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引进借鉴宏观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争论的是基本概念和原理。至于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困难就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研究的对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这带来双重危险，要么不注意这种差别，这往往会导致生搬硬套；要么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最后就可能走向任意解释和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同行们事实上很难全面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以不完整的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势必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但是日常工作总是脱不开身。
1989年初，我受命负责一个“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研究小组，开始务虚，重点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之后越务越虚，时间愈加宽裕。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矩阵，把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字按新的定义和方法进行整理，与我的同事韩文秀一起写出了《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一书。由于时间不再紧张，分析经济运行的文章也可以不慌不忙，深入到基础层面去探讨。三年治理整顿，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但是对改革的思考更有可能全面一些了。1991年秋天，天津人民出版社与北京的几个学者编辑联系，策划了一套“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并请薛暮桥先生为主编，刘国光、吴敬琏两先生为副主编，给我分配了一个题目，正好使我有机会把前面所说的研究汇总加工，在半年的业余时间里写成本书。
本书的前半部分可称之为实证性规范研究，或规范式的实证研究。本来实证与规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在这里似乎能够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储蓄、投资、存货增加、净出口、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需要人们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然而我的研究发现，不仅中国人的理解千差万别，外国经济学家同样也并不一致，事实上并不存在现成的准确无误且众所公认的概念定义。例如，总需求是否包括存货增加；科技支出及购买软件是属于消费、中间投入，还是属于投资；居民建房和租房对储蓄、消费、投资各有什么影响；教育和培训的费用算什么性质的支出，等等。另外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或结论，甚至是称之为公理的东西事实上也存在着分歧。例如，说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似乎强调货币供应过多就会导致物价上涨，这在 80年代的中国经济中很容易找到证明，但是到了90年代看到了很不同的情景，货币供应增长很快但物价上涨很少。通货膨胀的“货币供应说”与“价格预期说”如同冰火难以相容，但是中国的实践表明，两者都有道理，但也都不是绝对唯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两次大的通货膨胀，主要靠控制信贷与实行保值储蓄予以化解，既证明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也证明了改变人们心理预期的重要，而且还证明了其他更多东西。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价格粘性和供求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困难，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显然，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而且还要探究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参
见本书第1—4章，附录1）
对经济数据和事实进行实证分析后取得的一个最突出的结果是，我们发现，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在总体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有意义的表象是，长期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出现了消费品库存过高及全部商品库存过高，而且外贸由多年入超转为出超。价格上涨的主要根源来自于结构性失衡，例如，粮食、能源、交通的瓶颈约束，已经不再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普遍紧张。然而这种情形为多数人所忽视，因为总的物价指数一度确实高得吓人，可惜当时还没有核心消费物价指数的概念。利率、汇率等等要素价格信号在 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尽管这种作用必然还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上世纪后期两次治理通货膨胀都采取了储蓄存款保值补贴的做法，其功效可能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的评价。除了对统计信息的分析和理论性研究之外，作者当时也去过许多地方实地调查，包括东北三省、湖北、广东、浙江、内蒙古，等等。感性经验比之理性推导常常更有说服力，经济运行机制确实发生了质变或部分质变。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其意义非同小可。首先，它意味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或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实现完全转轨虽然还有许多艰难险阻，但终将不再遥遥无期。第二，对中国经济的管理，不能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应当将重点转移到运用间接调控办法上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方式不得不改变。第三，渐进式的经济体制转轨方法有利有弊，应当尽可能地改进我们的实践，兴利除弊，实现更平滑更快速的过渡。（参见本书第 5章，附录1）
对于处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何评价始于 1979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成为一件敏感和复杂的事情。有“好得很”的观点，也有“糟得很”的看法，多数人可能处于中间地带。相当多的人感到苦闷，因为觉得改革已经停滞了。然而，笔者根据对改革三条战线的仔细考察，得出了审慎乐观的结论。毋庸讳言，这个时期也是理论界、政策界激烈争论的时期，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较系统的总结评估。一些人希望，这种总结评估最好集中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但是多数人最关心的仍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计划和市场、公有和私有又成为热点和焦点。谁都无法否认，这些问题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但是仅只纠缠在这些抽象的问题上并不能解决建立正确的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
“计划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也能够结合，但是，计划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其形式，市场也应不断完善其体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计划或政府干预，场及市场组织形式，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意义的，是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清楚的。”（参见本书第8章）
能够对经济改革进行较系统的再认识并形成文字材料，实际上还得益于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思考。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南方视察。在此之前，从1991年10月到12月，江泽民总书记陆续召开了十多次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有幸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做了三次发言，题目分别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参见《改革攻坚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7）这些发言稿对于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可以说是奠定了一部分内容的基础。所幸的是，十四大召开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革明确的目标模式，这方面的争论在规模上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以后，尽管不时还有波动和反复，但是越来越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了。
中国的宏观管理之不同于西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不能局限于短期平衡，必须关注中长期变化，而这一领域更靠近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参照世界的发展历史；一方面要回顾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的增长方式。“只有充分了解和比较国际社会的经验，认真总结中国过去的成败得失，我们才可能去‘设想’”。设想什么呢？“设想一条中国道路”。（参见本书第 7章）
如果说各国在经济体制上存在着较多差异性，那么在经济发展方面则更显著的是共同性或普遍性。也许在某些方面曾经有过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过头做法，然而许多时候，主要的偏向可能在于过度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会完全重复任何外国的经验。我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世界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以及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不应该重走发达国家所走的三次产业阶段鲜明依次推移的老路，应当是“三业并举”，或者说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前进”。换句话说，就是“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融合为一个过程，即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就尽可能地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参见本书第 7章）
这种构想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即使考虑统计低估的因素，迄今为止中国的服务业增长速度也没有明显地超过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也达不到其他国家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工业化时期的比例水平。基本的原因或许有两个，首先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其次是教育的普及远低于潜在可能的速度。因此，重读下面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作者当时太一厢情愿了——“世界上目前处于绝对主导和上升地位的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衡量一国经济水平和潜力的标准越来越倾斜到科技和教育，而不再是资本和物质。中国虽然在资本和物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但是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综合力量上却并不那么悬殊。特别是考虑到这方面的潜在能量，中国是非常有竞争力和挑战力的。”（参见本书第7章）从理论上说，这样分析和判断似乎并非没有道理，然而从实际上说，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似乎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十几年前最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资本积累规模和物质消耗数量都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最近发表的经合组织（ OECD）的一篇报告估计，目前中国的研发费用已超过日本而名列世界第二。尽管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做测算总会引起争议，但是中国的投资和科技支出绝对额无疑已达到很大规模而且增长飞速，问题在于真正的创新并不能与之相对应，而且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和企业仍然凤毛麟角。
中国的城市化之落后于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50多年里工业化的道路非常独特。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几乎都会发生投资和建设的混乱现象，越早越如此，但是一般说来，在其他国家，工业首先在城市和矿山兴起，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向郊区或其他低成本的城镇转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从50年代兴办人民公社时就开始向广大的乡村分散，“大跃进”失败后，为了调整经济，不得不动员大量人口返回农村，而且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实际上经济体系也被分割开来，城市工业是自我服务的，农村工业被允许自成一体。70年代就已形成“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更如决堤之水，波涛汹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所带来的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冲击既是致命的，又是温和的，没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改革不可能很快地且持续地见到发展成效，市场经济机制也不可能稳步地不可逆转地取得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安排”，乡镇企业及其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的地方寻求出路。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导致了工业组织在空间上的过度分散，90年代初期大约8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村，直到今天仍然只有30%左右进入城镇和园区，服务业的市场形成相对延迟，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自然也放慢了步伐。这种过度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对整个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及内部的结构平衡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最近十多年里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除了当期的资本投入浪费和持续多年的银行贷款坏账之外，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质量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只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就可以看到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容置疑。欧洲和美国用于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府资源居高不下，瑞士政府多年实行着一套严格到僵硬的农田保护政策，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松动。中国如果不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解决食品供应问题，那可能为全球市场带来灾难。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用先进的科学的生产方式来改造农业，使之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看来，多年来困扰中国各级政府的“三农”问题，其实质无非是工业化国家早已遇到过的城市化问题。离开城市化（特别是人口的非农化），长久地增加农民收入和不断地推进农业现代化都是无法想象的。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推测出的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主题是：多样化和城市化”。所谓多样化，既指农业的产业化，也包括农村各种非农经济的兴起；而城市化在实际过程中循着两个路径，一是农村居民进入现有城镇务工经商，一是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农村地区事实上在逐步转变为新的城镇地区。但是，与外国不同，与中国历史上也不同，进城的外来人员长期不被城市所接纳，而被称之为“农民工”；经济上早已由非农产业占据统治地位的乡村地区，仍然被当作农村来管理；虽然多年来一直有数量可观的“地”或“县”被改为“市”，但是城镇居民身份与农村居民身份仍然泾渭分明，身份差异最强烈地表现在就业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领域。“二元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缓慢很可能根源于思想上的偏差或恐惧。
50年代的“大跃进”，数千万人涌入城市，之后不得不进行剧烈的调整，这已成为我们头脑中最深刻记忆的一幕。另一个痛苦的印象来自国外，南美、非洲和东南亚大城市中的贫民窟，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重复这种错误。但是，对于这两种悲剧情景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少深究，实际上，现时的中国已有许多条件来避免这种可能，如果政策主动，情况就更会有本质的不同。（参见附录4、附录 5）国际比较发现，所有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是即使在英国，如果考虑当时的技术水平，改善的速度也非常之快，德国、美国震荡要小得多，日本、韩国速度更快，代价更小。此外，中国人在文化传统上就更不倾向于盲目流动。最近一些年来，城市化在政策上的认可程度日渐提高，但是战略尚有待清晰，法律和规划尤其需要加强，改变城镇化的自发盲目状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除了大的产业结构问题之外，仅就工业或制造业本身来看，90年代初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一是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这个问题在价格、税收改革之后逐步得到解决，到了本世纪初，人们甚至开始担心重化工业是否已经过度。二是加工工业的升级缓慢，就是说产业链条短，低端集聚过多，附加值不够高。三是工业的布局过度倾斜在沿海地区，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普遍可见的区域梯次转移，在中国很难看到，而且相反的趋势，即所谓“孔雀东南飞”现象倒是比比皆是。后两个问题紧密相联，死死缠绕在一起，直到最近两年才看到好转的势头。从1999年开始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推动“中部崛起”方针，中央政府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实际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但是产业升级和转移远不如预期，市场的推动力明显不足。究其根源，仍然在于体制，要素市场化的步伐受到拖延，而且主要因为一直以来实行的一部分政策，特别是所谓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市场参数，从地价、工资，直到税收和汇率。（参见附录 5）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基础和根本的意义。障碍在于，有人担心沿海地区产业空洞化，有人担心外商直接投资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许多人担心就业机会要减少。其实，正是为了扩大就业，才应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后，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大量的服务业就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可以在新的起点上接续许多转移出来的产业，当地的就业条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全国总的就业岗位会绝对地增加。而且，当产业结构真正依照市场发生变化，经济的地区均衡状况会日益好转，人口持续向东南沿海的迁徙会放慢步伐，一些特大城市的超载问题才有望缓解。
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割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在带来严重的社会道义问题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可能达到的水平。然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水平的停滞和就业保障的缺乏，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那些言之凿凿的论据其实大都似是而非。一是所谓“原始积累论”，套用工业革命时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国家的情形，强调资本的极端稀缺性，显然与中国连续多年资本净流出的状况有天壤之别；二是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论”，违反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资源都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更是有限的，而且供求均衡取决于价格水平，在“民工荒”的呼叫声中这种理论已经听不到多少动静了；三是所谓“劳动力市场弹性说”，把劳动者区分为城镇的和农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临时的，同工不同酬，只能增加摩擦和风险，降低工作效率，这种“弹性”决不是经济生机和活力所需要的；四是所谓“有利于城乡双向流动说”，实质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经济波动有人失业，他们能自动返回老家，然而没有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五是所谓“保持竞争力理论”，现代经济竞争靠的是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如果把市场优势长期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注定会走向衰败；六是所谓“保护农民理论”，认为如果进城务工者的待遇好过在家务农者，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基础，岂不知农业产业化之所以步履蹒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上滞留的人口太多..类似的高论还有许多。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1995年以后的10年里国民经济增长1.38倍，但是数以亿计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那么多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消费呢？不要考虑道德和良心，暂不讨论生产目的和社会价值，仅就经济自身循环的要求来观察，难道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高工资高福利曾经在发达国家导致高物价和增长停滞，但是，大概不能因之就说我们期望的是一切都相反。值得庆贺的是，去年以来终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与劳动力市场统一密切相关，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建设，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在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原有的现收现付体制在财政上难以为继，而且造成严重的低效率；二是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没有被纳入任何保障体系。与城市化进程人为拖延不无相互关联作用的是，坚持排斥农民进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而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可以成为其最好的社会保障。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会发现，此说难以成立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1）土地是农民家庭的生产资料，如果用来养老或医疗，那就得出卖；（2）土地在法律上并不是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的；（3）国家垄断非农用地的一级市场，农民并不能得到大部分土地出让收益；（4）土地有级差，不同条件不同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格可能有天壤之别；（5）农民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得到的现金收入可能储蓄也可能消费，但两者都不属于社会保障；（6）任何国家，特别是工业化有所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无视公民缺乏最基本保障的事实，否则经济社会稳定就难以维持，换言之，政府要对所有农村居民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是不容讨论的既定前提。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还比较年轻，又不存在高福利国家那样的负担，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相对说来更容易解决。首先必须确立起预筹积累的模式，不能重复欧洲的“大锅饭”制度，但是不应搞成自由分散的基金运作；其次，必须保持开放形态，把进城的农民以及没有进城的农民逐步纳入基本保障体系。疑问马上产生：哪来那么多钱呢？谁会为过去没有积累的中老年职工以及农民提供积累呢？因此，结论似乎只能是，新体制要么不能转动，要么只能“空转”。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沉迷于一个所谓的“一石三鸟”的幻想：把一定数量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使预筹积累模式立即运转起来，可以为每一个人算账到每一年每一月，不需要所谓划分老人、中人、新人的过渡办法；使国有企业立即改变“所有者缺位”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市场更顺利更平稳地调整产权结构；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各级政府挪作它用，甚至也可避免补偿给农民的资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这种思路的要害在于把存量资源盘活并与增量资源相统筹，使新机制完全彻底地运行起来（参见附录3）。幻想如果不能变成现实，那就只能是幻想。我自然期待着它能变成现实。遵循类似思路的贵州住房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可能更增加了理由去期待。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研究起草经济改革总体规划时，就把教育和文化与科技一道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这与其说是富有前瞻性，还不如说是稍微有点历史感。因为当时我们这样做，与后来所说的“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与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平行前进，而且互相促进。然而，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曾经最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强调经济、科技，但是不太愿意提及教育和文化，可能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前者是创造价值的，而后者则是消耗资源的。毫无疑问，科技创新能力之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教育落后问题。
我关心并参与了有关教育的许多争论，而且基本上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要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想象不出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说法。举几个例子，首先，“教育是消费部门，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先把生产搞上去，先挣钱才能说花钱”，但是，根据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无论就国家整体，还是居民家庭自己来说，都是最高的；第二，“中国提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脱离实际，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更是空想”，但是，欧洲主要国家立法实行义务教育的时候，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时的中国高不了多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行强制基础教育时，经济发展大概低于我们80年代的水平，中国教育相对于经济水平实际上早已落后了；第三，“学校和学生质量最重要，数量不重要”；第四，“教育越发达，就业就会越困难，社会越不稳定”，类似的说法，不是市井闲言，而是足以左右政策的流行观点。文化问题上的争论就更加激烈了，10年前提出文化的经济意义这个命题本身就足以令一些朋友寝食难安，在鼓励科技创新许多年之后，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听到“创意产业”这个说法，然而成百成千年之前，文化含量就如同科技含量一样决定着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更古老的时候，在结绳计数和作画叙事的年代，文化和科技本身就无法分开。
1997年在研究启动国内需求时，我曾花了许多笔墨于非工业及非传统的经济部门。 2001年写了一篇《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参见附录4），列举了六个最要紧的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文化，三是投融资体制，四是城市化，五是社会组织，六是公务员队伍。之后，在分析未来改革的挑战时，内容更加有所拓展，然而，不论多么宽泛，则一概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且自认为一定是非常密切。
2004年春季我获得了一次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参加了为期两月的经济研究班，重点学习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听取了专家教授的讲座报告，与有关部门及在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市县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根据要求，学习结束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的论文（见附录5），分析了最主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及体制政策原因，除了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之外，还探讨了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等等颇具现实紧迫性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形，在中国讨论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结果常常取决于计量方法，也就是收支核算或成本比较。我不得不经常进入这个自己极不擅长的领域。例如，为什么不能取消城乡的二元制度安排，为什么不能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不能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国家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为什么不能提供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答案都是一个：国家还穷，这是基本国情。在一个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国家，储蓄率高达40%的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双位数增加的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事情，世界上就不会有其他条件更好的国家，实际上解决了类似问题的国家大都是在它们处于更低发展水平的时候做到这些的。更重要的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不解决上述问题，现在每年的实际损失要大得多，而且未来的代价更会翻上几番。我们通常不这样去考察问题，然而，既然是算账，当然应当考虑到各种机会成本，只要足够全面，利弊得失就会非常清楚。
1995年，在研究“九五”计划时，曾经提议要把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进行考虑和安排，然而由于要控制通胀率和投资规模，地铁规划和投资很快被宣布为冻结类项目。在许多人看来，地铁是发达国家奢侈的交通工具，发展中国家绝对不应模仿。事实上，在伦敦和纽约建设地铁网时，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几百美元，而且地铁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在1995年时的上海、北京、广州，每年由于交通堵塞所造成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已经达到几百亿元人民币。
今天，在这三个城市同时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分别都有五条左右，每个城市都有数十个车站在同时施工。全国则另有十几个城市忙于这类投资和规划。我们确实在每个方面都创造着世界纪录。前面提到的许多事情并不需要政府包揽全部支出，一些需要纳入财政预算的事业，今天的政府资源应该说已经绰绰有余。以义务教育为例，根据权威部门测算，每年需要2500亿元，而财政收入去年已突破3万亿元，当年新增为5000多亿元，今年新增预计更多，全部收入有可能接近4万亿元。当然，政府预算永远是越多越好，而且很可能会越多越不敷分配，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大概都是一样的。
还有许多重要而且也有意思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可能需要再写一本书。如果做一个总结，谈一谈研究上述问题的共同感想，我想可能有这么几点：（1）特殊性和共同性都很重要，但是不能说哪一个更重要，因为无论强调哪一方面，过了头都会成为偏见，而偏见据说比无知离真理更远；（2）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外国的历史也可以是中国的镜子，经常需要照一照，否则我们不知道会把自己涂抹成什么样子，能源、交通、土地、规划、环境，我们经常在重复别人的错误；（3）经济学家必须会算账，而且要会算大帐，在小农经济影响深重的国家，可能尤其需要防止“拣芝麻丢西瓜”的事情；（4）知道存量与增量的区别和联系，许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设计之所以失误，不是因为原则立场不对，而是因为把存量和增量混为一谈；（5）在向学问家请教的同时，也要向最普通的劳动者学习，他们往往懂得另一些最深刻的道理。
1999年贵州农民就告诉我，由于每人只有一亩多地，他们每年只有十几天用于种田，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副业；2005年我回我的出生地，内蒙古一个国定贫困旗（县）的村庄，惊奇地发现，两所学校空无一人，其中一所还是几年前刚建的漂亮楼房，据说孩子们都跟着父母进城了；2006年“五一”，在密云山区看到一个养鸡专业户，他们一年收入的绝大部分（大约两万元左右）用于支持二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最重要的信息是，他们认为那样做非常划算。
经济学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问，造诣高深者和初出茅庐者经常处在同一起点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理论，与此同时，大量习以为常的知识，不时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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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旧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