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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11-7-23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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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22年10月或11月,卡夫卡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在维也纳出版的大型戏剧杂志,里头有巴黎和柏林的最新舞剧的报道,并附了几张照片。
“这是舞蹈演员?”我扫了一眼排成一列的舞蹈演员。笨嘴笨舌地问。“不,这是士兵。”卡夫卡回答,“这种舞蹈是伪装的阅兵式。”
我不解地看着卡夫卡博士。他进一步解释道:“普鲁士的正步走与舞女的舞蹈的目的是相同。两者都是压制个性。无论是士兵还是舞女都不再是自由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被束缚的零件。他们是所有指挥官的理想对象。人们无需解释什么,塑造什么。一句简短的命令就够了。士兵和舞女们像木偶一样进行。这就使本身无足轻重的指挥官显得很重要,很了不起。您看,他就在这里!”卡夫卡从办公桌中间那个抽屉里拿出一期《星期》杂志,翻开,指着墨索里尼的照片说:“您看,此人长一张驯兽者的方形大嘴,哗众取宠者的玻璃假眼给人严肃深邃的印象。总之,他是这些只有作为群体才起作用的,不关心政治的政治舞女们真正的游艺场老板。您看,就是这些人!”
他翻到下一页,那里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群咧着嘴狞笑的“进军罗马”的参与者。“您没有看见这个人的脸〉他们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无需思想。他们坚信,在罗马,肥缺美差和丰盛宴席已经等着他们。墨索里尼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渣滓,他们伸出爪子去端他们自己无法盛满得碗盏。(《卡夫卡口述》128页)
这些预言都为他生后的历史证实,这是卡夫卡的伟大,也是人类的悲剧。那个时代德国绝大多数精英未能看透民族主义危害,未能预见纳粹上台的结局。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卡夫卡是犹太人遭受现实压迫,所以会有这种先知的预感,发出警示。当然这无疑是卡夫卡先知先觉一个要素,可是,那时代被德国文化同化了的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也处于混沌状态,对历史上人类最大悲剧到来茫然无所知。卡尔•洛维特在《纳粹上台前后》中(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说起,1930年代初,象征主义作家格奥尔格(Stephan George)领军的文学圈内为数不少犹太人,非但看不到纳粹可能带来的暴行,还与纳粹的民族主义有内在的共鸣,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成了“革命”的对象的话,“他们一定会有不少人会投身于这场运动”。(《前后》29页)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使得他们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有亲和性。洛维特的犹太人友人萨琳(Edgar Salin)和辛格(Kurt Singer)从事的专业是民族经济学,但真正的心志所向却是希腊的诗和哲学,都是格奥尔格文学圈的成员。前者避难在瑞士却还要“吹嘘自己与柏林纳粹高干有良好关系”;后者流亡在日本依然“崇尚法西斯主义,痛恨一切民主制度,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前后》26页)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被同化和否定现代性的过程中,也多曾为法西斯“革命”所诱惑——一种善的诱惑。里尔克、海德格尔的例子说明了即使躲入象牙塔的“孤独”的文人也不一定能抗拒这种诱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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