些意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重要的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同样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